“何景山案”
何景山，唐末的進士，之前被王逵用作幕僚、首席智囊（掌書記），何景山非常鄙視周行逢的為人，周行逢對此頗為記恨。等到周行逢取代了王逵之後，就把何景山“外放”為益陽縣令，很快就在情報部門的辛勤工作下，抓住了何景山的一點小錯誤，周行逢立刻把他五花大綁，押到江邊，對他說“你之前侍奉王逵，現在王逵死了，你替我跟龍王爺匯報一聲，匯報完了就不用迴來了（且為我告龍君，勿複還也）。”
隨即就把何景山丟入江中活活淹死。
“鄧洵美案”
後晉石敬瑭時，工部侍郎李若虛來南楚出差，發掘了兩個湖南才子，一個是孟賓於，另一個就是這位鄧洵美。孟賓於屬於毛遂自薦，將自己的詩集投稿給李若虛；鄧洵美則是“名過朱萬卷”，當時湖南有位大學問家朱昂，人送外號“朱萬卷”，朱萬卷讀了鄧洵美的文章後，自愧不如，鄧洵美由此得名。據《宋史》記載，“朱萬卷”說的是當時的大藏書家朱遵度，而朱昂的外號是“小萬卷”，與“朱萬卷”齊名。這都不重要，總之，鄧洵美的學問得到了充分而廣泛的認可。
李若虛舉薦二人進京趕考，結果兩人全部進士及第，據說鄧洵美還是那一年的探花。
但是，鄧洵美有兩個小小的毛病，其一是性格孤僻，“不為同事者所喜”，為人處世方麵存在缺陷，人緣不好；其二是長相醜陋，而且還是個羅鍋腰，人送外號“鄧馱”，這在當時的官場上是個致命的缺陷。
因這兩條缺陷，鄧洵美始終沒有得到朝廷重用。不久之後，鄧洵美失望地離開了洛陽，迴到了湖南老家，後來終於被周行逢用為館驛巡官。
這是個什麽職位呢？唐製，三十裏一置，大路曰驛，小路曰館，通謂之館驛。最早設“驛將”，作為館驛的負責人，後來改成館驛使，館驛使之下設館驛巡官。巡官也屬於節度使、觀察使、防禦使、團練使的佐官，位在判官、推官之下。
總之，鄧洵美的工作相當於今天的高速服務區保安隊長。
鄧洵美有兩個同學（同榜及第）都已經是中原王朝的大官了，王溥，李昉。
王溥不用多介紹，後周宰相，編撰《唐會要》、《五代會要》，開創“會要”體；李昉，後周時翰林學士，宋太祖時中書舍人，宋太宗時宰相，參與編修《太平禦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
當聽說當年那個同窗好友、湖南大才子、高材生鄧洵美的不幸境遇後，二人紛紛歎息不已，王溥作詩《寄鄧洵美》雲：
“衡陽歸雁別重湖，銜到同人一紙書。
忽見姓名雙淚落，不知消息十年餘。
彩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葺舊居。
南望荊門千裏外，暮雲重疊滿晴虛。”
周行逢這才知道自己的這個保安隊長竟然與王溥、李昉是同窗好基友，於是稍微給他提高了工資待遇，以示自己對文人的敬重。
北宋初年，李昉因事被貶，來到湖南，與老同學鄧洵美敘舊。
多年未見的老同學，天壤之別的人生境遇，壺中有酒有淚有故事，二人賦詩飲酒，更相唱和，從早哭到晚。隨後李昉向周行逢提出要推薦鄧洵美去宋朝做官，周行逢表麵答應，卻在為鄧洵美餞行時將他鴆殺。
另一種說法是周行逢派人假扮成土匪強盜，直接入室殺人，將鄧洵美滅口。
總之，周行逢殺死了鄧洵美，原因是懷疑鄧洵美暗通大宋，裏通外國、賣主求榮、“楚奸”滴幹活。即便不是這樣，那麽鄧洵美在自己手下一直不得誌，到了大宋之後如果混得風生水起，一定會報複自己，這就是周行逢的殺人動機。
楚人聞之，無不痛惜。
殺威脅到自己的人，殺貪官汙吏，殺得罪自己的人，殺尋常百姓……往好聽裏說，周行逢“用法太嚴”。
據記載，他的妻子鄧氏長得很醜，卻很賢惠，總是對他進行規勸，說你要再這樣下去，就會眾叛親離，變成孤家寡人。
周行逢大怒，說你個婦道人家懂個毛（汝婦人何知）！
老婆一生氣，迴娘家了。周行逢多次派人去迎請，鄧氏就是不肯迴來。
某日，鄧氏忽然穿著普通農婦所穿的青布裙，領著幾個佃戶要進帥府交稅。
周行逢聽說後，急忙迎出府外，說我那姑奶奶啊，您可把我的老臉都丟盡了！
鄧氏義正言辭，說一碼歸一碼，種田交租，這是法律，不能因你是節度使，就給自己家人免租特權，法律麵前人人平等。
周行逢的臉紅一陣、白一陣，老尷尬了。
第二天，周行逢就親自跑到田間地頭，向老婆認錯，說咱們現在富貴了，你又何必自討苦吃？跟我迴城裏，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吧。
鄧氏迴答道，“富貴了，難道就要脫離群眾了？農民每當交不上租，就要遭受鞭撻，你現在富貴了，就忘了當初的苦日子了嗎？就不念百姓疾苦了嗎？”
周行逢自知理屈，忙給隨身群妾使眼色，群妾侍女立刻把鄧氏強行抬到肩輿上，按住，走你。
鄧氏大喊道：“你用法太嚴，人心不附，他日必有災禍。我之所以要留在鄉村田野之中，就是因為到時候容易逃命！”
周行逢這才恍然大悟，內心感謝鄧氏的用心良苦，此後稍作收斂。
這位鄧氏的父親名“廣遠”，馬氏治楚時為評事（八九品小官），將女兒嫁給了周行逢。在《資治通鑒》中為“鄧氏”，而在《宋史》及《三楚新錄》中為“潘氏”，《九國誌》和《十國春秋》中則為“嚴氏”。
我們已經說了周行逢的很多黑料，下麵將盤點他更多的黑料。
在周行逢的諸多黑曆史中，關於他如何上位的記載才是最腹黑、最聳人聽聞的。
先看《資治通鑒考異》，這是司馬光在編撰《資治通鑒》時的副產品，算是對《資治通鑒》的補充和擴展。在《考異》中，司馬光引用了《湖湘馬氏故事》：
王逵奉柴榮之命討伐鄂州時，忽然有成千上萬隻蜜蜂聚集在王逵的傘蓋之上，周行逢見之竊喜，然後偷偷與潘叔嗣、張文表等人密謀，說：“我看主公妖怪入傘，不祥之兆也，此行恐怕兇多吉少，如果真是這樣，我們也將死無葬身之地呀。如果咱們三人同心協力，共保馬氏基業（霸占南楚），同謀富貴，豈不美哉？”
潘叔嗣、張文表立刻明白了周行逢的意思，於是三人暗中結盟，共謀大業。
隨後，王逵命親信——行營副使毛立為統軍使，以潘叔嗣、張文表為先鋒，奉詔討伐淮南。沿途郡縣的官吏備下好酒好肉，照例要犒賞三軍將士，統軍使毛立因要急於行軍而不許停留，將士們頗有怨言。
潘叔嗣、張文表借機煽動士卒嘩變，把毛立綁赴周行逢處，然後向王逵匯報說有兵變。王逵大懼，於是急迴朗州，卻不料潘叔嗣追至朗州，將王逵殺死。
敲黑板，劃重點：周行逢早就與潘叔嗣勾結，陰謀弑殺王逵，篡權自立。
再看《三楚新錄》的記載：
早在“複國運動”的第二階段，即“結義十兄弟”驅逐南唐駐軍，占據潭州、朗州之後，王逵率領五萬大軍南下攻打郴州，驅逐南漢侵略軍的時候，周行逢就對親信說：“王逵必然有去無迴，而他既然讓我當潭州留守，所謂雲雨資蛟龍也，我要成就一番霸業了。”
不久，王逵果然兵敗身亡，而周行逢也果然取代了王逵的位置。
無論是《湖湘馬氏故事》還是《三楚新錄》，其關於周行逢“陰謀論”的記載，均在時間、地點、事件等方麵存在諸多矛盾之處，基本屬於“一眼假”的範疇，經不住推敲。
然而這些記載的具體內容雖不盡相同，核心思想卻又高度相似，即周行逢是個陰險狡詐的小人，早有反意，先假借王逵之手誅殺“結義十兄弟”，之後又夥同潘叔嗣、張文表火並王逵，隨後再將潘叔嗣滅口。
是不是感覺周行逢的形象瞬間跌落千丈？
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記載？這就不得不提一位名叫曹衍的人。
周行逢坐鎮湖南後，曹衍多次獻上自己的作品，以求一官半職。我們已經知道了周行逢的“禮賢下士”隻是一種政治姿態，流放徐仲雅、溺死何景山、殺死鄧洵美……足以說明周行逢對待文人士大夫的真實態度，何況上述三人皆是有真才實學的全國頂尖學霸，而這位曹衍卻是半瓶子醋的學問，水平堪憂，所以他一直沒有得到周行逢的賞識。
多次投稿無果後，走投無路的曹衍迫於生計，隻能迴老家，在村裏當起了鄉村教師。說好聽點兒，是教書先生，其實本書一開頭就借助朱溫的父親“朱五經”普及過鄉村教師的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所以曹衍現在的處境是掙紮在生存線上，食不果腹、衣不遮體。
周行逢死後，張文表叛亂。張文表提拔曹衍做自己的幕僚，曹衍終於盼來了出頭之日，可很快，張文表就被殺死，兩湖地區也被大宋吞並，作為“張文表叛徒集團”的狗頭軍師，曹衍隻能走上了逃亡的道路。
直到天下大赦，他才敢迴歸人類文明社會。
曹衍經曆了兩湖割據政權的動蕩和滅亡，耳濡目染了許多“驚天秘聞”，這些帖子的標題要麽是“不轉不是湖南人”、要麽是“後周看了會沉默，大宋看了會流淚”、或者“大宋終於震驚了，原來周行逢做了這件事”……再結合自己漂泊大半輩子的痛苦經曆，曹衍思緒萬千、此起彼伏，於是乎，他冒出個想法，他想寫本書。
拉倒吧，他看書還看不下來呢，寫啥呀？
他真寫了，書名就叫《湖湘馬氏故事》，寫了足足二十卷。這本書的質量如何呢？司馬光同誌給出了評價：
“衍本小人，言辭鄙俚，非有意著書，故敘事顛倒，前後自相違背，以無為有，不可勝數。”
動機可疑，文筆垃圾，結構錯亂，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三觀不正……
其中最令史學家痛恨和鄙視的，就是曹衍故意歪曲事實，抹黑周行逢。曹衍迴顧一生的悲慘遭遇，把這筆賬記載了周行逢頭上，如果周行逢能給他一官半職，他怎會忍受鄉村教師之苦？又怎會誤上張文表的賊船，繼而成為全國a級通緝犯？一輩子窮困潦倒，都是因為周行逢！
所以司馬光繼續說道，“素怨周行逢，尤多誣毀……凡載行逢罪惡之甚者，皆出於衍雲。”
司馬光認為“火並王逵”事件是一次獨立地偶發事件，原因很簡單，就是潘叔嗣遭王逵爪牙的敲詐勒索，心生畏懼，為求保命而反叛，周行逢對此並不知情。而曹衍卻強行把周行逢捆綁進來，憑空捏造所謂陰謀論，“乃妄造此說”。
曹衍寫完後，已經是太宗朝，曹衍將這部“巨著”獻給太宗。宋太宗粗略地翻閱一下，歎口氣，“拋開內容不談，這老頭子也挺可憐的。”
“太宗憫其窮且老，授將作監丞。”將作監丞，又名“將作丞”，六七品的小官，而且北宋初為養老閑職，隻掛職領俸祿，並無實際工作。由此可以看出來，趙光義完全是出於同情，而並非欣賞其才學，更非對其學術的肯定。
曹衍留給後世有一首《貧女》，我個人估計應該是此時所作，一同領略其文采：
“自恨無媒出嫁遲，老來方使遇佳期。
滿頭白發為新婦，笑殺豪家年少兒。”
自古以來，造謠的成本低而收益卻奇高。曹衍的這套演繹誹謗也確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丁璹（音同“熟”）的《馬氏行事記》就受到曹衍的影響，使周行逢的“陰謀論”以訛傳訛。
司馬光對比考證了海量資料，去偽存真，最終采信了《十國紀年》的說法，收錄進《資治通鑒》，也就是本書前文采納的說法：潘叔嗣火並王逵是偶發事件，周行逢不預其中。
雖然“火並王逵”不是周行逢的傑作，但“結義十兄弟”中的何敬真、朱全琇、張仿，確實是間接死於周行逢之手，特別是張仿，完全是死於周行逢的讒言；潘叔嗣也是死於周行逢之手，而蒲公益、宇文瓊、彭萬和三人的死則是不明不白，史無記載，不知是死於王逵之手，還是周行逢之手。
何景山，唐末的進士，之前被王逵用作幕僚、首席智囊（掌書記），何景山非常鄙視周行逢的為人，周行逢對此頗為記恨。等到周行逢取代了王逵之後，就把何景山“外放”為益陽縣令，很快就在情報部門的辛勤工作下，抓住了何景山的一點小錯誤，周行逢立刻把他五花大綁，押到江邊，對他說“你之前侍奉王逵，現在王逵死了，你替我跟龍王爺匯報一聲，匯報完了就不用迴來了（且為我告龍君，勿複還也）。”
隨即就把何景山丟入江中活活淹死。
“鄧洵美案”
後晉石敬瑭時，工部侍郎李若虛來南楚出差，發掘了兩個湖南才子，一個是孟賓於，另一個就是這位鄧洵美。孟賓於屬於毛遂自薦，將自己的詩集投稿給李若虛；鄧洵美則是“名過朱萬卷”，當時湖南有位大學問家朱昂，人送外號“朱萬卷”，朱萬卷讀了鄧洵美的文章後，自愧不如，鄧洵美由此得名。據《宋史》記載，“朱萬卷”說的是當時的大藏書家朱遵度，而朱昂的外號是“小萬卷”，與“朱萬卷”齊名。這都不重要，總之，鄧洵美的學問得到了充分而廣泛的認可。
李若虛舉薦二人進京趕考，結果兩人全部進士及第，據說鄧洵美還是那一年的探花。
但是，鄧洵美有兩個小小的毛病，其一是性格孤僻，“不為同事者所喜”，為人處世方麵存在缺陷，人緣不好；其二是長相醜陋，而且還是個羅鍋腰，人送外號“鄧馱”，這在當時的官場上是個致命的缺陷。
因這兩條缺陷，鄧洵美始終沒有得到朝廷重用。不久之後，鄧洵美失望地離開了洛陽，迴到了湖南老家，後來終於被周行逢用為館驛巡官。
這是個什麽職位呢？唐製，三十裏一置，大路曰驛，小路曰館，通謂之館驛。最早設“驛將”，作為館驛的負責人，後來改成館驛使，館驛使之下設館驛巡官。巡官也屬於節度使、觀察使、防禦使、團練使的佐官，位在判官、推官之下。
總之，鄧洵美的工作相當於今天的高速服務區保安隊長。
鄧洵美有兩個同學（同榜及第）都已經是中原王朝的大官了，王溥，李昉。
王溥不用多介紹，後周宰相，編撰《唐會要》、《五代會要》，開創“會要”體；李昉，後周時翰林學士，宋太祖時中書舍人，宋太宗時宰相，參與編修《太平禦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
當聽說當年那個同窗好友、湖南大才子、高材生鄧洵美的不幸境遇後，二人紛紛歎息不已，王溥作詩《寄鄧洵美》雲：
“衡陽歸雁別重湖，銜到同人一紙書。
忽見姓名雙淚落，不知消息十年餘。
彩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葺舊居。
南望荊門千裏外，暮雲重疊滿晴虛。”
周行逢這才知道自己的這個保安隊長竟然與王溥、李昉是同窗好基友，於是稍微給他提高了工資待遇，以示自己對文人的敬重。
北宋初年，李昉因事被貶，來到湖南，與老同學鄧洵美敘舊。
多年未見的老同學，天壤之別的人生境遇，壺中有酒有淚有故事，二人賦詩飲酒，更相唱和，從早哭到晚。隨後李昉向周行逢提出要推薦鄧洵美去宋朝做官，周行逢表麵答應，卻在為鄧洵美餞行時將他鴆殺。
另一種說法是周行逢派人假扮成土匪強盜，直接入室殺人，將鄧洵美滅口。
總之，周行逢殺死了鄧洵美，原因是懷疑鄧洵美暗通大宋，裏通外國、賣主求榮、“楚奸”滴幹活。即便不是這樣，那麽鄧洵美在自己手下一直不得誌，到了大宋之後如果混得風生水起，一定會報複自己，這就是周行逢的殺人動機。
楚人聞之，無不痛惜。
殺威脅到自己的人，殺貪官汙吏，殺得罪自己的人，殺尋常百姓……往好聽裏說，周行逢“用法太嚴”。
據記載，他的妻子鄧氏長得很醜，卻很賢惠，總是對他進行規勸，說你要再這樣下去，就會眾叛親離，變成孤家寡人。
周行逢大怒，說你個婦道人家懂個毛（汝婦人何知）！
老婆一生氣，迴娘家了。周行逢多次派人去迎請，鄧氏就是不肯迴來。
某日，鄧氏忽然穿著普通農婦所穿的青布裙，領著幾個佃戶要進帥府交稅。
周行逢聽說後，急忙迎出府外，說我那姑奶奶啊，您可把我的老臉都丟盡了！
鄧氏義正言辭，說一碼歸一碼，種田交租，這是法律，不能因你是節度使，就給自己家人免租特權，法律麵前人人平等。
周行逢的臉紅一陣、白一陣，老尷尬了。
第二天，周行逢就親自跑到田間地頭，向老婆認錯，說咱們現在富貴了，你又何必自討苦吃？跟我迴城裏，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吧。
鄧氏迴答道，“富貴了，難道就要脫離群眾了？農民每當交不上租，就要遭受鞭撻，你現在富貴了，就忘了當初的苦日子了嗎？就不念百姓疾苦了嗎？”
周行逢自知理屈，忙給隨身群妾使眼色，群妾侍女立刻把鄧氏強行抬到肩輿上，按住，走你。
鄧氏大喊道：“你用法太嚴，人心不附，他日必有災禍。我之所以要留在鄉村田野之中，就是因為到時候容易逃命！”
周行逢這才恍然大悟，內心感謝鄧氏的用心良苦，此後稍作收斂。
這位鄧氏的父親名“廣遠”，馬氏治楚時為評事（八九品小官），將女兒嫁給了周行逢。在《資治通鑒》中為“鄧氏”，而在《宋史》及《三楚新錄》中為“潘氏”，《九國誌》和《十國春秋》中則為“嚴氏”。
我們已經說了周行逢的很多黑料，下麵將盤點他更多的黑料。
在周行逢的諸多黑曆史中，關於他如何上位的記載才是最腹黑、最聳人聽聞的。
先看《資治通鑒考異》，這是司馬光在編撰《資治通鑒》時的副產品，算是對《資治通鑒》的補充和擴展。在《考異》中，司馬光引用了《湖湘馬氏故事》：
王逵奉柴榮之命討伐鄂州時，忽然有成千上萬隻蜜蜂聚集在王逵的傘蓋之上，周行逢見之竊喜，然後偷偷與潘叔嗣、張文表等人密謀，說：“我看主公妖怪入傘，不祥之兆也，此行恐怕兇多吉少，如果真是這樣，我們也將死無葬身之地呀。如果咱們三人同心協力，共保馬氏基業（霸占南楚），同謀富貴，豈不美哉？”
潘叔嗣、張文表立刻明白了周行逢的意思，於是三人暗中結盟，共謀大業。
隨後，王逵命親信——行營副使毛立為統軍使，以潘叔嗣、張文表為先鋒，奉詔討伐淮南。沿途郡縣的官吏備下好酒好肉，照例要犒賞三軍將士，統軍使毛立因要急於行軍而不許停留，將士們頗有怨言。
潘叔嗣、張文表借機煽動士卒嘩變，把毛立綁赴周行逢處，然後向王逵匯報說有兵變。王逵大懼，於是急迴朗州，卻不料潘叔嗣追至朗州，將王逵殺死。
敲黑板，劃重點：周行逢早就與潘叔嗣勾結，陰謀弑殺王逵，篡權自立。
再看《三楚新錄》的記載：
早在“複國運動”的第二階段，即“結義十兄弟”驅逐南唐駐軍，占據潭州、朗州之後，王逵率領五萬大軍南下攻打郴州，驅逐南漢侵略軍的時候，周行逢就對親信說：“王逵必然有去無迴，而他既然讓我當潭州留守，所謂雲雨資蛟龍也，我要成就一番霸業了。”
不久，王逵果然兵敗身亡，而周行逢也果然取代了王逵的位置。
無論是《湖湘馬氏故事》還是《三楚新錄》，其關於周行逢“陰謀論”的記載，均在時間、地點、事件等方麵存在諸多矛盾之處，基本屬於“一眼假”的範疇，經不住推敲。
然而這些記載的具體內容雖不盡相同，核心思想卻又高度相似，即周行逢是個陰險狡詐的小人，早有反意，先假借王逵之手誅殺“結義十兄弟”，之後又夥同潘叔嗣、張文表火並王逵，隨後再將潘叔嗣滅口。
是不是感覺周行逢的形象瞬間跌落千丈？
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記載？這就不得不提一位名叫曹衍的人。
周行逢坐鎮湖南後，曹衍多次獻上自己的作品，以求一官半職。我們已經知道了周行逢的“禮賢下士”隻是一種政治姿態，流放徐仲雅、溺死何景山、殺死鄧洵美……足以說明周行逢對待文人士大夫的真實態度，何況上述三人皆是有真才實學的全國頂尖學霸，而這位曹衍卻是半瓶子醋的學問，水平堪憂，所以他一直沒有得到周行逢的賞識。
多次投稿無果後，走投無路的曹衍迫於生計，隻能迴老家，在村裏當起了鄉村教師。說好聽點兒，是教書先生，其實本書一開頭就借助朱溫的父親“朱五經”普及過鄉村教師的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所以曹衍現在的處境是掙紮在生存線上，食不果腹、衣不遮體。
周行逢死後，張文表叛亂。張文表提拔曹衍做自己的幕僚，曹衍終於盼來了出頭之日，可很快，張文表就被殺死，兩湖地區也被大宋吞並，作為“張文表叛徒集團”的狗頭軍師，曹衍隻能走上了逃亡的道路。
直到天下大赦，他才敢迴歸人類文明社會。
曹衍經曆了兩湖割據政權的動蕩和滅亡，耳濡目染了許多“驚天秘聞”，這些帖子的標題要麽是“不轉不是湖南人”、要麽是“後周看了會沉默，大宋看了會流淚”、或者“大宋終於震驚了，原來周行逢做了這件事”……再結合自己漂泊大半輩子的痛苦經曆，曹衍思緒萬千、此起彼伏，於是乎，他冒出個想法，他想寫本書。
拉倒吧，他看書還看不下來呢，寫啥呀？
他真寫了，書名就叫《湖湘馬氏故事》，寫了足足二十卷。這本書的質量如何呢？司馬光同誌給出了評價：
“衍本小人，言辭鄙俚，非有意著書，故敘事顛倒，前後自相違背，以無為有，不可勝數。”
動機可疑，文筆垃圾，結構錯亂，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三觀不正……
其中最令史學家痛恨和鄙視的，就是曹衍故意歪曲事實，抹黑周行逢。曹衍迴顧一生的悲慘遭遇，把這筆賬記載了周行逢頭上，如果周行逢能給他一官半職，他怎會忍受鄉村教師之苦？又怎會誤上張文表的賊船，繼而成為全國a級通緝犯？一輩子窮困潦倒，都是因為周行逢！
所以司馬光繼續說道，“素怨周行逢，尤多誣毀……凡載行逢罪惡之甚者，皆出於衍雲。”
司馬光認為“火並王逵”事件是一次獨立地偶發事件，原因很簡單，就是潘叔嗣遭王逵爪牙的敲詐勒索，心生畏懼，為求保命而反叛，周行逢對此並不知情。而曹衍卻強行把周行逢捆綁進來，憑空捏造所謂陰謀論，“乃妄造此說”。
曹衍寫完後，已經是太宗朝，曹衍將這部“巨著”獻給太宗。宋太宗粗略地翻閱一下，歎口氣，“拋開內容不談，這老頭子也挺可憐的。”
“太宗憫其窮且老，授將作監丞。”將作監丞，又名“將作丞”，六七品的小官，而且北宋初為養老閑職，隻掛職領俸祿，並無實際工作。由此可以看出來，趙光義完全是出於同情，而並非欣賞其才學，更非對其學術的肯定。
曹衍留給後世有一首《貧女》，我個人估計應該是此時所作，一同領略其文采：
“自恨無媒出嫁遲，老來方使遇佳期。
滿頭白發為新婦，笑殺豪家年少兒。”
自古以來，造謠的成本低而收益卻奇高。曹衍的這套演繹誹謗也確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丁璹（音同“熟”）的《馬氏行事記》就受到曹衍的影響，使周行逢的“陰謀論”以訛傳訛。
司馬光對比考證了海量資料，去偽存真，最終采信了《十國紀年》的說法，收錄進《資治通鑒》，也就是本書前文采納的說法：潘叔嗣火並王逵是偶發事件，周行逢不預其中。
雖然“火並王逵”不是周行逢的傑作，但“結義十兄弟”中的何敬真、朱全琇、張仿，確實是間接死於周行逢之手，特別是張仿，完全是死於周行逢的讒言；潘叔嗣也是死於周行逢之手，而蒲公益、宇文瓊、彭萬和三人的死則是不明不白，史無記載，不知是死於王逵之手，還是周行逢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