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人一齊抱拳應是，各自牽馬到一旁歇息去了。
阿蠻迴到馮道身邊將情況告知，馮道抬頭看了一下夜色，道：“最後檢查一下幾處火神液的安放，還有軍械監提供的那個‘導火索’。”他微微一頓，輕聲道：“今個雖是晴天，但軍械監的‘技術督導’再三強調導火索不能受潮，此次接應幽州之事事關重大，我輩萬萬不可輕忽大意，要是壞了節帥大計，誰都吃罪不起。”
阿蠻在軍中時日已經不短，性子似乎比過去沉穩了許多，聞言也不多說，應了一聲，便自領人下去檢查了。
馮道深吸一口氣，再次抬頭看了看月色。他身旁不遠處一名黑衣男子語氣平靜地道：“馮書記不必擔心，今夜月光不亮不暗，正適合設伏。”
馮道苦笑道：“周五郎說的是，不過某非不知今夜正好設伏，隻是……多少仍有些許緊張罷了。”
那周五郎點點頭，道：“馮書記初次獨當重任，有些緊張倒也可以理解，不過馮書記，有句話某不知當說不當說。”
馮道立刻道：“五郎久為老師‘十三親衛’之一，有什麽話但說無妨。”
周五郎道：“某隨節帥四年有餘，一直是節帥牙兵，在這四年多時間裏，節帥遭遇無數在我等看來根本就毫無辦法應對之難事，然則不論是危險還是急迫，節帥從未在某等屬下麵前表現出半點為難，更別說緊張倉皇、手足無措等情況。正是因為節帥這般鎮定自若，泰山崩於前而麵不改色，因此我等親隨也便絲毫不亂……書記當知，節帥能有今日，實非幸致。某知馮書記你常以節帥為範，平日裏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於學業也足夠勤奮刻苦，隻是這鎮定自若……”
馮道聞言，麵色一肅，拱手行禮道：“周五郎指點得是，馮道謝過。”
馮道乃是李曜親傳弟子，又是河中節度使府掌書記，周五郎哪敢受他全禮，他吃了一驚，連忙避身迴禮：“馮書記萬莫折煞了某這等粗鄙之輩。”
馮道搖頭道：“不然。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周五郎，你方才這話說得極是，某為之謝你，有何不可？”
周五郎知道馮道這人對禮節方麵十分嚴肅固執，見他堅持，也就笑了笑，隨口應了。正要再說什麽，忽見得阿蠻帶人匆匆跑來。馮道和周五郎同時麵色一變，馮道開口問：“阿蠻，可是二位將軍突圍來了？”周五郎卻凝神一聽，道：“看來二位將軍突圍頗為成功，至少帶來了四千騎兵。”
阿蠻已然操了狼牙棒在手，凜然道：“牙兵斥候來報，前方來了數千騎兵，打著火把，揚河東李字旗，料來正是二位將軍至矣！”
馮道霍然挺直腰板：“好！斥候可有報告後方追兵情況？”
阿蠻搖頭道：“我等人數有限，牙兵斥候發現二位將軍人馬之後立刻趕迴打狼山，準備收網‘打狼’，未曾報告後方追兵情況。”
馮道不動聲色，點點頭：“那麽，二位將軍離此尚有多遠，何時可至？”
阿蠻略微遲疑，周五郎見狀插嘴道：“這個不必問了，半刻之內必然趕到。”
馮道心中暗道：“阿蠻雖然武藝精進極快，戰陣經驗較這些老兵卻是差了。”當下一揮手：“各就各位，布置火神液，未得我號令，切不可點燃引線！”
“喏！”
“喏！”
三裏外，李嗣昭騎在馬上一邊小跑，一邊猛地轉頭，問道：“高將軍，你看前方那山，可是約好的那座打狼山？”李嗣昭臉色還算精神，就是有些胡子拉碴，顯然這段時間他的日子過得頗為緊張。
高思繼反倒比他的狀態還要好一些，此時答道：“不錯，此處正是打狼山，某當日來此行獵不下四次，決計不會記錯！”
李嗣昭大喜，朝身邊的李嗣源道：“好得很，圍我四月，仍叫我等逃出生天，某倒真想看看劉仁恭此時臉上是何模樣！嘿，邈吉烈，咱們這就上山！”
李嗣源微微伸手一攔：“九兄謹慎些，先亮了那個什麽‘信號彈’再上山不遲。”
李嗣昭一拍額頭：“若非你提醒，某還真要忘了這一出……牙兵，點了河中送來的那三顆叫做‘信號彈’的爆竹！”
牙兵應聲，掏出信號彈，就著火把點燃，猛地往天空一擲，那信號彈忽然爆了開來，發出與眾不同的白光。
隨即，山上也忽然亮起三顆信號彈。李嗣昭哈哈一笑：“果然是他們！可道這娃兒才多大歲數，正陽還真敢用他！”
李嗣源微笑著，道：“出人意表，才是正陽。”微微一頓，又道：“牙兵，傳令下去，山上陷阱十分危險，上山一定要跟緊向導，若是走岔路丟了小命，枉死城中可別說是我李嗣源未曾提醒！”
“軍使放心，已然說了三遍了，再不記得，那就是活該去枉死城點卯。”
一名商人打扮的男子打馬上前，朝李嗣昭、李嗣源、高思繼、高冕一抱拳：“諸位將軍，請隨某來。”說罷頭前帶路。此處乃是野山，山上本無道路，此刻又是夜間，抬眼看去哪兒都是一個模樣，也不知這人如何辨識道路，帶著李嗣昭等人一行，彎了幾道拐，繞著上了打狼山。
走到最後的河東軍剛剛上山，幾乎還在半山腰時，身後的馬蹄聲就已然清晰可聞，果然是劉仁恭的追兵到了。不過今夜李嗣昭等人突圍而出，也就等於是放棄了幽州，劉仁恭父子與單可及均已入城，派來追擊的追兵，主將叫夏侯景。
夏侯景見李嗣昭等人領兵上山，雖然看似隱蔽，卻被自己發現了後軍的“尾巴”，當下哈哈大笑：“世人都說沙陀了得，我看不過如此。李嗣昭等人誇稱名將，竟然才跑了幾十裏路，便力有不逮，隻能逃進山上躲藏，真是可笑！諸軍聽我號令……上山！”
一名副將提醒道：“軍使謹慎，李嗣昭等人頗經戰陣，如此奪路而逃之時竟然上山，其中或許有詐。”
夏侯景擺手道：“他們在幽州被圍了三四個月，城中糧草估計早已吃盡，要不然怎麽突然殺出突圍？這些人沒準連馬都喂不飽，如何能逃得遠了？這山上的野草雖不適合喂馬，但情急之下他們卻也講究不得，我等若是躊躇不前，他們的馬匹吃飽，可就不那麽好追了……功勞就在眼前，就看誰有本事拿到！衝啊！”
山上馮道已於李嗣昭等人見麵，匆匆說了幾句，馮道便麵露喜色：“他們果然踏進了埋伏！此來追兵主將不知可是單可及，若是將他燒死在此，可就為大王出了一口惡氣。”
李嗣昭搖頭道：“來人當非單可及，單可及雖號勇將，卻也不曾這般冒死，看他們這輕兵冒進的模樣，沒有半點章法，這追兵主將恐是夏侯景那廝。”
高思繼銀槍一挺，躍躍欲試地道：“看這情形，某等隻要反身衝殺一陣，連蒲帥的那個什麽……都可以省了。”
馮道笑道：“高都指，火神液是節帥特意運來要派大用場的，此物的威力，高都指稍候便可親見。”
高思繼笑了笑，看來並不怎麽放在心上：“既然如此，某今日便開個眼界，瞧瞧蒲帥的殺手鐧究竟何等驚人。”
馮道看了一眼山下，轉頭問一名緊張注視燕軍動向的男子：“張技監，敵軍已至，火神液可要引爆？”
張技監微微搖頭：“再稍待片刻。”馮道等人隻好耐著性子等著，高思繼兄弟眼神一交，都是哂然一笑，他二人燕地豪傑，從來未將這種“神神道道”的事放在眼裏，至於火神液這種東西，在他們看來無非也就是一次火攻中所用的火油，有何了不起的？
突然，張技監大喝一聲：“快！點燃導火索！”
馮道全身一振，振臂高唿：“引爆！引爆！”
滋……滋……滋……
打狼山上多處地方響起了輕微的聲響，燕軍剛才聽見張技監和馮道的高唿，也微微覺得有些不對，夏侯景大罵：“這山上的樹長得忒密，李嗣昭他們怎麽走的路！……什麽聲音？”
迴答他的是一道衝天的火光，他還未曾反應過來，就發現自己忽然飛上了天，樹頂居然在自己腳下了，在失去意識前的最後一瞬，他聽見了“砰！砰！砰！”數聲巨響，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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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便是這般了，屯田軍士、百姓偷逃日益嚴重，營田軍、民也多訴苦，若是節帥府依舊堅持這些法令，恐怕今後屯田、營田，隻能荒廢了……”
“監軍所言甚是，長此以往，別說屯田必廢，便是營田也難以為繼，而兩田既廢，則大軍無食，兇年無儲，危之大矣。”
河中節度使府，白虎節堂中，李曜麵沉如水，聽著張居翰、張全義說起目前河中農業方麵——特別是屯田、營田方麵出現的麻煩。自從河中主抓工、商之後，由於從事工、商業獲利遠高於種田，而河中節度使府不僅不壓製商人地位，還在某些時候刻意抬高，以至於過去屯田、營田之人，無論軍民，都有不同程度地偷逃現象，轉而受雇於工廠，或者湊錢經營一些小商鋪、小作坊，使得屯田、營田今年的“農忙”都有些名不副實。
李曜在推行新政之前，就仔細思考過古代為何要重農抑商，也思考過其中的不足，並且覺得農、工、商是可以做到1+1+1大於3的，他甚至在考慮有沒有可能推進一個古代版的“農業產業化”，然而就在這個時候，農業人手過多流向工商業的弊病便已經先冒了出來，這讓李曜有些始料未及，不得不承認：涉及製度的改革，永遠都是最難的，難怪穿越前那個政府改了幾十年，民眾仍然很不滿意。看來，有些事，第一是不能急，得一步步來；第二是先要考慮周全，論證清楚，不然就會亂套。隻是，這“兩田”的問題，怎麽解決好呢？如果農業除了差錯，自己還想要出征別處，那就完全沒有可行性了。要知道商業再發達，河中節帥府再有錢，也不可能去汴梁買米——糧食在古代可是真正意義上的戰略物資，能賣給你？
以李曜的手段，為何在這個問題上也頗為棘手？一是屯田、營田十分重要，不能出現大的麻煩；二是製度的問題，還得靠製度解決，而這個製度很是不好解決。
所謂屯田、營田，是中國古代社會兩種不同的田製。在曆史上，其產生、發展情況各有不同。屯田自漢代產生，至明清時期依然存在，存在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就近解決軍需；營田主要存在於唐宋時期，存在目的主要是為了安置流民、發展生產、以豐國庫。二者雖都在唐代同時存在，並且都屬於國有土地係統，但卻是兩種有區別的土地經營製度。然而實際上，即便在後世一些學者的文章或論著中，都常有將二者通用互代，造成概念上的模糊，甚至包括《辭海》，也將二者混淆，其實屯田和營田絕不是一迴事。
誠然，在唐代，屯田與營田是兩種並存的土地經營製度，之所以二者常常容易被混淆，是由於二者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其相似之處主要有四點，即經營者、設置目的、設置地點和經營方式都很類似。[注1]
屯田與營田雖然在上述方麵有相似之處，然畢竟是兩種不同的土地經營製度，其不同主要是組織管理係統的不同。
首先是在中央的直屬機構不同。屯田在中央的直屬機構是尚書省下的工部。如工部有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山澤、屯田、工匠、諸司公廨紙筆墨之事。可見，尚書省的工部侍郎是管理屯田的最高級官員。工部之下設屯田部，屯田部設屯田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令史七人、書令史十二人、計史一人、掌固四人，具體負責屯田之事。
然而，營田在中央的直屬機構則是尚書省下的戶部。比如唐代營田使職名前常常冠以支度或度支之名。如中宗神龍初，薑師度累遷易州刺史、兼禦史中丞，為河北道監察兼支度營田使。中宗景龍年間，韋湊拜太原尹兼節度支度營田大使。穆宗時，賀拔誌為度支水運營田使。傅孟恭充本州押蕃落及監牧副使、兼度支銀州營田使。支度使是唐代地方財政使職名稱，掌軍資調度轉輸，是支度軍糧使的簡稱。支度營田使即支度使與營田使合一。唐前期營田使名前冠以支度，表明其獨立性較強。度支是戶部下屬的四曹之一，掌管土地賦稅等事宜。營田使名前冠以度支，是因為這一時期營田使歸戶部管理。
除此之外，營田地裏的收獲物上交度支。敬宗寶曆元年，滄景節度使“元卿上言，營田收廩粟二十萬斛，請付度支充軍糧”。這也是因為營田歸屬戶部。
其次，地方級管理機構也不同。
屯田在中央隸屬工部，但工部隻是總領機構；屯田在地方上還有專門的管理機構。如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這是說，尚書省是屯田的最高管理機構，之下的機構分別有司農寺、州、鎮、諸軍等。司農寺一般管理畿內屯田；州鎮諸軍管理的是邊地屯田。
營田的地方級管理機構也因營田設置地點的不同而不同。設在京畿附近的一般由司農少卿主管。如高宗時，韋弘機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苑。設在州、軍、道的營田，則多由州、軍、道長官兼管，兼職名見於記載的有營田大使、營田副大使、營田使、營田副使、營田判官、田曹參軍事等，如韋湊拜太原尹兼節度支度營田大使。玄宗時，哥舒翰代王忠嗣為隴右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玄宗立，擢崔隱甫汾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洛陽令。大曆初，張延賞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大曆初，張鎰上奏某人為營田判官，得殿中侍禦史，權知隴州行營留後事。開元十五年，朔方五城，各置田曹參軍一員，階品俸料一事已上，同軍家判司，專知營田。
以上官職名中營田大使、營田副大使、營田使、營田副使的權利要稍大些。營田判官是營田使的下屬官員，不僅判案，還要出使綜理營田事務，是控製諸道營田、保證營田收入供應京師的主要官吏。田曹參軍事品級同營田判官，專門執掌營田事務。營田官員的設置，有的以一州、一道為單位設置，有的是數州、數道合置；至於軍中，則是根據軍中人數而定。即諸軍各置使一人，五千人已上置副使一人，一萬人已上置營田副使一人。
再次就是基層管理組織也不同。
唐代屯田的最基層單位為屯，每屯的屯田麵積大小不等，隸司農寺者，每二十至三十頃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每屯都設有屯官，每屯主一人，屯副一人，五屯則署監及丞以統之。屯主、屯副，屯監、屯丞即為屯田最基層的管理官。這些屯官多由品官擔任，一般“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並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內簡堪者充。”
營田的基層管理組織，在《長安三年三月敦煌縣錄事董文徹牒》中說：“其桑麻累年勸種，百姓並足自供。望請檢校營田官，便即月別點閱縈子及布，城內縣官自巡。”這是說營田的基層管理者在縣級有檢校營田官，在縣之下的鄉級有檢校營田人若幹。他們的職責主要是負責檢校核實該鄉的逃戶田地及闋職官人地，以勸人營種，勸種者納課等。
再有，督察巡視的職官也不同。屯田、營田在解決軍糧及增加國用方麵有重要作用，所以，唐朝廷對之很重視，除設置層層機構進行日常組織管理外，還會派中央級的官員不定期地赴地方巡視監督。
由於畿內屯田直屬司農寺，所以，督察官一般由司農卿和司農少卿擔任，在每年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而州、鎮、諸軍的屯田，則一般由監察禦史分掌，“若諸道屯田及鑄錢，其審功糾過亦如之”說的便是這種情況。但也不排除派其他使職督察的情況，如開元二十九年，敕新豐、朝邑屯田，令長春-宮使檢校。此外，在基層還設立過都巡倉碾河堰判官、屯田都巡使等巡視屯田的官職。
對於營田事務，則沒有常設的巡視官員，隻是在出現重大問題時，朝廷會臨時派專人巡查。如穆宗時，賀拔誌為度支水運營田使，為圖功效，虛報營田數，帝乃命主客郎中白行簡覆驗，誌不勝其懼，遂欲自裁。這裏主客郎中白行簡查驗賀拔誌營田一事，即屬臨時指派。
然而這是朝廷能夠正常行使職權的情況下，實際在黃巢之亂後，朝廷行使職權的範圍小了很多。譬如李曜這個河中節度使下，屯田、營田的收入，已經完全不向朝廷上繳，朝廷自然也不會免費派人幫他來管理，因此那批中基層的官吏雖然仍在，但事實上已經並不向朝廷述職，而是直接對節度使府負責。換句話說，這些屯田、營田，都歸河中節度使府“自負盈虧”。
後世對這種情況的處理態度很簡單：國家財政補貼。換句話說就是拿工商業的利潤來補貼農業生產。但是目前有兩個問題：一是工商業方麵現階段投資很大，而收益暫時還拿不到；二是補貼的方式，是直接補貼錢，還是以減稅來變相補貼。
李曜於是道：“逃走的不必強抓了，將剩下的田地重新分配，現在剩下多少戶，就分多少戶，按戶平均分配。”
張全義微微一怔：“會不會多了些？現在逃掉的約莫占了全額兩成，這樣一分……”
李曜擺手道：“無妨。”
張居翰則皺眉道：“人手少而田地廣，若是他們種不了這麽多地，怎麽辦？”
李曜道：“改變征稅辦法，降低稅率，而後多出來的糧食，全歸他們自己，節帥府不再額外征收。”
張居翰二人吃了一驚，張居翰道：“節帥這辦法，於民固然有利，但這般下來，軍府所得糧食隻怕不夠啊。”
李曜道：“無妨，幾大水利工程開工之後，河中的水利建設便不比以往，似去年大旱那般的兇年，我河中也就不至於顆粒無收。另外，農業司正在研究幾種改進型的農具，一旦成功，對於節省人力資源，也是有幫助的。至於軍府所得糧食會不會不足，此前農業司方麵也曾做過核算，認為我們河中現在缺的不是人口，而是耕地，隻要再開發一些梯田，在一些不適合種糧的土地上種植一些其他作物，糧食本身並不短缺。事實上，某如今更關注的是糧食的轉運調撥，軍府一旦作戰，糧食在轉運調撥中的損耗實在太大了。”
李曜最後這句話是古代社會的一個實情：光有糧食不夠，運輸才是這個時代的大問題。
一般認為，商品構成及其流轉距離，是衡量古代不同曆史時期商品交換水平的兩個重要尺度。商品構成如果包括更多的生產資料和日常生活必需品在內，而且其地區間的流轉距離加大，無疑標誌著商品交換規模的擴大和商品經濟水平的提高。其中，糧食的長途販運格外關鍵。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引用漢代諺語曰：“百裏不販樵，千裏不販糴。”表明漢代人已經認識到糧食長途販運的距離與其商業利潤之間有一定的數量製約關係。
李曜搞供銷出身，當初他所在的那家大型國有企業的貨物運輸也權操其手，他甚至還去進修過一段時間，其中有一名教授上課時就從古到今地分析過商品運輸。那位教授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糧食長途販運現象比前代增多，並以此作為當時商品經濟發達的一種表現。可惜那節課畢竟是麵向現代，那位教授也隻是隨口說了一下古代的情況，其所論未能注意區分糧食長途販運的水運距離與陸運距離的不同，有欠深入。其實，沈約在《宋書》中曾經指出：“千匹為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為市，未易於越鄉。”可見南朝時糧食作為比較笨重的商品，要進行大量的交易已非易事，若要從陸路進行長途販運，其難度更大。這是後來李曜在閑暇之時所了解到的。
至於漢唐間大批糧食的長途運輸，往往以水運為主。然而，糧食若作為商品進入市場，要最終實現銷售，陸路運輸又不可或缺。因為河川畢竟有限，無法四通八達。即使是水運到商品集散地，還須靠陸運才能散泄到星羅棋布的城鄉糧食市場。所以，中國古代兩地間的糧食陸路販運距離的遠近，關係到對當時糧食流通範圍乃至對當時商品經濟水平的估計。李曜到唐代之後，沒多久就開始負責轉運事宜，因此對這其中的損耗頗為心驚，現代人習慣了現代化的運輸手段，再迴頭看古代的糧食運輸損耗，格外地震驚，他曾擬就唐代糧食陸路長途販運的距離試作量化研究，時或兼及水運距離，後來事務繁忙，便將這件事交給了陸運司和水運司，由他們去做計算，還真得出了結果。不過兩司的計算是根據《九章算術》的算法算出來的，而那種表述方式李曜十分的不習慣，因此他私下仍然將其改換成了後世所學的模樣，用英文字母來代替，然後將之核算了一次。
其實製約唐代糧食陸路販運距離的經濟因素，可分為糧食銷售價(p)和糧食經營成本(c)兩方麵。而糧食經營成本包括糧食收購價(c)、運輸費用(tf)、商稅(t)、途中貨物寄存費用(sf)等各項。其中運輸費用一項，唐人稱為“腳直”。李曜查閱《史記·貨殖列傳》，發現漢代商業利潤平均為成本的20％，而唐人也有商人追逐什二之利的說法。他自己的計算即取為一個參數。因此，商人長途販運糧食時，其期望的銷售價與經營成本的關係用公式可表示為：
p＝c＋0.2c＝c＋tf＋sf＋0.2c
在正常情況下，商人長途販運糧食的經營成本要多少？
首先，關於腳直。其中已包含照管所雇車馬驢等的人手雇直、車損、馬料、食宿等各種費用在內。《大唐六典·度支》對天下舟車水陸運輸的腳直有明確規定：
“凡天下舟車，水陸載運，皆具為腳直。輕重貴賤，平易險澀而為之製。河南、河北、河東、關內等四道諸州，運租庸雜物等腳，每馱一百斤一百裏一百文。山阪處一百二十文。車載一千斤九百文。黃河及缺水河並從幽州運至平州，(每十斤)上水十六文，下六文。餘水上十五文，下五文。從澧、荊等州至揚州四文。其山孤險難驢少處，不得過一百五十文。平易處不得下八十文。其有人負處，兩人分一馱。其用小舡處，並運向播、黔等州及涉海，各任本州量定”。
而據李曜現在的了解，至少當前北運，實際是每鬥300裏50文，也就是每千米折約6.25斤，則北運斛鬥費用高出《大唐六典》所定車載腳直兩倍多。
如果說朝廷方麵，官方腳直依然按《大唐六典》規定執行。比如德宗時，從淮南轉運諸州米至東渭橋，每鬥船腳約用錢200文。若按鬥米折6.25斤計算，從淮南至東渭橋的水路裏程約2500餘裏，設若以《大唐六典》規定的水運腳直計算，其運費約為230餘文。可見，《大唐六典》諸規定至少在德宗朝基本上仍在沿用，而且直到開成年間，仍是如此。開成四年(839年)四月七日，圓仁由心淨寺至縣城，官家出麵為其雇驢，20裏路計驢功20文，即百斤百裏百文。
然而各地民間腳直與官價差別就很大了。開成四年四月七日，心淨寺寺主為圓仁雇驢三頭，騎之發去，驢一頭行裏，功錢五十文，三頭計百五十文。折算成百斤百裏250文。高出官定腳價150文。不過據西去開拓商貿的一批軍械監商隊迴來說，在敦煌，驢駝的腳直卻比較低廉。這個李曜倒是理解，去年，平康鄉百姓馮文達奉差入京，雇八歲黃父駝1頭，雇價準絹5疋。敦煌距京師3650裏，假定駝日行70裏，僅路途往返便需104天，若按日絹3尺的官定雇直計算，雇價絹為312尺，折約8匹。高出實際雇價2至3匹。若實際雇駝價未含駝料價，以駝日給鬥菽為準，往返所需駝料為10.4石。敦煌絹1匹，斷價22碩。從敦煌至京師的雇駝價是5.5至6.5匹絹，低於官定腳價。這種差別，李曜為圖方便，當然不可能算得那麽清楚，便偷懶以價格還算適中的官定腳直作為民間腳直的參數。
其次，關於商稅。大唐前期長期未開征全國性的商稅。到天寶年間，始開征市肆之稅，即《唐會要·太府寺》記載的“除陌錢每貫二十文。”征收的商品交易稅為五十稅一。唐後期，兩稅法規定的商稅為三十稅一。李曜對比後世的經濟情況之後一直認為，這農稅應該降低，而商稅還要提高。
再次，關於途中的貨物寄存費用。長途販運若超過一天的行程，商人必須宿店停貨，就發生貨物寄存費用，唐代稱為邸直。但是有較大一部分是免費的，所以李曜在計算時暫未計入經營成本。
最後，是糧食收購價。這個東西是漲跌幅度差距最大的(無風注：本書初期就有提及)。而李曜隱約記得後世全漢升的《唐代物價的變動》一文把唐代物價變動分為七個階段，即唐初物價的上漲，太宗高宗間物價的下落，武周前後物價的上漲，開元天寶間的物價下落，安史之亂物價的上漲，兩稅法實行後物價的下落和唐末的上漲。由於安史之亂，唐末兩個時期受戰亂影響，糧價之高過於異常，不符合一般價格變動規律，故他在計算時不予涉及，隻選用比較正常的太宗高宗時期、開元天寶時期、兩稅法實行後這三個階段的糧價，作為參數。按說他應該選唐末時期，但他算這個東西的目的是弄清損耗比，以及可能獲得的利潤比，像他現在所處的這種時代，時漲時落，以他的數學能力，是沒法計算的，隻能作罷。
於是，他假設唐代糧食陸路長途販運的距離為x，水運距離為y，即可利用兩地糧價高低之差，考慮商人的一般經營成本和平均商業利潤，從而估算出x與y的數值。
第一“題”，貞觀十五年，米每鬥值兩錢；貞觀十六年(642年)，米鬥值5錢，尤賤處，計鬥值3錢。因鬥米約重6.25斤，百鬥米重625斤。假定販運百鬥米，以法定腳直為準，則其車載腳直約為百鬥每裏6文，水路沿流約為3.75、3.13和2.5文；在兩地糧價差僅為3文時，求陸路糧食販運距離x的計算式為：
5x100：2x100＋6x＋(2x100＋6x)x2／10
x≈36裏；
水路販運最遠距離y可達：
5x100＝2x100＋2.5y＋(2x100＋2.5y)x2／10，y≈87裏。即在糧價相差3文的情況下，要保證有所贏利，糧食水陸販運的最長距離均不過百裏。其中，購買糧食成本占40％，陸路運輸費用約占43.2％，水路運輸費用約占21.9％。
第二“題”，高宗永淳元年(682年)，關中饑饉，米鬥300。五月乙卯，關中先水災，後旱煌，米鬥400。若按上述方法計算，假定它州仍豐收，糧價為鬥米5文，在兩地糧價差為295文情況下，糧食陸路販運距離x可達：
阿蠻迴到馮道身邊將情況告知，馮道抬頭看了一下夜色，道：“最後檢查一下幾處火神液的安放，還有軍械監提供的那個‘導火索’。”他微微一頓，輕聲道：“今個雖是晴天，但軍械監的‘技術督導’再三強調導火索不能受潮，此次接應幽州之事事關重大，我輩萬萬不可輕忽大意，要是壞了節帥大計，誰都吃罪不起。”
阿蠻在軍中時日已經不短，性子似乎比過去沉穩了許多，聞言也不多說，應了一聲，便自領人下去檢查了。
馮道深吸一口氣，再次抬頭看了看月色。他身旁不遠處一名黑衣男子語氣平靜地道：“馮書記不必擔心，今夜月光不亮不暗，正適合設伏。”
馮道苦笑道：“周五郎說的是，不過某非不知今夜正好設伏，隻是……多少仍有些許緊張罷了。”
那周五郎點點頭，道：“馮書記初次獨當重任，有些緊張倒也可以理解，不過馮書記，有句話某不知當說不當說。”
馮道立刻道：“五郎久為老師‘十三親衛’之一，有什麽話但說無妨。”
周五郎道：“某隨節帥四年有餘，一直是節帥牙兵，在這四年多時間裏，節帥遭遇無數在我等看來根本就毫無辦法應對之難事，然則不論是危險還是急迫，節帥從未在某等屬下麵前表現出半點為難，更別說緊張倉皇、手足無措等情況。正是因為節帥這般鎮定自若，泰山崩於前而麵不改色，因此我等親隨也便絲毫不亂……書記當知，節帥能有今日，實非幸致。某知馮書記你常以節帥為範，平日裏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於學業也足夠勤奮刻苦，隻是這鎮定自若……”
馮道聞言，麵色一肅，拱手行禮道：“周五郎指點得是，馮道謝過。”
馮道乃是李曜親傳弟子，又是河中節度使府掌書記，周五郎哪敢受他全禮，他吃了一驚，連忙避身迴禮：“馮書記萬莫折煞了某這等粗鄙之輩。”
馮道搖頭道：“不然。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周五郎，你方才這話說得極是，某為之謝你，有何不可？”
周五郎知道馮道這人對禮節方麵十分嚴肅固執，見他堅持，也就笑了笑，隨口應了。正要再說什麽，忽見得阿蠻帶人匆匆跑來。馮道和周五郎同時麵色一變，馮道開口問：“阿蠻，可是二位將軍突圍來了？”周五郎卻凝神一聽，道：“看來二位將軍突圍頗為成功，至少帶來了四千騎兵。”
阿蠻已然操了狼牙棒在手，凜然道：“牙兵斥候來報，前方來了數千騎兵，打著火把，揚河東李字旗，料來正是二位將軍至矣！”
馮道霍然挺直腰板：“好！斥候可有報告後方追兵情況？”
阿蠻搖頭道：“我等人數有限，牙兵斥候發現二位將軍人馬之後立刻趕迴打狼山，準備收網‘打狼’，未曾報告後方追兵情況。”
馮道不動聲色，點點頭：“那麽，二位將軍離此尚有多遠，何時可至？”
阿蠻略微遲疑，周五郎見狀插嘴道：“這個不必問了，半刻之內必然趕到。”
馮道心中暗道：“阿蠻雖然武藝精進極快，戰陣經驗較這些老兵卻是差了。”當下一揮手：“各就各位，布置火神液，未得我號令，切不可點燃引線！”
“喏！”
“喏！”
三裏外，李嗣昭騎在馬上一邊小跑，一邊猛地轉頭，問道：“高將軍，你看前方那山，可是約好的那座打狼山？”李嗣昭臉色還算精神，就是有些胡子拉碴，顯然這段時間他的日子過得頗為緊張。
高思繼反倒比他的狀態還要好一些，此時答道：“不錯，此處正是打狼山，某當日來此行獵不下四次，決計不會記錯！”
李嗣昭大喜，朝身邊的李嗣源道：“好得很，圍我四月，仍叫我等逃出生天，某倒真想看看劉仁恭此時臉上是何模樣！嘿，邈吉烈，咱們這就上山！”
李嗣源微微伸手一攔：“九兄謹慎些，先亮了那個什麽‘信號彈’再上山不遲。”
李嗣昭一拍額頭：“若非你提醒，某還真要忘了這一出……牙兵，點了河中送來的那三顆叫做‘信號彈’的爆竹！”
牙兵應聲，掏出信號彈，就著火把點燃，猛地往天空一擲，那信號彈忽然爆了開來，發出與眾不同的白光。
隨即，山上也忽然亮起三顆信號彈。李嗣昭哈哈一笑：“果然是他們！可道這娃兒才多大歲數，正陽還真敢用他！”
李嗣源微笑著，道：“出人意表，才是正陽。”微微一頓，又道：“牙兵，傳令下去，山上陷阱十分危險，上山一定要跟緊向導，若是走岔路丟了小命，枉死城中可別說是我李嗣源未曾提醒！”
“軍使放心，已然說了三遍了，再不記得，那就是活該去枉死城點卯。”
一名商人打扮的男子打馬上前，朝李嗣昭、李嗣源、高思繼、高冕一抱拳：“諸位將軍，請隨某來。”說罷頭前帶路。此處乃是野山，山上本無道路，此刻又是夜間，抬眼看去哪兒都是一個模樣，也不知這人如何辨識道路，帶著李嗣昭等人一行，彎了幾道拐，繞著上了打狼山。
走到最後的河東軍剛剛上山，幾乎還在半山腰時，身後的馬蹄聲就已然清晰可聞，果然是劉仁恭的追兵到了。不過今夜李嗣昭等人突圍而出，也就等於是放棄了幽州，劉仁恭父子與單可及均已入城，派來追擊的追兵，主將叫夏侯景。
夏侯景見李嗣昭等人領兵上山，雖然看似隱蔽，卻被自己發現了後軍的“尾巴”，當下哈哈大笑：“世人都說沙陀了得，我看不過如此。李嗣昭等人誇稱名將，竟然才跑了幾十裏路，便力有不逮，隻能逃進山上躲藏，真是可笑！諸軍聽我號令……上山！”
一名副將提醒道：“軍使謹慎，李嗣昭等人頗經戰陣，如此奪路而逃之時竟然上山，其中或許有詐。”
夏侯景擺手道：“他們在幽州被圍了三四個月，城中糧草估計早已吃盡，要不然怎麽突然殺出突圍？這些人沒準連馬都喂不飽，如何能逃得遠了？這山上的野草雖不適合喂馬，但情急之下他們卻也講究不得，我等若是躊躇不前，他們的馬匹吃飽，可就不那麽好追了……功勞就在眼前，就看誰有本事拿到！衝啊！”
山上馮道已於李嗣昭等人見麵，匆匆說了幾句，馮道便麵露喜色：“他們果然踏進了埋伏！此來追兵主將不知可是單可及，若是將他燒死在此，可就為大王出了一口惡氣。”
李嗣昭搖頭道：“來人當非單可及，單可及雖號勇將，卻也不曾這般冒死，看他們這輕兵冒進的模樣，沒有半點章法，這追兵主將恐是夏侯景那廝。”
高思繼銀槍一挺，躍躍欲試地道：“看這情形，某等隻要反身衝殺一陣，連蒲帥的那個什麽……都可以省了。”
馮道笑道：“高都指，火神液是節帥特意運來要派大用場的，此物的威力，高都指稍候便可親見。”
高思繼笑了笑，看來並不怎麽放在心上：“既然如此，某今日便開個眼界，瞧瞧蒲帥的殺手鐧究竟何等驚人。”
馮道看了一眼山下，轉頭問一名緊張注視燕軍動向的男子：“張技監，敵軍已至，火神液可要引爆？”
張技監微微搖頭：“再稍待片刻。”馮道等人隻好耐著性子等著，高思繼兄弟眼神一交，都是哂然一笑，他二人燕地豪傑，從來未將這種“神神道道”的事放在眼裏，至於火神液這種東西，在他們看來無非也就是一次火攻中所用的火油，有何了不起的？
突然，張技監大喝一聲：“快！點燃導火索！”
馮道全身一振，振臂高唿：“引爆！引爆！”
滋……滋……滋……
打狼山上多處地方響起了輕微的聲響，燕軍剛才聽見張技監和馮道的高唿，也微微覺得有些不對，夏侯景大罵：“這山上的樹長得忒密，李嗣昭他們怎麽走的路！……什麽聲音？”
迴答他的是一道衝天的火光，他還未曾反應過來，就發現自己忽然飛上了天，樹頂居然在自己腳下了，在失去意識前的最後一瞬，他聽見了“砰！砰！砰！”數聲巨響，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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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便是這般了，屯田軍士、百姓偷逃日益嚴重，營田軍、民也多訴苦，若是節帥府依舊堅持這些法令，恐怕今後屯田、營田，隻能荒廢了……”
“監軍所言甚是，長此以往，別說屯田必廢，便是營田也難以為繼，而兩田既廢，則大軍無食，兇年無儲，危之大矣。”
河中節度使府，白虎節堂中，李曜麵沉如水，聽著張居翰、張全義說起目前河中農業方麵——特別是屯田、營田方麵出現的麻煩。自從河中主抓工、商之後，由於從事工、商業獲利遠高於種田，而河中節度使府不僅不壓製商人地位，還在某些時候刻意抬高，以至於過去屯田、營田之人，無論軍民，都有不同程度地偷逃現象，轉而受雇於工廠，或者湊錢經營一些小商鋪、小作坊，使得屯田、營田今年的“農忙”都有些名不副實。
李曜在推行新政之前，就仔細思考過古代為何要重農抑商，也思考過其中的不足，並且覺得農、工、商是可以做到1+1+1大於3的，他甚至在考慮有沒有可能推進一個古代版的“農業產業化”，然而就在這個時候，農業人手過多流向工商業的弊病便已經先冒了出來，這讓李曜有些始料未及，不得不承認：涉及製度的改革，永遠都是最難的，難怪穿越前那個政府改了幾十年，民眾仍然很不滿意。看來，有些事，第一是不能急，得一步步來；第二是先要考慮周全，論證清楚，不然就會亂套。隻是，這“兩田”的問題，怎麽解決好呢？如果農業除了差錯，自己還想要出征別處，那就完全沒有可行性了。要知道商業再發達，河中節帥府再有錢，也不可能去汴梁買米——糧食在古代可是真正意義上的戰略物資，能賣給你？
以李曜的手段，為何在這個問題上也頗為棘手？一是屯田、營田十分重要，不能出現大的麻煩；二是製度的問題，還得靠製度解決，而這個製度很是不好解決。
所謂屯田、營田，是中國古代社會兩種不同的田製。在曆史上，其產生、發展情況各有不同。屯田自漢代產生，至明清時期依然存在，存在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就近解決軍需；營田主要存在於唐宋時期，存在目的主要是為了安置流民、發展生產、以豐國庫。二者雖都在唐代同時存在，並且都屬於國有土地係統，但卻是兩種有區別的土地經營製度。然而實際上，即便在後世一些學者的文章或論著中，都常有將二者通用互代，造成概念上的模糊，甚至包括《辭海》，也將二者混淆，其實屯田和營田絕不是一迴事。
誠然，在唐代，屯田與營田是兩種並存的土地經營製度，之所以二者常常容易被混淆，是由於二者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其相似之處主要有四點，即經營者、設置目的、設置地點和經營方式都很類似。[注1]
屯田與營田雖然在上述方麵有相似之處，然畢竟是兩種不同的土地經營製度，其不同主要是組織管理係統的不同。
首先是在中央的直屬機構不同。屯田在中央的直屬機構是尚書省下的工部。如工部有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山澤、屯田、工匠、諸司公廨紙筆墨之事。可見，尚書省的工部侍郎是管理屯田的最高級官員。工部之下設屯田部，屯田部設屯田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令史七人、書令史十二人、計史一人、掌固四人，具體負責屯田之事。
然而，營田在中央的直屬機構則是尚書省下的戶部。比如唐代營田使職名前常常冠以支度或度支之名。如中宗神龍初，薑師度累遷易州刺史、兼禦史中丞，為河北道監察兼支度營田使。中宗景龍年間，韋湊拜太原尹兼節度支度營田大使。穆宗時，賀拔誌為度支水運營田使。傅孟恭充本州押蕃落及監牧副使、兼度支銀州營田使。支度使是唐代地方財政使職名稱，掌軍資調度轉輸，是支度軍糧使的簡稱。支度營田使即支度使與營田使合一。唐前期營田使名前冠以支度，表明其獨立性較強。度支是戶部下屬的四曹之一，掌管土地賦稅等事宜。營田使名前冠以度支，是因為這一時期營田使歸戶部管理。
除此之外，營田地裏的收獲物上交度支。敬宗寶曆元年，滄景節度使“元卿上言，營田收廩粟二十萬斛，請付度支充軍糧”。這也是因為營田歸屬戶部。
其次，地方級管理機構也不同。
屯田在中央隸屬工部，但工部隻是總領機構；屯田在地方上還有專門的管理機構。如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這是說，尚書省是屯田的最高管理機構，之下的機構分別有司農寺、州、鎮、諸軍等。司農寺一般管理畿內屯田；州鎮諸軍管理的是邊地屯田。
營田的地方級管理機構也因營田設置地點的不同而不同。設在京畿附近的一般由司農少卿主管。如高宗時，韋弘機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苑。設在州、軍、道的營田，則多由州、軍、道長官兼管，兼職名見於記載的有營田大使、營田副大使、營田使、營田副使、營田判官、田曹參軍事等，如韋湊拜太原尹兼節度支度營田大使。玄宗時，哥舒翰代王忠嗣為隴右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玄宗立，擢崔隱甫汾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洛陽令。大曆初，張延賞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大曆初，張鎰上奏某人為營田判官，得殿中侍禦史，權知隴州行營留後事。開元十五年，朔方五城，各置田曹參軍一員，階品俸料一事已上，同軍家判司，專知營田。
以上官職名中營田大使、營田副大使、營田使、營田副使的權利要稍大些。營田判官是營田使的下屬官員，不僅判案，還要出使綜理營田事務，是控製諸道營田、保證營田收入供應京師的主要官吏。田曹參軍事品級同營田判官，專門執掌營田事務。營田官員的設置，有的以一州、一道為單位設置，有的是數州、數道合置；至於軍中，則是根據軍中人數而定。即諸軍各置使一人，五千人已上置副使一人，一萬人已上置營田副使一人。
再次就是基層管理組織也不同。
唐代屯田的最基層單位為屯，每屯的屯田麵積大小不等，隸司農寺者，每二十至三十頃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每屯都設有屯官，每屯主一人，屯副一人，五屯則署監及丞以統之。屯主、屯副，屯監、屯丞即為屯田最基層的管理官。這些屯官多由品官擔任，一般“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並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內簡堪者充。”
營田的基層管理組織，在《長安三年三月敦煌縣錄事董文徹牒》中說：“其桑麻累年勸種，百姓並足自供。望請檢校營田官，便即月別點閱縈子及布，城內縣官自巡。”這是說營田的基層管理者在縣級有檢校營田官，在縣之下的鄉級有檢校營田人若幹。他們的職責主要是負責檢校核實該鄉的逃戶田地及闋職官人地，以勸人營種，勸種者納課等。
再有，督察巡視的職官也不同。屯田、營田在解決軍糧及增加國用方麵有重要作用，所以，唐朝廷對之很重視，除設置層層機構進行日常組織管理外，還會派中央級的官員不定期地赴地方巡視監督。
由於畿內屯田直屬司農寺，所以，督察官一般由司農卿和司農少卿擔任，在每年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而州、鎮、諸軍的屯田，則一般由監察禦史分掌，“若諸道屯田及鑄錢，其審功糾過亦如之”說的便是這種情況。但也不排除派其他使職督察的情況，如開元二十九年，敕新豐、朝邑屯田，令長春-宮使檢校。此外，在基層還設立過都巡倉碾河堰判官、屯田都巡使等巡視屯田的官職。
對於營田事務，則沒有常設的巡視官員，隻是在出現重大問題時，朝廷會臨時派專人巡查。如穆宗時，賀拔誌為度支水運營田使，為圖功效，虛報營田數，帝乃命主客郎中白行簡覆驗，誌不勝其懼，遂欲自裁。這裏主客郎中白行簡查驗賀拔誌營田一事，即屬臨時指派。
然而這是朝廷能夠正常行使職權的情況下，實際在黃巢之亂後，朝廷行使職權的範圍小了很多。譬如李曜這個河中節度使下，屯田、營田的收入，已經完全不向朝廷上繳，朝廷自然也不會免費派人幫他來管理，因此那批中基層的官吏雖然仍在，但事實上已經並不向朝廷述職，而是直接對節度使府負責。換句話說，這些屯田、營田，都歸河中節度使府“自負盈虧”。
後世對這種情況的處理態度很簡單：國家財政補貼。換句話說就是拿工商業的利潤來補貼農業生產。但是目前有兩個問題：一是工商業方麵現階段投資很大，而收益暫時還拿不到；二是補貼的方式，是直接補貼錢，還是以減稅來變相補貼。
李曜於是道：“逃走的不必強抓了，將剩下的田地重新分配，現在剩下多少戶，就分多少戶，按戶平均分配。”
張全義微微一怔：“會不會多了些？現在逃掉的約莫占了全額兩成，這樣一分……”
李曜擺手道：“無妨。”
張居翰則皺眉道：“人手少而田地廣，若是他們種不了這麽多地，怎麽辦？”
李曜道：“改變征稅辦法，降低稅率，而後多出來的糧食，全歸他們自己，節帥府不再額外征收。”
張居翰二人吃了一驚，張居翰道：“節帥這辦法，於民固然有利，但這般下來，軍府所得糧食隻怕不夠啊。”
李曜道：“無妨，幾大水利工程開工之後，河中的水利建設便不比以往，似去年大旱那般的兇年，我河中也就不至於顆粒無收。另外，農業司正在研究幾種改進型的農具，一旦成功，對於節省人力資源，也是有幫助的。至於軍府所得糧食會不會不足，此前農業司方麵也曾做過核算，認為我們河中現在缺的不是人口，而是耕地，隻要再開發一些梯田，在一些不適合種糧的土地上種植一些其他作物，糧食本身並不短缺。事實上，某如今更關注的是糧食的轉運調撥，軍府一旦作戰，糧食在轉運調撥中的損耗實在太大了。”
李曜最後這句話是古代社會的一個實情：光有糧食不夠，運輸才是這個時代的大問題。
一般認為，商品構成及其流轉距離，是衡量古代不同曆史時期商品交換水平的兩個重要尺度。商品構成如果包括更多的生產資料和日常生活必需品在內，而且其地區間的流轉距離加大，無疑標誌著商品交換規模的擴大和商品經濟水平的提高。其中，糧食的長途販運格外關鍵。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引用漢代諺語曰：“百裏不販樵，千裏不販糴。”表明漢代人已經認識到糧食長途販運的距離與其商業利潤之間有一定的數量製約關係。
李曜搞供銷出身，當初他所在的那家大型國有企業的貨物運輸也權操其手，他甚至還去進修過一段時間，其中有一名教授上課時就從古到今地分析過商品運輸。那位教授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糧食長途販運現象比前代增多，並以此作為當時商品經濟發達的一種表現。可惜那節課畢竟是麵向現代，那位教授也隻是隨口說了一下古代的情況，其所論未能注意區分糧食長途販運的水運距離與陸運距離的不同，有欠深入。其實，沈約在《宋書》中曾經指出：“千匹為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為市，未易於越鄉。”可見南朝時糧食作為比較笨重的商品，要進行大量的交易已非易事，若要從陸路進行長途販運，其難度更大。這是後來李曜在閑暇之時所了解到的。
至於漢唐間大批糧食的長途運輸，往往以水運為主。然而，糧食若作為商品進入市場，要最終實現銷售，陸路運輸又不可或缺。因為河川畢竟有限，無法四通八達。即使是水運到商品集散地，還須靠陸運才能散泄到星羅棋布的城鄉糧食市場。所以，中國古代兩地間的糧食陸路販運距離的遠近，關係到對當時糧食流通範圍乃至對當時商品經濟水平的估計。李曜到唐代之後，沒多久就開始負責轉運事宜，因此對這其中的損耗頗為心驚，現代人習慣了現代化的運輸手段，再迴頭看古代的糧食運輸損耗，格外地震驚，他曾擬就唐代糧食陸路長途販運的距離試作量化研究，時或兼及水運距離，後來事務繁忙，便將這件事交給了陸運司和水運司，由他們去做計算，還真得出了結果。不過兩司的計算是根據《九章算術》的算法算出來的，而那種表述方式李曜十分的不習慣，因此他私下仍然將其改換成了後世所學的模樣，用英文字母來代替，然後將之核算了一次。
其實製約唐代糧食陸路販運距離的經濟因素，可分為糧食銷售價(p)和糧食經營成本(c)兩方麵。而糧食經營成本包括糧食收購價(c)、運輸費用(tf)、商稅(t)、途中貨物寄存費用(sf)等各項。其中運輸費用一項，唐人稱為“腳直”。李曜查閱《史記·貨殖列傳》，發現漢代商業利潤平均為成本的20％，而唐人也有商人追逐什二之利的說法。他自己的計算即取為一個參數。因此，商人長途販運糧食時，其期望的銷售價與經營成本的關係用公式可表示為：
p＝c＋0.2c＝c＋tf＋sf＋0.2c
在正常情況下，商人長途販運糧食的經營成本要多少？
首先，關於腳直。其中已包含照管所雇車馬驢等的人手雇直、車損、馬料、食宿等各種費用在內。《大唐六典·度支》對天下舟車水陸運輸的腳直有明確規定：
“凡天下舟車，水陸載運，皆具為腳直。輕重貴賤，平易險澀而為之製。河南、河北、河東、關內等四道諸州，運租庸雜物等腳，每馱一百斤一百裏一百文。山阪處一百二十文。車載一千斤九百文。黃河及缺水河並從幽州運至平州，(每十斤)上水十六文，下六文。餘水上十五文，下五文。從澧、荊等州至揚州四文。其山孤險難驢少處，不得過一百五十文。平易處不得下八十文。其有人負處，兩人分一馱。其用小舡處，並運向播、黔等州及涉海，各任本州量定”。
而據李曜現在的了解，至少當前北運，實際是每鬥300裏50文，也就是每千米折約6.25斤，則北運斛鬥費用高出《大唐六典》所定車載腳直兩倍多。
如果說朝廷方麵，官方腳直依然按《大唐六典》規定執行。比如德宗時，從淮南轉運諸州米至東渭橋，每鬥船腳約用錢200文。若按鬥米折6.25斤計算，從淮南至東渭橋的水路裏程約2500餘裏，設若以《大唐六典》規定的水運腳直計算，其運費約為230餘文。可見，《大唐六典》諸規定至少在德宗朝基本上仍在沿用，而且直到開成年間，仍是如此。開成四年(839年)四月七日，圓仁由心淨寺至縣城，官家出麵為其雇驢，20裏路計驢功20文，即百斤百裏百文。
然而各地民間腳直與官價差別就很大了。開成四年四月七日，心淨寺寺主為圓仁雇驢三頭，騎之發去，驢一頭行裏，功錢五十文，三頭計百五十文。折算成百斤百裏250文。高出官定腳價150文。不過據西去開拓商貿的一批軍械監商隊迴來說，在敦煌，驢駝的腳直卻比較低廉。這個李曜倒是理解，去年，平康鄉百姓馮文達奉差入京，雇八歲黃父駝1頭，雇價準絹5疋。敦煌距京師3650裏，假定駝日行70裏，僅路途往返便需104天，若按日絹3尺的官定雇直計算，雇價絹為312尺，折約8匹。高出實際雇價2至3匹。若實際雇駝價未含駝料價，以駝日給鬥菽為準，往返所需駝料為10.4石。敦煌絹1匹，斷價22碩。從敦煌至京師的雇駝價是5.5至6.5匹絹，低於官定腳價。這種差別，李曜為圖方便，當然不可能算得那麽清楚，便偷懶以價格還算適中的官定腳直作為民間腳直的參數。
其次，關於商稅。大唐前期長期未開征全國性的商稅。到天寶年間，始開征市肆之稅，即《唐會要·太府寺》記載的“除陌錢每貫二十文。”征收的商品交易稅為五十稅一。唐後期，兩稅法規定的商稅為三十稅一。李曜對比後世的經濟情況之後一直認為，這農稅應該降低，而商稅還要提高。
再次，關於途中的貨物寄存費用。長途販運若超過一天的行程，商人必須宿店停貨，就發生貨物寄存費用，唐代稱為邸直。但是有較大一部分是免費的，所以李曜在計算時暫未計入經營成本。
最後，是糧食收購價。這個東西是漲跌幅度差距最大的(無風注：本書初期就有提及)。而李曜隱約記得後世全漢升的《唐代物價的變動》一文把唐代物價變動分為七個階段，即唐初物價的上漲，太宗高宗間物價的下落，武周前後物價的上漲，開元天寶間的物價下落，安史之亂物價的上漲，兩稅法實行後物價的下落和唐末的上漲。由於安史之亂，唐末兩個時期受戰亂影響，糧價之高過於異常，不符合一般價格變動規律，故他在計算時不予涉及，隻選用比較正常的太宗高宗時期、開元天寶時期、兩稅法實行後這三個階段的糧價，作為參數。按說他應該選唐末時期，但他算這個東西的目的是弄清損耗比，以及可能獲得的利潤比，像他現在所處的這種時代，時漲時落，以他的數學能力，是沒法計算的，隻能作罷。
於是，他假設唐代糧食陸路長途販運的距離為x，水運距離為y，即可利用兩地糧價高低之差，考慮商人的一般經營成本和平均商業利潤，從而估算出x與y的數值。
第一“題”，貞觀十五年，米每鬥值兩錢；貞觀十六年(642年)，米鬥值5錢，尤賤處，計鬥值3錢。因鬥米約重6.25斤，百鬥米重625斤。假定販運百鬥米，以法定腳直為準，則其車載腳直約為百鬥每裏6文，水路沿流約為3.75、3.13和2.5文；在兩地糧價差僅為3文時，求陸路糧食販運距離x的計算式為：
5x100：2x100＋6x＋(2x100＋6x)x2／10
x≈36裏；
水路販運最遠距離y可達：
5x100＝2x100＋2.5y＋(2x100＋2.5y)x2／10，y≈87裏。即在糧價相差3文的情況下，要保證有所贏利，糧食水陸販運的最長距離均不過百裏。其中，購買糧食成本占40％，陸路運輸費用約占43.2％，水路運輸費用約占21.9％。
第二“題”，高宗永淳元年(682年)，關中饑饉，米鬥300。五月乙卯，關中先水災，後旱煌，米鬥400。若按上述方法計算，假定它州仍豐收，糧價為鬥米5文，在兩地糧價差為295文情況下，糧食陸路販運距離x可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