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角度而言,曾經擔任內史,且沒有出岔子的人,也確實能滿足丞相的能力要求——畢竟做了丞相,要管的地方,也沒比做內史時大多少嘛!


    能在內史任上管理好關中,那就必然能在丞相任上,管好關中,以及關東多出的那幾十個縣。


    所以在漢室,除了功勳卓著,子孫受惠的開國元勳,以及周亞夫、衛霍這樣於天下有大功的武人之外,尋常官僚要想一展胸中報複,染指丞相大位,就普遍需要尊崇漢室官場特有的秩序。


    第一步:要麽被舉賢良方正成為侍郎,要麽恩萌為郎中;要麽憑借武力成為中郎,亦或是通過貲官,成為貲郎。


    說白了:先以郎官之身,在宮裏曆練一番就對了。


    之後,就是大部分官員晉升生涯所不可避免的經曆——外放!


    如果是侍郎,那一般是酌情外放為郡守、縣令這樣郡縣主官,輔以郎中為副官;中郎外放為郡尉、縣尉、都尉這樣的武將。


    至於貲郎,則因為商人出身的政治汙點,很少能得到外放的機會,隻能如曆史上的文帝廷尉張釋之那樣,等候袁盎之類的‘恩主’舉薦。


    外放,算是官僚生涯當中最為關鍵的一環,表現好了,那重迴中樞,立刻就是有豐富治政經驗的人才!


    可萬一表現的不好,甚至隻是表現得沒有想象中那麽好,就很容易淡出朝堂的視野,乃至於被天子忘記,在地方幹到告老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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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方得到出色的政績,並借此迴到中樞之後,官僚普遍會被任命為九卿副職,或在長安兩軍任校尉之類的職務,尋求建功立業的機會。


    再之後,就是熬。


    要麽在九卿副職的位置上熬死上司,並保證自己是九卿候選中最有競爭力的一人,要麽在南北兩軍熬到戰爭機會,並在戰鬥中立下功勳,為自己的官僚生涯打下堅實的‘成份’基礎。


    而九卿當中,除了內史本人之外,剩下八個人當中但凡有點雄心壯誌的,追求都隻有一個:成為內史!


    因為隻有通過內史證明自己的能力,才有機會向三公,即禦史大夫之位展開衝擊。


    也隻有禦史大夫之位,能穩穩的預定一張丞相大位的門票。


    雖然丞相、禦史大夫、太尉同為三公,但太尉本就屬於軍政係統,隻能通過武勳獲得;而丞相和禦史大夫,更像是‘正副職’的關係。


    想想也知道:從縣令直接身為郡守的概率,無疑比郡丞副官轉正成為郡守的概率小得多。


    在漢室朝堂也一樣:相較於從九卿直接成為丞相,更多的情況,還是從禦史大夫這個‘亞相’的位置副官轉正,順理成章的成為丞相。


    既然在漢室,禦史大夫=準丞相,那成為禦史大夫的條件,自然也是苛刻無比了——與‘非侯為相’一樣,通常情況下,禦史大夫也很少出現沒有徹侯之爵的顯現。


    想想也正常:一個武勳都還沒達到封侯要求的官僚,在漢室很難有什麽作為。


    自然而然,作為‘準禦史大夫’的內史,自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徹侯之爵’的身份要求。


    在漢室初,類似的政治潛規則並不明顯——畢竟漢室前幾位丞相,其政治軌跡都是‘平民-功臣-丞相’這樣的逆襲式上位。


    早已在戰爭中證明過自己能力的開國元勳,不需要再走郎官-外放-任九卿-為內史-晉禦史大夫-拜相這樣的軌跡。


    如蕭何這樣的猛人,當初就幾乎是從一個負責後勤糧草的‘後將軍’,直接成為漢相的逆襲典範。


    平陽侯曹參,雖然在蕭何去世前做過齊國丞相和禦史大夫,但曹參在開國功臣中的聲望,絲毫不比蕭何底。


    在劉邦稱帝,並‘論功行賞’時,大半輿論都以為,隨劉邦南征北戰,身負七十餘創的平陽侯曹參,應該排在第一。


    隻不過劉邦強行把蕭何排在了第一位,這才讓曹參成為了漢室第二位丞相。


    而現如今,開國元勳大半凋零——在陳平死去、審食其為相的那一刻,漢室就基本告別了‘開國元勳’為相宰的時代。


    畢竟從嚴格意義上來講,無論是如今的辟陽侯審食其,還是即將接替審食其的北平侯張蒼,亦或是將來替補張蒼的故安侯申屠嘉,都算不上開國元勳當中的佼佼者。


    審食其無論是爵位,亦或是如今丞相的官位,都屬於‘恩封’的範疇,和審食其的功勳關係不大。


    張蒼成為丞相,則更多是出於出色的政治手腕,以及‘荀子門徒’的輿論話語權。


    說白了,人家成為丞相純靠治政能力,武勳隻是達到了及格線而已,並不像開國時的蕭何曹參那般,占據主要因素。


    至於再往後的申屠嘉,那更是不用說——申屠嘉食邑五百戶的故安侯,甚至都不是高皇帝封的!


    說白了,申屠嘉根本算不上開國元勳。


    這樣一來,類似‘非侯勿相’‘非侯勿禦史’,乃至於‘非侯勿內史’這樣的政治潛規則,在漢室政壇自然也就愈發直白。


    畢竟如今的漢室,已經沒有可以依仗的開國元勳,官員能力是否出眾,隻能通過其過往的執政經曆作為參考,以得出一個基本準確的判斷。


    即便如此,此時漢室選拔郡守、郡尉一級的地方官僚,更多還是以開國時立下的武勳為主要參照。


    那申屠嘉來說,就是從大頭兵一點點成為軍官,並折道成為淮陽郡守的鮮活例子。


    但再過幾十年,在開國時立下功勳的所有人都化為黃土之後,還是就見迎來一次十分嚴重的人才斷檔期。


    在曆史上,這一時期恰好是景帝一朝。


    賈誼、晁錯這樣的有識之士不再出現,開國元勳當中,就連申屠嘉這樣的‘最後排麵’都告別人世,漢室,陷入了史無前例的官僚緊缺時期。


    恰恰是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才讓從漢初就一直抬不起頭的儒家抓住機會,憑借‘有教無類’的人海戰術一點點發揚壯大,並最終在武帝一朝開花結果,達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偉大勝利。


    而這一世,劉弘必然不會允許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正所謂流水不腐,又有言道:生於安樂,死於憂患。


    即便單單出於‘讓儒家時刻保持緊迫感’的考慮,劉弘都會盡量保留百家學說,以求百家爭鳴的狀況,成為漢室之後百年的常態。


    更何況諸子百家中,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其餘諸家學說當中,也有許多儒家所欠缺,卻於國家大有裨益的思想。


    如法家的學說,就很適合用於法治思想建設;墨家的主張,適合發展科技創新;縱橫家的學說,可以為外交視野提供最原始的理論基礎。


    除此之外,還有可提高農業生產力的農家、為娛樂手段貧瘠的百姓提供消遣的小說家,乃至於如今漢室風頭正盛,十分適合經濟複蘇的黃老學說等等,都能在特定的範疇內,發揮出積極的作用。


    而對已經不再對周亞夫抱有太大期望的劉弘而言,眼前的申屠嘉,就算是‘漢開國元勳’階級,所能貢獻出的最後一個人才了。


    之後,漢室必然會如大多數穩定下來的封建政權一樣,從武人執政時期,向文官掌權時代過渡。


    賈誼、晁錯這樣的賢良方正將大放異彩,張釋之、桑弘羊這樣的商界精英也將步入政壇。


    文官集團和武將集團各自的尿性,劉弘自是了若指掌——文官集團,在竭盡所能攬權的同時,會本能的抗拒一切變化。


    在曆史上,絕大多數封建王朝在進入‘文官集團為主’的政體之後,大半都會走上腐朽的下坡路。


    國家弊政得不到修繕,問題得不到解決,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官集團甚至會最終成為這些問題的獲益者、製造者。


    而武將集團則呈現出另一個極端:為了武勳,這幫武夫甚至敢無中生有,製造戰爭!


    為了引起戰爭,武夫階級會不遺餘力的攛掇朝堂:xxx對我大漢不恭,咱得收拾他呀!


    這還算好的——如果鼓噪戰爭而不得,亦或沒有得到自己理想中的待遇,武人階級也不比吃人血饅頭的文官集團好到哪裏去。


    ——喝兵血、吃空餉,乃至於殺良冒功,在後世都成為了武人集團的基操。


    二者孰是孰非,自是一目了然——任何一個陣營的單獨存在,都會使政權‘跛(bo)腳’。


    所以即便知道很難達成,劉弘也想要試一試,看能不能讓這兩個陣營,成為漢室的油門和刹車,同時存在,互相製衡,卻又誰都奈何不了誰。


    文官集團更為守舊,但相應的,也意味著更加穩定。


    就像那句‘武奪江山、文治天下’一樣,政權的治理,最終還是要依靠文人階級。


    畢竟不是誰,都能做到漢初開國元勳那樣‘文能提筆修詩賦,武能上馬安天下’非人的壯舉。


    所以劉弘更願意把文人集團,形容為‘國家’這輛車上的刹車板。


    而武人階級的不穩定性,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


    無論古今中外,促進社會生產力、科技水平的,都永遠是戰爭。


    隻有戰爭,才能在一段十到數十年的時間間隔內,將人類的文明先前推動前年!


    就好似後世,十九世紀的華夏人還都處於‘路太遠,信太慢,一生隻夠愛一人’的封建時期,短短百餘年後,人類文明就經曆了動力革命(蒸汽機)——電氣革命(內燃機)——信息革命(計算機)——綠色革命(人工智能)這一連串革命。


    人類在長達三千年以上的封建時代中,都沒能推動一絲一毫的科技技術創新,在世界大戰前後短短一百年之內,就成為了現實。


    所以武人階級,在劉弘的認知力,就是國家這台車的油門。


    每一台正常的車,都需要有油門和刹車同時存在,沒有油門車走不動,沒有刹車,則可能會翻車。


    一個健康的政權,也需要文人集團充當刹車的角色,武將階級發揮油門的作用,才能讓這輛‘車’,平穩的行駛在富強的康莊大道之上。


    而此時的漢室,就將在不遠的將來,麵臨一個十分危險的時期:以開國元勳為代表的武將集團暗弱,文官集團強勢抬頭。


    這個時期,導致了文-武兩個集團在漢武帝一朝徹底對立,並在文官集團的全麵勝利中畫上句號。


    ——就連武帝朝著名的巫蠱之禍,本質上也無法脫離‘文武相爭’的內在緣由。


    巫蠱之禍,與其說是李廣利支持下的昌邑王,與背靠衛皇後的戾太子之間的鬥爭,倒不如說,是衛霍新興武勳集團,與劉屈氂為首的文官集團的政治鬥爭。


    巫蠱之禍結束,文官集團,雖然失去了朝堂上的大半代言人,但巨大的人員基數,使得文官集團很快就緩過神來,


    而漢室武將階級,則因為衛、霍新興武勳集團因戾太子遭到全麵清洗、之後李廣利兵敗身亡,而徹底落寞···


    自此,漢家不再有男兒爭相參軍入伍的熱情,也很少見朝堂之上,有武夫出身的官員位列相宰。


    陳湯那句‘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豪邁誓言,成為了漢家尚武之風最後的絕唱。


    甚至在之後長達兩千多年的華夏封建史當中,武人階級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壓,最終從西漢初文武雙全,軍政皆通的群體,發展成為了明末殺良冒功的**。


    在這場‘刹車’與‘油門’的鬥爭中,油門徹底熄火,‘猛踩刹車’成為了華夏社會的主流。


    原本位於世界文化中心,身為世界三大文明中最強大的華夏文明,在之後近二千年的時間之內,十分‘大度’的停下了前進的腳步,並最終被西方所超越。


    所以擺在劉弘麵前的,是在這個即將到來的‘文官愈發強盛、武將愈發式微’的微妙時間點,找到文-武之間的平衡。


    能一直維持漢室如今‘不分文武’‘武官能治民,文官能治軍’的局勢自然最好,即便不能,也要保證讓文-武成為漢政權的兩條腿,交替前進,誰也不比誰短一截。


    而如今,文官集團起勢在即,武將群體已然開始落寞。


    武人階級的落寞,主要源自於開國元勳逐漸退出曆史舞台,而漢初保守的對外戰略,使得軍方後續的新鮮血液很難得到出頭的機會。


    對於武人集團的落寞,劉弘沒有太好的辦法——無論如何,漢室也需要完成基本的物質基礎積累,才能逐步開啟與匈奴的係列戰役。


    既然武人的落寞無法遏製,那劉弘就隻能從另一方麵下手,給即將抬頭的文官集團,創造一些阻礙。


    隻有這樣,才能讓劉弘有更多的時間,完成漢室的物質積累,讓武人階級緩緩停下衰敗的速度,與‘後來居上’的文官集團達成一個微妙的平衡點。


    而對文官集團最好的遏抑,古往今來都隻有一個方法,具有‘立竿見影’的成效。


    ——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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