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參加舊文革被批判以後，我就決定當逍遙派了，哪一派我都不參加。可是過不了多久就發現，逍遙派也不好當，因為兩大造反派都想爭取中間勢力，對逍遙派的策略是又拉又打，先是拉，拉不過來就打，使你夾在中間，兩麵受壓。如果不願靠攏那一派，唯一的辦法就隻有逃跑。5月份，我幹脆托李少琪同學幫我找了個順路的貨車，搭貨車迴農村老家去了。7月份，李少琪同學寫信告訴我說，可能要畢業分配了，讓我趕快迴學校。當時兩大派的武鬥已經開始，交通已經中斷，我是想方設法分段搭貨車迴到學校的。誰知迴校後，形勢突變，兩大派的武鬥升級了，在“四人幫”江青“文攻武衛”的煽動下，兩大派都通過明搶暗送的辦法，得到了大量武器彈藥，使長矛棍棒大戰升級成了槍炮大戰。有一天，離學校不遠的東郊雲南磚瓦廠突然槍聲大作，第二天就聽八派的同學說磚瓦廠被他們給打下來了，炮派都從小壩方向跑到炮管區去了。我們學校屬八管區，處炮管區與八管區的結合部，兩派交戰時是最危險的地方。我當時仍不想參加哪一派，可到了這時還當逍遙派的人，兩派看你都不順眼。有一天我到食堂打飯，當時打飯插隊的事很普遍，誰都是隻要見到隊伍裏有本班同學就往裏插，我也就插到了我們班一個同學的前麵，突然學校八派的一個頭頭走了過來，一把將我從隊伍中揪出來，要我到後麵去重新排隊。這樣的欺侮，讓我終生難忘。根據當時的情況，隻有完全靠向一派，才能有吃有住，一派不靠是沒有吃住的地方的。於是我跟著炮派同學一起撤到了雲南大學，正式加入了全老師為頭頭的炮派。住進雲大的第二天早晨，看見幾十輛大客車開到了雲大籃球場，裏麵坐滿帶槍的人，都是山東河南口音。上前一打聽，才知道他們是從大理下關調上來守衛雲大和五華山的工役製部隊第八團，他們的武器是平時就配帶著的。當天晚上十點，我們正要準備睡覺時，忽然聽到西站方向槍聲響作一團，大家頓時緊張起來。可是不一會就有人來通知說，請大家不用緊張，是我們自己人從小麥雨搞搶迴來。我們當時睡意全消，都一起跑到球場上，看人們將武器從車上卸下來，然後再把一挺挺機關槍扛到外語係與昆明工學院相鄰的圍牆跟上架了起來。我明顯地感到兩派大戰在即，雲大恐怕也不太安全了，隻有躲到居民家裏，才會更安全些，於是我就離開雲大，住到了靈光街156號同學李佑金家裏。果然不出所料，沒過幾天，兩派管區內拔除釘子、掃除據點的戰鬥就打得不可開交了。八管區的炮派被趕到了炮管區，炮管區的八派被趕到了八管區，人們拖兒帶女，背井離鄉，一派兵荒馬亂的景象。昆明一開打，各地州縣市也都打了起來，全省一片混亂，交通被阻斷，工廠停工停產，經濟癱瘓，市民生活沒有保障。麵對如此嚴重問題，雲南省成立軍管會，在全省實行軍事管製，以此恢複正常的經濟社會秩序。軍管會成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收繳兩派武器，監督兩派停火。軍管會的停火繳槍通告一公布，兩派的武鬥就慢慢平息了下來，但到了繳槍的時候，兩派都隻是把舊槍、壞槍交了出去，把新槍好槍藏了起來，這就為第二次武鬥留下了禍根。
武鬥停下來以後，我們都迴到了學校，準備兩派大聯合，複課鬧革命。因為當時昆明的武鬥是暫時停息下來了，但是地州市縣的武鬥，並沒有完全停息下來，八派組織力量支援東部地州縣的八派，炮派組織力量支援西部地州縣的炮派。就因為昆明與地州之間的相互聯係、相互援助，爆發了第二次大規模武鬥。為支援大理下關的炮派，炮派從昆明派出了工役製部隊第八團直抵下關，幫助大理下關的炮派打垮了八派。八派則組織力量支援東川以禮河八派，幫助東川以禮河八派打垮了炮派。當工八團從大理下關往昆明撤的時候，江青作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沒有辦法，隻有剿匪”的講話，出動軍隊將工八團包圍並消滅在一平浪煤礦。這樣，從昆明漫延到全省各地州的武鬥戰火又燒迴到了昆明，發生了兩派激戰黑林鋪的最大戰鬥。黑林鋪位於昆明西郊，是昆明通向雲南西部地區的咽喉，是由雲南汽車修配廠及其他一些工廠，連片組成的八派在昆明西部的一個強大堡壘。第一次武鬥時就沒有被拔除過，到第二次武鬥時，已是碉堡成群，工事堅固，武器彈藥和生活物資充足的根據地。八派下決心要死守，炮派下決心要強攻，雙方都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動用了第一次武鬥中沒使用過的加農炮、雙聯高射機槍、四聯高射機槍、m14 步槍等重型武器和新式武器。進攻的總指揮是位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從軍隊師長轉業到地方當廳長的老紅軍，作戰指揮很正規，事先經過了非常詳細地偵察，製定了非常周密地作戰計劃，用數萬兵力3天時間掃清外圍，縮小包圍圈並留出被包圍的非武鬥人員撤出通道。總攻發起前，五華山上的高音喇叭向全城播出了三次通牒，敦促非武裝人員撤出包圍圈。最後一次通牒是清晨六點播出的，廣播聲一停止，槍炮聲就響起。戰鬥打得非常激烈，第一炮就把正麵的主調堡削掉了一半，三發炮彈就把它夷為平地。黑林鋪側麵的眠山，爭奪更是激烈，經過了三次易手才被拿下，雙方死傷不少人。戰鬥打響兩三個小時之後，便有大批俘虜被從陣地上押下來，黑林鋪到西站的公路上，走的都是俘虜。他們被用自己的衣服蒙著頭，後麵的人抓著前麵的人的褲帶，成幾路縱隊，朝雲大、五華山方向走。當時我們還住在學校裏，兩大派再次開戰，感到又得逃難了。果不其然，兩三天後炮派又向與我們學校一牆之隔的省糧油機械廠及小壩片的一些工廠發出了通牒，我們不得不又一次逃離學校。這一次我們被分散住在雲南飯店、翠湖賓館和雲大幾個地方，我和賈精忠、李中凱、李開友4人住到了雲大，在重工係統聯合兵團做些雜事。
我們學校炮派和八派間的矛盾和仇恨，原來並不太深，我們撤離學校後也還經常迴去，從來沒發生過打鬥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李開友一直沒有迴來睡覺，大家都非常地擔心。直到淩晨5點多才聽到有人敲門，我們打開門一看，嚇了一大跳，是李開友扶著頭頭彭光籍迴來了。李開友倒沒什麽，身上隻有幾處輕傷，而彭光籍則已不成人樣，頭腫得像個大南瓜，兩個眼睛隻見兩條縫，滿臉青紫，摸到全身任何地方都碰不得，碰了都叫疼。聽李開友講了之後我們才知道，原來是頭天下午他們倆迴學校吃飯時被學校裏的八派打的。因為頭天八派開大會遊行，我們學校的八派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麵，當走到東風西路離八派老窩春城飯店不遠的省軍事博物館附近時，看見解放軍的巡邏車停在路邊，就衝上車去搶解放軍的槍。鑄5班學生田大方，搶了一支還嫌不夠，又衝上去想槍第二支。就在這時，停在馬路對麵省公安廳附近的另一輛巡邏車上的解放軍開火了，田大方的腦袋瓜被打開了花。打死打傷的人躺了一地，當時又正好下了陣小雨，有的人伸著手向過路人求救。學校裏的八派將田大方的屍體拉迴去後，叫校醫把他的頭縫好，放在教室的地板上，地板上汪起了一大灘血水。當他們發現彭光籍和李開友在學校裏時，就把他們倆抓去跪在屍體麵前又踢又打。彭光籍因為是炮派頭頭，打得也就特別厲害，一直打到昏了過去。有人還提議要讓他們喝地板上的血水，嚇得李開友也差點昏了過去。12點以後，打人的人已漸漸離去，但彭光籍和李開友還必須繼續跪在屍體麵前，一直跪到天亮。跪到淩晨3點多，李開友看看四處無人，才扶起彭光籍翻圍牆逃離學校，迴到我們住處。
重工係統聯合兵團，是文革中雲南省重工廳機關、學校和廠礦企事業單位聯合成立的群眾組織，由參加單位各派1名頭頭和1位工作人員組成。第一次武鬥結束後已基本解散，大多數人員都迴單位去了，隻有昆鋼、雲南機器廠、重工廳瀾滄運輸隊等少數單位的幾個人還沒走。第二次武鬥開始後，昆鋼的洪秀然又把走了的人逐個召集迴來，重敲鑼鼓另開張。被召迴來的有昆鋼、橋鋼、團鋼、瀾滄冶煉廠、雲南軸承廠、昆明冶煉廠、昆明電線廠、昆明電機廠、鐵合金廠、昆明機床廠、雲南重機廠、雲南內燃機廠、雲南機器廠、重工廳運輸隊、一工校、農機校等十多個單位的三十多人。我們先是住在雲大，後來搬到翠湖6號。我和其他兩個同學的主要任務是辦《炮聲隆》（後被我們改為《劍與火》）的小報，並負責分發聯合兵團各成員單位及向社會散發。《炮聲隆》是聯合兵團原來辦的油印小報，像傳單一樣的上街散發。《劍與火》是鉛印小報，用三輪車拉到街上賣，非常好賣，滿滿一三輪車報紙，很快就會被搶光。
在“東北的曙光”、“西南的春雷”，遼寧、貴州等省搞革命大聯合、成立革委會的引領下，雲南兩大派也不得不到北京去坐下來談判大聯合、成立革委會的問題。兩派代表達成協議迴昆後，很快就宣布成立了軍隊代表、老幹部代表和群眾組織代表三結合的雲南省革命委員會，軍隊代表譚輔仁任革命委員會主任，第二次武鬥也就結束了。就在省革委宣布成立不到一周的時候，重工係統聯合兵團在昆明冶煉廠召開了最後一次會議，宣布兵團解散及有關善後事宜。我寫了篇報道刊登在《劍與火》小報上，會議第二天就被譚輔仁公開批評，說是背著省革委召開全省性黑會，企圖架空省革委。文革中我沒拿過槍，也沒參加過武鬥，唯有這《劍與火》小報和小報上的文章，成了我文革中的罪惡，在劃線站隊時受到了大會批判。
翠湖6號原是副省長張衝的家，文革中被紅衛兵抄了過後，張副省長就搬到五華山裏麵去住了。我們住在裏麵時，張副省長還會經常迴來看看，和我們聊天，給我們講他的往事。他跟我們講，他是彝族，行伍出身，原來是滇軍中的一名中高級指揮官，抗戰期間，參加過著名的台兒莊戰役，後來到了延安，解放東北時，黨中央派他到東北做滇軍的策反工作，立了大功，所以解放後才當了雲南省副省長。他說他是個水利迷，雲南境內的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他全都仔細考察過，而且向省委省政府提出過三條江的水利開發利用建議。他說他有三個兒子，老大是張一團，老二是張二團，老三是張三團，他對他們要求嚴格，有什麽事他就下命令：一團上！二團上！三團上！三個兒子就會像打仗一樣往前衝。他說他雖然老了，但還堅持天天遊泳，鍛煉身體，需要時還可再為人民工作。“劃線站隊”中，他的秘書張光輝同誌也被下放到我們單位，和我做一樣的工作，他還給我講過張副省長的一些事。後來張副省長調北京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時，他也沒忘記找到我們單位，把張光輝同誌也帶上了北京。
省革委成立後，我們就從翠湖6號搬迴了學校，並一起到省革委人事組要求畢業分配。1968年11月，因文革延誤了一年多以後，我們終於畢業了，根據三線建設的需要，隻要政審合格的，都統統分配到省國防工業辦公室下屬企業，剩下的同學被分到了全省各地州縣市。我們班有11個同學被分到曲靖雲南機器五廠，當時曲靖城內唯一的一家旅社在武鬥中被大火燒了，沒有住的地方，我們隻好從昆明坐火車到沾益住，然後再從沾益坐公交車折迴曲靖，從曲靖坐馬車到廠裏報到。我們11月28日到廠報到時，雖然是當月的最後兩天，可廠裏還是給發了半個月工資，開始上班拿錢了，我們大家都很高興。
在雲南一工校學習的五年，是我從農村到城市，一生中環境變化最大，成長進步最快的五年，我不但學到了一門專業技術知識，還有了一副健康的身體和懂得了如何做人做事，對我的一生影響很大。
在北京大學
說實話，我這一輩子，做夢也沒想到過，有一天我會坐在北京大學的教室裏聽北大教授講課。然而當我工作了十七年，在我四十歲的時候，我確確實實坐到了北大的教室裏聆聽著名教授講授國民經濟管理的專業課程。
1985年，我在雲南機器五廠已經工作了17年，任助理工程師、技術部門科室領導和車間領導等正科級幹部已有11年，並且已經是9歲孩子的爸爸。這一年，中央組織部委托北京大學為西部貧困落後省份開辦的經濟管理幹部專科班，分給雲南省15個招生考試名額，雲南省國防科工辦係統分到了1個名額，我們廠憑著當時在係統中的名氣，得到了這個寶貴的考試名額。報考有一個死條件，就是必須是黨員正科以上幹部，年齡40歲以下。廠組織部門把符合條件的幾十個中層幹部集中起來，進行了一次摸底測試，成績都不理想，特別是數學，沒一個及格的。我當時正在昆明出差，迴來後組織部長周勝芳給我說了這一情況，並動員我報考。我很想去試一試，但我走以後妻子可就苦了，每天既要來迴地走4趟，每趟兩公裏遠的路上班，又要照顧9歲兒子上學，廠裏加班又多，她一個女同誌怎能吃得消？誰知迴到家裏，我試探性地和妻子一講，她就爽快地說，你要實在想去你就去把，不就是要我咬牙堅持兩年嗎？於是我第二天一上班就跑到組織部去填表報了名。當時離考試已經不到兩個月了，我不分白天黑夜，以最快的速度，將考試的教科書瀏覽了一遍，我們那個年代沒學過的內容，比如數學中的集合，則多看了兩遍。考試是由北大經濟學院的老師帶著考卷來直接考的，共設了兩個考場，一個在蘭州，一個在成都。新疆、西藏、甘肅、陝西四省區的考生在蘭州考場參考，雲南、貴州、四川三省的考生在成都考場參考。成都考場的考生有雲南14人（最後有1人沒去）、貴州15人、四川60多人，一共大概100人。我們先到省委組織部集合，然後在省委組織部科技幹部局的周睦鄰處長率領下，坐火車到成都趕考。當時火車票非常緊張，組織部隻弄到4張臥鋪票，給了1個女考生和我們兩個年齡最大的男考生，其他年輕的考生都坐硬座。列車嚴重超員，車廂內根本無法走動，從昆明到成都，一路上都隻有在列車到站的時候，下車經過站台進行相互聯係。成都的考場設在四川經濟管理幹部學院，我們到達成都後，給了兩天準備時間，以調整心態和休息。為了讓我們休息好，經幹學院把校內正在進行中的一切建築施工都給停了。夥食也辦得相當好，餐餐雞鴨魚肉，還讓我們在一個專門的食堂吃飯。經過三天的考試後，大家緊張的心情都放鬆下來了，四川省委組織部租了兩輛旅遊車，讓我們雲南貴州兩省的考生到青城山和都江堰去遊玩一天。爬完青城山，返迴到都江堰門口吃中午飯的時候，北大的唱瑞華老師和我坐在一起，當她聽到介紹說我是一名傣族考生時，便十分關心地問我考得怎麽樣，有沒有把握考上。我說自我感覺還好，如果在我們雲南的考生中隻取到1名的話，可能沒有我的份；如果取到兩名的話，我的可能性有百分之八九十；如果能取到3名，我考上北大就沒什麽問題了。“你那麽有自信？”她問我，“是的！”我迴答，“那好，北大見！”她說，“北大見！”我說。
迴廠後，我每天照舊幹我的工作，直到有一天，組織部周部長拿著北大的錄取通知書來到我辦公室對我說：“你真行！沒有辜負我們大家的希望，祝賀你被北京大學錄取了，趕快整理一下，把工作交了，把家裏的事情安排安排，到北大報到去吧！”我沒有表現出更多的驚喜和高興，因為這一切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我隻是說了句謝謝領導和組織的關心與支持。到北大報到後才知道，這次我們雲南一共考取了3人，即我和省商業廳計劃處的周永碧、昆明鋼鐵公司計劃銷售處的杜雲生，周永碧第一名，我第二名，杜雲生第三名。在北大一見周永碧我就對她說，小周你真厲害，在我們雲南的14人中，你居然考了第一名。她笑了笑說，主要是比你們倆多了點考試的經驗，我說了你莫見笑，我去年就來考過一迴了。有一天在學院辦公室見到唱老師，“嘿，你真的來啦？” 她有些驚訝地問，“我真的來了唱老師！”我有些得意地答。
北京大學是有些與眾不同，報到時就隻發給一本《學生手冊》和一張《課程表》，並有高年級的同學把你送到宿舍，幫你找到你的床位，以後的一切事情，就全靠你自己了。學生手冊裏，除了有學校的基本情況、規章製度之外，還附了一張學校的地圖，上麵詳細地標明了校內所有馬路、通道、辦公樓、宿舍樓、教室、食堂、圖書館、體育館、禮堂、醫院、商店、郵局……的具體位置，有了這張地圖，你要到哪裏都很方便。課程表上有你全部必修、選修課時的具體安排，包括上課的時間、教室及講課的老師，至於你去不去聽課是沒人管你的，隻要你參加考試，取得成績就行。
為了熟悉環境、適應環境，方便今後學習和生活，到校的第二天，我便手拿地圖，在校園裏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的轉了一整天，把我們上課的教室、就餐的食堂及學習生活經常要去光顧的地方都記在了心上。
到了第三天，全班百分之九十多的同學都來報到了，王立彥老師來到我們住處，說係裏派他來做我們的班主任，並提出了黨支部書記、支部委員和班長、班委的建議名單，讓我們投票選舉，同學們相互都還不認識，大家自然是舉手同意。
北大的教學管理，基本上實行的是一種宏觀的放任式的管理，學生個人在學習中的自由度很大，包括我們幹部專科班的學員，很大程度上都是靠自覺。因為授課老師是不管學生的，他隻管講課和考試、評分，誰願意聽課都可以來聽，你不來他也不管。許多課程都是上大課，不但有本係本級的本科、專科學生聽，而且有攻讀第二學位的其他院係的學生也來聽，還有研究生、外國留學生也會來聽。課堂上，許多學生都互不認識，就是校外的人來聽了，也沒人知道。有時課堂上學生多達兩三百人，有的人找不到座位，隻能坐在走道的台階上聽課。因此你有沒有去上課，沒人搞得清楚，沒人管得了。學校裏曾出現過個別學生開學報到後就到全國各地遊玩去了，兩個月不在學校也沒人知道，直到期末考試時請人代考被發現，事情才暴露出來。當然也有的老師不願意讓外國留學生聽他的課，在講東西方經濟關係課的時候，朱培興副教授就曾經在講課前，把幾個外國留學生請出了教室。
北大的教室是按老師安排而不是按學生安排的，對學生來說，沒有固定專門的教室，一門課在一個教室裏上，我們兩年學了26門課，就在26個教室裏上過課。每上兩節課就要換一次教室，我們稱之為戰場轉移、戰鬥轉換，“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有時一天換兩次，進出4個教室。晴天還好，遇到雨雪天氣，從東門的教室到西門的教室要走十多分鍾，課間休息沒了不說，當你上氣不接下氣趕到的時候，可能座位都沒了。因此班裏經常派幾個年輕的同學騎著自行車搶占座位，他們每次都必須一口氣搶下四十幾個座位，隻有這樣才能保證全班同學都有位子坐。
除了禮拜天，我們一般都是早上7點起床離開宿舍後就要到晚上10點左右才會迴到宿舍，呆在宿舍的時間很少，有時禮拜天也是早早的就起來到圖書館去了。我們的書包裏，除了有當天要用的課本、筆記本和文具之外，還有吃飯的碗和勺。到了下課吃飯的時候，我們一般都是就近找個食堂打飯吃，但有時候也要連跑好幾個食堂才能吃上，因為我們愛吃米飯，雖然校園裏有很多食堂，但每餐都隻有三四個食堂賣米飯，要想吃米飯，就得跑幾個食堂。午飯後一般都到圖書館或閱覽室，看看報紙雜誌。晚飯後，或到教室看書寫作業，或到圖書館查找資料，或去聽各種講座，或參加各種文化娛樂活動。每天的時間都很緊張，就跟打仗一樣。
北大校園裏的學生宿舍很緊張，北京市的學生都不讓住校，我們被安排住在黃莊的北大附中，離北大南校門有兩站公交車的距離。我們每人都隻好買月票，早上起來從黃莊坐工交車到學校上課，晚上從學校坐公交車迴附中睡覺。禮拜天不出去，就在附中食堂吃飯，或者到附中門口的黃莊包子鋪吃3兩包子1碗小米粥。我們進出附中大門時，經常會看到一個胖胖的身材魁偉的附中學生，在和守門的老頭聊天，給老頭講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曆史故事。他身穿舊軍服，腳踏棉布鞋，頭發烏黑，眉毛濃密，天冷的時候，也穿一件軍用緊身棉襖或軍用棉大衣，整個學期從來都不見他走出校門。每次到食堂吃飯，都看到有個老大媽把飯菜打好端給他，聽說主要是幫他控製每頓的飯量，不然他月底就沒飯票吃飯了。對這個學生，我們都覺得有些奇怪，時間長了，才聽說他就是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毛新宇就住在我們樓下，我們住二樓，他住一樓。他沒有一點領袖人物後代的口氣和架勢，與任何人都很隨和，他甚至會自己跑到我們宿舍來和我們一起吹牛聊天。我們對他的生活、學習和家裏的情況很感興趣，老是問他些這方麵的問題。他和我們說，他的生活和學習都很好，平常他一個人在北大附中住校讀書，哪裏也不去。隻有寒暑假的時候，才迴家與父母團聚，和父母一起要麽到北戴河、承德避暑，要麽到南方廣州避寒，但學校一開學，父母就會立即把她送迴學校來讀書。
學校給我們國民經濟管理幹部專科班設置了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中國經濟思想史、統計學、農業經濟學、英語、社會主義經濟學、管理會計與工程經濟、中國革命史、社會主義財政學、管理經濟學、經濟法學、東西方經濟關係、城市規劃與管理、貨幣銀行學、工業企業管理、西方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市場學、國際金融、電子計算機、網絡技術、價值工程、西方管理理論、現代管理方法、外資項目評估等一共26門課程，其中英語、東西方經濟關係兩門為選修課，其餘24門都是必修課。這種理論性、實踐性、專業性、技術性都很強的課程設置，加上高水平的老師授課，我們當然就可以學到終身受用不盡的真才實學。我是在大中型工業企業做過17年技術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老學生，對裏麵有的課程，內容比較熟悉，學起來也就比較輕鬆。如工業企業管理、市場學、網絡技術、價值工程、現代管理方法、外資項目評估這些課程，許多內容和方法都是過去工作中做過的，隻是老師講得更係統、更完善、更深入而已，我一聽就懂，一學就會。價值工程課考試，我就是用廠裏生產的真實的“藍箭”牌輕型汽車來進行價值分析和提出設計改進的，老師給了我九十幾分的高分。有的課程，特別是那些帶有高深理論和先進技術方法的課程，我既感到新奇和渴求，又感到學起來有些吃力。如貨幣銀行學、社會主義財政學、電子計算機、國際金融、國民經濟管理學。但不管怎麽說，經過刻苦努力，最後這些課程的考試成績都達到了七八十分，最低的貨幣金融學74分，最高的電子計算機還得了90多分。有的課程，如統計學、城市規劃與管理、網絡技術、外資項目評估，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和技術性，我不但非常喜歡，而且非常重視。統計學我考了98分，就隻差最後沒把標誌變動度比出來而被扣了兩份。二十年後，當我和幾個年輕人在編製一個地區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時候，我就是用在北大學到的統計知識教他們計算發展速度、增長速度和平均增長速度的。並且教他們運用統計調查、統計分析和統計預測的方法，分析了解上一個規劃期的情況和預測下一個規劃期的發展。學習城市規劃與管理課的過程中，我聯係雲南實際，向省裏提出了放棄規劃建設安寧、呈貢、上莊等衛星城，發展建設玉溪、曲靖、楚雄3個反磁力中心和采用“零增長”理論控製
武鬥停下來以後，我們都迴到了學校，準備兩派大聯合，複課鬧革命。因為當時昆明的武鬥是暫時停息下來了，但是地州市縣的武鬥，並沒有完全停息下來，八派組織力量支援東部地州縣的八派，炮派組織力量支援西部地州縣的炮派。就因為昆明與地州之間的相互聯係、相互援助，爆發了第二次大規模武鬥。為支援大理下關的炮派，炮派從昆明派出了工役製部隊第八團直抵下關，幫助大理下關的炮派打垮了八派。八派則組織力量支援東川以禮河八派，幫助東川以禮河八派打垮了炮派。當工八團從大理下關往昆明撤的時候，江青作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沒有辦法，隻有剿匪”的講話，出動軍隊將工八團包圍並消滅在一平浪煤礦。這樣，從昆明漫延到全省各地州的武鬥戰火又燒迴到了昆明，發生了兩派激戰黑林鋪的最大戰鬥。黑林鋪位於昆明西郊，是昆明通向雲南西部地區的咽喉，是由雲南汽車修配廠及其他一些工廠，連片組成的八派在昆明西部的一個強大堡壘。第一次武鬥時就沒有被拔除過，到第二次武鬥時，已是碉堡成群，工事堅固，武器彈藥和生活物資充足的根據地。八派下決心要死守，炮派下決心要強攻，雙方都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動用了第一次武鬥中沒使用過的加農炮、雙聯高射機槍、四聯高射機槍、m14 步槍等重型武器和新式武器。進攻的總指揮是位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從軍隊師長轉業到地方當廳長的老紅軍，作戰指揮很正規，事先經過了非常詳細地偵察，製定了非常周密地作戰計劃，用數萬兵力3天時間掃清外圍，縮小包圍圈並留出被包圍的非武鬥人員撤出通道。總攻發起前，五華山上的高音喇叭向全城播出了三次通牒，敦促非武裝人員撤出包圍圈。最後一次通牒是清晨六點播出的，廣播聲一停止，槍炮聲就響起。戰鬥打得非常激烈，第一炮就把正麵的主調堡削掉了一半，三發炮彈就把它夷為平地。黑林鋪側麵的眠山，爭奪更是激烈，經過了三次易手才被拿下，雙方死傷不少人。戰鬥打響兩三個小時之後，便有大批俘虜被從陣地上押下來，黑林鋪到西站的公路上，走的都是俘虜。他們被用自己的衣服蒙著頭，後麵的人抓著前麵的人的褲帶，成幾路縱隊，朝雲大、五華山方向走。當時我們還住在學校裏，兩大派再次開戰，感到又得逃難了。果不其然，兩三天後炮派又向與我們學校一牆之隔的省糧油機械廠及小壩片的一些工廠發出了通牒，我們不得不又一次逃離學校。這一次我們被分散住在雲南飯店、翠湖賓館和雲大幾個地方，我和賈精忠、李中凱、李開友4人住到了雲大，在重工係統聯合兵團做些雜事。
我們學校炮派和八派間的矛盾和仇恨，原來並不太深，我們撤離學校後也還經常迴去，從來沒發生過打鬥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李開友一直沒有迴來睡覺，大家都非常地擔心。直到淩晨5點多才聽到有人敲門，我們打開門一看，嚇了一大跳，是李開友扶著頭頭彭光籍迴來了。李開友倒沒什麽，身上隻有幾處輕傷，而彭光籍則已不成人樣，頭腫得像個大南瓜，兩個眼睛隻見兩條縫，滿臉青紫，摸到全身任何地方都碰不得，碰了都叫疼。聽李開友講了之後我們才知道，原來是頭天下午他們倆迴學校吃飯時被學校裏的八派打的。因為頭天八派開大會遊行，我們學校的八派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麵，當走到東風西路離八派老窩春城飯店不遠的省軍事博物館附近時，看見解放軍的巡邏車停在路邊，就衝上車去搶解放軍的槍。鑄5班學生田大方，搶了一支還嫌不夠，又衝上去想槍第二支。就在這時，停在馬路對麵省公安廳附近的另一輛巡邏車上的解放軍開火了，田大方的腦袋瓜被打開了花。打死打傷的人躺了一地，當時又正好下了陣小雨，有的人伸著手向過路人求救。學校裏的八派將田大方的屍體拉迴去後，叫校醫把他的頭縫好，放在教室的地板上，地板上汪起了一大灘血水。當他們發現彭光籍和李開友在學校裏時，就把他們倆抓去跪在屍體麵前又踢又打。彭光籍因為是炮派頭頭，打得也就特別厲害，一直打到昏了過去。有人還提議要讓他們喝地板上的血水，嚇得李開友也差點昏了過去。12點以後，打人的人已漸漸離去，但彭光籍和李開友還必須繼續跪在屍體麵前，一直跪到天亮。跪到淩晨3點多，李開友看看四處無人，才扶起彭光籍翻圍牆逃離學校，迴到我們住處。
重工係統聯合兵團，是文革中雲南省重工廳機關、學校和廠礦企事業單位聯合成立的群眾組織，由參加單位各派1名頭頭和1位工作人員組成。第一次武鬥結束後已基本解散，大多數人員都迴單位去了，隻有昆鋼、雲南機器廠、重工廳瀾滄運輸隊等少數單位的幾個人還沒走。第二次武鬥開始後，昆鋼的洪秀然又把走了的人逐個召集迴來，重敲鑼鼓另開張。被召迴來的有昆鋼、橋鋼、團鋼、瀾滄冶煉廠、雲南軸承廠、昆明冶煉廠、昆明電線廠、昆明電機廠、鐵合金廠、昆明機床廠、雲南重機廠、雲南內燃機廠、雲南機器廠、重工廳運輸隊、一工校、農機校等十多個單位的三十多人。我們先是住在雲大，後來搬到翠湖6號。我和其他兩個同學的主要任務是辦《炮聲隆》（後被我們改為《劍與火》）的小報，並負責分發聯合兵團各成員單位及向社會散發。《炮聲隆》是聯合兵團原來辦的油印小報，像傳單一樣的上街散發。《劍與火》是鉛印小報，用三輪車拉到街上賣，非常好賣，滿滿一三輪車報紙，很快就會被搶光。
在“東北的曙光”、“西南的春雷”，遼寧、貴州等省搞革命大聯合、成立革委會的引領下，雲南兩大派也不得不到北京去坐下來談判大聯合、成立革委會的問題。兩派代表達成協議迴昆後，很快就宣布成立了軍隊代表、老幹部代表和群眾組織代表三結合的雲南省革命委員會，軍隊代表譚輔仁任革命委員會主任，第二次武鬥也就結束了。就在省革委宣布成立不到一周的時候，重工係統聯合兵團在昆明冶煉廠召開了最後一次會議，宣布兵團解散及有關善後事宜。我寫了篇報道刊登在《劍與火》小報上，會議第二天就被譚輔仁公開批評，說是背著省革委召開全省性黑會，企圖架空省革委。文革中我沒拿過槍，也沒參加過武鬥，唯有這《劍與火》小報和小報上的文章，成了我文革中的罪惡，在劃線站隊時受到了大會批判。
翠湖6號原是副省長張衝的家，文革中被紅衛兵抄了過後，張副省長就搬到五華山裏麵去住了。我們住在裏麵時，張副省長還會經常迴來看看，和我們聊天，給我們講他的往事。他跟我們講，他是彝族，行伍出身，原來是滇軍中的一名中高級指揮官，抗戰期間，參加過著名的台兒莊戰役，後來到了延安，解放東北時，黨中央派他到東北做滇軍的策反工作，立了大功，所以解放後才當了雲南省副省長。他說他是個水利迷，雲南境內的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他全都仔細考察過，而且向省委省政府提出過三條江的水利開發利用建議。他說他有三個兒子，老大是張一團，老二是張二團，老三是張三團，他對他們要求嚴格，有什麽事他就下命令：一團上！二團上！三團上！三個兒子就會像打仗一樣往前衝。他說他雖然老了，但還堅持天天遊泳，鍛煉身體，需要時還可再為人民工作。“劃線站隊”中，他的秘書張光輝同誌也被下放到我們單位，和我做一樣的工作，他還給我講過張副省長的一些事。後來張副省長調北京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時，他也沒忘記找到我們單位，把張光輝同誌也帶上了北京。
省革委成立後，我們就從翠湖6號搬迴了學校，並一起到省革委人事組要求畢業分配。1968年11月，因文革延誤了一年多以後，我們終於畢業了，根據三線建設的需要，隻要政審合格的，都統統分配到省國防工業辦公室下屬企業，剩下的同學被分到了全省各地州縣市。我們班有11個同學被分到曲靖雲南機器五廠，當時曲靖城內唯一的一家旅社在武鬥中被大火燒了，沒有住的地方，我們隻好從昆明坐火車到沾益住，然後再從沾益坐公交車折迴曲靖，從曲靖坐馬車到廠裏報到。我們11月28日到廠報到時，雖然是當月的最後兩天，可廠裏還是給發了半個月工資，開始上班拿錢了，我們大家都很高興。
在雲南一工校學習的五年，是我從農村到城市，一生中環境變化最大，成長進步最快的五年，我不但學到了一門專業技術知識，還有了一副健康的身體和懂得了如何做人做事，對我的一生影響很大。
在北京大學
說實話，我這一輩子，做夢也沒想到過，有一天我會坐在北京大學的教室裏聽北大教授講課。然而當我工作了十七年，在我四十歲的時候，我確確實實坐到了北大的教室裏聆聽著名教授講授國民經濟管理的專業課程。
1985年，我在雲南機器五廠已經工作了17年，任助理工程師、技術部門科室領導和車間領導等正科級幹部已有11年，並且已經是9歲孩子的爸爸。這一年，中央組織部委托北京大學為西部貧困落後省份開辦的經濟管理幹部專科班，分給雲南省15個招生考試名額，雲南省國防科工辦係統分到了1個名額，我們廠憑著當時在係統中的名氣，得到了這個寶貴的考試名額。報考有一個死條件，就是必須是黨員正科以上幹部，年齡40歲以下。廠組織部門把符合條件的幾十個中層幹部集中起來，進行了一次摸底測試，成績都不理想，特別是數學，沒一個及格的。我當時正在昆明出差，迴來後組織部長周勝芳給我說了這一情況，並動員我報考。我很想去試一試，但我走以後妻子可就苦了，每天既要來迴地走4趟，每趟兩公裏遠的路上班，又要照顧9歲兒子上學，廠裏加班又多，她一個女同誌怎能吃得消？誰知迴到家裏，我試探性地和妻子一講，她就爽快地說，你要實在想去你就去把，不就是要我咬牙堅持兩年嗎？於是我第二天一上班就跑到組織部去填表報了名。當時離考試已經不到兩個月了，我不分白天黑夜，以最快的速度，將考試的教科書瀏覽了一遍，我們那個年代沒學過的內容，比如數學中的集合，則多看了兩遍。考試是由北大經濟學院的老師帶著考卷來直接考的，共設了兩個考場，一個在蘭州，一個在成都。新疆、西藏、甘肅、陝西四省區的考生在蘭州考場參考，雲南、貴州、四川三省的考生在成都考場參考。成都考場的考生有雲南14人（最後有1人沒去）、貴州15人、四川60多人，一共大概100人。我們先到省委組織部集合，然後在省委組織部科技幹部局的周睦鄰處長率領下，坐火車到成都趕考。當時火車票非常緊張，組織部隻弄到4張臥鋪票，給了1個女考生和我們兩個年齡最大的男考生，其他年輕的考生都坐硬座。列車嚴重超員，車廂內根本無法走動，從昆明到成都，一路上都隻有在列車到站的時候，下車經過站台進行相互聯係。成都的考場設在四川經濟管理幹部學院，我們到達成都後，給了兩天準備時間，以調整心態和休息。為了讓我們休息好，經幹學院把校內正在進行中的一切建築施工都給停了。夥食也辦得相當好，餐餐雞鴨魚肉，還讓我們在一個專門的食堂吃飯。經過三天的考試後，大家緊張的心情都放鬆下來了，四川省委組織部租了兩輛旅遊車，讓我們雲南貴州兩省的考生到青城山和都江堰去遊玩一天。爬完青城山，返迴到都江堰門口吃中午飯的時候，北大的唱瑞華老師和我坐在一起，當她聽到介紹說我是一名傣族考生時，便十分關心地問我考得怎麽樣，有沒有把握考上。我說自我感覺還好，如果在我們雲南的考生中隻取到1名的話，可能沒有我的份；如果取到兩名的話，我的可能性有百分之八九十；如果能取到3名，我考上北大就沒什麽問題了。“你那麽有自信？”她問我，“是的！”我迴答，“那好，北大見！”她說，“北大見！”我說。
迴廠後，我每天照舊幹我的工作，直到有一天，組織部周部長拿著北大的錄取通知書來到我辦公室對我說：“你真行！沒有辜負我們大家的希望，祝賀你被北京大學錄取了，趕快整理一下，把工作交了，把家裏的事情安排安排，到北大報到去吧！”我沒有表現出更多的驚喜和高興，因為這一切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我隻是說了句謝謝領導和組織的關心與支持。到北大報到後才知道，這次我們雲南一共考取了3人，即我和省商業廳計劃處的周永碧、昆明鋼鐵公司計劃銷售處的杜雲生，周永碧第一名，我第二名，杜雲生第三名。在北大一見周永碧我就對她說，小周你真厲害，在我們雲南的14人中，你居然考了第一名。她笑了笑說，主要是比你們倆多了點考試的經驗，我說了你莫見笑，我去年就來考過一迴了。有一天在學院辦公室見到唱老師，“嘿，你真的來啦？” 她有些驚訝地問，“我真的來了唱老師！”我有些得意地答。
北京大學是有些與眾不同，報到時就隻發給一本《學生手冊》和一張《課程表》，並有高年級的同學把你送到宿舍，幫你找到你的床位，以後的一切事情，就全靠你自己了。學生手冊裏，除了有學校的基本情況、規章製度之外，還附了一張學校的地圖，上麵詳細地標明了校內所有馬路、通道、辦公樓、宿舍樓、教室、食堂、圖書館、體育館、禮堂、醫院、商店、郵局……的具體位置，有了這張地圖，你要到哪裏都很方便。課程表上有你全部必修、選修課時的具體安排，包括上課的時間、教室及講課的老師，至於你去不去聽課是沒人管你的，隻要你參加考試，取得成績就行。
為了熟悉環境、適應環境，方便今後學習和生活，到校的第二天，我便手拿地圖，在校園裏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的轉了一整天，把我們上課的教室、就餐的食堂及學習生活經常要去光顧的地方都記在了心上。
到了第三天，全班百分之九十多的同學都來報到了，王立彥老師來到我們住處，說係裏派他來做我們的班主任，並提出了黨支部書記、支部委員和班長、班委的建議名單，讓我們投票選舉，同學們相互都還不認識，大家自然是舉手同意。
北大的教學管理，基本上實行的是一種宏觀的放任式的管理，學生個人在學習中的自由度很大，包括我們幹部專科班的學員，很大程度上都是靠自覺。因為授課老師是不管學生的，他隻管講課和考試、評分，誰願意聽課都可以來聽，你不來他也不管。許多課程都是上大課，不但有本係本級的本科、專科學生聽，而且有攻讀第二學位的其他院係的學生也來聽，還有研究生、外國留學生也會來聽。課堂上，許多學生都互不認識，就是校外的人來聽了，也沒人知道。有時課堂上學生多達兩三百人，有的人找不到座位，隻能坐在走道的台階上聽課。因此你有沒有去上課，沒人搞得清楚，沒人管得了。學校裏曾出現過個別學生開學報到後就到全國各地遊玩去了，兩個月不在學校也沒人知道，直到期末考試時請人代考被發現，事情才暴露出來。當然也有的老師不願意讓外國留學生聽他的課，在講東西方經濟關係課的時候，朱培興副教授就曾經在講課前，把幾個外國留學生請出了教室。
北大的教室是按老師安排而不是按學生安排的，對學生來說，沒有固定專門的教室，一門課在一個教室裏上，我們兩年學了26門課，就在26個教室裏上過課。每上兩節課就要換一次教室，我們稱之為戰場轉移、戰鬥轉換，“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有時一天換兩次，進出4個教室。晴天還好，遇到雨雪天氣，從東門的教室到西門的教室要走十多分鍾，課間休息沒了不說，當你上氣不接下氣趕到的時候，可能座位都沒了。因此班裏經常派幾個年輕的同學騎著自行車搶占座位，他們每次都必須一口氣搶下四十幾個座位，隻有這樣才能保證全班同學都有位子坐。
除了禮拜天，我們一般都是早上7點起床離開宿舍後就要到晚上10點左右才會迴到宿舍，呆在宿舍的時間很少，有時禮拜天也是早早的就起來到圖書館去了。我們的書包裏，除了有當天要用的課本、筆記本和文具之外，還有吃飯的碗和勺。到了下課吃飯的時候，我們一般都是就近找個食堂打飯吃，但有時候也要連跑好幾個食堂才能吃上，因為我們愛吃米飯，雖然校園裏有很多食堂，但每餐都隻有三四個食堂賣米飯，要想吃米飯，就得跑幾個食堂。午飯後一般都到圖書館或閱覽室，看看報紙雜誌。晚飯後，或到教室看書寫作業，或到圖書館查找資料，或去聽各種講座，或參加各種文化娛樂活動。每天的時間都很緊張，就跟打仗一樣。
北大校園裏的學生宿舍很緊張，北京市的學生都不讓住校，我們被安排住在黃莊的北大附中，離北大南校門有兩站公交車的距離。我們每人都隻好買月票，早上起來從黃莊坐工交車到學校上課，晚上從學校坐公交車迴附中睡覺。禮拜天不出去，就在附中食堂吃飯，或者到附中門口的黃莊包子鋪吃3兩包子1碗小米粥。我們進出附中大門時，經常會看到一個胖胖的身材魁偉的附中學生，在和守門的老頭聊天，給老頭講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曆史故事。他身穿舊軍服，腳踏棉布鞋，頭發烏黑，眉毛濃密，天冷的時候，也穿一件軍用緊身棉襖或軍用棉大衣，整個學期從來都不見他走出校門。每次到食堂吃飯，都看到有個老大媽把飯菜打好端給他，聽說主要是幫他控製每頓的飯量，不然他月底就沒飯票吃飯了。對這個學生，我們都覺得有些奇怪，時間長了，才聽說他就是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毛新宇就住在我們樓下，我們住二樓，他住一樓。他沒有一點領袖人物後代的口氣和架勢，與任何人都很隨和，他甚至會自己跑到我們宿舍來和我們一起吹牛聊天。我們對他的生活、學習和家裏的情況很感興趣，老是問他些這方麵的問題。他和我們說，他的生活和學習都很好，平常他一個人在北大附中住校讀書，哪裏也不去。隻有寒暑假的時候，才迴家與父母團聚，和父母一起要麽到北戴河、承德避暑，要麽到南方廣州避寒，但學校一開學，父母就會立即把她送迴學校來讀書。
學校給我們國民經濟管理幹部專科班設置了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中國經濟思想史、統計學、農業經濟學、英語、社會主義經濟學、管理會計與工程經濟、中國革命史、社會主義財政學、管理經濟學、經濟法學、東西方經濟關係、城市規劃與管理、貨幣銀行學、工業企業管理、西方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市場學、國際金融、電子計算機、網絡技術、價值工程、西方管理理論、現代管理方法、外資項目評估等一共26門課程，其中英語、東西方經濟關係兩門為選修課，其餘24門都是必修課。這種理論性、實踐性、專業性、技術性都很強的課程設置，加上高水平的老師授課，我們當然就可以學到終身受用不盡的真才實學。我是在大中型工業企業做過17年技術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老學生，對裏麵有的課程，內容比較熟悉，學起來也就比較輕鬆。如工業企業管理、市場學、網絡技術、價值工程、現代管理方法、外資項目評估這些課程，許多內容和方法都是過去工作中做過的，隻是老師講得更係統、更完善、更深入而已，我一聽就懂，一學就會。價值工程課考試，我就是用廠裏生產的真實的“藍箭”牌輕型汽車來進行價值分析和提出設計改進的，老師給了我九十幾分的高分。有的課程，特別是那些帶有高深理論和先進技術方法的課程，我既感到新奇和渴求，又感到學起來有些吃力。如貨幣銀行學、社會主義財政學、電子計算機、國際金融、國民經濟管理學。但不管怎麽說，經過刻苦努力，最後這些課程的考試成績都達到了七八十分，最低的貨幣金融學74分，最高的電子計算機還得了90多分。有的課程，如統計學、城市規劃與管理、網絡技術、外資項目評估，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和技術性，我不但非常喜歡，而且非常重視。統計學我考了98分，就隻差最後沒把標誌變動度比出來而被扣了兩份。二十年後，當我和幾個年輕人在編製一個地區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時候，我就是用在北大學到的統計知識教他們計算發展速度、增長速度和平均增長速度的。並且教他們運用統計調查、統計分析和統計預測的方法，分析了解上一個規劃期的情況和預測下一個規劃期的發展。學習城市規劃與管理課的過程中，我聯係雲南實際，向省裏提出了放棄規劃建設安寧、呈貢、上莊等衛星城，發展建設玉溪、曲靖、楚雄3個反磁力中心和采用“零增長”理論控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