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偉濤穿著邊防警察支隊發的那身沒了領章、帽徽，已洗得發白的舊警服，獨自站在村後的那座水庫壩上，癡癡地等待了三天！他癡心等待的，是他的未婚妻謝小娟！
按理說，謝小娟是相不中朱偉濤的。因為謝、朱兩家門不當、戶不對！謝家在當地不但是大姓大戶，而且是最顯赫、最具權勢的家庭。
謝小娟的父親謝一豪是大隊黨支部書記，母親是大隊婦聯主任，小叔子謝一強是大隊民兵營長……她本人呢，是大隊小學教師。如此“名門望族”，謝小娟怎麽會相中朱偉濤呢？
問題出在朱偉濤的父親朱喜貴身上。如果朱喜貴不救一個“右派分子”的命，如果“右派分子”不報朱喜貴的救命之恩，朱偉濤根本穿不上邊防警察支隊的警服！
那是1968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時期。一天，毗鄰的春陽縣出了一個大“右派”，一個姓彭的縣長被打成“右派分子”。這個彭縣長忍受不了無休無止的批鬥和淩辱，冒著生命危險從關押的地方逃出來。當他逃到朱偉濤家鄉清陽縣境內時，紅衛兵們追上來了！
那些紅衛兵們思想“紅”，但心腸硬、手段毒，他們邊追邊打，把個堂堂的縣太爺打得遍體鱗傷、體無完膚、奄奄一息！
彭縣長還有一口氣。他不願死在紅衛兵的毒打之中，而要找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結束自己的生命！
朱家後山的那座水庫，便成了彭縣長選擇的“理想之地”。
也是彭縣長命不該絕。
當時，他跳入水庫自殺的時候，正巧碰上朱喜貴躲在水庫邊偷魚！
朱喜貴偷魚，是生活所迫，是冒著極大風險的！
那時候，窮山溝的一切都是集體的。從牛、羊、豬到雞、鴨、魚，從犁、耙、刀到鋤、鏟、鍋……一切都歸集體所有。如果你膽敢偷養一隻雞、喂養一隻鴨，那就對不起，不但要鬥你的“私”、批你的“修”，還要割你的“資本主義尾巴”！
然而，窮山溝那時候的“資本主義尾巴”是割幹淨了，但當時的“社會主義肚子”並沒有鼓起來。窮山溝的農民兄弟還是脫不掉一個“窮”字！
糧食不足、營養不足、體力勞動又特別強烈，孩子還一個接著一個出生……朱喜貴不壯起膽子、不冒點風險、不偷點魚兒給孩子們補充點營養，麵黃肌瘦、營養不良的孩子們怎麽活呀！
還好，水庫裏的魚兒不少。一網撒下去，捕不了大草魚，撈幾條小鯉魚還是輕而易舉的事。正當他興高采烈收網捉魚的時候，突然，隻聽見“撲嗵”一聲，一個大男人跳進了水庫！
起初，朱喜貴是嚇得半死的。他一個偷魚的人，一有風吹草動，還不嚇得麵如土色？不過，朱喜貴還算有點膽量，他躲起來仔細一瞧，見那個跳水的人在水中掙紮，就知道大事不好！
朱喜貴想喊人，又怕自己偷魚的事兒被發現。想救人，又怕“農夫與蛇”的故事再次重演……怎麽辦、怎麽辦哪！
眼看那跳水的人就要沉入水底了，朱喜貴也顧不得那麽多了。他一個猛子紮進水裏，憑著自己的水性和良心，把那個奄奄一息的跳水者救上岸來。
抬腿、壓胸、口對口進行人工唿吸……那個奄奄一息的跳水者，竟在朱喜貴的土法救治中，活過來了。
“大兄弟啊，看你這個樣子，怎麽也不象一個土裏玩泥巴的農民呀。”朱喜貴說：“你到底是個什麽人呀？為啥要尋死啊？”
那個跳水者說：“我……我……我姓彭，是春陽縣的縣……縣長……”
朱喜貴見的世麵不多，他走得最遠的地方是縣城，見過最大的人物是公社書記。他不相信彭縣長的話。說：“你是縣長？騙人吧？隻有農民兄弟走投無路才尋短見，哪有縣長大人跳水自殺的啊？”
彭縣長當時四十多歲，比朱喜貴小幾歲。他對朱喜貴說：“老哥，政治鬥爭你不懂……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別說我一個小縣長被迫無奈要自殺，就連一些大市長、大省長、大部長甚至國家領導人，也可能選擇各種方式自殺啊……”
朱喜貴不知道市長、省長、部長的官職有多高，但知道一個縣長的權力有多大。他說：“大兄弟啊，你一個縣太爺，死不得、死不得呀，死了就真正冤枉了！”
彭縣長說：“不死怎麽辦？躲又沒處躲，逃又無處逃……世界雖大，卻沒有我的立足之地呀……老哥，我能求你辦一件事嗎？”
“你說、你說。”
彭縣長說：“老哥呀，你想想……。如果我姓彭的真的這樣死了，誰給我的老婆孩子通風報信呀？誰來為我收屍呀？我想，拜托你老哥一件事，在我死後，給我的老婆孩子說一聲……”
朱喜貴連忙搖頭說：“別別別……你不能死，我也不能睜大眼睛看著你死……你要真想著老婆孩子，就在我這兒躲些日子，待身上的傷好了，自己走路迴去。”
彭縣長說：“你這兒能躲？你不怕受連累嗎？”
朱喜貴說：“我一個土裏刨食的老農民，大字不識一籮筐，怕連累什麽呀？隻是……隻是……”他似乎有難言之隱。
彭縣長說：“如果老哥為難的話，也就算了。我一個右派分子，不能給你老哥添麻煩呀。”
朱喜貴說：“大兄弟，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想，我們這兒窮得叮當響，沒什麽給你養身子的東西，也沒個好地方讓你住得舒服……。”
彭縣長抱著朱喜貴哭起來說：“老哥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哪……這個時候，我一個死去活來的右派分子，還圖什麽啊，隻要能活下去就是了不起啊！”
朱喜貴說：“既然如此，我就把你藏在後山的山洞裏。那個山洞，是‘備戰、備荒’時期挖的，冬曖夏涼。你放心，這事隻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吃的東西嘛，就靠這個水庫，我天天給你偷魚吃……不過，你千萬別把我偷魚的事兒告訴任何人啊？”
彭縣長被這個樸素、善良、誠實的農民大哥感動得熱淚盈眶！
……
粉碎“四人幫”之後，彭縣長官複原職。
官複原職的彭縣長，忘不了那座水庫、忘不了那個山洞、忘不了他的救命恩人。他把家裏多年積蓄的三千元錢全部帶上，悄悄跑到朱喜貴家裏，一定要報恩。
朱喜貴受不了那種恩情，不肯接受彭縣長的任何報恩方式。
彭縣長說：“大哥啊，我姓彭的能有今天，是你朱大哥的功勞呀……你不肯要錢也罷，今後，凡是你朱家有事要我幫忙的，我一定不遺餘力。”
朱喜貴猶豫不決地說：“我一個老農民，出不了廳堂見不得太陽，沒什麽要你幫忙的。不過……我大兒子朱偉濤想當邊防警察，你看能否……”
彭縣長二話沒說，當場記下了朱偉濤的名字。並在當年冬季征兵的時候，找關係把朱偉濤弄進了南方邊防警察總隊……
當時，農村想當兵的男女青年很多，但能當上兵的屈指可數。且都是關係戶或幹部子弟。朱偉濤一個老農民的兒子，能不動聲色地穿上邊防警服，不但轟動了小山村，而且轟動了整個大隊，轟動了整個公社！
更重要的是，當時流行一句話：“七十年代穿軍裝，八十年代穿西裝，九十年代穿時裝。”當時正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未，朱偉濤當兵趕上了“未班車”。他的那一身邊防警服呀，不但徹底改變了朱家在當地的聲望，更重要的是引起了無數姑娘的注意。
接到入伍通知書的那幾天，朱家那個熱鬧呀，用門庭若市來形容一點兒也不過份。尤其是當地的媒婆，接二連三、接連不斷、接踵而至……幾乎踏破了朱家大門！
謝小娟呢，本來早就認識朱偉濤，還與朱偉濤是初中的同學。朱偉濤臨走的那幾天，她總在母親麵前說朱偉濤的好話……
女兒的心思，雖然當大隊書記的父親揣著明白裝糊塗，但母女的心是相通的。大隊婦聯主任趕緊找人說媒，硬是捷足先登、後來居上，打敗了十幾個競爭對手，把朱偉濤納入了未來的女婿……
但訂婚下彩禮，還是朱偉濤當上代理分隊長之後的事。當時，朱偉濤雖在邊防警察支隊紅得發紫，但朱家卻窮得發慌。因為，要訂婚要下彩禮，得花一大筆錢哇。而朱家除了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女兒之外，幾乎窮得叮當響！
但是，按照當時農村的風俗習慣，男女青年不訂婚不下彩禮，就等於婚姻沒有保障，就等於沒有進行過結婚登記。因此，那時候的訂婚下彩禮，從某種意義上說，勝過時下的結婚登記！
當時，讓朱喜貴發慌的是，家裏沒錢。如果下點兒小彩禮，也許還能找親戚借點。但要下重禮，那是賣兒賣女也拿不出來的呀……在謝家這種大姓大戶麵前，在謝家這種有權有勢的家庭麵前，如果朱家的彩禮下輕了，被謝家瞧不起。彩禮下重了，朱家扛不起。朱喜貴左右為難，隻好寫信問兒子，把決定權交給朱偉濤。
朱偉濤迴信說，送不起彩禮就暫時別送，等我真正當上了分隊長之後再說……
朱家這種態度，謝家人知道後可不幹。
謝家人心想：你朱偉濤現在還是個代理分隊長，口氣就這麽硬，就不想訂婚送彩禮了……若真當上了分隊長，當上了警官，那謝家這個警官女婿，豈不成了煮熟的鴨子——飛了？不行，堅決不行！
謝書記當機立斷，親自發話：“朱家送不起彩禮有啥關係？他朱家送不起那份彩禮，我謝家倒送那份彩禮，隻要擇日把婚事訂下就行了！”
謝書記一句話，“價值連城”哪……不但讓朱家省下了一大筆彩禮錢，而且還收到了謝家一份價值不菲的“迴禮”，樂得朱喜貴跪在朱家的老祖墳上，燒了一天一夜的香火！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朱偉濤不但沒當上警官，反而被邊防警察總隊開除了軍籍、開除了黨籍、遣送迴鄉。這不但讓朱家傷透了心，更讓謝家左右為難，騎虎難下！
謝書記心想：朱偉濤在邊防警察支隊混成這種熊樣，自己哪能把女兒送進火坑？朱、謝兩家的婚事肯定黃花菜了！但如何處理這樁婚事，必須想個萬全之策。既不能大張旗鼓的提出退婚，也不能悄無聲息的把女兒另嫁他人……如果大張旗鼓的提出退婚，那肯定招來非議、引起公憤。別人會說謝家是個勢利小人，會說朱偉濤如果還在邊防警察支隊的話，謝家肯定會倒貼本錢，把女兒送進朱家洞房……如果把女兒悄無聲息的另嫁他人，那更不行，說不盡會引起家族械鬥，血流成河啊……罷罷罷，朱、謝兩家的婚事既然不能熱處理，那就幹脆進行冷處理！他不準謝家的人談論朱家人的任何人任何事，更不準女兒上朱家見任何人。他要讓無聲勝有聲，讓朱家人自悲自憤、自知之明、知難而退！
謝家這種軟刀子殺人，可謂殺人不見血哇。
幸而，朱家人早有自知之明，朱偉濤早已作好了知難而退的準備工作。他在後山等待謝小娟，就是想向謝小娟當麵提出退婚！
按理說，謝小娟是相不中朱偉濤的。因為謝、朱兩家門不當、戶不對！謝家在當地不但是大姓大戶，而且是最顯赫、最具權勢的家庭。
謝小娟的父親謝一豪是大隊黨支部書記，母親是大隊婦聯主任，小叔子謝一強是大隊民兵營長……她本人呢，是大隊小學教師。如此“名門望族”，謝小娟怎麽會相中朱偉濤呢？
問題出在朱偉濤的父親朱喜貴身上。如果朱喜貴不救一個“右派分子”的命，如果“右派分子”不報朱喜貴的救命之恩，朱偉濤根本穿不上邊防警察支隊的警服！
那是1968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時期。一天，毗鄰的春陽縣出了一個大“右派”，一個姓彭的縣長被打成“右派分子”。這個彭縣長忍受不了無休無止的批鬥和淩辱，冒著生命危險從關押的地方逃出來。當他逃到朱偉濤家鄉清陽縣境內時，紅衛兵們追上來了！
那些紅衛兵們思想“紅”，但心腸硬、手段毒，他們邊追邊打，把個堂堂的縣太爺打得遍體鱗傷、體無完膚、奄奄一息！
彭縣長還有一口氣。他不願死在紅衛兵的毒打之中，而要找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結束自己的生命！
朱家後山的那座水庫，便成了彭縣長選擇的“理想之地”。
也是彭縣長命不該絕。
當時，他跳入水庫自殺的時候，正巧碰上朱喜貴躲在水庫邊偷魚！
朱喜貴偷魚，是生活所迫，是冒著極大風險的！
那時候，窮山溝的一切都是集體的。從牛、羊、豬到雞、鴨、魚，從犁、耙、刀到鋤、鏟、鍋……一切都歸集體所有。如果你膽敢偷養一隻雞、喂養一隻鴨，那就對不起，不但要鬥你的“私”、批你的“修”，還要割你的“資本主義尾巴”！
然而，窮山溝那時候的“資本主義尾巴”是割幹淨了，但當時的“社會主義肚子”並沒有鼓起來。窮山溝的農民兄弟還是脫不掉一個“窮”字！
糧食不足、營養不足、體力勞動又特別強烈，孩子還一個接著一個出生……朱喜貴不壯起膽子、不冒點風險、不偷點魚兒給孩子們補充點營養，麵黃肌瘦、營養不良的孩子們怎麽活呀！
還好，水庫裏的魚兒不少。一網撒下去，捕不了大草魚，撈幾條小鯉魚還是輕而易舉的事。正當他興高采烈收網捉魚的時候，突然，隻聽見“撲嗵”一聲，一個大男人跳進了水庫！
起初，朱喜貴是嚇得半死的。他一個偷魚的人，一有風吹草動，還不嚇得麵如土色？不過，朱喜貴還算有點膽量，他躲起來仔細一瞧，見那個跳水的人在水中掙紮，就知道大事不好！
朱喜貴想喊人，又怕自己偷魚的事兒被發現。想救人，又怕“農夫與蛇”的故事再次重演……怎麽辦、怎麽辦哪！
眼看那跳水的人就要沉入水底了，朱喜貴也顧不得那麽多了。他一個猛子紮進水裏，憑著自己的水性和良心，把那個奄奄一息的跳水者救上岸來。
抬腿、壓胸、口對口進行人工唿吸……那個奄奄一息的跳水者，竟在朱喜貴的土法救治中，活過來了。
“大兄弟啊，看你這個樣子，怎麽也不象一個土裏玩泥巴的農民呀。”朱喜貴說：“你到底是個什麽人呀？為啥要尋死啊？”
那個跳水者說：“我……我……我姓彭，是春陽縣的縣……縣長……”
朱喜貴見的世麵不多，他走得最遠的地方是縣城，見過最大的人物是公社書記。他不相信彭縣長的話。說：“你是縣長？騙人吧？隻有農民兄弟走投無路才尋短見，哪有縣長大人跳水自殺的啊？”
彭縣長當時四十多歲，比朱喜貴小幾歲。他對朱喜貴說：“老哥，政治鬥爭你不懂……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別說我一個小縣長被迫無奈要自殺，就連一些大市長、大省長、大部長甚至國家領導人，也可能選擇各種方式自殺啊……”
朱喜貴不知道市長、省長、部長的官職有多高，但知道一個縣長的權力有多大。他說：“大兄弟啊，你一個縣太爺，死不得、死不得呀，死了就真正冤枉了！”
彭縣長說：“不死怎麽辦？躲又沒處躲，逃又無處逃……世界雖大，卻沒有我的立足之地呀……老哥，我能求你辦一件事嗎？”
“你說、你說。”
彭縣長說：“老哥呀，你想想……。如果我姓彭的真的這樣死了，誰給我的老婆孩子通風報信呀？誰來為我收屍呀？我想，拜托你老哥一件事，在我死後，給我的老婆孩子說一聲……”
朱喜貴連忙搖頭說：“別別別……你不能死，我也不能睜大眼睛看著你死……你要真想著老婆孩子，就在我這兒躲些日子，待身上的傷好了，自己走路迴去。”
彭縣長說：“你這兒能躲？你不怕受連累嗎？”
朱喜貴說：“我一個土裏刨食的老農民，大字不識一籮筐，怕連累什麽呀？隻是……隻是……”他似乎有難言之隱。
彭縣長說：“如果老哥為難的話，也就算了。我一個右派分子，不能給你老哥添麻煩呀。”
朱喜貴說：“大兄弟，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想，我們這兒窮得叮當響，沒什麽給你養身子的東西，也沒個好地方讓你住得舒服……。”
彭縣長抱著朱喜貴哭起來說：“老哥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哪……這個時候，我一個死去活來的右派分子，還圖什麽啊，隻要能活下去就是了不起啊！”
朱喜貴說：“既然如此，我就把你藏在後山的山洞裏。那個山洞，是‘備戰、備荒’時期挖的，冬曖夏涼。你放心，這事隻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吃的東西嘛，就靠這個水庫，我天天給你偷魚吃……不過，你千萬別把我偷魚的事兒告訴任何人啊？”
彭縣長被這個樸素、善良、誠實的農民大哥感動得熱淚盈眶！
……
粉碎“四人幫”之後，彭縣長官複原職。
官複原職的彭縣長，忘不了那座水庫、忘不了那個山洞、忘不了他的救命恩人。他把家裏多年積蓄的三千元錢全部帶上，悄悄跑到朱喜貴家裏，一定要報恩。
朱喜貴受不了那種恩情，不肯接受彭縣長的任何報恩方式。
彭縣長說：“大哥啊，我姓彭的能有今天，是你朱大哥的功勞呀……你不肯要錢也罷，今後，凡是你朱家有事要我幫忙的，我一定不遺餘力。”
朱喜貴猶豫不決地說：“我一個老農民，出不了廳堂見不得太陽，沒什麽要你幫忙的。不過……我大兒子朱偉濤想當邊防警察，你看能否……”
彭縣長二話沒說，當場記下了朱偉濤的名字。並在當年冬季征兵的時候，找關係把朱偉濤弄進了南方邊防警察總隊……
當時，農村想當兵的男女青年很多，但能當上兵的屈指可數。且都是關係戶或幹部子弟。朱偉濤一個老農民的兒子，能不動聲色地穿上邊防警服，不但轟動了小山村，而且轟動了整個大隊，轟動了整個公社！
更重要的是，當時流行一句話：“七十年代穿軍裝，八十年代穿西裝，九十年代穿時裝。”當時正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未，朱偉濤當兵趕上了“未班車”。他的那一身邊防警服呀，不但徹底改變了朱家在當地的聲望，更重要的是引起了無數姑娘的注意。
接到入伍通知書的那幾天，朱家那個熱鬧呀，用門庭若市來形容一點兒也不過份。尤其是當地的媒婆，接二連三、接連不斷、接踵而至……幾乎踏破了朱家大門！
謝小娟呢，本來早就認識朱偉濤，還與朱偉濤是初中的同學。朱偉濤臨走的那幾天，她總在母親麵前說朱偉濤的好話……
女兒的心思，雖然當大隊書記的父親揣著明白裝糊塗，但母女的心是相通的。大隊婦聯主任趕緊找人說媒，硬是捷足先登、後來居上，打敗了十幾個競爭對手，把朱偉濤納入了未來的女婿……
但訂婚下彩禮，還是朱偉濤當上代理分隊長之後的事。當時，朱偉濤雖在邊防警察支隊紅得發紫，但朱家卻窮得發慌。因為，要訂婚要下彩禮，得花一大筆錢哇。而朱家除了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女兒之外，幾乎窮得叮當響！
但是，按照當時農村的風俗習慣，男女青年不訂婚不下彩禮，就等於婚姻沒有保障，就等於沒有進行過結婚登記。因此，那時候的訂婚下彩禮，從某種意義上說，勝過時下的結婚登記！
當時，讓朱喜貴發慌的是，家裏沒錢。如果下點兒小彩禮，也許還能找親戚借點。但要下重禮，那是賣兒賣女也拿不出來的呀……在謝家這種大姓大戶麵前，在謝家這種有權有勢的家庭麵前，如果朱家的彩禮下輕了，被謝家瞧不起。彩禮下重了，朱家扛不起。朱喜貴左右為難，隻好寫信問兒子，把決定權交給朱偉濤。
朱偉濤迴信說，送不起彩禮就暫時別送，等我真正當上了分隊長之後再說……
朱家這種態度，謝家人知道後可不幹。
謝家人心想：你朱偉濤現在還是個代理分隊長，口氣就這麽硬，就不想訂婚送彩禮了……若真當上了分隊長，當上了警官，那謝家這個警官女婿，豈不成了煮熟的鴨子——飛了？不行，堅決不行！
謝書記當機立斷，親自發話：“朱家送不起彩禮有啥關係？他朱家送不起那份彩禮，我謝家倒送那份彩禮，隻要擇日把婚事訂下就行了！”
謝書記一句話，“價值連城”哪……不但讓朱家省下了一大筆彩禮錢，而且還收到了謝家一份價值不菲的“迴禮”，樂得朱喜貴跪在朱家的老祖墳上，燒了一天一夜的香火！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朱偉濤不但沒當上警官，反而被邊防警察總隊開除了軍籍、開除了黨籍、遣送迴鄉。這不但讓朱家傷透了心，更讓謝家左右為難，騎虎難下！
謝書記心想：朱偉濤在邊防警察支隊混成這種熊樣，自己哪能把女兒送進火坑？朱、謝兩家的婚事肯定黃花菜了！但如何處理這樁婚事，必須想個萬全之策。既不能大張旗鼓的提出退婚，也不能悄無聲息的把女兒另嫁他人……如果大張旗鼓的提出退婚，那肯定招來非議、引起公憤。別人會說謝家是個勢利小人，會說朱偉濤如果還在邊防警察支隊的話，謝家肯定會倒貼本錢，把女兒送進朱家洞房……如果把女兒悄無聲息的另嫁他人，那更不行，說不盡會引起家族械鬥，血流成河啊……罷罷罷，朱、謝兩家的婚事既然不能熱處理，那就幹脆進行冷處理！他不準謝家的人談論朱家人的任何人任何事，更不準女兒上朱家見任何人。他要讓無聲勝有聲，讓朱家人自悲自憤、自知之明、知難而退！
謝家這種軟刀子殺人，可謂殺人不見血哇。
幸而，朱家人早有自知之明，朱偉濤早已作好了知難而退的準備工作。他在後山等待謝小娟，就是想向謝小娟當麵提出退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