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還真讓鄭漢陽說對了。
報紙停止宣傳朱偉濤，是市委羅書記親自下的命令。
羅書記之所以停止宣傳朱偉濤，是因為他手中接到了一封投訴朱偉濤的信件。那封投訴信說，朱偉濤在南方邊防警察總隊新春縣大隊服役期間，曾在邊防執勤中私放一名女偷渡犯偷渡香港，被邊防警察總隊開除黨籍、開除軍籍，撤銷代理分隊長職務……這種人根本不是英雄，而是狗熊！
羅書記看完投訴信，毫不猶豫地下達指令：“一，新春市的所有宣傳機構，立即停止宣傳朱偉濤。二、請公安局立即派出調查人員，分別到邊防警察總隊和朱偉濤的家鄉調查核實，並向市委提交調查報告！”
羅書記親自下令，市委宣傳部哪敢怠慢？宣傳部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要求《新春特區報》、《新春晚報》、新春市廣播電台、新春市電視台，從即日起，不再宣傳朱偉濤！已經發排的稿子要撤換，還在采訪的記者要撤迴，正在趕寫的稿件要作廢！
《新春特區報》的記者羅思泉百思不得其解。他問主持會議的宣傳部新聞科長周玉旗。說：“請問周科長，這不明不白的突然停止宣傳朱偉濤，總得給個理由吧？”
周玉旗說：“對不起，要宣傳朱偉濤的是市委，要停止宣傳朱偉濤的還是市委，我們這些搞具體宣傳工作的，一切要聽從市委的命令和指揮。”
羅思泉對周玉旗的解釋不太滿意。他說：“難怪外國同行總說咱們中國的新聞記者沒意思，想說的不敢說，想寫的不敢寫。而不想說的不想寫的東西，又非要你去幹……”
周玉旗說：“羅記者，別發牢騷啊……這是咱們中國的國情哪……”
羅思泉說：“周科長，我是最早宣傳朱偉濤的記者。如果朱偉濤有問題，是不是讓我為朱偉濤寫最後一篇稿子？而要寫好這篇稿子，是不是給我透露一點內幕？”
周玉旗說：“實在對不起，我這個新聞科長，實在無可奉告……一切都要等有關部門調查研究決定之後，才能告知各位記者。”
羅記者的提問，也實在難為周科長了。當時，別說這個新聞科長不知內情，就連市委的副書記、市政府的副市長也不知內情！
大家等待的，是公安局的調查結論！
幾天後，公安局的調查報告出來了。馬局長拿著《關於朱偉濤同誌有關問題的調查報告》，破天荒地帶著劉洪春，向市委羅書記、王市長作專題匯報。馬局長帶劉洪春去匯報的原因，一是怕自己在書記、市長麵前說不清楚，二是劉洪春曾經調查處理過朱偉濤的事情。說不清楚的問題，好讓劉洪春當場作補充。
羅書記說：“馬局長，匯報就不用原原本本念什麽調查報告了。你說，朱偉濤曾在邊防警察總隊受處分的事，到底是不是實事？”
馬局長說：“據調查，1979年秋天的一天晚上，朱偉濤在邊境站哨時，的確私放了一個名叫王冬梅的女偷渡犯去香港，邊防警察總隊為了教育部隊和其本人，開除了他的黨籍和軍籍，撤銷了他的代理分隊長職務……不過，據現在已改成新春市武警支隊的領導說，當時，邊防警察總隊對他的處分確實太重。按當時的情況和他所犯的錯誤，最多給個嚴重警告處分……”
王市長說：“我是新春市土生土長的人，對七十年代群眾偷渡香港的事情記憶猶新。當時，那是大批大批的群眾成群結隊的往香港跑啊……我們新春市，當時的人口是45萬人，但剩下的卻不足10萬人。而這剩下的10萬人啊，大都是跑不動的老弱病殘……我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有一個公社書記的弟弟在大隊當黨支部書記。一天，弟弟跑到公社對哥哥說，全大隊的人馬大概跑了百分之五十，而且還在不斷地往香港跑……這樣下去，農村的土地誰種啊？哥哥說，你每天集合大隊的武裝民兵，給我不分晝夜，配合邊防警察大隊抓人，要見一個抓一個，見兩個抓一雙！不料，他的弟弟在當天晚上也跑到香港去了……你想啊，連基層的黨員幹部都往香港跑，群眾還有不跑的？不但新春的跑，新春周邊的市、縣、鄉，甚至外省的也往香港跑……因此，作為一名當時的邊防警察，私放個別群眾偷渡到香港，實在見怪不怪，習以為常。”
羅書記說：“既然見怪不怪、習以為常，那邊防警察總隊為什麽處理如此嚴重？”
馬局長說：“具體問題，要問劉洪春所長。他當時是南方邊防警察總隊政治部的保衛科長，也是朱偉濤放人事件的調查組長。他比誰都清楚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報紙停止宣傳朱偉濤，是市委羅書記親自下的命令。
羅書記之所以停止宣傳朱偉濤，是因為他手中接到了一封投訴朱偉濤的信件。那封投訴信說，朱偉濤在南方邊防警察總隊新春縣大隊服役期間，曾在邊防執勤中私放一名女偷渡犯偷渡香港，被邊防警察總隊開除黨籍、開除軍籍，撤銷代理分隊長職務……這種人根本不是英雄，而是狗熊！
羅書記看完投訴信，毫不猶豫地下達指令：“一，新春市的所有宣傳機構，立即停止宣傳朱偉濤。二、請公安局立即派出調查人員，分別到邊防警察總隊和朱偉濤的家鄉調查核實，並向市委提交調查報告！”
羅書記親自下令，市委宣傳部哪敢怠慢？宣傳部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要求《新春特區報》、《新春晚報》、新春市廣播電台、新春市電視台，從即日起，不再宣傳朱偉濤！已經發排的稿子要撤換，還在采訪的記者要撤迴，正在趕寫的稿件要作廢！
《新春特區報》的記者羅思泉百思不得其解。他問主持會議的宣傳部新聞科長周玉旗。說：“請問周科長，這不明不白的突然停止宣傳朱偉濤，總得給個理由吧？”
周玉旗說：“對不起，要宣傳朱偉濤的是市委，要停止宣傳朱偉濤的還是市委，我們這些搞具體宣傳工作的，一切要聽從市委的命令和指揮。”
羅思泉對周玉旗的解釋不太滿意。他說：“難怪外國同行總說咱們中國的新聞記者沒意思，想說的不敢說，想寫的不敢寫。而不想說的不想寫的東西，又非要你去幹……”
周玉旗說：“羅記者，別發牢騷啊……這是咱們中國的國情哪……”
羅思泉說：“周科長，我是最早宣傳朱偉濤的記者。如果朱偉濤有問題，是不是讓我為朱偉濤寫最後一篇稿子？而要寫好這篇稿子，是不是給我透露一點內幕？”
周玉旗說：“實在對不起，我這個新聞科長，實在無可奉告……一切都要等有關部門調查研究決定之後，才能告知各位記者。”
羅記者的提問，也實在難為周科長了。當時，別說這個新聞科長不知內情，就連市委的副書記、市政府的副市長也不知內情！
大家等待的，是公安局的調查結論！
幾天後，公安局的調查報告出來了。馬局長拿著《關於朱偉濤同誌有關問題的調查報告》，破天荒地帶著劉洪春，向市委羅書記、王市長作專題匯報。馬局長帶劉洪春去匯報的原因，一是怕自己在書記、市長麵前說不清楚，二是劉洪春曾經調查處理過朱偉濤的事情。說不清楚的問題，好讓劉洪春當場作補充。
羅書記說：“馬局長，匯報就不用原原本本念什麽調查報告了。你說，朱偉濤曾在邊防警察總隊受處分的事，到底是不是實事？”
馬局長說：“據調查，1979年秋天的一天晚上，朱偉濤在邊境站哨時，的確私放了一個名叫王冬梅的女偷渡犯去香港，邊防警察總隊為了教育部隊和其本人，開除了他的黨籍和軍籍，撤銷了他的代理分隊長職務……不過，據現在已改成新春市武警支隊的領導說，當時，邊防警察總隊對他的處分確實太重。按當時的情況和他所犯的錯誤，最多給個嚴重警告處分……”
王市長說：“我是新春市土生土長的人，對七十年代群眾偷渡香港的事情記憶猶新。當時，那是大批大批的群眾成群結隊的往香港跑啊……我們新春市，當時的人口是45萬人，但剩下的卻不足10萬人。而這剩下的10萬人啊，大都是跑不動的老弱病殘……我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有一個公社書記的弟弟在大隊當黨支部書記。一天，弟弟跑到公社對哥哥說，全大隊的人馬大概跑了百分之五十，而且還在不斷地往香港跑……這樣下去，農村的土地誰種啊？哥哥說，你每天集合大隊的武裝民兵，給我不分晝夜，配合邊防警察大隊抓人，要見一個抓一個，見兩個抓一雙！不料，他的弟弟在當天晚上也跑到香港去了……你想啊，連基層的黨員幹部都往香港跑，群眾還有不跑的？不但新春的跑，新春周邊的市、縣、鄉，甚至外省的也往香港跑……因此，作為一名當時的邊防警察，私放個別群眾偷渡到香港，實在見怪不怪，習以為常。”
羅書記說：“既然見怪不怪、習以為常，那邊防警察總隊為什麽處理如此嚴重？”
馬局長說：“具體問題，要問劉洪春所長。他當時是南方邊防警察總隊政治部的保衛科長，也是朱偉濤放人事件的調查組長。他比誰都清楚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