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們總算有皇帝了。他被規定為皇天上帝的嫡長子,擁有普天之下最高和唯一的統治權,包括決策權、審批權、立法權、司法權、監督權和裁判權,簡直就是集天下權力於一身,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權。


    秦始皇的理想也部分地得到了實現。劉邦以後,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半封建的郡國製被廢除,漢帝國全麵實行郡縣製。從此,一百多年天下太平。再經過一個短時期的內戰,又實現了二百年的國內和平。


    至於帝國製度,則延續了兩千一百三十二年,占據中華文明史大約十分之六的時間。


    如此看來,大秦豈非沒死?


    是的。一種尚有爭議的說法甚至認為,china其實就是秦,是“秦”這個字的讀音。這雖然無法得到確證,卻比解釋為絲綢和瓷器更具象征意義。事實上在20世紀前,china確實就是秦,是不叫大秦帝國的大秦帝國,就連少數民族建立的那些或長或短的王朝也不例外。


    這,又是為什麽呢?


    集權是一種必然


    過去人類社會的全部政治製度史,就是人們憑借和依仗某種力量,來支配資源和分配財富的曆史,也是人類轉換憑借依仗力量、調整支配分配方案的曆史。


    曆史是漫長的,探索也是多樣的。


    最早的方式是憑借武力。誰的拳頭硬,刀子快,誰就擁有土地、牲畜、女人和榮譽。反之,則成為他人的奴隸。武力的強弱,是唯一的標準和選項。


    由此建立的,是“武力社會”。


    武力社會是野蠻的,也不能持續發展。社會財富的充分湧流,隻能靠發展生產力。依靠掠奪來積累財富,則不但成本高,風險大,也不利於全人類。


    放下屠刀是遲早的事,問題隻在拿起什麽。


    也有不同的選擇。


    一部分人拿起了算盤,他們是商業民族。商業民族主張自由貿易,資金的多少便成為支配的力量。由此建立起來的是“財力社會”,資本主義是其典型。


    另一部分人選擇了權杖,主張根據權力的大小,來決定相互的關係和各自的配額。由此建立起來的是“權力社會”,中華帝國是其典型。


    武力社會,財力社會,權力社會,三大類型。


    這三種社會類型,曆史上都曾經存在。部落國家,是比較典型的武力社會;希臘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財力社會;華夏邦國,則是尚待完成的權力社會。


    所以,它們都得變。


    希臘城邦的方向,是發展為“準帝國”。但,雅典帝國也好,斯巴達帝國也罷,其實不過國家聯盟。斯巴達和雅典都隻是盟主國,不是宗主國。其地位,與周王國和周天子無法相比,僅相當於齊桓、晉文一類的霸業。20


    事實上,希臘城邦永遠都不可能變成帝國。因為自由貿易與專製集權,在本質上是不兼容的。因此,他們隻能先被馬其頓帝國吞並,後被羅馬人征服。他們的社會理想則隻能到資本主義時代,在其他商業國家實現。


    華夏邦國則不同。


    邦國是一定會發展為帝國的,因為邦國原本就是政治妥協和政治交易的結果。當時的周天子,並沒有能力像埃及法老納爾邁、亞述國王薩爾貢、波斯國王居魯士、馬其頓國王亞曆山大那樣,建立起統一的大帝國,便隻好分封諸侯,分出自己的權力,贖買諸侯們的武力。


    很好!以權力換武力,以土地換和平。


    問題是,這筆交易為什麽能夠達成?因為各路諸侯都已經不再是流寇。流寇一旦變成坐寇,就會進一步要求變成王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沒有,都是坐寇變的。隻不過,轉型成功就叫王侯,失敗則叫匪寇。成王敗寇。


    這說明什麽呢?


    說明武力轉化為權力,武力社會過渡到權力社會,是曆史的趨勢,盡管那權力是靠武力獲得的。


    因此,人類早期的戰爭會有兩個結果:一方麵,資源和財富會集中在某個特別有武力的集團手中;另一方麵,他們又會同時把自己從武力集團轉變為權力集團。這跟黑社會成功以後要做合法生意,是同一個道理。


    於是,當某一集團(比如秦國)的武力大到天下無敵的時候,社會和國家的性質就會發生質變。武力社會必然過渡到權力社會,邦國也必然會轉變為帝國。


    帝國,是權力社會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


    它的特點,就是集權。


    集權是必然的,因為帝國的締造者原本就是軍事集團。軍事集團最喜歡權力集中和領袖獨裁,因為非如此不能克敵製勝。所以,權力社會的統治者無不集權,也無不把建立和掌握軍隊當作頭等大事。因為他們比誰都清楚,自己憑借武力奪取的,也很容易被別人用武力奪去。


    更何況,集權並不難,因為農業民族對集權有一種渴望。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是由許多單個馬鈴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馬鈴薯”,根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在上的權威和不受限製的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麵賜給他們雨露和陽光。21


    事實上,農業民族更喜歡的也是權力而非武力。權力的濫用雖然也會帶來不幸,但破壞力顯然小於武力的橫行。兩害相權取其輕。如果別無選擇,農業民族寧要暴君,不要暴民;寧肯臣服於皇帝,也不願依附於流寇。22


    帝國製度,唿之欲出。


    那麽,之前八百年的邦國時代,又作何解釋?


    邦國是帝國的預備階段。它跟希臘城邦製度一樣,也是人類文明的偉大實踐和探索。但,邦國也好,城邦也罷,都隻適用於城市國家。小國寡民,才有可能或者直接民主(希臘),或者直接君主(華夏)。一旦變成領土國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就隻能實行“議員代表民意”的代議製,或“官員代理王權”的代理製。


    所以,大國行民主,隻能是聯邦;大國行君主,則勢必要集權。唯其如此,邦國製度才會瓦解,天下也得重新洗牌。先是侯國變成了公國,後是公國變成了王國。王國都是領土國家,也都實行郡縣製。分權製的邦國讓位於集權製的帝國,已是勢不可擋,勢在必行。


    但這絕不意味著之前的邦國時代是沒有意義的。恰恰相反,正因為有這八百年的預備階段,中華帝國雖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帝國,卻是最典型也最成熟的帝國。


    不過這一點,要到漢武帝之後才能看出。


    現在讓我們迴到秦。很顯然,秦能夠兼並天下創立帝國,一定是因為他們的製度和文化順應了曆史的潮流。換句話說,秦人不過充當了曆史要求的執行者,完成了曆史賦予的使命。這是他們的榮幸,也是他們的榮耀。23


    既然如此,秦又為什麽會二世而亡?


    秦亡之鑒


    一般地說,一個新生的政權如果迅速滅亡,多半隻有三種原因:要麽是製度有問題,要麽是政治有問題,要麽是製度和政治都有問題。


    秦,是哪一種?


    柳宗元認為是第二種:政治有問題。柳宗元說,秦亡和周亡是不同的。周亡在製度,政治沒問題。秦亡在政治,製度沒問題。秦失於政,周失於製,都很清楚。24


    這當然可以討論。


    實際上,周和秦,並不能相提並論。周是八百年而亡,秦是二世而亡,豈可同日而語?因此,也許周的製度和政治都沒問題,隻是老了。周,怕是衰竭而死吧?


    秦,就不該這樣。


    沒錯,秦是少年壯誌,新做人家,應該欣欣向榮,蒸蒸日上,開創出一片新氣象來。


    這也是大家的願望。


    事實上,大秦帝國建立之初,不但統治者意氣風發躊躇滿誌,被統治者也額手稱慶歡欣鼓舞。不管怎麽說,一個盼望已久的最高權威總算出現了,人們當然不吝以最大的善意,希望他能把幸福灑滿人間。25


    結果卻是失望。秦始皇並沒有帶來陽光和雨露。他施加於人民的,是暴力,是血腥,是苛政。


    秦政即苛政,正如秦製即帝製,這是已被反複證明過的。秦製與秦政,也都是秦主義的現實化。但,帝製和苛政並不畫等號,正如專製未必都獨裁。有開明專製,有集體專製。西漢初年就是開明專製,唐宋兩代就是集體專製。既專製又獨裁,要到朱元璋以後。


    那麽,秦為什麽是帝製加苛政呢?


    也許,天然如此。


    前麵說過,秦,是華夏化的戎狄。他們原本是遊牧民族,靠著強弓勁弩和鐵馬金戈,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因此他們崇尚武力,信仰強權,相信重賞之下出勇夫,高壓之下出良民,戰馬兵車出政權。


    從秦孝公到秦始皇,都這樣。


    不難想象,這樣一個集團,一個以武力獲取權力的軍事集團,當他們小魚吃大魚,驟然吞並天下,需要鞏固政權保衛成果時,能想到的辦法又會是什麽呢?


    也隻有軍事管製加嚴刑峻法。


    這就是苛政的來曆。


    沒錯,作為帝國製度的創造者,秦人對於如何治理和統治新國家,其實一無所知,隻能照搬王國時代的成功經驗。他們沒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這是死路一條。


    秦人的錯誤不難理解。因為就連劉邦,也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劉邦稱帝以後,有一位名叫陸賈的人常常在他耳邊講詩書。劉邦竟大爆粗口罵道:你老子我的天下,是騎在馬上得來的,講他娘的什麽詩書?


    陸賈卻反問:在馬上得來的,也能在馬上治理嗎?26


    這話後來成了名言。


    問題是,為什麽天下能在馬上得,不能在馬上治?


    因為得天下靠武力,治天下靠權力。


    的確,權力和武力是不一樣的。武力是暴力,權力則不是,所以權力社會一定會取代武力社會。也因此,即便帝國的權力是靠武力獲得和維持的,也隻能表現為“非典型暴力”。然而秦始皇他們,卻把非典型暴力(權力)當作典型暴力(武力)來使用,豈有不亡之理?


    秦之亡,確實在政治。


    換句話說,他們還沒學會正確和嫻熟地使用權力。他們的滅亡,跟亞述帝國如出一轍。27


    但,秦製就沒問題嗎?


    也有。


    前麵說過,秦帝國的大廈是由兩根支柱來支撐的:中央集權和官員代理。這兩根支柱互為因果。要集權於中央,就必須消滅世襲的領主和封建的邦國。留下的空白,則由官員和郡縣來填補。官員既然隻是皇權的代理人,至高權力當然仍在皇帝那裏。兩根支柱,其實是一根。


    獨木難支,帝國大廈轟然倒塌。


    顯然,秦之亡既在政治,也在製度。政治上的補救辦法,是把苛政變成仁政,至少看起來像仁政。製度上的補救辦法,則是在中央集權和官員代理之外,再立一根支柱。隻有這樣,帝國才真能立於不敗之地。


    所以,秦政必須轉變為漢政,秦製也必須轉變為漢製。這當然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也需要探索和實踐。但畢其功於一役的,則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這個人,就是漢武帝。


    後記 我們有選擇嗎


    從這一卷開始,本中華史進入第二部。


    第二部叫“第一帝國”。1


    帝國在中華文明史中占據的分量很重。它曆時長達兩千一百三十二年,是三千七百年的大約十分之六。之前的戰國,是邦國向帝國的轉變階段。戰國之前,西周、東周、春秋,是邦國時代。西周之前,是早期國家時代,其中商是部落國家聯盟,夏是部落國家。再往前追溯,所謂“三皇五帝”是在史前史,不在文明史。


    因此,從夏商周到春秋戰國,可以統稱為“前帝國時代”。夏以前,則是“前國家時代”。


    前帝國時代和前國家時代的故事,構成了本中華史的第一部“中華根”。這是一段艱難而迷人的旅行。《祖先》是破冰之旅,《國家》是巡航之旅,《奠基者》是尋根之旅,《青春誌》是心靈之旅,《從春秋到戰國》是高手過招,《百家爭鳴》是頭腦風暴。百家爭鳴之後,秦並天下。


    進入帝國時代,海麵便變得開闊。


    是的。本中華史第二部六卷將要展現的,是八百年的曆史。這裏麵,有兩個短命的王朝(秦和晉),一個或兩個長命的王朝(西漢和東漢),還有天下三分(三國)和南北對峙(南北朝),內容足夠豐富,視野足夠開闊。


    但,開闊未必是好事,因為容易迷失方向。


    把握方向的唯一辦法是看清目標。目標是什麽呢?三千七百年以來,我們的命運和選擇。因此,當我們走到秦並天下的曆史關頭時,不禁要問:有選擇嗎?


    好像沒有。


    沒錯,我們確實選擇過,也探索過,實踐過,西周創立的封建製度或邦國製度就是。是啊,三級所有,層層分權,各自為政,包產到戶,處處都與帝國製度相反。這種製度如果試驗成功,豈非可以走上另一條路?


    可惜,並無可能。


    為什麽沒有可能,本卷已經作了解釋:通過戰爭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大帝國,是世界曆史的大勢所趨。不同的是,我們民族在帝國之前還有過邦國。


    邦國製度是中國人的獨創,正如城邦製度是希臘人的發明。邦國與城邦的明顯區別,也包括東周列國與印度列國的區別,以及與西亞的區別,就在於各邦國之上,還有一個“天下共主”,這就是周王國和周天子。


    這樣一個“莫非王土”的天下,以及“奉天承運”的天子,是世界其他民族在“前帝國時代”所沒有的,更是城邦製度的希臘沒有的,堪稱獨一無二。


    結果是什麽呢?


    與亞述帝國、波斯帝國、孔雀帝國等等相比,中華帝國更具有法理上和心理上的正當性。是的,天子原本就有,也必須有。戰國無天子,天下就爭戰不休,亂作一團。帝國的誕生,無非是把天子從周天子變成了秦始皇,或者漢高祖,有什麽不可以呢?


    於是,看起來處處相反的邦國製度,反倒成了帝國的奠基石和鋪路石。中華帝國,也因此而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帝國都要成熟,都要更像帝國。


    這是幸呢,還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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