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到館子裏去吃餐飯是件大事，有名飯館早就讓人家結婚喜宴包走了，有的一年前已經下定，普通的，晚去一步也擠不進去。“上昆”諸人帶我到一家叫喬家柵的飯館去，果然吃了閉門羹，他們提議道：“那麽我們去‘越友餐廳’吧。”我一聽，不禁怦然心跳，暗想道：“這下好了，請客請到自己家裏去了!”天下的事真是無巧不成書，壞小說寫不通就用巧合來搪塞，而真正的人生再巧的事，也可能發生的。
第一部分第1章 轉調貨郎兒(4)
我少年時，曾在上海住了三年多，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一共住過三個家。剛到上海，我跟兄姊他們住在虹口多倫路，那時候堂哥表哥統統住在一起，十幾二十個小孩子，好不熱鬧，吃飯要敲鑼的。後來因為我生肺病，怕傳染，便搬到滬西郊區虹橋路去，一個人住了兩年;病癒後，考上了南洋模範小學，才又迴到市區來，住在法租界畢勛路(現汾陽路)一百五十號裏，在那兒住了半年，最後離開上海。這次重迴上海，我去尋找從前舊居，三個家都找到了，連號碼都沒有改。多倫路變成了海軍醫院的一部分，作為小兒科病房，因為是軍事機構，不能隨便參觀，需要特別申請，才能入內。從前那些臥房裏都是些小病人，滿地滾爬，我隔著玻璃窗向他們招手，那些孩子也朝我笑嘻嘻地舉手揮擺，十分可愛。房子的外表紅磚灰柱倒沒有改變，隻是兩扇鐵門卻鏽得快穿洞了。騎樓下麵有一張桌球桌，我敢斷定一定是四十年前我們打球的那一張，那是一張十分笨重紮實的舊式球桌，雖然破舊不堪，架勢還在那裏。那時我們人多，經常分兩隊比賽，輪番上陣，喊殺連天。我們有一個堂哥，年紀最大，球藝不精，每打必輸，到今天我們還叫他“慘敗”，“慘敗”堂哥已經六十多歲了，現在在紐約。上海市容基本上沒有什麽改變，隻是老了舊了四十年，郊區變化卻大，虹橋路拓寬了幾倍。我經過虹橋舊居，隻見一片荒草中豎著一棟殘破的舊屋，怎麽看怎麽不像，後來還是問準了附近的居民才進去的。房子配給了高炮單位，住進去七家人。我從前的臥房住著一家四口，新主是山東人，非常和氣，知道舊主來訪，異常殷勤。他忙著沖咖啡，又拿糖果出來招待，我們合照了好幾張相。他們住在我那間房裏，也有二十五年了。“屋前那棵寶塔鬆呢?”我問新主。“樹根死了，枯掉了。”他說。我記得那棵寶塔鬆高過二樓，枝條搖曳像一柄巨大的翠蓋，一年四季綠森森的，護住屋頂，那麽堅實的鬆柏，居然也會壞死，真是“樹猶如此”。新主要留下我吃餃子，我趕忙婉謝，不願意麻煩他們，我說我還要趕著去看另外一個家呢。
第一部分第1章 轉調貨郎兒(5)
從前法租界的貝當路(今衡山路)、福煦路(今金陵路)以及畢勛路這一帶都是住宅區，大半是一九三○年代起的，是法國式的洋房，路上法國梧桐兩排成陰，頗具歐洲風味。畢勛路底與祁齊路(今嶽陽路)交口的那塊三角公園中，從前立著一尊俄國大詩人普希金的銅像，“文革”期間“紅衛兵”把銅像打掉了，據說最近又要恢復。普希金那首浪漫愛情長詩《歐根·奧涅金》(eugene onegin)我倒喜歡得很，不知道普希金又怎麽會惹怒“紅衛兵”了。畢勛路一百五十號在中段，是一棟三層樓的法式洋房，房子的形式有點特別，樓底是倉庫、廚房，一進大門便有一道大理石螺旋形的樓梯一直蜿蜒伸到三樓去。二樓是大客廳，大廳是橢圓形的，兩極是兩個廂房小廳，做飯廳用。客廳一麵外接陽台，陽台下麵便是花園。花園裏有一個水池，三樓才是臥室，臥室外麵也有一個陽台，可以乘涼。我記得夏天晚上房中熱氣久久不去，我們都到涼台上喝酸梅湯，一直到露水下來，才迴房去睡覺。畢勛路這棟房子也曾數易其主，最先是上海畫院，客廳那些壁畫，顏色猶新，大概經畫院的藝術家修繕過。現在屬於越劇院，有一麵圍牆打掉了，新起了一棟研教室。原來的房屋，二樓變成了“越友餐廳”，對外營業，三樓用做辦公室。我得到越劇院的允許，去參觀了三樓。原來越劇院名譽院長袁雪芬的辦公室竟是我從前那間臥房，小時候我就知道袁雪芬是越劇皇後，我還在報上看過她扮演“祥林嫂”的劇照呢!那時她在上海紅遍了半邊天。她的辦公桌擱在窗下，而從前我的書桌就放在那裏，可惜那天她不在，我倒很想會見一下那位越劇名演員。花園裏的樹木維護得很不錯，那些香樟、鬆柏、冬青、玉蘭蒼翠如舊，一樹桃花，開得分外鮮艷。水池幹涸了，隻剩下一層綠苔，從前水池邊有多尊大理石的雕像，都被“紅衛兵”打得精光。畢勛路一百五十號也曾歷過劫的，據說連袁雪芬也成為重點批鬥對象，拉出去遊街示眾。最近我看了鄭念寫的《上海生與死》，“文革”那十年，上海大概就是像她寫的那樣恐怖吧。
第一部分第1章 轉調貨郎兒(6)
“上昆”與越劇院有來往的，他們交涉一下，我們在“越友餐廳”的廂房裏，得到一桌席位。“越友餐廳”的大司務是“梅龍鎮”的退休廚師。“梅龍鎮”是從前上海著名的川菜館，現在還在，連門麵都沒有改。那晚的菜真還不錯，價廉物美，一桌席才兩百塊人民幣，較一些賓館，好得太多。上海新興的小廚子比起那些老師傅來，手藝真要差一大截。那晚我跟“上昆”那幾位朋友痛飲了幾瓶加飯酒，我一直沒有告訴他們，畢勛路一百五十號的歷史，那份驚奇，我隻留給了自己。一餐飯下來，我好像匆匆經歷了四十年，腦子裏一幕幕像電影一般。我記得有一年新年夜，哥哥姊姊在畢勛路開舞會，請來的客人都是他們中西女中和聖約翰的同學，一個個打扮得漂漂亮亮，洋派兮兮的。有一個叫陶麗琳，是二姊的同學，英文歌唱得極好，那晚她唱了you belong to my heart，是支倫巴，男孩女孩跳得花樣百出，從前上海學生跳舞是跳得靈光的。永安公司郭家的孩子也來了，還有幾個聖約翰的校籃球隊員。長得特別漂亮的女孩子，男子們都爭著去跟她們跳舞，女孩子的一番矜持、一番做作，就好像好萊塢的b級電影一樣，而那幕喜劇，就是在畢勛路一百五十號的客廳裏上演的。當年跳舞的那些男孩女孩如今都已老大，有的留在大陸，有的去了香港、台灣以及美國、歐洲，他們個人的命運遭遇，真有天壤之別。這次我迴到上海，還碰到一位當年跳舞的女孩子，她是風頭最健的一個，談到四十年前畢勛路一百五十號的舞會，她那張歷盡風霜的臉上，突然間又煥發出一片青春的光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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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1章 轉調貨郎兒(4)
我少年時，曾在上海住了三年多，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一共住過三個家。剛到上海，我跟兄姊他們住在虹口多倫路，那時候堂哥表哥統統住在一起，十幾二十個小孩子，好不熱鬧，吃飯要敲鑼的。後來因為我生肺病，怕傳染，便搬到滬西郊區虹橋路去，一個人住了兩年;病癒後，考上了南洋模範小學，才又迴到市區來，住在法租界畢勛路(現汾陽路)一百五十號裏，在那兒住了半年，最後離開上海。這次重迴上海，我去尋找從前舊居，三個家都找到了，連號碼都沒有改。多倫路變成了海軍醫院的一部分，作為小兒科病房，因為是軍事機構，不能隨便參觀，需要特別申請，才能入內。從前那些臥房裏都是些小病人，滿地滾爬，我隔著玻璃窗向他們招手，那些孩子也朝我笑嘻嘻地舉手揮擺，十分可愛。房子的外表紅磚灰柱倒沒有改變，隻是兩扇鐵門卻鏽得快穿洞了。騎樓下麵有一張桌球桌，我敢斷定一定是四十年前我們打球的那一張，那是一張十分笨重紮實的舊式球桌，雖然破舊不堪，架勢還在那裏。那時我們人多，經常分兩隊比賽，輪番上陣，喊殺連天。我們有一個堂哥，年紀最大，球藝不精，每打必輸，到今天我們還叫他“慘敗”，“慘敗”堂哥已經六十多歲了，現在在紐約。上海市容基本上沒有什麽改變，隻是老了舊了四十年，郊區變化卻大，虹橋路拓寬了幾倍。我經過虹橋舊居，隻見一片荒草中豎著一棟殘破的舊屋，怎麽看怎麽不像，後來還是問準了附近的居民才進去的。房子配給了高炮單位，住進去七家人。我從前的臥房住著一家四口，新主是山東人，非常和氣，知道舊主來訪，異常殷勤。他忙著沖咖啡，又拿糖果出來招待，我們合照了好幾張相。他們住在我那間房裏，也有二十五年了。“屋前那棵寶塔鬆呢?”我問新主。“樹根死了，枯掉了。”他說。我記得那棵寶塔鬆高過二樓，枝條搖曳像一柄巨大的翠蓋，一年四季綠森森的，護住屋頂，那麽堅實的鬆柏，居然也會壞死，真是“樹猶如此”。新主要留下我吃餃子，我趕忙婉謝，不願意麻煩他們，我說我還要趕著去看另外一個家呢。
第一部分第1章 轉調貨郎兒(5)
從前法租界的貝當路(今衡山路)、福煦路(今金陵路)以及畢勛路這一帶都是住宅區，大半是一九三○年代起的，是法國式的洋房，路上法國梧桐兩排成陰，頗具歐洲風味。畢勛路底與祁齊路(今嶽陽路)交口的那塊三角公園中，從前立著一尊俄國大詩人普希金的銅像，“文革”期間“紅衛兵”把銅像打掉了，據說最近又要恢復。普希金那首浪漫愛情長詩《歐根·奧涅金》(eugene onegin)我倒喜歡得很，不知道普希金又怎麽會惹怒“紅衛兵”了。畢勛路一百五十號在中段，是一棟三層樓的法式洋房，房子的形式有點特別，樓底是倉庫、廚房，一進大門便有一道大理石螺旋形的樓梯一直蜿蜒伸到三樓去。二樓是大客廳，大廳是橢圓形的，兩極是兩個廂房小廳，做飯廳用。客廳一麵外接陽台，陽台下麵便是花園。花園裏有一個水池，三樓才是臥室，臥室外麵也有一個陽台，可以乘涼。我記得夏天晚上房中熱氣久久不去，我們都到涼台上喝酸梅湯，一直到露水下來，才迴房去睡覺。畢勛路這棟房子也曾數易其主，最先是上海畫院，客廳那些壁畫，顏色猶新，大概經畫院的藝術家修繕過。現在屬於越劇院，有一麵圍牆打掉了，新起了一棟研教室。原來的房屋，二樓變成了“越友餐廳”，對外營業，三樓用做辦公室。我得到越劇院的允許，去參觀了三樓。原來越劇院名譽院長袁雪芬的辦公室竟是我從前那間臥房，小時候我就知道袁雪芬是越劇皇後，我還在報上看過她扮演“祥林嫂”的劇照呢!那時她在上海紅遍了半邊天。她的辦公桌擱在窗下，而從前我的書桌就放在那裏，可惜那天她不在，我倒很想會見一下那位越劇名演員。花園裏的樹木維護得很不錯，那些香樟、鬆柏、冬青、玉蘭蒼翠如舊，一樹桃花，開得分外鮮艷。水池幹涸了，隻剩下一層綠苔，從前水池邊有多尊大理石的雕像，都被“紅衛兵”打得精光。畢勛路一百五十號也曾歷過劫的，據說連袁雪芬也成為重點批鬥對象，拉出去遊街示眾。最近我看了鄭念寫的《上海生與死》，“文革”那十年，上海大概就是像她寫的那樣恐怖吧。
第一部分第1章 轉調貨郎兒(6)
“上昆”與越劇院有來往的，他們交涉一下，我們在“越友餐廳”的廂房裏，得到一桌席位。“越友餐廳”的大司務是“梅龍鎮”的退休廚師。“梅龍鎮”是從前上海著名的川菜館，現在還在，連門麵都沒有改。那晚的菜真還不錯，價廉物美，一桌席才兩百塊人民幣，較一些賓館，好得太多。上海新興的小廚子比起那些老師傅來，手藝真要差一大截。那晚我跟“上昆”那幾位朋友痛飲了幾瓶加飯酒，我一直沒有告訴他們，畢勛路一百五十號的歷史，那份驚奇，我隻留給了自己。一餐飯下來，我好像匆匆經歷了四十年，腦子裏一幕幕像電影一般。我記得有一年新年夜，哥哥姊姊在畢勛路開舞會，請來的客人都是他們中西女中和聖約翰的同學，一個個打扮得漂漂亮亮，洋派兮兮的。有一個叫陶麗琳，是二姊的同學，英文歌唱得極好，那晚她唱了you belong to my heart，是支倫巴，男孩女孩跳得花樣百出，從前上海學生跳舞是跳得靈光的。永安公司郭家的孩子也來了，還有幾個聖約翰的校籃球隊員。長得特別漂亮的女孩子，男子們都爭著去跟她們跳舞，女孩子的一番矜持、一番做作，就好像好萊塢的b級電影一樣，而那幕喜劇，就是在畢勛路一百五十號的客廳裏上演的。當年跳舞的那些男孩女孩如今都已老大，有的留在大陸，有的去了香港、台灣以及美國、歐洲，他們個人的命運遭遇，真有天壤之別。這次我迴到上海，還碰到一位當年跳舞的女孩子，她是風頭最健的一個，談到四十年前畢勛路一百五十號的舞會，她那張歷盡風霜的臉上，突然間又煥發出一片青春的光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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