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節
饑餓的盛世（出書版） 作者：張宏傑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他效仿祖父，以寬大待下，每每從大臣的角度出發替他們考慮問題，解決困難。在雍正的嚴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員待罪獄中，更有很多官員因為要追賠貪汙款項而傾家蕩產四處流離。從“寬則得眾”的原則出發，乾隆對那些受罰過重的官員都予開釋，比如著名將領傅爾丹、嶽鍾琪都因貽誤軍機被判死刑，乾隆給予釋放。查嗣庭、汪景祺這樣令人同情的文字獄要犯，已經被雍正處決，乾隆放迴了他們被流放的家屬。雍正去世時正因追賠贓款而傾家蕩產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員一律獲得寬大，賠款到此為止，不許株連親友。他即位三個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員的欠款。他下令清查曆年的虧空案，“其情罪有一線可寬者，悉予豁免，即已經入官之房產，未曾變價者，亦令該管衙門查奏給還”。總計乾隆初年，從輕處理的官員，多達2100多名。（《清高宗實錄》）
這個舉動，一下子贏得了官僚階層的歡心。雍正皇帝統治時期，每個官員成天都提心吊膽，惴惴不安。這下，官僚集團終於放下了緊張了13年的心。
大清王朝這艘巨輪，迅速改變了航向，由“嚴”一下子轉向了“寬”。
乾隆這樣做，有多重理由。
第一，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贏得人心。要有效贏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無疑是讓他們馬上得到眼前利益。
第二，作為一位立誌“行仁義”，做“有道明君”的儒家信徒，自然會以“寬仁”為基本施政綱領。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經過父親13年風霜之治，大清社會政治紀律嚴明，貪汙腐敗得到有效控製，百姓在王綱之下戰戰兢兢，已無犯上作亂之念，已經沒有進一步高壓統治的必要。當此時化嚴為寬，既可享受父親嚴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對自己的感恩戴德，何樂而不為。
寬仁政策取得了明顯效果。經雍正13年的風霜之治，所有人對乾隆的感覺都是春風拂麵，情懷暢怡。《嘯亭雜錄》說：“乾隆皇帝即位時，正是雍正皇帝嚴厲治理之後，他凡事皆以寬大為政，罷開荒，停捐納，重視農業，限製僧尼。萬民歡悅，頌聲如雷。江南出現了‘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這樣的歌謠。”《郎潛紀聞二筆》中說：“乾隆皇帝即位，所頒布的詔令，善政不絕，四海之內，無不歡唿雀躍。”全國臣民對乾隆的印象極佳，認為他是一位仁慈善良，甚至有點柔弱的賢君。連當時在北京的朝鮮使臣也一再稱讚乾隆的初政。一個使臣說：“新主政令無大疵，或以柔弱為病，邊境姑無憂。”另一位則說：“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寬大之政。以求言詔觀之，不以論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於罪台諫，可謂賢君矣。”（《朝鮮李朝實錄》）
第二章 盛世的保障——集權
專製權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剝削天下的權力，其自私性決定了它終日處於被覬覦和窺伺之中。“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無不對這一權力垂涎不已。因此專製權力的性質天生是高壓的、排他的、敵視一切異己力量的，它必須建立在嚴格的等級秩序之上。
一 政治改革的犧牲品
康熙皇帝“有福之人”四個字的評價應驗得很快。在康熙說完這句話的第二年，乾隆生母鈕祜祿氏就因為雍正即位而被封為熹妃，後來又晉為熹貴妃。乾隆即位之後，她又成了太後，尊號為“孝聖憲皇後”。
更令她感覺有福氣的是兒子乾隆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孝子皇帝”。他對母親感情深摯，發自天性。登基之後，國務繁忙，他仍堅持像以前那樣“三天問安，五天侍膳，對母親的生活起居，關懷備至”。（《乾隆帝及其時代》）
剛剛登上帝位的乾隆平時生活中十分注意節儉，甚至拒絕臣子過年過節給自己進獻貢品。但每一次母親過生日，他都大操大辦，絕不心疼錢。特別是乾隆六年（1741年），太後五十歲整生日，皇帝效法康熙五十大壽時的做法，在太後由圓明園返迴宮中那天，組織許多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在路邊“瞻仰跪接”，一天下來，僅賞賜這些跪接之人，就花了銀子十萬兩、綢緞七萬多匹。至於六十大壽及以後的整生日，為了討太後的歡心，乾隆更是花錢如流水，極盡鋪張之能事。（《清高宗實錄》）
老太太身體硬朗，喜歡活動。乾隆每次出巡，都要帶上老太太一起觀光，叫作“奉太後安輿出巡”。老太太也“樂此不疲，不管年齡已大，路途遙遠，總是高高興興地出外旅遊。一路上供應侍候，自然十分周到、殷勤，但風塵仆仆比在宮中園中無事靜養，總要辛苦得多。也許正因為她不喜歡宮廷中寂寞刻板的生活節奏，她寧願跟著兒子到處奔走，遊山玩水”。（《乾隆帝及其時代》）乾隆“純孝”之名，赫然史冊。
但有一點，乾隆從來沒有掉以輕心，那就是絕不許太後稍稍碰一下他的權柄。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他即位後的第三天，他就發出一道諭旨，告誡宮中太監宮女：
凡國家政事，關係重大，不許聞風妄行傳說，恐皇太後聞之心煩。皇太後仁慈，撫愛朕躬，聖心切至，凡有所知，母子之間，豈有不告之理？但朕與諸王大臣所辦政務，外人何由而知？其應奏聞母後者，早已奏聞矣。宮禁之中，凡有外言，不過太監等。得之市井傳聞，多有舛誤。設或妄傳至皇太後前，向朕說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違，關係甚钜，重勞皇太後聖心，於事無益。爾等嚴行傳諭，嗣後凡外間閑話，無故向內廷傳說者，即為背法之人，終難逃朕之覺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陳福、張保，係派出侍奉皇太後之人，乃其專責，並令知之。（《清高宗實錄》）
說明白點，就是要讓太後與政治絕緣，清除她幹預朝政的任何可能。
事實證明皇帝是有先見之明的。雖然已經采取了預防措施，但不愉快仍然不可避免。有一次，太後在和乾隆聊天時提到，順天府東麵有座廟宇很靈驗，不過年久失修，已經快要倒塌，要乾隆撥點錢修修。乾隆聞聽，當即滿麵笑容地應承下來。但是轉過臉來，他就降下嚴旨，嚴厲斥責太後身邊的太監張保和陳福：“張保糊塗不知事務，陳福隨侍聖祖多年，理合深知體統，幾曾見寧壽宮太後當日令聖祖修蓋多少廟宇？朕禮隆養尊，宮闈以內事務，一切仰承懿旨，豈有以順從蓋廟修寺為盡孝之理？”雖然看在太後的麵子上對他們不予嚴懲，但聲明下不為例：“嗣後如遇此等事務，陳福等不行奏止，輕意舉動，多生事端，朕斷不輕恕。”（《清高宗實錄》）
這道嚴旨，表麵上是頒給太監的，實際上是說給太後的。聰明的老太太從此長了記性，再也不敢做任何有違祖宗法度的事了，乾隆朝的母子關係得以以“母慈子孝”的理想境界完美結局。
不是乾隆對母親過於苛刻，而是少年老成的他深知防微杜漸的重要性。從第一個專權的太後呂雉到乾隆皇帝的祖奶奶孝莊皇後，曆史上母後專權和外戚亂政之事幾乎每代都有。千裏之堤，毀於蟻穴；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乾隆很清楚，太後也許本身並沒有幹政之心，但是如果開啟了太後影響國政的先例，必然就會有很多人伺機而入。自己“隆養”太後，尊禮倍加，也很可能使得太後的親戚們趾高氣揚，胡作非為。一旦太後和外戚形成一定的政治勢力，那時候再想處理，難度就大了。
貫穿乾隆政治生涯的第一條原則是大權獨攬。他說：“蓋權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
專製權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剝削天下的權力，其自私性決定了它終日處於被覬覦和窺伺之中。“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無不對這一權力垂涎不已。因此專製權力的性質天生是高壓的、排他的、敵視一切異己力量的，它必須建立在嚴格的等級秩序之上。如果統治者能牢牢掌握權柄，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說，保持權力鏈上嚴格的分享順序，天下才能長治久安。一旦把不住印把子，最高權力被侵奪或者分裂，利益分享次序出現混亂，那麽國家必然陷入無序，各種勢力殺成一團。換句話，如果一塊肥肉被頭狼緊緊咬住，狼群通常是安靜的，每條狼都會按地位高低依次進食。相反，如果頭狼不夠強壯，咬得不夠緊，那麽狼群必然會炸了窩。
所以專製政治的第一條要求是統治者必須“咬緊肥肉”，大權獨攬，有效消滅任何反對勢力和權力覬覦者。
要真正做到大權獨攬，談何容易。在中國曆史上，由於皇帝年齡過小或者過老、個人能力不足、身體狀況異常、對某些政治勢力過於信任，導致皇權被盜用、“太阿倒持”、天下大亂的狀況，豈止出現過千百次。
為了做到大權獨攬，乾隆采取了所有能夠采取的措施。
除了母親和外戚之外，皇族也是皇帝必須防範的重點。曆代以來，皇族都是最容易左右朝綱，也是最容易引發政治戰爭的敏感人物。這一弊端清代尤甚。清王朝的崛起過程中，最倚重的就是家族力量。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那些如狼似虎的兄弟和兒子在為皇帝打天下的過程中爭相賣命，也形成了親貴手握重權的政治傳統。愛新覺羅氏皇室宗族內部幾乎每一代都有激烈的鬥爭，嚴重影響政治穩定。在關外有努爾哈赤和舒爾哈齊、褚英的兄弟父子之間的火並，有皇太極與四大貝勒的衝突。進關後，則有順治與多爾袞之間的鬥爭，雍正與兄弟們的相互殘殺。
剛剛登上皇位，乾隆就做出一個長遠的決定，徹底改變清王朝的貴族政治傳統，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權力核心之外。
乾隆兄弟十人，登基之時，大部分已經早逝，隻剩下弘晝和弘曕兩個弟弟。
前文已經提到，乾隆與弘晝年齡相同，二人從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師讀書，手足之情甚篤。乾隆曾說：“（弘晝）與吾自孩提以至於今，且孺且耽，恰恰如也。”（《樂善堂全集定本》）弘晝也說：“同氣之歡，豈語言文字所能盡載乎？”（《樂善堂文鈔序》）在弘曆被康熙帶入宮中的那半年，兩兄弟彼此思念，“跡雖兩地，心則相通”，可見感情之深。
但一旦乾隆登上了皇位，兄弟關係馬上發生了變化。君臣之分壓倒了兄弟之情，提防之意壓倒了親愛之心。和想做“孝子”的願望一樣強烈，乾隆希望他以一個仁愛的“皇帝哥哥”的形象被載入史冊，但是，這一點並不容易做到。
乾隆平日對兩個弟弟在金錢、爵位上絕不吝嗇，日常交往中也和藹有加，“上即位後，優待和、果二王（即弘晝、弘曕），每陪膳賜宴，賦詩飲酒，殆無虛日”，一副寬厚仁慈的兄長風度。但是政治權力，絲毫不讓他們染指，並且經常提醒他們不要幹政：“時加訓迪，不許幹預政事，保全名譽。”（《嘯亭雜錄》）
在帝王家中，“兄弟怡怡”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天潢貴胄身上往往都有許多天生的毛病，容易觸犯森嚴的禮法。對於自己一起同吃同住同玩耍的哥哥一下子成了遙不可攀的“上位”，弘晝一時半會兒不太習慣。有一次，皇帝命他在宮中給八旗子弟監考，考試開始了，皇帝坐在那裏遲遲不退席。弘晝大大咧咧地請皇帝迴宮吃飯，說這裏有我就行了。皇帝怕八旗子弟們頑劣膽大，有人敢打小抄，所以點了點頭，但還是坐在那裏想再觀察一會兒。弘晝見他的話不起作用，不高興了，對皇帝發脾氣說：“你難道連我也不相信，怕我被他們買通了嗎？”
兄弟之間說這樣的話，在今天看來十分正常。但是在專製時代，對皇帝這樣說話卻已經是大逆不道。涵養極好的皇帝聽了這話，一言不發，退朝而去。
皇帝走了，弘晝才明白過味兒來，知道自己犯了大錯。第二天，他前去向皇帝請罪。乾隆對他說：“昨天，如果我答複一句，雙方頂撞起來，你就該粉身碎骨了。你的話雖然不好聽，但我知道你內心友愛，故而原諒了你，今後要謹慎，不要再說這種話了。”弘晝這才知道自己逃過了一劫，不免冷汗直流。（《乾隆帝及其時代》）
作為前皇子現皇弟，弘晝性格驕亢，盛氣淩人。有一次，他和軍機大臣訥親鬧意見，竟然拔拳當眾毆打訥親。乾隆深知弘晝性格中的缺點，所以他不斷借事加以敲打，以防微杜漸，使他認清君臣名分，以免犯更大的錯誤。一次，弘晝與弘曕到宮中給太後請安，母子閑聊之際，一不小心，跪在了太後寶座旁邊的藤席上。這件小事卻犯了皇帝的大忌，因為這個藤席是乾隆平日跪坐的地方。乾隆責備他們“儀節僭妄”，“於皇太後前跪坐無狀”。因為這一點點小事，弘晝就被罰俸三年。（《清高宗實錄》）
生為禦弟，在專製時代表麵上榮幸，實際上卻是天生不可觸摸政治權力的“政治賤民”。他們雖然精力充沛，不乏才幹，一生的任務卻隻有“混吃等死”。弘晝經此挫折，對政治畏如猛虎，以青春盛年，在王府中終日無所事事，醉生夢死，逐漸心理變態。他常玩一種特殊的遊戲，即演習自己的喪事。他高坐院中假扮死人，由王府的護衛侍從等陳設好各種冥器，供上祭品哭奠，而他自己則一邊吃著供品，一邊觀賞家人侍從的哭相，以此為娛，玩到六十多歲老死，算是落得個善終。
另一個幼弟弘曕就不這麽幸運了。乾隆即位時，這個弟弟年僅兩歲。對於這個幼小的弟弟，乾隆很是關照。果親王允禮家產豐厚但沒有後人，皇帝特意令弘曕出繼，以繼承他的財產。但自幼嬌生慣養的弘曕性格缺陷很多，特別是他的任性貪財，屢為乾隆所不喜。因為那次給太後請安跪錯了地方，弘曕被皇帝諸過並罰，革去親王，降為貝勒，並解去了一切差事，永遠停俸。弘曕經過如此挫辱，心生抑鬱，居然因此身患重病，很快不治身亡，年僅三十二歲。（《清高宗實錄》）
對兄弟都如此嚴峻，對其他皇族，皇帝當然更不假辭色。雍正剛剛去世時，乾隆遵奉遺命，以自己的叔父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及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為顧命大臣，組成禦前臨時機構“總理事務處”。結束居喪期後，乾隆撤掉了這一臨時機構，恢複軍機處，以鄂爾泰、張廷玉等人為軍機大臣，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卻被排除在外，從此形成了親王宗室不入軍機處的製度，自此曆經乾、嘉、道三朝一百二十多年，直到慈禧時期才被打破。
皇室貴族對乾隆的印象本來極好，因為他為雍正政敵恢複名譽的做法輕易贏得了整個皇族的支持。但突然中斷親貴幹政的傳統，卻讓他們認為新皇帝比老皇帝更為薄情。從努爾哈赤時期起，親貴們已經習慣手握重權，如今突然讓他們無所事事，不免要說說怪話，發發牢騷。
康熙時的廢太子之子弘皙及其平輩的幾個叔伯兄弟，經常來到賦閑家居的莊親王家，談論朝政，發泄不滿。耳目眾多的乾隆很快捕捉到了這一消息。觀察了一段時間之後，他決定提前加以打擊，以防他們釀成大患。乾隆四年（1739年）十月，他宣布以“結黨營私，行動詭秘”為由革去莊親王的親王雙俸。前太子之子弘皙被革去親王，永遠軟禁，罪名之一是“胸中自以是舊日東宮嫡子，居心甚不可問，即如本月八日，遇皇帝誕辰，製一鵝黃肩輿進呈，似欲待皇上不要，自己留用”；罪名之二是他曾經找人算命，算當今皇帝能活到多大歲數。其他幾個叔伯兄弟，也分別受到圈革處罰。（《清高宗實錄》《乾隆朝起居注》）此舉徹底熄滅了皇族對皇帝的反抗之心。
為了徹底貫徹禁止親貴幹政的原則，乾隆不光犧牲過親情，也付出過友誼的代價。
青年時代的乾隆有一個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在學生時代最好的同學，叫作福彭。此人是曹雪芹的親表哥，也就是北靜王水溶的原型，是清初八家鐵帽子王之一嶽托的後代，世襲平郡王。
此人髫年早慧，聰明絕頂，很小的時候就被康熙所喜歡，帶入宮中讀書。對於皇孫來說，這都是異常恩遇，何況其他普通王孫。弘曆上學之時，他又被雍正選中，做了皇子的同學。雍正對他極為欣賞，雍正十一年（1733年）年僅25歲時，福彭就被任命為“在辦理軍機處行走”，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軍機大臣。當時清軍與準噶爾蒙古作戰大敗，急需一位大將去收拾殘局。滿朝文武雍正都沒看上，偏偏看上了25歲的福彭，命他為定邊大將軍，馳往邊關。此人之才，可見一斑。
英雄相惜。同窗六年，弘曆與這位同學關係極好，稱他為“知音”。年青時代，他寫過許多詩文，表達對這位同學的讚賞、欽佩和想念。說他“年雖少而器識深沉”，“與言政事，則若貫驪珠而析鴻毛”。
乾隆繼位之後，立即召福彭迴京，協辦總理事務處。看來，皇帝非常賞識和倚重這位老同學，他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但隨著皇帝下定決心鏟除宗室幹政的舊習，福彭的命運也就被意外地決定了。後來他隻管理過正黃旗、正白旗事務，一直不曾大用。
作為一個男子，在傳統社會，獻身政治是最光榮的追求。但福彭卻成為他最好的朋友政治改革的犧牲品，斷送了一生的政治前程。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福彭在鬱鬱寡歡中病逝，年僅40歲。皇帝諭旨稱：“平郡王宣力有年，恪勤素著。今聞患病薨逝，朕心深為軫悼。特遣大阿哥攜茶酒往奠，並輟朝二日。”（《清高宗實錄》）
對於一個郡王來說，這是特殊的禮遇，說明皇帝對這位昔日同學心中存有一絲難言的內疚。
在中國曆史上，乾隆也是防範太監幹政最成功的皇帝之一。太監是最容易破壞政治秩序的特殊群體，尤以漢代、唐代、明代為甚。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十一日，剛剛登上皇位兩個月的乾隆就迫不及待地開始敲打太監。他發布上諭，提及雍正時期，一些太監不遵守既定禮製，妄自尊大。他舉例說，雍正駕前的四品太監蘇培盛，“以前在朕弟兄麵前，或半跪請安，或執手問詢，甚至與莊親王並坐接談，毫無禮節”，“前朕與和親王等在九州清宴瞻禮時，值蘇培盛等在彼飲食，伊等不但不行迴避，且複延坐共食，而阿哥等亦有貪其口腹，與之同餐者。朕躬後至，稍坐而出，嗣是朕即不複在九州清宴用飯。”
乾隆在這道上諭中嚴厲地說：“太監等乃鄉野愚民，至微極賤，得入宮闈，叨賜品秩，已屬非分隆恩……爾等當自揣分量，敬謹小心，常懷畏懼，庶幾永受皇恩，得免罪戾……嗣後爾太監等各自凜遵製度，恪守名分……尋常以公事接見王公大臣時，禮貌必恭，言語必謹，不可稍涉驕縱，以失尊卑大體。即在街市行走，不可出言詈人父母……許被詈之人，即行重責。至接奉內廷阿哥等事件，必當莊重敬謹，不可曲意順從。”（《清高宗實錄》）
清朝初期，宮廷典製並不完備，為有效管理太監，乾隆總結了積累近百年的管理經驗，下令編纂“宮廷法典”——《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和《國朝宮史》。除了詳細規定太監的等級、職掌和待遇外，還對太監的管理及處分做了詳細而嚴格的規定。根據這個條例規定：太監口角鬥毆、酗酒鬧事、聚眾賭博以及不慎火燭、大聲喧嘩、貪睡誤班、失誤損物直至請假逾期、當班遲到，都要被體罰重責，從二十板到六十板不等。太監稍有小錯，經常被打得血肉模糊。
雖然天生重感情的乾隆也與許多太監建立了不錯的個人關係，但是太監一旦犯錯，他決不寬假。乾隆十六年（1751年）夏，他在更換夏衣時，由於太監未曾認真檢查，被藏在袖口處的一根縫衣針劃了一下手臂，於是龍顏大怒，立將太監張玉、蔡勳枷號一個月、鞭一百，刑滿之後罰做苦役。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一個夜晚，皇帝在睡夢中醒來詢問時刻，發現在寢宮內值夜坐更的小太監常寧、霍集撒徠由於困倦正在打瞌睡，立即下令將他們拖出去重責四十板。類似的事例不勝枚舉。
對於太監幹政的苗頭，乾隆打擊起來更是毫不手軟。乾隆三十九（1774年）年，奏事處太監高雲從向當朝大臣們泄露了職官任免檔案，乾隆皇帝異常震怒，牽涉此案的大學士於敏中、軍機大臣舒赫德、尚書蔡新、總管內務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嚴厲申斥，左都禦史觀保，侍郎蔣賜棨、吳壇受到了革職處分，而太監高雲從則立即被處斬。
由於時刻提防，堅持不懈，所以終乾隆朝六十年，太監們始終沒有對皇權構成任何幹擾和威脅。
二 馭臣之術
相對以上幾種政治勢力，防範權臣和朋黨的難度更大。因為皇帝行政，離得開家人親戚和太監，卻離不開大臣。乾隆年間，全國約有兩萬名文官，七萬名武官。管理和操縱如此龐大的官員隊伍，對任何一個皇帝來說，都是絕大的難題。
隻有親自坐到皇帝寶座上，你才會明白為什麽那麽多男人為了這個位置不惜一切。坐在世界之巔的感覺是語言無法形容的，那幾乎就是成為上帝的感覺。從父親咽氣的那一刻起，乾隆就發覺周圍所有官員麵對他時的神情都變了。他們不敢正眼看他，似乎他的臉上散發出特殊的光輝，讓他們睜不開眼睛。他明白這是因為從那一刻起，他手裏握住了他們的一切：從官爵榮辱到身家性命。他成了他們的“主子”，他和他們的關係，就是主人和狗的關係。
正如戴逸先生所說的那樣：“新皇帝一旦從前一代統治者手中接過權力，他立即會發現自己置身於變幻莫測的官僚政治的旋渦中。周圍充滿著歡唿和讚美，欺騙和謠言，搖尾作態的獻媚乞恩，誠惶誠恐的畏懼戰栗。這一切往往會使一個不夠老練的統治者頭暈眼花。”（《乾隆帝及時代》）
乾隆沒有頭暈眼花。他深知，這些官員絕對不像狗那樣忠誠和簡單。這些在宦海驚濤中一路摸爬滾打上來的成功者，個個身懷絕技。在他們馴順的外表下，掩藏著無窮無盡的野心、欲望和算計。這些人既是他的政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敵。曆代王朝最大的敵人，不是起義者，不是異族，不是災荒，而是官僚集團。中國曆史上壽命較長的大王朝，幾乎無一例外地喪命於這些衣冠楚楚、舉止高雅的人之手。
這話聽起來駭人聽聞，事實上卻千真萬確。作為個體，再狡猾、再有實力的官員在皇帝麵前也往往不是對手。但是，一旦這些官員結合成官僚集團，形勢就發生了逆轉。本來，官僚體係是皇帝親手建立起來的，但是，一旦建立和運轉起來，它就成了一個難以控製的龐然大物，有了自己的生命、性格和利益關切。就像弗蘭肯斯坦似的怪物，雖然是主人所創造，卻非主人所能控製。
皇帝關心的是天下長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統治永遠不變；官員們的考慮卻沒有這麽長遠。歸根結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員們隻是掙份工資。他們更關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為自己和親人朋友撈取最大好處。官僚集團運轉的規律是：在沒有利益驅動時，官員們執行皇帝的政策，總是傾向於被動應付，隻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導致敷衍塞責、形式主義，甚至弄虛作假。而當他們發現政策的空子時，通常會把個人利益偽裝於國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經念歪。基於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員們熱衷於編織關係網，相互通風報信，十分默契地協調行動。在他們的集體努力下，國家政治很快會陷入腐敗的泥淖，每一位官員都會成為中飽私囊的“碩鼠”，本來屬於皇帝或者說國家的“民脂民膏”被大量消耗，國家的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最終出現“官逼民反”這個命定的結局。
作為熟讀曆史，對人情世故領會頗深的青年政治家，乾隆的“寬”並不是毫無尺度的。在軟的一手背後，他還有硬的一手。在彬彬有禮的同時，他認真觀察著官員們的每一個表現，細心諦聽著官僚機器的每一絲異常響動，一旦發現問題，他絕不放過。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報，為修理太廟裏麵的“慶成燈”，申請領銀三百兩，並二百串錢。區區幾百兩銀子，對於費用浩繁的皇家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並且，這件小事夾雜在工部上報的幾十件大事當中，誰也想不到會被皇帝注意。孰料乾隆精力過人，雖然每天要閱讀上萬字的奏折，從頭到尾卻不會忽略一字。看到這個數字，皇帝感覺這筆錢用於“粘補”燈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遂朱批詢問，此燈不過是小小粘補修理，怎至於用銀如此之多？
工部勾結內務府，在皇家工程中濫支濫報，已經成了習慣。多支個百十兩銀子，工部自己都沒有當迴事。工部官員不知年輕皇帝的厲害，隻含糊其詞地迴奏說這是預支銀，將來按實用金額再行報銷，餘下的銀兩自會交迴。他們的如意算盤是皇帝日理萬機，此刻支吾過去，第二天皇帝就會忘了。豈料乾隆登基以來，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騙，他說“萬幾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將百出”，更何況工部欺騙得如此明目張膽。他下旨說，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後領，並不交還，查遍工部檔案，曆來也沒有交還餘錢的記錄。“該堂官等竟以朕為不諳事務，任意飾詞朦混，甚屬乖謬。”
一番話說得工部官員啞口無言，就為太廟一燈幾百兩銀子的小事，乾隆小題大做，殺一儆百，整個工部衙門全堂都被降罪。尚書來保、趙殿最，侍郎阿克敦、韓光基等或遭降級，或被調用，最輕的也受到罰俸處理。此事一出，滿朝大臣都震悚一時，對年輕皇帝刮目相看。（《清高宗實錄》）
乾隆登基不久，因為他人舉報，以“因循不振，不求進取”的罪名罷黜了一名叫魏廷珍的大臣。這事過去幾年之後，皇帝因事召見大理寺卿陶正靖，談完正事，又問他最近朝政有沒有什麽不當之處，陶正靖就以一副仗義執言的表情說，幾年前被罷黜的魏廷珍其實為人清正，沒有大過，丟官罷職，處理不當。陶氏所舉數條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當即首肯，表揚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然而迴過頭來，皇帝就開始琢磨陶正靖的動機是否像他表現出的那麽純正。他開始暗暗調查陶正靖與魏廷珍是不是科舉同年，或者同鄉。一番摸底，皇帝發現魏廷珍與禮部尚書任蘭枝同年（同一年考中進士），而陶正靖正是任蘭枝的門生。皇帝由此認定，一定是任蘭枝為了袒護同年，指使門生代為奏請。於是任蘭枝被革職，陶正靖被降級。（《清史稿·魏廷珍、任蘭枝傳》）。
一旦心存警惕，官僚們欺騙的種種伎倆，就逃不過乾隆的法眼。有一次在閱讀一份奏折時，一個大臣奏道，他發現了地方上的一件壞事，要報告皇上：“正在繕疏間，據兩司道府揭報前來，與臣所訪無異。”也就是說，正在寫報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匯報了此事，與他所了解的情況一樣。
乾隆會心一笑。這就是地方大臣的“會做人”之處，也是他們“取巧欺君”之處。如果單單報告這件壞事，這位官員固然是立了功了，不過同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卻有了失職失察的嫌疑。為什麽人家發現了這件壞事，而你們沒有發現？所以，這位大員筆頭一轉，這樣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發現的“頭功”，又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責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隱蔽！乾隆不覺輕輕歎息，揮筆在奏折上批道：這種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二次，怎麽會次次那麽巧？（《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尋常帝王所難及。那些讓其他統治者看起來頭暈眼花的官場詭計，根本逃不過他的法眼，更何況他越來越心存警惕。幾次交鋒之後，皇帝的精明就給官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有的官員對他做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過。自古人主患不斷，惟皇上患斷之太速”的評價。
人們因為不同的利益和見解而分成不同的團體，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現象。從這一點來說，中國的朋黨之爭與西方的政黨政治有著相同的起源。但是，西方政黨政治的前提是君權的虛化或者消亡，運作方式是競爭雙方按明確的規則光明正大地較量。而在專製製度之下，大臣們分裂成不同的派別則意味著統治效能的下降。因為政黨政治是公開的、合法的、專心致誌的，而朋黨政治則是隱蔽的、非法的、別有用心的。一旦形成不同的朋黨，大臣們的政治行為就處處摻雜進黨同伐異的動機。薦舉人才，推行政策，表麵上一出大公，實際上無不會首先從小集團的利益出發。這種窩裏鬥的起源是因為利益，最終卻幾乎演變成了一種生存方式和生活樂趣，他們鬥得如此津津有味，鬥到了最後，他們簡直就是為鬥而鬥。在這種毒化的政治環境之中，每一個人都必須依附某一門派才能在官場中立足，個別想有所作為的精英人物在這種情況下也無可奈何：“群小挈手絆足，其任事之勞，不勝救過之念，出嗟於朝，入歎於室。”
還是在未登基之前，乾隆就已經通過史書，對朋黨政治的曆史和危害有了深入了解。他說：“明季科目，官官相護，甚至分門植黨，僨事誤公，惡習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惡而痛斥者。”然而，他深惡痛絕的這一政治危害又實在是中國政治中最難根除的痼疾之一。
乾隆執政的六十多年中，如何處理朋黨一直是他苦心思考的問題。
雍正皇帝留給乾隆最重要的政治遺產就是兩位重量級政治人物：鄂爾泰和張廷玉。這兩位大臣，都是位高權重，才幹出群。鄂爾泰，滿洲鑲藍旗人，雍正後期的內閣首輔，是雍正最信任的滿族大臣。雍正皇帝甚至曾經說過：“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張廷玉則是雍正帝最倚重的漢族大臣，任文淵大學士，軍國大事，多與參決，被雍正稱為“第一宣力大臣”。
如前所述，乾隆即位之初，繼續任用雍正的舊臣。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國務即由鄂張二人留京處理。二人權勢，一時遠遠超過雍正時期。但是能人之間總是難於相容。鄂爾泰與張廷玉二人地位相當，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於對方之下。科名早、資曆深的張廷玉有點看不起後來居上的火箭式幹部鄂爾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張廷玉之前的鄂爾泰也不買張的賬，因此二人關係十分冷淡，“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嘯亭雜錄》）這種狀況，正是開啟朋黨政治的最佳條件。雖然鄂張二人並無植黨的企圖，大臣們卻各懷揣度攀附之意，滿族大臣逐漸開始投奔鄂氏門下以求提拔，漢族大臣漸漸聚集在張氏之門互通聲氣。朋黨之雛形，漸漸出現。就像《嘯亭雜錄》中所說：“上之初年，鄂、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士互相推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鬥。”雍正皇帝一生以打擊朋黨為務，他一生打掉了諸王黨、年羹堯黨、隆科多黨，沒想到晚年卻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張兩黨的苗頭。這正是專製政治的自我嘲諷之一例。
在登基後處理的第一個重要問題“苗疆事務”中，乾隆一下子就嗅出了朋黨的味道。
鄂爾泰在政治上起家，得益於在雲貴總督任上大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但是凡事都易有反複，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改土歸流後的貴州苗民因為官府剝削過重再次反叛。雍正皇帝因此對鄂爾泰相當不滿，認為是他“改土歸流”中措施不當所致。遂任命刑部尚書張照為“撫定苗疆大臣”，前去討伐。
雍正皇帝選擇張照，有些不妥。因為張照與張廷玉關係頗深，素來是鄂爾泰的反對派。張照到了貴州之後，不在平叛上下功夫，反而花大量時間搜集鄂爾泰在雲貴總督任上的“錯誤”，不斷匯報給皇帝，意圖借這個機會，使鄂爾泰身敗名裂。乾隆繼位之初，接到張照的匯報後，一眼就看出了這一貌似公允的匯報背後的朋黨背景。他在張照的奏折上批道：“張照以私意揣度，過甚其詞。”
而且由於一意尋找鄂爾泰的把柄，無心軍事，平叛戰爭一再失誤。乾隆一怒之下，以“挾詐懷私，擾亂軍機，罪過多端”為名，把張照調迴京師，革職下獄，同時派張廣泗代替張照去貴州平叛。
鄂爾泰的朋友故舊聞此消息大為興奮。因為張廣泗與鄂家關係良好，被認為是“鄂黨”之人。他們認為這是反攻“張黨”的絕好機會，許多“鄂黨”人物紛紛上疏，揭發張照的種種錯誤，企圖製造大獄，把張照置於死地。特別是張廣泗，他到了貴州後，不斷匯報張照在貴州軍事行動中犯下的種種“大罪”。
乾隆對此早有預料。他在派出張廣泗時明確警告說：“人臣事君之道，唯有據實秉公，無偏無黨”，“張廣泗不可以為新主之重待（鄂爾泰）而有迎合之心。”雖然張廣泗一再攻擊，乾隆卻沒有按鄂黨所希望的那樣重治張照，而是出人意料地將張照寬免釋放，僅僅罷官。第二年又授給他內閣學士，入值南書房。及至乾隆六年（1741年），又使他官複原職，使鄂黨人員大失所望。
乾隆此舉，也是無奈。在沒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隻能沿用雍正遺留下來的官僚機器。為了使這部龐大的國家機器繼續正常運轉，他隻能小心翼翼地維護兩黨的平衡，緩和他們的相互鬥爭，采取“既不使一成一敗，亦不使兩敗俱傷”的平衡策略。因為一旦兩派中不管哪一派徹底失勢，必然會興起大獄，殺掉大批官員，造成人才資源的重大損失和朝廷政局的重大失衡。
為了維持這種平衡，乾隆真是煞費苦心。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別注意對鄂張二人一視同仁，不偏不倚。他閱讀奏折時，提高警惕，努力甄別他們的建議和施政中的個人目的。他努力使全國官員知道，自己絕不會受朋黨因素的操縱。有一年內蒙古額駙（附馬）策淩到京，在陛見中向皇帝奏陳大臣忒古爾德爾年紀已老，身體衰弱，請求皇上召他迴京，還向皇帝誇獎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說他們能力出群，應該重用，特別是富德應該補為隨印侍讀。乾隆察言觀色，以策淩與鄂爾泰友善，判定策淩的這番言論是鄂爾泰主使的。“此必鄂爾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陳奏也”。乾隆遂直接質問鄂爾泰。鄂氏奏辯說並沒有囑咐策淩說這些事。皇帝並不相信，說：“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屬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爾泰之意，即行陳奏，則勢力更重！”提醒鄂氏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清稗類鈔》《清高宗實錄》）
乾隆五年（1740年），刑部侍郎職位出現空缺，乾隆本來想批示被罷官的張照擔當此職。但那一段時間鄂爾泰因事沒能上朝辦事，隻有張廷玉一人在皇帝身邊，而張照平素又被歸為張廷玉一黨。皇帝“恐人疑為張廷玉薦引，是以另用楊嗣璟”，以後又找了一個適當的機會，才起用張照。他之防範朋黨，小心到如此程度。
乾隆五年，皇帝已經出色地結束了政治實習期。他不再是對繁雜詭譎的政治局麵一頭霧水的政治新鮮人。上手很快的他對大清帝國這架機器的性能有了深入了解，對每一個零件都了然於胸。
皇帝對鄂爾泰和張廷玉不再那麽須臾離不開了，對他們的政治建議不再像以前那樣言聽計從，在用人行政中越來越多地表現出自主性。坐穩了寶座的皇帝覺得自己可以深入解決朋黨問題了。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降下長諭，公開指出目前的局勢有黨爭的危險。他曆數了鄂爾泰為人不謹之處，要求全體大臣們小心警惕，不要再結黨。他舉例說，永州總兵崔超潛獲罪交於刑部處理，鄂爾泰認為崔氏有可諒之處，密奏為崔氏求情，乾隆聽從了鄂爾泰的意見予以從寬處理。事情過後，外麵大臣紛紛談論鄂爾泰的功德。乾隆十分不悅，以為鄂爾泰既然密奏獲準，則應恪守秘密，怎麽能漏泄於人，向被寬之人示恩？這並非中樞大臣所當為，而是植黨樹私的開始。由此他評價“是鄂爾泰縝密之處不如張廷玉矣”。他公開以此告誡鄂“嗣後言語之間，當謹之又謹”。
他直言不諱地說：
從來臣工之弊，莫大於逢迎揣度。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用之大臣，為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若如眾人揣摩之見，則是二臣為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視朕為何如主乎？……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眾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全節，永受國恩，豈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清高宗實錄》）
這道諭旨是乾隆即位以來首次正麵觸及朋黨問題，語重心長，有些辭鋒暗含殺機。然而，官場上的人際關係，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皇帝的一道詔旨，當然不可能使大臣們之間的恩怨情仇一朝煙消雲散。特別是鄂爾泰為人素來倨傲張揚，乾隆帝此諭雖當時使他不寒而栗，但過後又置於腦後。
黃廷桂是乾隆器重的一名大臣，卻與鄂爾泰素來不合，乾隆六年（1741年），鄂爾泰趁乾隆出巡之機，抓黃的小辮子，以黃舉薦的一名官員出了問題為由，說黃“濫舉非人”，深入追究。為了確保對黃的打擊成功，鄂爾泰特意關照刑部官員，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時間，趕在乾隆迴京前，審理結案，並提出建議對此人“降二級調用”的處理意見，上奏給乾隆。在鄂爾泰看來，乾隆遠在古北口外，批閱奏章應該不會太仔細，定能蒙混過關。
心細如發的乾隆卻從不會草率對待任何一份奏折。在古北口外的行宮裏，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問題。迴京之後，他直截了當地對大臣們指出：“此議甚屬錯謬。明係與黃平時不睦之人必欲致黃於罪。”並指明是鄂爾泰假公濟私：“此案審理甚速，乘朕迴京之前題複，希圖蒙混批準。這樣居心行事，竟出於朕信任之頭等大臣，朕用以自愧。伊等將視朕為何如主耶？”因此下令“將辦事此案之大學鄂爾泰等人嚴行申飭”。這是乾隆即位以來鄂爾泰受到的最嚴厲的一次處罰。這重重的一擊使鄂氏清醒了一些，從此謹言慎行，不敢再大肆為自己的黨徒辦事營私。
樹欲靜而風不止。就在鄂氏斂手之後，他的黨徒卻犯了事。言官仲永檀是鄂爾泰的門生，作為一名禦史，他專門找張廷玉一派的毛病。乾隆一時不明內中奧妙，還以為他為人耿直，頗加提拔。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的動機敗露了，原來他彈劾張派大臣時，經常找鄂爾泰的長子鄂容安秘密商量，被人揭發。乾隆帝赫然震怒，他痛斥鄂爾泰：“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爾泰於朕前屢奏其‘端正直率’，明顯係黨庇門生……鄂爾泰應該自思：朕從前能用你，今日能寬你，難道將來獨不能重治你的罪麽？”
鄂爾泰聞旨以為大禍臨頭，惶惶不可終日。好在皇帝不想讓表麵上完美的君臣關係在晚年破裂，也不想讓鄂氏一派一敗塗地。他僅命鄂容安退出南書房，在諭旨中說：“若將鄂爾泰革職拿問，而國家少一能辦事之大臣。”同時卻嚴辦仲永檀，以其“依附師門，暗結黨援”，抓入大牢，使其瘐斃獄中。在這個案子之後，鄂黨人物很長時間之內藏身斂跡，不敢再有任何舉動。張黨亦鑒前車之覆，謹小慎微，處處提防。朝廷之上一時風平浪靜，乾隆治理朋黨終於取得了初步成果。（《乾隆朝起居注》《清高宗實錄》）
按照乾隆朝政局演變趨勢，以鄂爾泰的脾氣性格，如果活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後，肯定不能得到善終，雍正帝生時為他打下的“朕可保其始終不渝”的包票勢必會被乾隆撕破。因為乾隆十三年之後的乾隆已經不再是即位初期那個凡事寬大的“仁慈”皇帝。好在鄂爾泰福大命大，於乾隆十年（1745年）幸運地病死，總算基本上保全了名節，成為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得了善終的名臣。
這個舉動，一下子贏得了官僚階層的歡心。雍正皇帝統治時期，每個官員成天都提心吊膽，惴惴不安。這下，官僚集團終於放下了緊張了13年的心。
大清王朝這艘巨輪，迅速改變了航向，由“嚴”一下子轉向了“寬”。
乾隆這樣做，有多重理由。
第一，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贏得人心。要有效贏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無疑是讓他們馬上得到眼前利益。
第二，作為一位立誌“行仁義”，做“有道明君”的儒家信徒，自然會以“寬仁”為基本施政綱領。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經過父親13年風霜之治，大清社會政治紀律嚴明，貪汙腐敗得到有效控製，百姓在王綱之下戰戰兢兢，已無犯上作亂之念，已經沒有進一步高壓統治的必要。當此時化嚴為寬，既可享受父親嚴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對自己的感恩戴德，何樂而不為。
寬仁政策取得了明顯效果。經雍正13年的風霜之治，所有人對乾隆的感覺都是春風拂麵，情懷暢怡。《嘯亭雜錄》說：“乾隆皇帝即位時，正是雍正皇帝嚴厲治理之後，他凡事皆以寬大為政，罷開荒，停捐納，重視農業，限製僧尼。萬民歡悅，頌聲如雷。江南出現了‘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這樣的歌謠。”《郎潛紀聞二筆》中說：“乾隆皇帝即位，所頒布的詔令，善政不絕，四海之內，無不歡唿雀躍。”全國臣民對乾隆的印象極佳，認為他是一位仁慈善良，甚至有點柔弱的賢君。連當時在北京的朝鮮使臣也一再稱讚乾隆的初政。一個使臣說：“新主政令無大疵，或以柔弱為病，邊境姑無憂。”另一位則說：“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寬大之政。以求言詔觀之，不以論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於罪台諫，可謂賢君矣。”（《朝鮮李朝實錄》）
第二章 盛世的保障——集權
專製權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剝削天下的權力，其自私性決定了它終日處於被覬覦和窺伺之中。“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無不對這一權力垂涎不已。因此專製權力的性質天生是高壓的、排他的、敵視一切異己力量的，它必須建立在嚴格的等級秩序之上。
一 政治改革的犧牲品
康熙皇帝“有福之人”四個字的評價應驗得很快。在康熙說完這句話的第二年，乾隆生母鈕祜祿氏就因為雍正即位而被封為熹妃，後來又晉為熹貴妃。乾隆即位之後，她又成了太後，尊號為“孝聖憲皇後”。
更令她感覺有福氣的是兒子乾隆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孝子皇帝”。他對母親感情深摯，發自天性。登基之後，國務繁忙，他仍堅持像以前那樣“三天問安，五天侍膳，對母親的生活起居，關懷備至”。（《乾隆帝及其時代》）
剛剛登上帝位的乾隆平時生活中十分注意節儉，甚至拒絕臣子過年過節給自己進獻貢品。但每一次母親過生日，他都大操大辦，絕不心疼錢。特別是乾隆六年（1741年），太後五十歲整生日，皇帝效法康熙五十大壽時的做法，在太後由圓明園返迴宮中那天，組織許多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在路邊“瞻仰跪接”，一天下來，僅賞賜這些跪接之人，就花了銀子十萬兩、綢緞七萬多匹。至於六十大壽及以後的整生日，為了討太後的歡心，乾隆更是花錢如流水，極盡鋪張之能事。（《清高宗實錄》）
老太太身體硬朗，喜歡活動。乾隆每次出巡，都要帶上老太太一起觀光，叫作“奉太後安輿出巡”。老太太也“樂此不疲，不管年齡已大，路途遙遠，總是高高興興地出外旅遊。一路上供應侍候，自然十分周到、殷勤，但風塵仆仆比在宮中園中無事靜養，總要辛苦得多。也許正因為她不喜歡宮廷中寂寞刻板的生活節奏，她寧願跟著兒子到處奔走，遊山玩水”。（《乾隆帝及其時代》）乾隆“純孝”之名，赫然史冊。
但有一點，乾隆從來沒有掉以輕心，那就是絕不許太後稍稍碰一下他的權柄。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他即位後的第三天，他就發出一道諭旨，告誡宮中太監宮女：
凡國家政事，關係重大，不許聞風妄行傳說，恐皇太後聞之心煩。皇太後仁慈，撫愛朕躬，聖心切至，凡有所知，母子之間，豈有不告之理？但朕與諸王大臣所辦政務，外人何由而知？其應奏聞母後者，早已奏聞矣。宮禁之中，凡有外言，不過太監等。得之市井傳聞，多有舛誤。設或妄傳至皇太後前，向朕說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違，關係甚钜，重勞皇太後聖心，於事無益。爾等嚴行傳諭，嗣後凡外間閑話，無故向內廷傳說者，即為背法之人，終難逃朕之覺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陳福、張保，係派出侍奉皇太後之人，乃其專責，並令知之。（《清高宗實錄》）
說明白點，就是要讓太後與政治絕緣，清除她幹預朝政的任何可能。
事實證明皇帝是有先見之明的。雖然已經采取了預防措施，但不愉快仍然不可避免。有一次，太後在和乾隆聊天時提到，順天府東麵有座廟宇很靈驗，不過年久失修，已經快要倒塌，要乾隆撥點錢修修。乾隆聞聽，當即滿麵笑容地應承下來。但是轉過臉來，他就降下嚴旨，嚴厲斥責太後身邊的太監張保和陳福：“張保糊塗不知事務，陳福隨侍聖祖多年，理合深知體統，幾曾見寧壽宮太後當日令聖祖修蓋多少廟宇？朕禮隆養尊，宮闈以內事務，一切仰承懿旨，豈有以順從蓋廟修寺為盡孝之理？”雖然看在太後的麵子上對他們不予嚴懲，但聲明下不為例：“嗣後如遇此等事務，陳福等不行奏止，輕意舉動，多生事端，朕斷不輕恕。”（《清高宗實錄》）
這道嚴旨，表麵上是頒給太監的，實際上是說給太後的。聰明的老太太從此長了記性，再也不敢做任何有違祖宗法度的事了，乾隆朝的母子關係得以以“母慈子孝”的理想境界完美結局。
不是乾隆對母親過於苛刻，而是少年老成的他深知防微杜漸的重要性。從第一個專權的太後呂雉到乾隆皇帝的祖奶奶孝莊皇後，曆史上母後專權和外戚亂政之事幾乎每代都有。千裏之堤，毀於蟻穴；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乾隆很清楚，太後也許本身並沒有幹政之心，但是如果開啟了太後影響國政的先例，必然就會有很多人伺機而入。自己“隆養”太後，尊禮倍加，也很可能使得太後的親戚們趾高氣揚，胡作非為。一旦太後和外戚形成一定的政治勢力，那時候再想處理，難度就大了。
貫穿乾隆政治生涯的第一條原則是大權獨攬。他說：“蓋權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
專製權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剝削天下的權力，其自私性決定了它終日處於被覬覦和窺伺之中。“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無不對這一權力垂涎不已。因此專製權力的性質天生是高壓的、排他的、敵視一切異己力量的，它必須建立在嚴格的等級秩序之上。如果統治者能牢牢掌握權柄，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說，保持權力鏈上嚴格的分享順序，天下才能長治久安。一旦把不住印把子，最高權力被侵奪或者分裂，利益分享次序出現混亂，那麽國家必然陷入無序，各種勢力殺成一團。換句話，如果一塊肥肉被頭狼緊緊咬住，狼群通常是安靜的，每條狼都會按地位高低依次進食。相反，如果頭狼不夠強壯，咬得不夠緊，那麽狼群必然會炸了窩。
所以專製政治的第一條要求是統治者必須“咬緊肥肉”，大權獨攬，有效消滅任何反對勢力和權力覬覦者。
要真正做到大權獨攬，談何容易。在中國曆史上，由於皇帝年齡過小或者過老、個人能力不足、身體狀況異常、對某些政治勢力過於信任，導致皇權被盜用、“太阿倒持”、天下大亂的狀況，豈止出現過千百次。
為了做到大權獨攬，乾隆采取了所有能夠采取的措施。
除了母親和外戚之外，皇族也是皇帝必須防範的重點。曆代以來，皇族都是最容易左右朝綱，也是最容易引發政治戰爭的敏感人物。這一弊端清代尤甚。清王朝的崛起過程中，最倚重的就是家族力量。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那些如狼似虎的兄弟和兒子在為皇帝打天下的過程中爭相賣命，也形成了親貴手握重權的政治傳統。愛新覺羅氏皇室宗族內部幾乎每一代都有激烈的鬥爭，嚴重影響政治穩定。在關外有努爾哈赤和舒爾哈齊、褚英的兄弟父子之間的火並，有皇太極與四大貝勒的衝突。進關後，則有順治與多爾袞之間的鬥爭，雍正與兄弟們的相互殘殺。
剛剛登上皇位，乾隆就做出一個長遠的決定，徹底改變清王朝的貴族政治傳統，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權力核心之外。
乾隆兄弟十人，登基之時，大部分已經早逝，隻剩下弘晝和弘曕兩個弟弟。
前文已經提到，乾隆與弘晝年齡相同，二人從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師讀書，手足之情甚篤。乾隆曾說：“（弘晝）與吾自孩提以至於今，且孺且耽，恰恰如也。”（《樂善堂全集定本》）弘晝也說：“同氣之歡，豈語言文字所能盡載乎？”（《樂善堂文鈔序》）在弘曆被康熙帶入宮中的那半年，兩兄弟彼此思念，“跡雖兩地，心則相通”，可見感情之深。
但一旦乾隆登上了皇位，兄弟關係馬上發生了變化。君臣之分壓倒了兄弟之情，提防之意壓倒了親愛之心。和想做“孝子”的願望一樣強烈，乾隆希望他以一個仁愛的“皇帝哥哥”的形象被載入史冊，但是，這一點並不容易做到。
乾隆平日對兩個弟弟在金錢、爵位上絕不吝嗇，日常交往中也和藹有加，“上即位後，優待和、果二王（即弘晝、弘曕），每陪膳賜宴，賦詩飲酒，殆無虛日”，一副寬厚仁慈的兄長風度。但是政治權力，絲毫不讓他們染指，並且經常提醒他們不要幹政：“時加訓迪，不許幹預政事，保全名譽。”（《嘯亭雜錄》）
在帝王家中，“兄弟怡怡”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天潢貴胄身上往往都有許多天生的毛病，容易觸犯森嚴的禮法。對於自己一起同吃同住同玩耍的哥哥一下子成了遙不可攀的“上位”，弘晝一時半會兒不太習慣。有一次，皇帝命他在宮中給八旗子弟監考，考試開始了，皇帝坐在那裏遲遲不退席。弘晝大大咧咧地請皇帝迴宮吃飯，說這裏有我就行了。皇帝怕八旗子弟們頑劣膽大，有人敢打小抄，所以點了點頭，但還是坐在那裏想再觀察一會兒。弘晝見他的話不起作用，不高興了，對皇帝發脾氣說：“你難道連我也不相信，怕我被他們買通了嗎？”
兄弟之間說這樣的話，在今天看來十分正常。但是在專製時代，對皇帝這樣說話卻已經是大逆不道。涵養極好的皇帝聽了這話，一言不發，退朝而去。
皇帝走了，弘晝才明白過味兒來，知道自己犯了大錯。第二天，他前去向皇帝請罪。乾隆對他說：“昨天，如果我答複一句，雙方頂撞起來，你就該粉身碎骨了。你的話雖然不好聽，但我知道你內心友愛，故而原諒了你，今後要謹慎，不要再說這種話了。”弘晝這才知道自己逃過了一劫，不免冷汗直流。（《乾隆帝及其時代》）
作為前皇子現皇弟，弘晝性格驕亢，盛氣淩人。有一次，他和軍機大臣訥親鬧意見，竟然拔拳當眾毆打訥親。乾隆深知弘晝性格中的缺點，所以他不斷借事加以敲打，以防微杜漸，使他認清君臣名分，以免犯更大的錯誤。一次，弘晝與弘曕到宮中給太後請安，母子閑聊之際，一不小心，跪在了太後寶座旁邊的藤席上。這件小事卻犯了皇帝的大忌，因為這個藤席是乾隆平日跪坐的地方。乾隆責備他們“儀節僭妄”，“於皇太後前跪坐無狀”。因為這一點點小事，弘晝就被罰俸三年。（《清高宗實錄》）
生為禦弟，在專製時代表麵上榮幸，實際上卻是天生不可觸摸政治權力的“政治賤民”。他們雖然精力充沛，不乏才幹，一生的任務卻隻有“混吃等死”。弘晝經此挫折，對政治畏如猛虎，以青春盛年，在王府中終日無所事事，醉生夢死，逐漸心理變態。他常玩一種特殊的遊戲，即演習自己的喪事。他高坐院中假扮死人，由王府的護衛侍從等陳設好各種冥器，供上祭品哭奠，而他自己則一邊吃著供品，一邊觀賞家人侍從的哭相，以此為娛，玩到六十多歲老死，算是落得個善終。
另一個幼弟弘曕就不這麽幸運了。乾隆即位時，這個弟弟年僅兩歲。對於這個幼小的弟弟，乾隆很是關照。果親王允禮家產豐厚但沒有後人，皇帝特意令弘曕出繼，以繼承他的財產。但自幼嬌生慣養的弘曕性格缺陷很多，特別是他的任性貪財，屢為乾隆所不喜。因為那次給太後請安跪錯了地方，弘曕被皇帝諸過並罰，革去親王，降為貝勒，並解去了一切差事，永遠停俸。弘曕經過如此挫辱，心生抑鬱，居然因此身患重病，很快不治身亡，年僅三十二歲。（《清高宗實錄》）
對兄弟都如此嚴峻，對其他皇族，皇帝當然更不假辭色。雍正剛剛去世時，乾隆遵奉遺命，以自己的叔父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及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為顧命大臣，組成禦前臨時機構“總理事務處”。結束居喪期後，乾隆撤掉了這一臨時機構，恢複軍機處，以鄂爾泰、張廷玉等人為軍機大臣，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卻被排除在外，從此形成了親王宗室不入軍機處的製度，自此曆經乾、嘉、道三朝一百二十多年，直到慈禧時期才被打破。
皇室貴族對乾隆的印象本來極好，因為他為雍正政敵恢複名譽的做法輕易贏得了整個皇族的支持。但突然中斷親貴幹政的傳統，卻讓他們認為新皇帝比老皇帝更為薄情。從努爾哈赤時期起，親貴們已經習慣手握重權，如今突然讓他們無所事事，不免要說說怪話，發發牢騷。
康熙時的廢太子之子弘皙及其平輩的幾個叔伯兄弟，經常來到賦閑家居的莊親王家，談論朝政，發泄不滿。耳目眾多的乾隆很快捕捉到了這一消息。觀察了一段時間之後，他決定提前加以打擊，以防他們釀成大患。乾隆四年（1739年）十月，他宣布以“結黨營私，行動詭秘”為由革去莊親王的親王雙俸。前太子之子弘皙被革去親王，永遠軟禁，罪名之一是“胸中自以是舊日東宮嫡子，居心甚不可問，即如本月八日，遇皇帝誕辰，製一鵝黃肩輿進呈，似欲待皇上不要，自己留用”；罪名之二是他曾經找人算命，算當今皇帝能活到多大歲數。其他幾個叔伯兄弟，也分別受到圈革處罰。（《清高宗實錄》《乾隆朝起居注》）此舉徹底熄滅了皇族對皇帝的反抗之心。
為了徹底貫徹禁止親貴幹政的原則，乾隆不光犧牲過親情，也付出過友誼的代價。
青年時代的乾隆有一個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在學生時代最好的同學，叫作福彭。此人是曹雪芹的親表哥，也就是北靜王水溶的原型，是清初八家鐵帽子王之一嶽托的後代，世襲平郡王。
此人髫年早慧，聰明絕頂，很小的時候就被康熙所喜歡，帶入宮中讀書。對於皇孫來說，這都是異常恩遇，何況其他普通王孫。弘曆上學之時，他又被雍正選中，做了皇子的同學。雍正對他極為欣賞，雍正十一年（1733年）年僅25歲時，福彭就被任命為“在辦理軍機處行走”，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軍機大臣。當時清軍與準噶爾蒙古作戰大敗，急需一位大將去收拾殘局。滿朝文武雍正都沒看上，偏偏看上了25歲的福彭，命他為定邊大將軍，馳往邊關。此人之才，可見一斑。
英雄相惜。同窗六年，弘曆與這位同學關係極好，稱他為“知音”。年青時代，他寫過許多詩文，表達對這位同學的讚賞、欽佩和想念。說他“年雖少而器識深沉”，“與言政事，則若貫驪珠而析鴻毛”。
乾隆繼位之後，立即召福彭迴京，協辦總理事務處。看來，皇帝非常賞識和倚重這位老同學，他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但隨著皇帝下定決心鏟除宗室幹政的舊習，福彭的命運也就被意外地決定了。後來他隻管理過正黃旗、正白旗事務，一直不曾大用。
作為一個男子，在傳統社會，獻身政治是最光榮的追求。但福彭卻成為他最好的朋友政治改革的犧牲品，斷送了一生的政治前程。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福彭在鬱鬱寡歡中病逝，年僅40歲。皇帝諭旨稱：“平郡王宣力有年，恪勤素著。今聞患病薨逝，朕心深為軫悼。特遣大阿哥攜茶酒往奠，並輟朝二日。”（《清高宗實錄》）
對於一個郡王來說，這是特殊的禮遇，說明皇帝對這位昔日同學心中存有一絲難言的內疚。
在中國曆史上，乾隆也是防範太監幹政最成功的皇帝之一。太監是最容易破壞政治秩序的特殊群體，尤以漢代、唐代、明代為甚。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十一日，剛剛登上皇位兩個月的乾隆就迫不及待地開始敲打太監。他發布上諭，提及雍正時期，一些太監不遵守既定禮製，妄自尊大。他舉例說，雍正駕前的四品太監蘇培盛，“以前在朕弟兄麵前，或半跪請安，或執手問詢，甚至與莊親王並坐接談，毫無禮節”，“前朕與和親王等在九州清宴瞻禮時，值蘇培盛等在彼飲食，伊等不但不行迴避，且複延坐共食，而阿哥等亦有貪其口腹，與之同餐者。朕躬後至，稍坐而出，嗣是朕即不複在九州清宴用飯。”
乾隆在這道上諭中嚴厲地說：“太監等乃鄉野愚民，至微極賤，得入宮闈，叨賜品秩，已屬非分隆恩……爾等當自揣分量，敬謹小心，常懷畏懼，庶幾永受皇恩，得免罪戾……嗣後爾太監等各自凜遵製度，恪守名分……尋常以公事接見王公大臣時，禮貌必恭，言語必謹，不可稍涉驕縱，以失尊卑大體。即在街市行走，不可出言詈人父母……許被詈之人，即行重責。至接奉內廷阿哥等事件，必當莊重敬謹，不可曲意順從。”（《清高宗實錄》）
清朝初期，宮廷典製並不完備，為有效管理太監，乾隆總結了積累近百年的管理經驗，下令編纂“宮廷法典”——《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和《國朝宮史》。除了詳細規定太監的等級、職掌和待遇外，還對太監的管理及處分做了詳細而嚴格的規定。根據這個條例規定：太監口角鬥毆、酗酒鬧事、聚眾賭博以及不慎火燭、大聲喧嘩、貪睡誤班、失誤損物直至請假逾期、當班遲到，都要被體罰重責，從二十板到六十板不等。太監稍有小錯，經常被打得血肉模糊。
雖然天生重感情的乾隆也與許多太監建立了不錯的個人關係，但是太監一旦犯錯，他決不寬假。乾隆十六年（1751年）夏，他在更換夏衣時，由於太監未曾認真檢查，被藏在袖口處的一根縫衣針劃了一下手臂，於是龍顏大怒，立將太監張玉、蔡勳枷號一個月、鞭一百，刑滿之後罰做苦役。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一個夜晚，皇帝在睡夢中醒來詢問時刻，發現在寢宮內值夜坐更的小太監常寧、霍集撒徠由於困倦正在打瞌睡，立即下令將他們拖出去重責四十板。類似的事例不勝枚舉。
對於太監幹政的苗頭，乾隆打擊起來更是毫不手軟。乾隆三十九（1774年）年，奏事處太監高雲從向當朝大臣們泄露了職官任免檔案，乾隆皇帝異常震怒，牽涉此案的大學士於敏中、軍機大臣舒赫德、尚書蔡新、總管內務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嚴厲申斥，左都禦史觀保，侍郎蔣賜棨、吳壇受到了革職處分，而太監高雲從則立即被處斬。
由於時刻提防，堅持不懈，所以終乾隆朝六十年，太監們始終沒有對皇權構成任何幹擾和威脅。
二 馭臣之術
相對以上幾種政治勢力，防範權臣和朋黨的難度更大。因為皇帝行政，離得開家人親戚和太監，卻離不開大臣。乾隆年間，全國約有兩萬名文官，七萬名武官。管理和操縱如此龐大的官員隊伍，對任何一個皇帝來說，都是絕大的難題。
隻有親自坐到皇帝寶座上，你才會明白為什麽那麽多男人為了這個位置不惜一切。坐在世界之巔的感覺是語言無法形容的，那幾乎就是成為上帝的感覺。從父親咽氣的那一刻起，乾隆就發覺周圍所有官員麵對他時的神情都變了。他們不敢正眼看他，似乎他的臉上散發出特殊的光輝，讓他們睜不開眼睛。他明白這是因為從那一刻起，他手裏握住了他們的一切：從官爵榮辱到身家性命。他成了他們的“主子”，他和他們的關係，就是主人和狗的關係。
正如戴逸先生所說的那樣：“新皇帝一旦從前一代統治者手中接過權力，他立即會發現自己置身於變幻莫測的官僚政治的旋渦中。周圍充滿著歡唿和讚美，欺騙和謠言，搖尾作態的獻媚乞恩，誠惶誠恐的畏懼戰栗。這一切往往會使一個不夠老練的統治者頭暈眼花。”（《乾隆帝及時代》）
乾隆沒有頭暈眼花。他深知，這些官員絕對不像狗那樣忠誠和簡單。這些在宦海驚濤中一路摸爬滾打上來的成功者，個個身懷絕技。在他們馴順的外表下，掩藏著無窮無盡的野心、欲望和算計。這些人既是他的政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敵。曆代王朝最大的敵人，不是起義者，不是異族，不是災荒，而是官僚集團。中國曆史上壽命較長的大王朝，幾乎無一例外地喪命於這些衣冠楚楚、舉止高雅的人之手。
這話聽起來駭人聽聞，事實上卻千真萬確。作為個體，再狡猾、再有實力的官員在皇帝麵前也往往不是對手。但是，一旦這些官員結合成官僚集團，形勢就發生了逆轉。本來，官僚體係是皇帝親手建立起來的，但是，一旦建立和運轉起來，它就成了一個難以控製的龐然大物，有了自己的生命、性格和利益關切。就像弗蘭肯斯坦似的怪物，雖然是主人所創造，卻非主人所能控製。
皇帝關心的是天下長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統治永遠不變；官員們的考慮卻沒有這麽長遠。歸根結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員們隻是掙份工資。他們更關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為自己和親人朋友撈取最大好處。官僚集團運轉的規律是：在沒有利益驅動時，官員們執行皇帝的政策，總是傾向於被動應付，隻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導致敷衍塞責、形式主義，甚至弄虛作假。而當他們發現政策的空子時，通常會把個人利益偽裝於國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經念歪。基於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員們熱衷於編織關係網，相互通風報信，十分默契地協調行動。在他們的集體努力下，國家政治很快會陷入腐敗的泥淖，每一位官員都會成為中飽私囊的“碩鼠”，本來屬於皇帝或者說國家的“民脂民膏”被大量消耗，國家的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最終出現“官逼民反”這個命定的結局。
作為熟讀曆史，對人情世故領會頗深的青年政治家，乾隆的“寬”並不是毫無尺度的。在軟的一手背後，他還有硬的一手。在彬彬有禮的同時，他認真觀察著官員們的每一個表現，細心諦聽著官僚機器的每一絲異常響動，一旦發現問題，他絕不放過。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報，為修理太廟裏麵的“慶成燈”，申請領銀三百兩，並二百串錢。區區幾百兩銀子，對於費用浩繁的皇家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並且，這件小事夾雜在工部上報的幾十件大事當中，誰也想不到會被皇帝注意。孰料乾隆精力過人，雖然每天要閱讀上萬字的奏折，從頭到尾卻不會忽略一字。看到這個數字，皇帝感覺這筆錢用於“粘補”燈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遂朱批詢問，此燈不過是小小粘補修理，怎至於用銀如此之多？
工部勾結內務府，在皇家工程中濫支濫報，已經成了習慣。多支個百十兩銀子，工部自己都沒有當迴事。工部官員不知年輕皇帝的厲害，隻含糊其詞地迴奏說這是預支銀，將來按實用金額再行報銷，餘下的銀兩自會交迴。他們的如意算盤是皇帝日理萬機，此刻支吾過去，第二天皇帝就會忘了。豈料乾隆登基以來，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騙，他說“萬幾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將百出”，更何況工部欺騙得如此明目張膽。他下旨說，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後領，並不交還，查遍工部檔案，曆來也沒有交還餘錢的記錄。“該堂官等竟以朕為不諳事務，任意飾詞朦混，甚屬乖謬。”
一番話說得工部官員啞口無言，就為太廟一燈幾百兩銀子的小事，乾隆小題大做，殺一儆百，整個工部衙門全堂都被降罪。尚書來保、趙殿最，侍郎阿克敦、韓光基等或遭降級，或被調用，最輕的也受到罰俸處理。此事一出，滿朝大臣都震悚一時，對年輕皇帝刮目相看。（《清高宗實錄》）
乾隆登基不久，因為他人舉報，以“因循不振，不求進取”的罪名罷黜了一名叫魏廷珍的大臣。這事過去幾年之後，皇帝因事召見大理寺卿陶正靖，談完正事，又問他最近朝政有沒有什麽不當之處，陶正靖就以一副仗義執言的表情說，幾年前被罷黜的魏廷珍其實為人清正，沒有大過，丟官罷職，處理不當。陶氏所舉數條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當即首肯，表揚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然而迴過頭來，皇帝就開始琢磨陶正靖的動機是否像他表現出的那麽純正。他開始暗暗調查陶正靖與魏廷珍是不是科舉同年，或者同鄉。一番摸底，皇帝發現魏廷珍與禮部尚書任蘭枝同年（同一年考中進士），而陶正靖正是任蘭枝的門生。皇帝由此認定，一定是任蘭枝為了袒護同年，指使門生代為奏請。於是任蘭枝被革職，陶正靖被降級。（《清史稿·魏廷珍、任蘭枝傳》）。
一旦心存警惕，官僚們欺騙的種種伎倆，就逃不過乾隆的法眼。有一次在閱讀一份奏折時，一個大臣奏道，他發現了地方上的一件壞事，要報告皇上：“正在繕疏間，據兩司道府揭報前來，與臣所訪無異。”也就是說，正在寫報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匯報了此事，與他所了解的情況一樣。
乾隆會心一笑。這就是地方大臣的“會做人”之處，也是他們“取巧欺君”之處。如果單單報告這件壞事，這位官員固然是立了功了，不過同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卻有了失職失察的嫌疑。為什麽人家發現了這件壞事，而你們沒有發現？所以，這位大員筆頭一轉，這樣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發現的“頭功”，又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責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隱蔽！乾隆不覺輕輕歎息，揮筆在奏折上批道：這種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二次，怎麽會次次那麽巧？（《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尋常帝王所難及。那些讓其他統治者看起來頭暈眼花的官場詭計，根本逃不過他的法眼，更何況他越來越心存警惕。幾次交鋒之後，皇帝的精明就給官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有的官員對他做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過。自古人主患不斷，惟皇上患斷之太速”的評價。
人們因為不同的利益和見解而分成不同的團體，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現象。從這一點來說，中國的朋黨之爭與西方的政黨政治有著相同的起源。但是，西方政黨政治的前提是君權的虛化或者消亡，運作方式是競爭雙方按明確的規則光明正大地較量。而在專製製度之下，大臣們分裂成不同的派別則意味著統治效能的下降。因為政黨政治是公開的、合法的、專心致誌的，而朋黨政治則是隱蔽的、非法的、別有用心的。一旦形成不同的朋黨，大臣們的政治行為就處處摻雜進黨同伐異的動機。薦舉人才，推行政策，表麵上一出大公，實際上無不會首先從小集團的利益出發。這種窩裏鬥的起源是因為利益，最終卻幾乎演變成了一種生存方式和生活樂趣，他們鬥得如此津津有味，鬥到了最後，他們簡直就是為鬥而鬥。在這種毒化的政治環境之中，每一個人都必須依附某一門派才能在官場中立足，個別想有所作為的精英人物在這種情況下也無可奈何：“群小挈手絆足，其任事之勞，不勝救過之念，出嗟於朝，入歎於室。”
還是在未登基之前，乾隆就已經通過史書，對朋黨政治的曆史和危害有了深入了解。他說：“明季科目，官官相護，甚至分門植黨，僨事誤公，惡習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惡而痛斥者。”然而，他深惡痛絕的這一政治危害又實在是中國政治中最難根除的痼疾之一。
乾隆執政的六十多年中，如何處理朋黨一直是他苦心思考的問題。
雍正皇帝留給乾隆最重要的政治遺產就是兩位重量級政治人物：鄂爾泰和張廷玉。這兩位大臣，都是位高權重，才幹出群。鄂爾泰，滿洲鑲藍旗人，雍正後期的內閣首輔，是雍正最信任的滿族大臣。雍正皇帝甚至曾經說過：“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張廷玉則是雍正帝最倚重的漢族大臣，任文淵大學士，軍國大事，多與參決，被雍正稱為“第一宣力大臣”。
如前所述，乾隆即位之初，繼續任用雍正的舊臣。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國務即由鄂張二人留京處理。二人權勢，一時遠遠超過雍正時期。但是能人之間總是難於相容。鄂爾泰與張廷玉二人地位相當，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於對方之下。科名早、資曆深的張廷玉有點看不起後來居上的火箭式幹部鄂爾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張廷玉之前的鄂爾泰也不買張的賬，因此二人關係十分冷淡，“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嘯亭雜錄》）這種狀況，正是開啟朋黨政治的最佳條件。雖然鄂張二人並無植黨的企圖，大臣們卻各懷揣度攀附之意，滿族大臣逐漸開始投奔鄂氏門下以求提拔，漢族大臣漸漸聚集在張氏之門互通聲氣。朋黨之雛形，漸漸出現。就像《嘯亭雜錄》中所說：“上之初年，鄂、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士互相推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鬥。”雍正皇帝一生以打擊朋黨為務，他一生打掉了諸王黨、年羹堯黨、隆科多黨，沒想到晚年卻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張兩黨的苗頭。這正是專製政治的自我嘲諷之一例。
在登基後處理的第一個重要問題“苗疆事務”中，乾隆一下子就嗅出了朋黨的味道。
鄂爾泰在政治上起家，得益於在雲貴總督任上大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但是凡事都易有反複，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改土歸流後的貴州苗民因為官府剝削過重再次反叛。雍正皇帝因此對鄂爾泰相當不滿，認為是他“改土歸流”中措施不當所致。遂任命刑部尚書張照為“撫定苗疆大臣”，前去討伐。
雍正皇帝選擇張照，有些不妥。因為張照與張廷玉關係頗深，素來是鄂爾泰的反對派。張照到了貴州之後，不在平叛上下功夫，反而花大量時間搜集鄂爾泰在雲貴總督任上的“錯誤”，不斷匯報給皇帝，意圖借這個機會，使鄂爾泰身敗名裂。乾隆繼位之初，接到張照的匯報後，一眼就看出了這一貌似公允的匯報背後的朋黨背景。他在張照的奏折上批道：“張照以私意揣度，過甚其詞。”
而且由於一意尋找鄂爾泰的把柄，無心軍事，平叛戰爭一再失誤。乾隆一怒之下，以“挾詐懷私，擾亂軍機，罪過多端”為名，把張照調迴京師，革職下獄，同時派張廣泗代替張照去貴州平叛。
鄂爾泰的朋友故舊聞此消息大為興奮。因為張廣泗與鄂家關係良好，被認為是“鄂黨”之人。他們認為這是反攻“張黨”的絕好機會，許多“鄂黨”人物紛紛上疏，揭發張照的種種錯誤，企圖製造大獄，把張照置於死地。特別是張廣泗，他到了貴州後，不斷匯報張照在貴州軍事行動中犯下的種種“大罪”。
乾隆對此早有預料。他在派出張廣泗時明確警告說：“人臣事君之道，唯有據實秉公，無偏無黨”，“張廣泗不可以為新主之重待（鄂爾泰）而有迎合之心。”雖然張廣泗一再攻擊，乾隆卻沒有按鄂黨所希望的那樣重治張照，而是出人意料地將張照寬免釋放，僅僅罷官。第二年又授給他內閣學士，入值南書房。及至乾隆六年（1741年），又使他官複原職，使鄂黨人員大失所望。
乾隆此舉，也是無奈。在沒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隻能沿用雍正遺留下來的官僚機器。為了使這部龐大的國家機器繼續正常運轉，他隻能小心翼翼地維護兩黨的平衡，緩和他們的相互鬥爭，采取“既不使一成一敗，亦不使兩敗俱傷”的平衡策略。因為一旦兩派中不管哪一派徹底失勢，必然會興起大獄，殺掉大批官員，造成人才資源的重大損失和朝廷政局的重大失衡。
為了維持這種平衡，乾隆真是煞費苦心。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別注意對鄂張二人一視同仁，不偏不倚。他閱讀奏折時，提高警惕，努力甄別他們的建議和施政中的個人目的。他努力使全國官員知道，自己絕不會受朋黨因素的操縱。有一年內蒙古額駙（附馬）策淩到京，在陛見中向皇帝奏陳大臣忒古爾德爾年紀已老，身體衰弱，請求皇上召他迴京，還向皇帝誇獎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說他們能力出群，應該重用，特別是富德應該補為隨印侍讀。乾隆察言觀色，以策淩與鄂爾泰友善，判定策淩的這番言論是鄂爾泰主使的。“此必鄂爾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陳奏也”。乾隆遂直接質問鄂爾泰。鄂氏奏辯說並沒有囑咐策淩說這些事。皇帝並不相信，說：“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屬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爾泰之意，即行陳奏，則勢力更重！”提醒鄂氏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清稗類鈔》《清高宗實錄》）
乾隆五年（1740年），刑部侍郎職位出現空缺，乾隆本來想批示被罷官的張照擔當此職。但那一段時間鄂爾泰因事沒能上朝辦事，隻有張廷玉一人在皇帝身邊，而張照平素又被歸為張廷玉一黨。皇帝“恐人疑為張廷玉薦引，是以另用楊嗣璟”，以後又找了一個適當的機會，才起用張照。他之防範朋黨，小心到如此程度。
乾隆五年，皇帝已經出色地結束了政治實習期。他不再是對繁雜詭譎的政治局麵一頭霧水的政治新鮮人。上手很快的他對大清帝國這架機器的性能有了深入了解，對每一個零件都了然於胸。
皇帝對鄂爾泰和張廷玉不再那麽須臾離不開了，對他們的政治建議不再像以前那樣言聽計從，在用人行政中越來越多地表現出自主性。坐穩了寶座的皇帝覺得自己可以深入解決朋黨問題了。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降下長諭，公開指出目前的局勢有黨爭的危險。他曆數了鄂爾泰為人不謹之處，要求全體大臣們小心警惕，不要再結黨。他舉例說，永州總兵崔超潛獲罪交於刑部處理，鄂爾泰認為崔氏有可諒之處，密奏為崔氏求情，乾隆聽從了鄂爾泰的意見予以從寬處理。事情過後，外麵大臣紛紛談論鄂爾泰的功德。乾隆十分不悅，以為鄂爾泰既然密奏獲準，則應恪守秘密，怎麽能漏泄於人，向被寬之人示恩？這並非中樞大臣所當為，而是植黨樹私的開始。由此他評價“是鄂爾泰縝密之處不如張廷玉矣”。他公開以此告誡鄂“嗣後言語之間，當謹之又謹”。
他直言不諱地說：
從來臣工之弊，莫大於逢迎揣度。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用之大臣，為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若如眾人揣摩之見，則是二臣為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視朕為何如主乎？……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眾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全節，永受國恩，豈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清高宗實錄》）
這道諭旨是乾隆即位以來首次正麵觸及朋黨問題，語重心長，有些辭鋒暗含殺機。然而，官場上的人際關係，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皇帝的一道詔旨，當然不可能使大臣們之間的恩怨情仇一朝煙消雲散。特別是鄂爾泰為人素來倨傲張揚，乾隆帝此諭雖當時使他不寒而栗，但過後又置於腦後。
黃廷桂是乾隆器重的一名大臣，卻與鄂爾泰素來不合，乾隆六年（1741年），鄂爾泰趁乾隆出巡之機，抓黃的小辮子，以黃舉薦的一名官員出了問題為由，說黃“濫舉非人”，深入追究。為了確保對黃的打擊成功，鄂爾泰特意關照刑部官員，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時間，趕在乾隆迴京前，審理結案，並提出建議對此人“降二級調用”的處理意見，上奏給乾隆。在鄂爾泰看來，乾隆遠在古北口外，批閱奏章應該不會太仔細，定能蒙混過關。
心細如發的乾隆卻從不會草率對待任何一份奏折。在古北口外的行宮裏，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問題。迴京之後，他直截了當地對大臣們指出：“此議甚屬錯謬。明係與黃平時不睦之人必欲致黃於罪。”並指明是鄂爾泰假公濟私：“此案審理甚速，乘朕迴京之前題複，希圖蒙混批準。這樣居心行事，竟出於朕信任之頭等大臣，朕用以自愧。伊等將視朕為何如主耶？”因此下令“將辦事此案之大學鄂爾泰等人嚴行申飭”。這是乾隆即位以來鄂爾泰受到的最嚴厲的一次處罰。這重重的一擊使鄂氏清醒了一些，從此謹言慎行，不敢再大肆為自己的黨徒辦事營私。
樹欲靜而風不止。就在鄂氏斂手之後，他的黨徒卻犯了事。言官仲永檀是鄂爾泰的門生，作為一名禦史，他專門找張廷玉一派的毛病。乾隆一時不明內中奧妙，還以為他為人耿直，頗加提拔。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的動機敗露了，原來他彈劾張派大臣時，經常找鄂爾泰的長子鄂容安秘密商量，被人揭發。乾隆帝赫然震怒，他痛斥鄂爾泰：“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爾泰於朕前屢奏其‘端正直率’，明顯係黨庇門生……鄂爾泰應該自思：朕從前能用你，今日能寬你，難道將來獨不能重治你的罪麽？”
鄂爾泰聞旨以為大禍臨頭，惶惶不可終日。好在皇帝不想讓表麵上完美的君臣關係在晚年破裂，也不想讓鄂氏一派一敗塗地。他僅命鄂容安退出南書房，在諭旨中說：“若將鄂爾泰革職拿問，而國家少一能辦事之大臣。”同時卻嚴辦仲永檀，以其“依附師門，暗結黨援”，抓入大牢，使其瘐斃獄中。在這個案子之後，鄂黨人物很長時間之內藏身斂跡，不敢再有任何舉動。張黨亦鑒前車之覆，謹小慎微，處處提防。朝廷之上一時風平浪靜，乾隆治理朋黨終於取得了初步成果。（《乾隆朝起居注》《清高宗實錄》）
按照乾隆朝政局演變趨勢，以鄂爾泰的脾氣性格，如果活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後，肯定不能得到善終，雍正帝生時為他打下的“朕可保其始終不渝”的包票勢必會被乾隆撕破。因為乾隆十三年之後的乾隆已經不再是即位初期那個凡事寬大的“仁慈”皇帝。好在鄂爾泰福大命大，於乾隆十年（1745年）幸運地病死，總算基本上保全了名節，成為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得了善終的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