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無論察舉或薦舉,都不考試。


    或者說,隻考察,不考試。


    結果是什麽呢?考察成了形式。東漢末年,舉秀才,不識書;舉孝廉,父別居。所謂人才,不少是假冒偽劣。漢靈帝則幹脆明碼實價買賣官爵,帝國也就滅亡。


    南朝的情況也不佳。由於可以坐享其成,名門望族的子弟變得越來越腐朽無能。他們大事做不來,小事不肯做,屍位素餐玩忽職守,最後也連同王朝一起完蛋。


    看表現,生冒牌貨;講門第,出寄生蟲。不改革行嗎?


    當然不行。但,辦法呢?


    考試。


    科舉是一定要考試的。通過由國家統一組織的考試來選拔官員,是中國人的一大發明,可謂開現代公務員製度之先河。但,正因為史無前例,便需要探索。事實上,唐代科舉並不完全看考卷,達官貴人和社會名流的推薦也能決定錄取和排名。而且,由於推薦是公開的,反倒不容易作弊。[17]


    比如徐凝和張祜(讀如戶)。


    張祜和徐凝都是才子,也都是詩人。他們要爭奪州考的第一名,便在杭州刺史白居易的宴會上吟誦自己的詩句。張祜的名句是: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徐凝則誦曰: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張祜愕然不能對,於是社會輿論便一致認為徐凝應該摘取頭牌。[18]


    然而中晚唐以後,世風日下,向考官推薦人才完全變成了營私舞弊,甚至仗勢欺人。比如一個名叫裴思謙的,便公然拿著宦官頭子仇士良的推薦信,闖進貢院 (考試機關和考場)向禮部侍郎高鍇要狀元。仇士良是橫行霸道連皇帝都害怕的人,高鍇也隻好說:別的名次行不行?


    裴思謙答:上頭說了,狀元非裴秀才不可。


    高鍇無奈,低頭說:那我總得見見他本人吧?


    裴思謙又答:我就是裴思謙。[19]


    這實在太不像話。因此宋以後就隻認考試,明清兩代更是考場如戰場,從上到下嚴防死守。一旦發現通風報信、泄漏考題、買通關節、冒名頂替等舞弊行為,不知會掀起多大的風浪,也不知會有多少顆人頭落地。


    毫無疑問,堅持考試和隻以考試為依據是有道理的。實際上同為選拔官員,科舉與其他方式的本質區別就在十六個字:設立科目,統一考試,公平競爭,擇優錄取。唯其如此,它才能排除各種幹擾,直奔為帝國選拔人才的主題而去。


    因此,它還有一個配套政策。


    配套政策就是考生資格的認定。第一種是生徒,也就是國學、州學和縣學的學生。由於上學有名額,所以生徒也叫生員,正如官僚有定員而叫官員。第二種叫鄉貢,也就是並非生徒的其他讀書人,隻要符合一定的政治和身體條件,就可以向州縣報名,由州縣推薦參加尚書省的考試。


    這就是海納百川了。更重要的是,它意味著帝國政府在最大限度上開放門戶,門第身份變得不再重要,因此大受庶族地主知識分子的歡迎。同時,它也意味著讀書人有了自我推薦的可能性,因此也有學者將科舉稱為“自舉”。[20]


    自舉,也是了不起的進步。


    參加尚書省考試的生徒和鄉貢,在唐代都叫舉人,也叫舉子。如果是常規的科舉考試,他們必須在頭一年的十月向尚書省報到,驗明正身,次年正月參加考試(地點前期在尚書省都堂,後期在禮部貢院),放榜則大約在二月份。


    當然,這隻是指一般情況。


    那麽,科舉都考些什麽?


    唐代是分科的。第一科叫秀才,考方略策,成績以文理的優劣分為四等。這是非常難考的科目,而且秀才科的舉子如果全部落第,州的長官就要受處分。結果是此科因漸漸無人報名而被廢棄,秀才也在明清變成了生員的代名詞。


    容易考的是明經,比秀才容易比明經難的是進士。明經和進士都是考試科目,而且進士科是隋煬帝發明的,目的則是打破士族壟斷經學的限製,向庶族地主敞開大門。因此學術界往往將隋煬帝設進士科,視為科舉製度之始。[21]


    事實證明,進士科設計正確。明經科考儒家經典,進士科考時務策。前者隻要死記硬背,後者卻要真才實學,難怪當時便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22]


    然而唐人對進士科卻是趨之若鶩,因為進士科的時務策比秀才科的方略策好考(不必在通曉時事的同時還要引經據典提出對策),錄取比例卻隻有百分之一二。因此進士及第就是既有可能又有麵子的事,豈能沒有吸引力?


    何況進士前程遠大,是高級官員的候選人。當然,按照唐代製度,通過了禮部的考試隻是及第,吏部還要再考。通過吏部考試獲得“春關”以後,才可以“持證上崗”正式成為官員。但那飛黃騰達,已是指日可待。


    因此及第的進士萬眾矚目,他們自己也誌得意滿。除了用泥金帖子向家人報喜,拜謝考官參謁宰相,出席名目繁多不計其數的各種宴會,最開心的事情就是杏園探花。唐人以杏花為科舉的吉祥物,因此每每指派及第進士中最少年英俊的兩個人為探花郎,騎馬巡街探訪名花。探花在明清成為狀元和榜眼之後一甲第三名的通稱,來曆就在這裏。[23]


    長安城的花街柳巷,當然也對這些新貴敞開大門(同時收費也加倍)。於是鶯歌燕舞之時,傳杯換盞之際,偎紅倚翠之中,一個新的官僚集團和社會階層便悄然誕生。


    這一切,後來被唐代詩人孟郊概括為兩行名句: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24]


    至於那些落第的舉子,除看破紅塵和財力不支者外,大約也隻能年複一年地繼續考下去。這對於他們個人自然是不幸,對於帝國卻是大幸。因為這些有可能成為不安定因素的讀書人,或者已經為其所用,或者隻能在考場蹉跎歲月,根本成不了氣候。難怪一位名叫趙嘏(讀如古)的唐代詩人會這樣道破天機: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25]


    實際上唐太宗恐怕也正是這麽想的。據說,他曾在一次放榜時悄悄來到端門,看著新科進士一個個從榜下走過,心中竊喜的他不禁脫口而出: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26]


    彀讀如夠,圈套或牢籠的意思。


    唐太宗當然可以得意。因為不僅天下英雄,就連五湖四海蠻夷戎狄,差不多也都入了他的彀中。


    比如西域,比如吐蕃。


    第四章


    混血王朝


    異類帝國


    唐宣宗大中年間,有個名叫李彥升的人在長安參加考試進士及第 。這時,距離隋煬帝設置進士科已經將近兩個半世紀,照理說實在要算稀鬆平常。之所以至今仍被提及,隻因為這位李彥升進士其實是阿拉伯(大食)人。


    這並不奇怪。


    事實上,隋和唐都是世界帝國、混血王朝,長安城裏正可謂滿街都是胡人。比如在玄武門之變中力挺李世民的尉遲敬德,就是於闐國的王族之後。於闐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和田市,尉遲家族應當是早已漢化的胡人。


    把大唐王朝鬧得天翻地覆的安祿山也是。據說,此人可能有中亞伊斯蘭民族的血統,是康國人,本姓康。姓安,是因為從了養父安波偃。這樣算,他又是安國人。[1]


    安國在哪裏呢?在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康國又在哪裏呢?也在烏茲別克斯坦,國都在今撒馬爾罕。據說兩國的國王本是同族,都是粟特人(sugda)。但到安祿山這一代,恐怕早就不是什麽純種,何況他的母親還是突厥,因此《舊唐書》幹脆稱他為“雜種胡人”。[2]


    其實這樣的種族偏見毫無意義。因為楊隋和李唐,連同隋之前的北周也是混血,宇文周、楊隋和李唐王朝的三個皇族也都有血緣關係,而且都與一個胡人有關。


    這個胡人叫獨孤信。


    獨孤信可以算是曆史上最會嫁女兒的人。他的大女兒嫁給了宇文泰的兒子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兒嫁給了唐高祖李淵的父親李昞(讀如柄),七女兒嫁給了隋文帝楊堅。三個王朝都是他們家女婿的,如此嶽父大人可謂空前絕後。


    然而獨孤信的民族歸屬卻是問題。有人說他是匈奴,有人說他是鮮卑,也有學者說他是突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家族與北魏同時興起,先祖叫伏留屯,是北方遊牧民族的酋長。獨孤信本人,則是宇文集團的大佬。[3]


    作為胡人或混血兒的獨孤信英俊瀟灑,軍中稱他為“獨孤郎”,意思是“獨孤小帥哥”,就像孫策和周瑜被稱為孫郎和周郎。某次,獨孤信狩獵歸來馳馬入城,無意中帽子被風吹歪,結果第二天滿城都像他那樣歪戴著帽子。[4]


    這是北周的周瑜。


    將門出虎女,獨孤信的女兒也不簡單。尤其是楊堅的獨孤皇後,居然讓他的五個兒子都是嫡出。因為獨孤皇後十四歲出嫁時,楊堅便向她保證不跟別的女人生孩子。有了這柄尚方寶劍,獨孤皇後毫不猶豫地使自己成為一夫一妻觀念身體力行的維護者,並不惜殺了與丈夫有染的女孩。


    此事發生在獨孤皇後將近五十歲的時候,皇帝陛下的心情也可想而知。據正史記載,滿腔悲憤的隋文帝隻身一人騎馬衝出宮苑,不問路徑闖入山穀二十多裏,嚇得宰相高熲和楊素一路追來,攔在馬前苦苦相求才把他勸迴宮中。也就在這時,楊堅說了那句名言:朕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5]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皇帝也一樣。


    實際上獨孤皇後堪稱隋文帝的賢內助。她本人雖然有很強的執政能力,事實上也糾正了楊堅的不少錯誤決策,卻決不允許自己的家族掌握大權,更不為他們牟取私利或謀求法外開恩。有一次,隋文帝打算寬恕她的一個犯了死罪的母係親屬,皇後的迴答是:國家之事,焉可顧私?


    這事很可能讓她的親戚們不滿,另一個母係親屬竟然使用巫術來對她進行詛咒。案發之後,獨孤皇後絕食三天向皇帝求情。她說,此人毒害的如果是百姓,當然罪該萬死。既然詛咒的隻是妾身,那就請陛下網開一麵。[6]


    獨孤皇後豈非女中豪傑?


    當然。


    並且,我們還可以強調一下:這位獨孤皇後正是李淵的親姨媽。此外,唐高祖的竇皇後,唐太宗的長孫皇後,也都是鮮卑人。長孫皇後祖上姓拓跋,因為擔任宗室之長而改姓長孫,竇皇後的舅舅則是赫赫有名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可以說,隋唐兩代的皇族早就世代混血,胡漢不分。[7]


    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隋唐成了異類。


    我們知道,中華帝國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華夏民族建立的,比如秦、漢、宋、明。盡管宋人和明人已非純種漢族,也盡管就連兩漢的漢人也早已混血,但在文化心理上卻有著自己的身份認同,即自認為是華夏,是漢人。


    這一類,不妨稱之為“華夏王朝”。


    另外兩類政權則是由其他民族建立的,其中一類叫滲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另一類叫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前者有五胡和北魏,後者有元和清。由滲透而轉向征服,是中華史上的重要變化。[8]


    隋唐卻既不是作為少數民族滲透到華夏,也不是作為征服者而入主中原。他們的統治者是混血兒,卻又以華夏正宗自居。大唐天子更是兼具雙重身份,對內是唐皇帝,對外是天可汗,對周邊民族的態度則既開放又兼容。


    這就恐怕隻能叫混血王朝(dynasties of hybrid)。[9]


    混血王朝的建立對中華民族意義重大。我們知道,華夏民族的傳統觀念,曆來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而混血之後,究竟誰“非我族類”便很難說清,原本就有胡人血統的李唐王朝更不會去刻意區分。再加上唐太宗誌向高遠氣度恢宏,一種新的民族政策便在貞觀年間誕生。


    政策雖新,伎倆卻是老的,即恩威並施。隻不過,漢武帝更喜歡訴諸武力,唐太宗則盡可能施惠施恩。比方說,下嫁公主宗女,開放邊境貿易,招募外族豪酋到朝廷任職,鼓勵戎狄子弟到中國留學。而且,對外族人在任命、賞罰、安置和撫恤諸方麵,都與大唐子民一視同仁。


    但,最重要的還是羈縻(讀如基迷)。


    什麽是羈縻?羈是馬籠頭,縻是牛韁繩,羈縻其實就是放風箏。具體做法,是在歸屬了大唐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設置地方行政單位,大的叫都督府,中的叫州,小的叫縣,分別叫羈縻府、羈縻州、羈縻縣,簡稱羈縻州。府的都督和州的刺史,則由當地原來的那些可汗或酋長擔任。[10]


    不過,接受了帝國任命的豪酋必須放棄可汗稱號,羈縻州之上也還要再設由漢人任長官的都護府,代表帝國中央行使主權。這就等於把周邊大大小小的汗國和部落,統統變成了大唐的郡縣,山大王般的異族首領們能願意嗎?


    願意。因為這一政策,是在東突厥戰敗後大規模普遍實行的。而且,與普通州縣不同,羈縻州的長官可以世襲。原來的部眾仍然由他們統治,所收賦稅也原則上自行支配,生活習慣和宗教信仰更是一如既往,大唐反倒還要負責保證其安全。這對於戰敗國和附庸國,已是很開明的專製。[11]


    開明總比殘暴好,羈縻政策也大獲成功。這是很能讓唐太宗誌得意滿的。貞觀二十一年(647)五月,他在翠微殿發表講話,內容之一就是:貴中華賤夷狄由來已久,隻有朕愛之如一,因此各族人民都視朕為父母。[12]


    這倒不完全是太宗皇帝自吹自擂,心悅誠服稱其為“華夷父母”者確實大有人在。畢竟,李世民的祖母、母親和妻子都不是漢人,他的“愛之如一”也未必就是虛情假意和政治謀略,盡管一團和氣的背後難免刀光劍影。[13]


    但,民族團結的局麵畢竟形成,文化交流的通道也已經打開,海納百川兼收並蓄的大唐注定將會異彩紛呈。


    那就先看西北。


    西域情


    我國的大西北有三座山脈。南麵是昆侖山,北麵是阿爾泰山,橫臥在兩山之間的天山山脈則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天然地分為南疆、北疆和東疆,它們在古代都叫西域。[14]


    西域原本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大約自陽關(在今甘肅敦煌)和玉門關(在今甘肅玉門)以西都是,最遠可到伊朗高原,最近也要到蔥嶺(帕米爾高原)。本書所指,主要為狹義的西域,即蔥嶺以東的漢唐西北疆域。[15]


    那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的確,西域是得天獨厚的,氣候變化之前更是如此。天山之北有遼闊的牧場,之南有肥沃的綠洲,山上則大麵積覆蓋著原始森林。準噶爾兮大漠橫,塔裏木兮冰河冷,吐魯番兮風景勝。這是各族人民繁衍生息的家園。


    生活在西域的應該有許多民族,他們使用的語言更是五花八門,既有阿爾泰語係的突厥語,也有印歐語係的伊朗語和印度語,比如西徐亞語(scythian)、粟特語(sogdian)和吐火羅語(tocharian)。不難想象,戴著尖帽子操伊朗語的塞種人(saka)從伊犁河邊走過,或最早獲得中原養蠶技術的於闐在南疆的綠洲建國時,會是一種什麽樣的景象。


    西域,是風情萬種的國土。


    風情萬種的西域人民創造了璀璨的文化,更表現出麵向世界的寬闊胸襟。在這裏,梵文經典跟在恆河兩岸一樣受到尊崇,亞曆山大時期的肖像畫法也得到了複活,深受希臘和印度影響的雕塑和壁畫洋溢著濃濃的異國情調,波斯或羅馬風格的工藝品則在陽光下熠熠生輝。[16]


    所有這些,都和胡旋舞、葡萄酒、玻璃杯一起傳入了中國。當然,是伴隨著絲綢之路上那延綿不絕的駝鈴。[17]


    沒錯,西域是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尤其是位於吐魯番盆地,從而變成西域門戶的高昌國,更是沒有爭議地成為大唐和西突厥的爭奪對象。因為誰都清楚,控製了此地,即控製了絲綢之路。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高昌王為什麽會自以為是地把自己看作了可居的奇貨。


    其實,他完全可以另作選擇。


    高昌是在胡人之車師前國故地建國的,國王應該是胡化的漢人,同時也是佛教徒。公元629年,玄奘法師去西天取經途經高昌,受到了國王隆重的接待。而且就在第二年,也就是唐太宗成為天可汗那年,這位國王歸順了大唐。[18]


    對此,西突厥當然不能坐視不管,示好的信息也向高昌王頻頻發出。高昌王則隻是看見了西突厥的嫣然一笑,便愚蠢地以為自己不可一世,有恃無恐地跟大唐翻了臉。


    毫無疑問,作為夾在兩個強國之間的小邦,高昌不能不設法自保。因此他們的正確做法,是與大唐和突厥都維持睦鄰友好關係。如果更聰明一點,則不妨把自己變成絲綢之路上坐收漁利的中間商,甚至調解雙方糾紛的和平使者。


    可惜,高昌王利令智昏。他不但一屁股坐在了西突厥的那一邊,還幹起了攔路打劫的勾當。前往長安的西域各國使節被他任意扣留,歸屬了大唐的伊吾(在今新疆哈密)也遭到他的威脅。看來此人雖然虔誠地聽玄奘法師講了一個月的佛經,卻並沒有悟得無上正等正覺。


    唐太宗當然不能容忍。貞觀十三年(639),他力排眾議派遣大軍征討高昌。消息傳來,高昌王嗤之以鼻。因為從長安到高昌,不但路途遙遠,而且千難萬險。僅僅其中兩千裏流沙覆蓋的地段,便足以讓大唐軍隊望而卻步。


    因此在高昌王看來,他至少也能以逸待勞。


    不幸的是他又打錯了算盤。第二年,由漢、東突厥和鐵勒部族混編的唐軍長驅直入,猝不及防的高昌王驚恐萬狀嗚唿哀哉,信誓旦旦與高昌國共存亡的西突厥協防部隊則聞風喪膽星夜撤離。此時此刻,正如一首民謠所言: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迴首自消滅。


    高昌隻能亡國。


    據說,唐軍兵臨城下時,繼位的新高昌王原本是還想周旋一番的。這個年輕人親自來到大唐軍營,聲稱與大唐交惡是先王之事,態度簡慢地希望唐軍放他一馬。唐軍的一個將領卻拍案而起:跟這小屁孩囉唆什麽,攻城要緊!


    年輕的國王嚇得汗如雨下匍匐在地。這個“小屁孩”被作為戰俘帶迴長安,獻在了太宗皇帝的丹墀之下。就連他的一把鑲嵌著寶石的戰刀,也被賜給了隨軍作戰的東突厥將領阿史那社爾,以獎勵此人在勝利之時的秋毫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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