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中隻有玄宗原來還比較英明，開元之時亦頗思有所作為，可惜不久即沉溺酒色，驕奢淫佚，醉生夢死，天昏地暗，大唐的統治基礎被他斫喪殆盡。其餘更都是逆來順受，忍辱偷生，委曲求全，以苟延殘喘，更談不到施展韜略、有所作為了。就連憲宗，也隻是相對多了幾分手腕，而並未有真正的大局意識。其實這種情況，在前後各王朝中，都是不多見的。所以他一直認為，至少在這個方麵，唐不僅不能與漢比，甚至不能與被它推翻的隋朝比。
隋雖是一個短命的王朝，前後兩代不過三十七年，但卻為後世建立了不朽的功勳，留下一份為利無窮的寶貴曆史遺產，至今猶在放射著耀眼的光芒——那就是大運河。大運河在全國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所產生的影響之大是無可估量的。而號稱盛世的唐朝，卻舉不出有任何巨大厲史意義的成就。所以，從形式上看，唐朝的疆域比前漢大，是一個威震遐邇的大一統帝國，在原先的曆史上，大唐立國長達二百八十九年，比前漢王朝還多七十五年。然而它的內容卻是空虛的，終唐一代，沒有在這一方麵做出有任何曆史意義的重大貢獻，曆屆帝王除一二開國之君外，都是些沒有多大作為的庸碌之輩，既不能為民興利，也不能為民除害，即使問題擺在眼前，也同樣是不聞不問。象這樣的無所作為，在前後曆代王朝中實是少見。
對一向被譽為盛世的唐朝作如此貶抑，並非李曜對這個王朝有什麽成見，相反他是對大唐很有感情的，但也許是愛之深、責之切，因此他見到大唐的弱點之後，就越發希望使之改變，而他的這個觀點，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有充分根據的。
在李曜看來，古代社會裏，農業當然是最主要的一個生產部門，所謂經濟是一切社會關係包括政治關係和意識形態的基礎，實際上就是農業在這一切關係中起決定作用。例如“三河”地帶之所以成為中國古代燦爛文化的發祥地，數千百年以來一直是一個統治中心——即所謂“都國諸侯所聚會”、“七十九代之君俱王天下”，就是因為這個地區一直是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中心，農業是決定一切的直接力量。因為農業不僅直接關係著人民大眾的生存，而且也直接關係著“都國諸侯”的存亡，所以一個國家的農業興衰，就直接表現為人民的貧富和國家的安危。
關於農業的這種決定一切的作用，其實古人早就認識得非常清楚，闡述得也非常明確，尤其是戰國時期的各派思想家，都紛紛從不同角度來反複中論有關這一問題的理論與經驗教訓。比如《管子》裏，就有兩段話：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凜之實，不可得也。
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製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栗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主知眾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則戰必不勝，守必不固矣。……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
李曜認為管子說得十分透徹，所謂“田野之辟，倉稟之實”，就是發展農業的兩大目標，也是充實經濟力量和鞏固國家基礎的根本大計。《管子》的後一段文字闡述得更為明確，既然“粟”直接關係著國家人民的命運，自然就不能不把“田野之辟，倉稟之實”作為治國的根本大計。因為“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彼此間的相互關係是如此直接，如此明顯，不容有絲毫疑義。
所謂“田野之辟”，就是充分利用水土資源，擴大灌溉麵積，以提高農業生產力，增加土地的單位麵積產量。水是農作物的命脈，一個朝代是否注意興修水利，是一個朝代農業能否發達的關鍵。按照李曜在後世課堂上學到的說法來講，由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經濟結構是小農製經濟占支配地位，一家一戶的小農民都是個體方式的經營，相互之間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以形成一種社會的集體力量，來興建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如開鑿人工渠道，以共同灌溉農田，用以提高土地的生產能力。所以他們隻能消極地聽任自然擺布，所謂靠天吃飯。於是朝廷這個社會上唯一的一種集體力量，就在這方麵起著決定性作用。有一個注意興修水利的朝廷，就會出現一個人給家足、經濟繁榮的時代，反之，如果聽任溝渠湮滅，水利不修，其必然來臨的，便是災荒連年，饑謹薦臻，甚至是人相食吠，白骨蔽野。
所以一個王朝對於水利是否給以足夠的關心和重視，是判斷一個主朝興衰隆替的準繩，一個能主動大興水利的王朝，必然是一個田墾、粟多、國富、兵強、戰勝、地廣的王朝。作為一個接受共產主義教育多年的國企幹部，李曜記得馬克思也曾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並作了論述，指出舉辦灌溉或排水的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職責，隻不過記不住原話了而已。
不說馬克思，就說從曆史的角度來說，如周、秦、漢都是從偏僻小國發家，其依靠的就是不斷的夯實農業基礎。有農業才有人口，有人口才有士兵，才能考慮對外擴張，這是最簡單的道理。
唐朝是漢以後在關中定都的又一個大一統王朝，雖然它開拓了遼闊的疆域，與前漢帝國的聲威不相上下，但在這個方麵，卻是一個基礎薄弱，內容空虛，名不符實的強國。它不重視農田水利，不為人民“通溝讀，畜破池”，以達到五穀豐登，人給家足。漢武帝所說的農天下之本，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的道理，似乎根本不為唐朝的皇帝、百官所理解，絲毫沒有奠立國家根本、強化政權基礎的打算。終唐之一代，沒有興建過大規模的灌溉工程。不修新渠，也不注意保持淚渠，如秦漢時代的鄭白渠，到唐時還能發揮其固有作用，朝廷不僅不加愛惜，王公權貴還肆意破壞。總之唐朝既不開鑿新渠，也不維護舊渠，對開發水利，發展農業，好象與自己完全無關，李曜對此十分惋惜。
好在大唐朝廷雖沒有進行過有計劃的水利開發，但各道州府的地方官吏偶爾還會利用本地區的自然河流，川澤、肢塘修建一些地方性的小渠，或把廢棄埋滅了的古渠故道加以疏浚修整，使之能灌溉附近田疇，這在各道州府中皆不乏其人，如此修建的小渠亦屢見記載，但是地方小渠都是修舊利廢，小修小補，而不是有計劃的水利建設，大都規模狹小，灌溉麵積不大，其利不溥，地方上雖能獲得一點收益，但對整個天下農業而言，實在無足輕重。
而且李曜覺得更糟糕的是，唐雖然繼秦、漢之後，亦定都關中，但是唐時的關中已不是秦漢時的關中，因為全國的經濟中心已經南移，關中的自然條件和經濟力量，已不足以支撐作為大一統帝國的政治中心。
首先是關中已經遭受過幾次慘重的破壞，特別是東晉十六國時期的長期破壞，破壞到“關中無複行人”，在“井埋木刊，纖陌夷滅”之後，生態平衡被徹底破壞，水上長期流失，幹早的黃土已經沙化，在土地報酬遞減現象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不斷增加的人口使土地更失去負荷的能力。故當唐在關中建都時，已明顯觀察到關中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早。這是唐在關中建都時首先遇到的一個明顯的不利條件。但是這個不利條件並不是不可改變的，因為關中是黃土高原，土層厚，土質肥沃，如果千早缺水，則風沙淋漫，穎粒無收，一旦有水灌概，仍可畝收一鍾。這樣的事實，都曆曆在目，不僅秦、漢的曆史經驗可資效法，眼前的事例尤足借鑒。
例如玄宗時期的同州刺史薑師度，“首開溝恤”，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使“由來棒棘之聽，遍為粳稻之川，倉庚有京抵之饒，關輔致珠玉之潤”。玄宗特下詔褒美，但卻不把這個成功經驗加以推廣。可知唐朝並不是真正重視這一成功經驗，更不準備走自己發展經濟的道路，而是把自己政權的立足基礎——實際上也是自己的生存依據，仿佛孤注一擲般完全放在“歲潛東南之粟”一著上，竟然沒有注意到江淮漕運是不可靠的，以此為國策，實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因為唐都關中，江淮槽運不能直達，漕運全程，明顯地分為三段，隻有大運河一段是暢通的，後兩段、特別是最後一段是極端困難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唐朝把自己的立國基礎和生存依據放在這樣一個不可靠的漕運上，這就鑄定了唐朝必然是一個基礎脆弱，隨時可能傾覆的政權。
這些東西，原本都是李曜穿越前偶爾涉獵得來，而穿越之後因為切身體會，才真正開始仔細思考的。如今身為河中節度使，心中又有更加遠大的理想，對於這些國家建設之類的事情，也就考慮得更多、更廣。他覺得一個王朝沒有自己的富國、利民、長治、久安之策，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就地發展經濟，以奠立一個地辟、粟多、國富，兵強、戰勝、地廣的鞏固基礎，特別是當遭運已經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朝廷的存亡已經遇到嚴重危脅，而仍然不肯改弦易轍，速謀自救之道，仍然死抱著錯誤政策不放，這是使人費解的。
例如大運河雖然可以暢通，但運輸卻曠日持久，史稱：“江南漕船以歲二月至揚州，入鬥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注，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門，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舟楫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這說明黃河能夠航行的時間是很短的，沉溺損耗是很大的。黃河運程到三門而止，三門之險是全部運程的一個最大障礙，在此時的技術條件下，由黃河越三門而進入關中水係是根本不可能的。
朝廷對這個倒是曾經進行過不實際的改進計劃，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什麽辟高山，易堅石，以另辟新渠，所謂“辟三門之嶺，逾岩險之地，傅負索引艦，升於安流”，結果是徒勞無功，岩險之地不能逾越，不能用人力負索把潛船升於安流。不得已在三門置倉，將槽糧搬入倉中，改由陸運，用大車運至渭濱，再轉槽京師。道路之梗阻，運腳之高昂，沿途之損耗，丈骨之盜竊，損耗驚人，當時有“用鬥錢運鬥米”之說，以如此高昂之代價，曠日持久，運到京倉時已所餘無幾，遠不足以滿足需要，朝廷不得已每年須以大部分時間移駐東京(洛陽)，即將整個朝廷搬往洛陽以就食。洛陽地濱黃河，漕運雖然艱難，但遭船畢竟可以直達，比西京長安略勝一籌。裴耀卿在評論漕政時曾指出：
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僥遇水早，即便遺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凜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槽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幼勞，皆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
僅此一說，就已充分說明完全仰賴漕運是危險的。
唐朝以高昂代價維持江淮漕運，而江淮消運並不能保證永久暢通，因大運河的較長一段位於河南，而且是運河的關鍵部分，是運河轉入黃河的樞紐。然而中原是兵爭之地，一旦中原有事，運河即被切斷，如安史之亂時，中原為主要戰場，兵荒馬亂，淮、汴梗阻，運道斷絕，唐朝立即陷入絕境，因失去了江淮財賦，就失去了活命之源，朝廷地位，岌岌可危，在萬分危急之中，不得已而改變航道，遭船改由長江溯漢水北上，運抵漢中，然後再改由陸路運往京師。這完全是一種饑不擇食的救急之策，不得已而為之，因陸路車載，途程遙遠，道路崎嶇，腳價更為高昂，沿途損耗更為浩大，而且曠日持久，緩不濟急，以致京師米價爆貴，軍民乏食，太倉空虛，宮廚斷糧，連皇帝後妃也差點成為餓殍。為了活命，遂迫使蜀中人民按穗以供。情勢竟如此危急，這時唐朝的命運實己不絕如縷。
但是像這樣的危急情勢，在唐朝並不是偶然一見，而是屢見不鮮。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不斷稱兵，漕運常被切新，朝廷對此束手無策，皇帝悶坐宮中，望眼欲穿地在坐等漕糧的到來，此外即無所作為。李曜是怎麽也沒有想明白：一個王朝本應立足於自力更生，應當自己動手，開發農田水利，生產一部分或大部分衣食之源，而不能依靠從外地征調而來，何況運輸這些征調之物又非常不可靠，至多以之作為補充，而不能作為全部生存依據。然而唐朝恰恰作了這樣一個錯誤決策，而且是一成不變，盡管事實已經一再證明江淮運不可靠，因航道不能改變，三門之險不能逾越，縱使以劉晏之能，他雖然作了最大努力，但所能改變的隻限於管理槽政的行政效率，罷掉了貪汙無能的經手官吏，使浪費損耗為之大減，但對於運道的艱難險阻仍一籌莫展。事實上，誰也不能改變根本不能改變的自然條件，就算讓多了一千多年曆史智慧的李曜來辦，他也辦不到。
唐朝的十幾代皇帝對此皆無動於衷，仍然要坐待東南之采，不謀自救之道，寧作餓殍，也不肯改弦易撤。結果，王朝虛弱衰敗到不堪一擊，四方一有風吹草動，皇帝就倉皇出逃，歸根結底，就在於現在的關中不能自給自足。
李曜不希望千年後的關中仍然要成為自己那個時代的“黃土高原”，同時也希望將來的關中能恢複生機，因此在現在就開始格外關注水利工程建設，在河東軍械監時期，就做了一些安排，如今則是時候將當時積累的經驗拿來，進行更加細致的改進和實驗了。
李襲吉這時已經明白李曜的意思，略微思索道：“無妨，隻須讓張全義負責大局，至於細務，不是還有軍械監水利司麽？這可就要看張掌監(河中軍械監掌監張敬詢)如何配合了。”
李曜輕輕點頭，道：“某欲辟舉張全義為河中觀察副使，可道，你來草書……襲吉先生，此事還要勞駕你去知會敬詢。”
李襲吉收起笑容，拱手道：“明公放心，某自省得。”
第210章 力挽天傾(廿七)
“明日一早，某便要迴長安了。”
河東節度使府，崇賢院花園之中，王摶一邊散步，一邊對身側落後一步處的王笉說道。
“是，叔父。”王笉靜靜地應了一聲。
“說說看，為何忽然改變主意，入股這麽一大筆錢。”王摶的語氣也格外平靜。
王笉的腳步微微一滯，道：“奴以為，入股東升新城，於我王氏，確有大利。不光是在錢財上有利，同時也能進一步夯實與河中乃至河東的關係。”
王摶沉默著，緩緩走出十餘步，忽然道：“那個廬陽縣主楊潞，你擔心她？”
“叔父說笑了，奴擔心她作甚？”王笉立刻迴答。
王摶輕哼一聲：“早叫你恢複了女兒身裝扮，你偏要擔心那些有的沒的。你男兒裝束時，李正陽與你是朋友，你女兒裝束時，他就不能與你是朋友了？你既然堅信他是實誠君子，又何必在這上麵多慮！”
他似乎微微歎了口氣，頓了頓，又道：“如今時間拖得久了，你再要去捅破這層窗戶紙，反倒麻煩了。而且，某瞧著那楊家娘子對李正陽隻怕也頗有好感……某聽說這女娘在外時間長，又是暗中做細報之人，形形色色哪種男人未曾見過？但越是這種女子，一旦動了心，卻又格外固執，偏偏她那耶耶對她又寵信得很，那萬一她真要是有了這份心思，她耶耶從淮南河東之關係考慮，恐怕多半就會順水推舟，暗示李克用去聯這一姻。到了那時，事情就不好辦了。嫣然呐，我王家縱然能幫李克用穩定河東根基，甚至在士林中改善名聲，可在他那等人心中，卻是未必比淮南十萬披甲有用……你這一拖年餘，已經快要失了先手了。”
王笉微微張了張嘴，又緊緊抿上，過了半晌才道：“奴既答應正陽兄主持河中醫學院，總不能以假麵目示人，本就是要恢複女兒裝扮的，隻是……”
王摶微微皺眉：“你這孩子，什麽都好，就是顧慮忒得多了……又隻是什麽？”
王笉歎道：“陛下敕令正陽兄迎駕，如今卻又被韓建請去了華州，但近日河中各軍連番嚴訓，顯然在為迎駕做出準備。而與此同時，河中節度使府其餘事務也同樣一件都不曾落下，工、農、商、兵，那一處沒有大動作？正陽兄雖是千年難遇之奇人，怕也分身乏術，疲不堪言，奴此時前去自承乃是女身，豈非給他亂添麻煩？”
王摶忽然站住，轉頭道：“此時你怕給他添麻煩，某隻怕今後你想給他添麻煩，都沒有機會了。”說罷也不管王笉如何應答，竟然徑直去了。
王笉怔怔站立當場，細細思索迴憶方才李曜與楊潞一舉一動的每一個細節，好半晌之後，才微微搖了搖頭，轉身往自己小院去了。
楊潞迴到河中節度使府理賢院時，天色已然不早，好在節帥府規矩嚴格，似楊潞這般貴客，其膳食整日都有準備，竹韻與荷香兩名貼身侍女命人將飯菜承上，服侍楊潞用罷。楊潞忽然問道：“某來這些日子，下麵的人居然不能弄清旁邊崇賢院裏那叔侄二人的身份，以至今日某本欲使李正陽承我一份大大的人情，卻不料半路殺出個太原王氏與我抬價，弄得功虧一簣……有此可見，妙坊在河中，根基仍是太淺。”她微微一頓，問道：“你們二人誰願主持蒲州之細報？”
竹韻與荷香對視一眼，齊齊搖頭：“奴隻願長隨縣主身側。”
楊潞蹙眉道：“獨掌一坊，每年過手的錢財不下十萬貫，數年之後，又可由某為之物色好人家許之，妙坊中多少小娘願意獨掌一坊，你二人竟然不肯？”
二女同時跪下，道：“奴婢侍候縣主經年，實不願分別。”
楊潞見二女如此，也不禁心中一軟，歎道：“罷了，不願便不願吧，蒲州妙坊主事之人，某再物色遴選便是。”她說完，忽然眼珠一轉，閃過一絲狡黠，笑道：“你二人早已知道，李使相便是當日的王照，那日在來蒲州的路上又聽了戴判官的那番話，是以心中打了小算盤，想隨某一同進這節帥府為女主，是也不是？”
楊潞與王笉不同，畢竟是掌握淮南情報機構之人，特別是身處青樓日久，對於這種話，雖然當著戴友規這等身份特殊的年長男子時仍有些不自然，但對自己的貼身侍女說起，卻是毫無顧忌，竟然說得如此直白。
竹韻荷香二女麵色微微有些不自然，隻是低著頭。楊潞哂然一笑，擺擺手：“怕什麽？倘若日後真有那麽一天，你二人隨我同入此門，卻不失為一樁好事。”
二女見她將話說到這般地步，隻得忍著臉紅道謝。楊潞卻又道：“不過，此事戴判官卻未曾處理妥當，怕是還有些波折。”她皺著眉頭道：“戴友規辯才雖已冠絕淮南，可到了李正陽麵前，仍是略遜一籌，被他一番說辭下來，連……那件事都沒有真個說明，隻是旁敲側擊提了一下，李正陽也不知是裝傻充愣還是怎的，偏是不接話茬，真是氣煞我也！”
二女忍不住同時噗嗤一笑，竹韻道：“縣主何必著急，奴家聽說當日李使相曾有一詩《讚霍驃騎》，怕隻怕這位使相郎君如今根本未曾想過這些事兒，戴判官既然不敢直言，他哪裏能一下子便聽得出來？大蟲也有打盹的時候，李使相雖然料事如神，也未必恰巧就能想到這上麵去呀。”
荷香也道：“正是，縣主，您要是急著來蒲州為女主，還是要自個想些辦法才是道理。”
楊潞聽得連連點頭：“不錯，不錯，還得靠我自己想辦法……嗯？你竟敢套我的話！”她佯怒道：“我偏不急，讓你們兩個自去思春，哼！”說罷起身，拂袖便往內堂去了。
荷香掩了掩嘴，小聲道：“竹韻妹妹，你說……縣主不會真就不提這事了吧？”
竹韻無奈地白了她一眼，道：“荷香姐，你比縣主還小著一歲，你都急了，縣主能不著急？你隻管等著好消息便是了。”
荷香鬆了口氣，忽然有些羨慕地道：“妹妹最小，難怪不著急。”
竹韻搖頭歎道：“奴家隻是明白，這事啊……輪不到咱們來急。”
兩個小妮子說悄悄話的時候，李曜仍在白虎節堂偏廳接見聽到李襲吉傳話後前來拜訪的張敬詢。
“水利工程方麵，倘若要興這三大工程，隻怕不僅要河東軍械監大力襄助，而且我河中軍械監還需延攬人手。”張敬詢年紀不過三旬上下，微黑有須，清瘦精幹，說到此處，微微一頓，補充道：“如今我河中軍械監自上而下，以河東為範進行了‘改製’，但各司都還隻是搭了個架子，人手遠遠不足。譬如水利司，河中軍械監水利司常員三百一十七人，各自負責規劃、技術、選材、監督等各方麵，而到工程進行之時，其為之效力的番戶、雜戶、工匠、丁夫足有數千乃至數萬之多，我河中如今卻哪有這般基礎？節帥，如今河中軍械監水利司，常員不過二十九人，除開司長一人、副司長兩人、財務總監一人和工程總監一人之外，其餘辦事各‘處’，每處隻剩三四人，這三大工程要幾乎同時開工，他們就是一個人劈成兩半，也做不成啊。更別說番戶、雜戶、工匠、丁夫等，我河中哪有河東充足，這三大工程便是隻開一個，怕也很難按期按質完工……以上種種，還請節帥明鑒。”
李曜眉頭深皺，右手食指輕輕敲打著麵前的橫案，輕聲道：“人手問題，待某想想。”張敬詢點頭，小聲應了個：“是。”
李曜此前在河東軍械監時，對於人手問題的確沒有太過擔憂，但河東與河中的確頗有差別。不論河東還是河中，軍械監的人力資源都受到整個大唐朝廷製度的影響，大唐的官府手工業勞動力組成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因犯罪而成的官奴婢和刑徒、流徒；另一部分是征自民間的各類工匠和丁夫。朝廷對這兩部分人的役使和管理有一套成熟的辦法。凡犯謀反和謀大逆的人，其家庭男女老幼及奴婢一律籍沒入官，統稱官奴婢。其中有伎巧者各從其所能，散配諸司勞作，婦女工於縫巧者沒入內侍省掖庭局，剩餘無伎能者統配司農寺，由司農寺再視具體情況散配諸司雜作。遇有皇帝赦宥，官奴婢可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官奴婢、番戶、雜戶皆當色相婚，不得逾越。
官奴婢常役無番，番戶一年三番，雜戶二年五番，番皆一月。除從事官府手工業的生產勞作外，還從事建築、苑囿、蔬菜種植、家畜飼養等業，這看朝廷如何調撥。朝廷對官奴婢、番戶、雜戶立有專門的戶籍，由役使諸司和尚書省工部之都官司共同製訂管理。
根據有關格式條文，每年正月，役使諸司要將本司官奴婢、番戶、雜戶等以類相從，造籍二通，一通報送都官司，一通留存本司。到了十月，諸司再將本司官奴婢、番戶、雜戶中黃口以上者“並印臂送都官[司]閱貌”。都官司則要“條其生息，閱其老幼而正簿”，並關牒尚書省戶部之金部、倉部，撥給諸司官奴婢、番戶、雜戶以必要的衣食供應，以保障他們幾乎無償地為官府勞作。至於刑徒，是因犯罪被判徒刑之人，流徒是因犯罪被判流刑之人。
《大唐六典》載：“其應徒，則皆配居作。”其注文曰：“在京送將作監，婦人送少府監縫作。外州者，供當處官役，及修理城隍倉庫，及公廨雜使。犯流應任居作者，亦準此，婦人亦留當州縫作及配舂。諸流徒罪居作者，皆著鉗，若無鉗者，著盤枷，病及有保者，聽脫，不得著巾帶。每旬給假一日，臘寒食各給二日，不得出所役之院，患假者倍日役之。”很顯然朝廷對刑徒、流徒的役使更為殘酷，管理更為苛刻，刑徒、流徒的處境更加艱難，其勞作更加具有無償性。
當然了，官奴婢、番戶、雜戶及刑徒、流徒人數較少，不是官府手工業的主要勞動力。主要勞動力是朝廷根據需要從各地征調的各類工匠和丁夫。大唐雖然風氣之開放冠絕古時各朝，但仍實行劃分士農工商四民界限的政策，朝廷對民間工商業者立有專門的世襲匠籍。《大唐六典》所雲“工商皆為家專其業以求利者”，《尚書工部·總括》所雲“工巧業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後，不得別入諸色”的規定，證明了大唐匠籍確實存在。
匠籍則按照工種不同而分類編製，載明各工種工匠的人數和人名，每三年一造，縣以籍成於州，州成於尚書省，由尚書戶部總而領之。通過縣州造籍，戶部總領，大唐朝廷對各地工匠建立起詳備的檔案資料。匠籍而外，在工匠的組織方式上，朝廷又按地區進行劃分，對工匠實行類似於對府兵的編製管理，即所謂“凡工匠以州縣為團，五人為火，五火置長一人”。團設有團頭；團頭、火長一般由朝廷指派，對朝廷負責。在工匠的征發和役使上，朝廷根據需要，按籍索匠，直接下帖於團頭，團頭則督率團內工匠應時而作。
若稽留延誤，法律上有明確的治罪條例，即“丁夫雜匠，被官差遣，不依程限而稽留不赴者，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而將領主司(謂親領監當者)則罪加一等，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朝廷“少府監匠，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人，將作監匠，一萬五千人”，即是“散出諸州，皆取材力強壯，技能工巧者”，亦即征自各地民間，而且工匠“不得隱巧補拙，避重就輕”。
丁夫的征發與役使略同於工匠，為方便起見，朝廷以戶為單位編製有專門的差科簿。被征發到各類官府手工業機構中的工匠在朝廷官吏的嚴格管理下，按照有關規章具體勞作。在《大唐六典》明確規定：“凡教諸雜作，計其功之眾寡與其難易而均平之，功多而難者，限四年三年成，其次二年，最少四十日，作為等差，而均其勞逸焉。”其注文曰：“凡教諸雜作工業，金銀銅鐵鑄閽滹未盹擼所謂工夫者，限四年成，以外限三年成，平慢(漫)者限二年成，諸雜作有一年半者，有一年者，有九月者，有三月者，有五十日者，有四十日者。”對不同的役作項目的完成時間有著明確的規定。
對工匠的技術培訓及役作的宏觀管理也有著嚴格規定：“鈿鏤之工，教以四年；車路(輅)樂器之工，三年；平漫刀槊之工，二年；矢鏃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弁幘之工，九月。教作者傳家技。四季以令丞試之，歲終以監試之，皆物勒工名。”
若工匠造作不遵章法，法律上有明確的治罪條例，具體負責監當造作的官吏也難辭其咎。《唐律疏議》卷十六《擅興律》工作不如法條曰：“諸工作有不如法者，笞四十，不任用及應更作者，並計所不任贓、庸，坐贓論減一等。其供奉作者，加二等。工匠各以所由為罪。監當官司，各減三等。”以保證官府手工業製成品的質量。在某些大型工作中，朝廷還實行工頭負責製。如武後垂拱四年修建明堂，由薛懷義“充使督作”，凡役工數萬之多，施工中“置號頭，頭一闞，千人齊和”。柳宗元所撰《梓人傳》也記載了梓人指揮群工役作的情況：對這個梓人，群工“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
這裏的號頭、梓人一類的工頭，並不是朝廷官吏，是由朝廷指定的技術方麵的負責人，剛才張敬詢提到的水利司“常員”中，就包括了這些技術人員和負責人員，隻不過在李曜改製之後，河東、河中軍械監的這類人員，已經算是朝廷吏員了。
雖然從規矩上來，朝廷的征召和管理似乎也還算合理，但事實上大唐工匠，無論是長上匠，還是短番匠，抑或是中後期大量出現的明資匠、和雇匠，一般都是以服徭役或色役的各種形式，近乎無償地為官府盡著隸屬關係之下的多種義務。朝廷雖有納資代役的規定，但往往是官樣文章，且有些工匠是不準納資代役的，《大唐六典》即規定“巧手供內者，不得納資”。總而言之，工匠和丁夫的征發役使具有明顯的強製性。
既然是有強製性，那麽地區底子越好、情況越亂、節帥越霸道的地區，工匠的獲得顯然就越方便。李曜在河東為何不為工匠著急？因為河東乃是李唐的王業之基，人口鼎盛、經濟發達、又北臨邊庭，時常有官奴婢、刑徒、流徒等入境，而節帥李克用常年征戰，使得戰亂較多，失業的流民也就越多，李曜當初征召的流民可不在少數，不光軍械監招攬了大批流民，就連他在洺州刺史任上的時候，也招攬了許多。正是托了這些“福”，當初李曜才一直不愁人手。
然而在河中則大不相同，河中這十年之中，雖然也經曆了兩場戰爭，一次是張濬討伐李克用，其中有部分戰事發生在河中境內；另一次就是這次梁晉雙方因河中軍府歸屬權糾紛導致的爭奪戰。然而這兩場戰爭都打得很快，而且波及地域很小，傷亡、破壞都不算大。特別是這一次河中爭奪戰，李曜對流民安置工作的熟悉程度不必多說，後世那麽經驗，他雖然是國企幹部，可就算是聽新聞聽到的那些處理手段，放在這個時代也完全夠用了。因此，戰亂對河中穩定造成的影響，非常之小。
除了沒有戰亂流民，河中又緊鄰京城長安，朝廷顯然不會發配多少“官奴婢”來河中軍府服役，這就又少了一批人手。也就是說，如今河中軍械監的人手，除了河中軍械監本有的那批人，以及李曜金蠶脫殼從河東軍械監調撥一批之外，其餘工匠的延攬全都要靠自行招募，河中農業、商業都比較發達，大多數人隻要能活下去，自然不肯去做工匠。
李曜皺著眉頭，問道：“河東軍械監原有的獎懲製度可曾在河中施行？”
張敬詢拱手道：“各項製度都已蕭規曹隨，嚴格執行。”
李曜眉頭皺得更深了，想了想，又問：“宣傳隊可曾對此有過覆蓋式宣傳？”
張敬詢微微一歎：“此事是馮書記(指節帥府掌書記馮道)一手督辦，宣傳組的那些寒門學子著實是將大大小小的村寨都跑遍了，可效果卻……不盡如人意。”
李曜以手扶額，一邊思索，一邊問道：“依你之見，這是為何？”
張敬詢道：“某以為，河中與河東不可同日而語，河東戰亂頻仍，在節帥出任掌軍械監前，民生日漸凋敝，因而軍械監給出的工錢會顯得頗高，各項發明、攻關的獎勵更可使人一夜暴富，因此河東失產失業之人競相湧入。而河中則因為戰亂甚少，局勢平穩，民間頗有餘才，百姓大多能安居樂業，自然不願放棄本行，來軍械監務工。”
他這番話，李曜基本讚同，中國老百姓雖然勤勞、溫馴、好統治，但也不得不說，在衣食無憂、生死不愁的情況下，其中大部分人都有一種不願嚐試新事物或者新工作的惰性。從某一方麵上來說，這叫沉穩妥帖、不貪功冒進，而從另一方麵來說，這就叫墨守成規、不思進取了。
但這一點，李曜認為很難改變，至少這不是他一時半會就能改變，甚至不是一代人兩代人能改變的，所以就目前而言，他隻能想辦法克服這一不利因素。
其實如果圖方便，多打仗就可以導致流民四起，但這顯然與他一貫的宗旨不符。而如果不靠戰爭，那就隻能靠製度改變，再輔以一些細微的小手段潛移默化。
李曜想著想著，忽然又覺得手頭的權力不夠用，因為如果要從製度入手，提高工匠階層的社會地位、日常收入，那顯然需要中央權力，這不是一個河中節度使可以辦到的。
大唐官府手工業的管理經營，李曜穿越前了解很少，穿越後因為掌握軍械監，才逐漸明了。朝廷在手工業問題上，其行政管理係統方麵，既有負責政令製定與計劃下達的尚書省工部這一中央最高政務機關，也有負責落實政令和實施計劃的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等中央事務機關，又有具體組織生產的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左校、右校、中校、甄官、甲坊、弩坊等署及百工、就穀、庫穀、斜穀、太陰、伊陽、諸冶、諸鑄錢等監，還有中央和內廷的其他一些機構及地方朝廷的許多機構，上上下下構成了從中央到地方龐大的多層管理體係。
這一體係的各級機構均由朝廷官吏掌握，是大唐政治體係的重要組成方麵，相比各節鎮的軍械監，它的建置更加全麵，製度更加完善，上下級機構間的隸屬關係清楚，分工明確，職責具體。用後世的話來說，這就是典型的封建官僚管理體製，也是漢代以來官府手工業製度的新的發展。官府手工業由朝廷直接管理經營，政治權力支配幹預生產是其最基本的特點。當然在藩鎮日漸勢大之後，這一體係基本上已經很難直接管轄到地方，如果按照後世的習慣來劃分，這中間除了行政部分之外，其餘大小作坊的實體，基本相當於後世中國的“央企”。
為何說央企？這些生產實體在管理上有龐大的行政官僚體係負其責，而經營上則以朝廷的統治為基礎，保證了官府手工業在大唐整個手工業結構中處於主要的和支配的地位，民間手工業隻能處於次要的和服從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的發展形態。與門類眾多，規模龐大的官府手工業相比，處在大唐朝廷統治之下的民間手工業時常遭受盤剝，始終被限製在狹小的範圍內，以被扭曲了的形式運轉，無法正常發展，新的生產方式也難以從中產生與成長。
李曜作為後世國企的中高層管理人員，自然非常清楚“官辦”的優勢和劣勢，其實他一直是主張民用產品全部放手，政府或者說朝廷隻控製一部分事關國家安全的關鍵項目的。在目前的大唐，他覺得能夠控製武器製造，以及糧食和鹽的大批調動基本就夠了，隻是眼下國家處於實際上的分裂狀態，因此構想歸構想，還不能實施。
但也許是為了證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正確性，遠慮他沒辦法解決，近憂已然產生。發展必然需要人力，而河中軍械監卻招攬不到足夠的人力。那些家中養不活的孩子，其父母寧可他們去應募為兵，也不讓他們去做工匠，倒不是因為當兵的收入高過工匠，也不是因為工匠的工作危險性居然能超過士兵，而是因為……工匠地位太低。
“匠籍……”李曜喃喃念了一聲，忽然抬頭問道：“若我河中廢除匠籍製度，敬詢，你看如何？”
張敬詢大吃一驚，忙道：“萬萬不可！”
李曜皺了皺眉：“為何？”
張敬詢雖然能看出李曜對這一迴答的不滿，卻仍堅持道：“節帥天下名士，如何會作此想？欲為此事，隻怕節帥須以一人之身，而逆朝廷以及天下士林。”
李曜心中也是一驚，暗道：“有這麽嚴重？”麵上卻是不動聲色，問道：“何以見得？”
隋雖是一個短命的王朝，前後兩代不過三十七年，但卻為後世建立了不朽的功勳，留下一份為利無窮的寶貴曆史遺產，至今猶在放射著耀眼的光芒——那就是大運河。大運河在全國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所產生的影響之大是無可估量的。而號稱盛世的唐朝，卻舉不出有任何巨大厲史意義的成就。所以，從形式上看，唐朝的疆域比前漢大，是一個威震遐邇的大一統帝國，在原先的曆史上，大唐立國長達二百八十九年，比前漢王朝還多七十五年。然而它的內容卻是空虛的，終唐一代，沒有在這一方麵做出有任何曆史意義的重大貢獻，曆屆帝王除一二開國之君外，都是些沒有多大作為的庸碌之輩，既不能為民興利，也不能為民除害，即使問題擺在眼前，也同樣是不聞不問。象這樣的無所作為，在前後曆代王朝中實是少見。
對一向被譽為盛世的唐朝作如此貶抑，並非李曜對這個王朝有什麽成見，相反他是對大唐很有感情的，但也許是愛之深、責之切，因此他見到大唐的弱點之後，就越發希望使之改變，而他的這個觀點，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有充分根據的。
在李曜看來，古代社會裏，農業當然是最主要的一個生產部門，所謂經濟是一切社會關係包括政治關係和意識形態的基礎，實際上就是農業在這一切關係中起決定作用。例如“三河”地帶之所以成為中國古代燦爛文化的發祥地，數千百年以來一直是一個統治中心——即所謂“都國諸侯所聚會”、“七十九代之君俱王天下”，就是因為這個地區一直是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中心，農業是決定一切的直接力量。因為農業不僅直接關係著人民大眾的生存，而且也直接關係著“都國諸侯”的存亡，所以一個國家的農業興衰，就直接表現為人民的貧富和國家的安危。
關於農業的這種決定一切的作用，其實古人早就認識得非常清楚，闡述得也非常明確，尤其是戰國時期的各派思想家，都紛紛從不同角度來反複中論有關這一問題的理論與經驗教訓。比如《管子》裏，就有兩段話：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凜之實，不可得也。
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製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栗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主知眾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則戰必不勝，守必不固矣。……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
李曜認為管子說得十分透徹，所謂“田野之辟，倉稟之實”，就是發展農業的兩大目標，也是充實經濟力量和鞏固國家基礎的根本大計。《管子》的後一段文字闡述得更為明確，既然“粟”直接關係著國家人民的命運，自然就不能不把“田野之辟，倉稟之實”作為治國的根本大計。因為“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彼此間的相互關係是如此直接，如此明顯，不容有絲毫疑義。
所謂“田野之辟”，就是充分利用水土資源，擴大灌溉麵積，以提高農業生產力，增加土地的單位麵積產量。水是農作物的命脈，一個朝代是否注意興修水利，是一個朝代農業能否發達的關鍵。按照李曜在後世課堂上學到的說法來講，由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經濟結構是小農製經濟占支配地位，一家一戶的小農民都是個體方式的經營，相互之間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以形成一種社會的集體力量，來興建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如開鑿人工渠道，以共同灌溉農田，用以提高土地的生產能力。所以他們隻能消極地聽任自然擺布，所謂靠天吃飯。於是朝廷這個社會上唯一的一種集體力量，就在這方麵起著決定性作用。有一個注意興修水利的朝廷，就會出現一個人給家足、經濟繁榮的時代，反之，如果聽任溝渠湮滅，水利不修，其必然來臨的，便是災荒連年，饑謹薦臻，甚至是人相食吠，白骨蔽野。
所以一個王朝對於水利是否給以足夠的關心和重視，是判斷一個主朝興衰隆替的準繩，一個能主動大興水利的王朝，必然是一個田墾、粟多、國富、兵強、戰勝、地廣的王朝。作為一個接受共產主義教育多年的國企幹部，李曜記得馬克思也曾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並作了論述，指出舉辦灌溉或排水的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職責，隻不過記不住原話了而已。
不說馬克思，就說從曆史的角度來說，如周、秦、漢都是從偏僻小國發家，其依靠的就是不斷的夯實農業基礎。有農業才有人口，有人口才有士兵，才能考慮對外擴張，這是最簡單的道理。
唐朝是漢以後在關中定都的又一個大一統王朝，雖然它開拓了遼闊的疆域，與前漢帝國的聲威不相上下，但在這個方麵，卻是一個基礎薄弱，內容空虛，名不符實的強國。它不重視農田水利，不為人民“通溝讀，畜破池”，以達到五穀豐登，人給家足。漢武帝所說的農天下之本，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的道理，似乎根本不為唐朝的皇帝、百官所理解，絲毫沒有奠立國家根本、強化政權基礎的打算。終唐之一代，沒有興建過大規模的灌溉工程。不修新渠，也不注意保持淚渠，如秦漢時代的鄭白渠，到唐時還能發揮其固有作用，朝廷不僅不加愛惜，王公權貴還肆意破壞。總之唐朝既不開鑿新渠，也不維護舊渠，對開發水利，發展農業，好象與自己完全無關，李曜對此十分惋惜。
好在大唐朝廷雖沒有進行過有計劃的水利開發，但各道州府的地方官吏偶爾還會利用本地區的自然河流，川澤、肢塘修建一些地方性的小渠，或把廢棄埋滅了的古渠故道加以疏浚修整，使之能灌溉附近田疇，這在各道州府中皆不乏其人，如此修建的小渠亦屢見記載，但是地方小渠都是修舊利廢，小修小補，而不是有計劃的水利建設，大都規模狹小，灌溉麵積不大，其利不溥，地方上雖能獲得一點收益，但對整個天下農業而言，實在無足輕重。
而且李曜覺得更糟糕的是，唐雖然繼秦、漢之後，亦定都關中，但是唐時的關中已不是秦漢時的關中，因為全國的經濟中心已經南移，關中的自然條件和經濟力量，已不足以支撐作為大一統帝國的政治中心。
首先是關中已經遭受過幾次慘重的破壞，特別是東晉十六國時期的長期破壞，破壞到“關中無複行人”，在“井埋木刊，纖陌夷滅”之後，生態平衡被徹底破壞，水上長期流失，幹早的黃土已經沙化，在土地報酬遞減現象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不斷增加的人口使土地更失去負荷的能力。故當唐在關中建都時，已明顯觀察到關中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早。這是唐在關中建都時首先遇到的一個明顯的不利條件。但是這個不利條件並不是不可改變的，因為關中是黃土高原，土層厚，土質肥沃，如果千早缺水，則風沙淋漫，穎粒無收，一旦有水灌概，仍可畝收一鍾。這樣的事實，都曆曆在目，不僅秦、漢的曆史經驗可資效法，眼前的事例尤足借鑒。
例如玄宗時期的同州刺史薑師度，“首開溝恤”，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使“由來棒棘之聽，遍為粳稻之川，倉庚有京抵之饒，關輔致珠玉之潤”。玄宗特下詔褒美，但卻不把這個成功經驗加以推廣。可知唐朝並不是真正重視這一成功經驗，更不準備走自己發展經濟的道路，而是把自己政權的立足基礎——實際上也是自己的生存依據，仿佛孤注一擲般完全放在“歲潛東南之粟”一著上，竟然沒有注意到江淮漕運是不可靠的，以此為國策，實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因為唐都關中，江淮槽運不能直達，漕運全程，明顯地分為三段，隻有大運河一段是暢通的，後兩段、特別是最後一段是極端困難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唐朝把自己的立國基礎和生存依據放在這樣一個不可靠的漕運上，這就鑄定了唐朝必然是一個基礎脆弱，隨時可能傾覆的政權。
這些東西，原本都是李曜穿越前偶爾涉獵得來，而穿越之後因為切身體會，才真正開始仔細思考的。如今身為河中節度使，心中又有更加遠大的理想，對於這些國家建設之類的事情，也就考慮得更多、更廣。他覺得一個王朝沒有自己的富國、利民、長治、久安之策，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就地發展經濟，以奠立一個地辟、粟多、國富，兵強、戰勝、地廣的鞏固基礎，特別是當遭運已經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朝廷的存亡已經遇到嚴重危脅，而仍然不肯改弦易轍，速謀自救之道，仍然死抱著錯誤政策不放，這是使人費解的。
例如大運河雖然可以暢通，但運輸卻曠日持久，史稱：“江南漕船以歲二月至揚州，入鬥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注，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門，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舟楫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這說明黃河能夠航行的時間是很短的，沉溺損耗是很大的。黃河運程到三門而止，三門之險是全部運程的一個最大障礙，在此時的技術條件下，由黃河越三門而進入關中水係是根本不可能的。
朝廷對這個倒是曾經進行過不實際的改進計劃，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什麽辟高山，易堅石，以另辟新渠，所謂“辟三門之嶺，逾岩險之地，傅負索引艦，升於安流”，結果是徒勞無功，岩險之地不能逾越，不能用人力負索把潛船升於安流。不得已在三門置倉，將槽糧搬入倉中，改由陸運，用大車運至渭濱，再轉槽京師。道路之梗阻，運腳之高昂，沿途之損耗，丈骨之盜竊，損耗驚人，當時有“用鬥錢運鬥米”之說，以如此高昂之代價，曠日持久，運到京倉時已所餘無幾，遠不足以滿足需要，朝廷不得已每年須以大部分時間移駐東京(洛陽)，即將整個朝廷搬往洛陽以就食。洛陽地濱黃河，漕運雖然艱難，但遭船畢竟可以直達，比西京長安略勝一籌。裴耀卿在評論漕政時曾指出：
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僥遇水早，即便遺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凜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槽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幼勞，皆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
僅此一說，就已充分說明完全仰賴漕運是危險的。
唐朝以高昂代價維持江淮漕運，而江淮消運並不能保證永久暢通，因大運河的較長一段位於河南，而且是運河的關鍵部分，是運河轉入黃河的樞紐。然而中原是兵爭之地，一旦中原有事，運河即被切斷，如安史之亂時，中原為主要戰場，兵荒馬亂，淮、汴梗阻，運道斷絕，唐朝立即陷入絕境，因失去了江淮財賦，就失去了活命之源，朝廷地位，岌岌可危，在萬分危急之中，不得已而改變航道，遭船改由長江溯漢水北上，運抵漢中，然後再改由陸路運往京師。這完全是一種饑不擇食的救急之策，不得已而為之，因陸路車載，途程遙遠，道路崎嶇，腳價更為高昂，沿途損耗更為浩大，而且曠日持久，緩不濟急，以致京師米價爆貴，軍民乏食，太倉空虛，宮廚斷糧，連皇帝後妃也差點成為餓殍。為了活命，遂迫使蜀中人民按穗以供。情勢竟如此危急，這時唐朝的命運實己不絕如縷。
但是像這樣的危急情勢，在唐朝並不是偶然一見，而是屢見不鮮。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不斷稱兵，漕運常被切新，朝廷對此束手無策，皇帝悶坐宮中，望眼欲穿地在坐等漕糧的到來，此外即無所作為。李曜是怎麽也沒有想明白：一個王朝本應立足於自力更生，應當自己動手，開發農田水利，生產一部分或大部分衣食之源，而不能依靠從外地征調而來，何況運輸這些征調之物又非常不可靠，至多以之作為補充，而不能作為全部生存依據。然而唐朝恰恰作了這樣一個錯誤決策，而且是一成不變，盡管事實已經一再證明江淮運不可靠，因航道不能改變，三門之險不能逾越，縱使以劉晏之能，他雖然作了最大努力，但所能改變的隻限於管理槽政的行政效率，罷掉了貪汙無能的經手官吏，使浪費損耗為之大減，但對於運道的艱難險阻仍一籌莫展。事實上，誰也不能改變根本不能改變的自然條件，就算讓多了一千多年曆史智慧的李曜來辦，他也辦不到。
唐朝的十幾代皇帝對此皆無動於衷，仍然要坐待東南之采，不謀自救之道，寧作餓殍，也不肯改弦易撤。結果，王朝虛弱衰敗到不堪一擊，四方一有風吹草動，皇帝就倉皇出逃，歸根結底，就在於現在的關中不能自給自足。
李曜不希望千年後的關中仍然要成為自己那個時代的“黃土高原”，同時也希望將來的關中能恢複生機，因此在現在就開始格外關注水利工程建設，在河東軍械監時期，就做了一些安排，如今則是時候將當時積累的經驗拿來，進行更加細致的改進和實驗了。
李襲吉這時已經明白李曜的意思，略微思索道：“無妨，隻須讓張全義負責大局，至於細務，不是還有軍械監水利司麽？這可就要看張掌監(河中軍械監掌監張敬詢)如何配合了。”
李曜輕輕點頭，道：“某欲辟舉張全義為河中觀察副使，可道，你來草書……襲吉先生，此事還要勞駕你去知會敬詢。”
李襲吉收起笑容，拱手道：“明公放心，某自省得。”
第210章 力挽天傾(廿七)
“明日一早，某便要迴長安了。”
河東節度使府，崇賢院花園之中，王摶一邊散步，一邊對身側落後一步處的王笉說道。
“是，叔父。”王笉靜靜地應了一聲。
“說說看，為何忽然改變主意，入股這麽一大筆錢。”王摶的語氣也格外平靜。
王笉的腳步微微一滯，道：“奴以為，入股東升新城，於我王氏，確有大利。不光是在錢財上有利，同時也能進一步夯實與河中乃至河東的關係。”
王摶沉默著，緩緩走出十餘步，忽然道：“那個廬陽縣主楊潞，你擔心她？”
“叔父說笑了，奴擔心她作甚？”王笉立刻迴答。
王摶輕哼一聲：“早叫你恢複了女兒身裝扮，你偏要擔心那些有的沒的。你男兒裝束時，李正陽與你是朋友，你女兒裝束時，他就不能與你是朋友了？你既然堅信他是實誠君子，又何必在這上麵多慮！”
他似乎微微歎了口氣，頓了頓，又道：“如今時間拖得久了，你再要去捅破這層窗戶紙，反倒麻煩了。而且，某瞧著那楊家娘子對李正陽隻怕也頗有好感……某聽說這女娘在外時間長，又是暗中做細報之人，形形色色哪種男人未曾見過？但越是這種女子，一旦動了心，卻又格外固執，偏偏她那耶耶對她又寵信得很，那萬一她真要是有了這份心思，她耶耶從淮南河東之關係考慮，恐怕多半就會順水推舟，暗示李克用去聯這一姻。到了那時，事情就不好辦了。嫣然呐，我王家縱然能幫李克用穩定河東根基，甚至在士林中改善名聲，可在他那等人心中，卻是未必比淮南十萬披甲有用……你這一拖年餘，已經快要失了先手了。”
王笉微微張了張嘴，又緊緊抿上，過了半晌才道：“奴既答應正陽兄主持河中醫學院，總不能以假麵目示人，本就是要恢複女兒裝扮的，隻是……”
王摶微微皺眉：“你這孩子，什麽都好，就是顧慮忒得多了……又隻是什麽？”
王笉歎道：“陛下敕令正陽兄迎駕，如今卻又被韓建請去了華州，但近日河中各軍連番嚴訓，顯然在為迎駕做出準備。而與此同時，河中節度使府其餘事務也同樣一件都不曾落下，工、農、商、兵，那一處沒有大動作？正陽兄雖是千年難遇之奇人，怕也分身乏術，疲不堪言，奴此時前去自承乃是女身，豈非給他亂添麻煩？”
王摶忽然站住，轉頭道：“此時你怕給他添麻煩，某隻怕今後你想給他添麻煩，都沒有機會了。”說罷也不管王笉如何應答，竟然徑直去了。
王笉怔怔站立當場，細細思索迴憶方才李曜與楊潞一舉一動的每一個細節，好半晌之後，才微微搖了搖頭，轉身往自己小院去了。
楊潞迴到河中節度使府理賢院時，天色已然不早，好在節帥府規矩嚴格，似楊潞這般貴客，其膳食整日都有準備，竹韻與荷香兩名貼身侍女命人將飯菜承上，服侍楊潞用罷。楊潞忽然問道：“某來這些日子，下麵的人居然不能弄清旁邊崇賢院裏那叔侄二人的身份，以至今日某本欲使李正陽承我一份大大的人情，卻不料半路殺出個太原王氏與我抬價，弄得功虧一簣……有此可見，妙坊在河中，根基仍是太淺。”她微微一頓，問道：“你們二人誰願主持蒲州之細報？”
竹韻與荷香對視一眼，齊齊搖頭：“奴隻願長隨縣主身側。”
楊潞蹙眉道：“獨掌一坊，每年過手的錢財不下十萬貫，數年之後，又可由某為之物色好人家許之，妙坊中多少小娘願意獨掌一坊，你二人竟然不肯？”
二女同時跪下，道：“奴婢侍候縣主經年，實不願分別。”
楊潞見二女如此，也不禁心中一軟，歎道：“罷了，不願便不願吧，蒲州妙坊主事之人，某再物色遴選便是。”她說完，忽然眼珠一轉，閃過一絲狡黠，笑道：“你二人早已知道，李使相便是當日的王照，那日在來蒲州的路上又聽了戴判官的那番話，是以心中打了小算盤，想隨某一同進這節帥府為女主，是也不是？”
楊潞與王笉不同，畢竟是掌握淮南情報機構之人，特別是身處青樓日久，對於這種話，雖然當著戴友規這等身份特殊的年長男子時仍有些不自然，但對自己的貼身侍女說起，卻是毫無顧忌，竟然說得如此直白。
竹韻荷香二女麵色微微有些不自然，隻是低著頭。楊潞哂然一笑，擺擺手：“怕什麽？倘若日後真有那麽一天，你二人隨我同入此門，卻不失為一樁好事。”
二女見她將話說到這般地步，隻得忍著臉紅道謝。楊潞卻又道：“不過，此事戴判官卻未曾處理妥當，怕是還有些波折。”她皺著眉頭道：“戴友規辯才雖已冠絕淮南，可到了李正陽麵前，仍是略遜一籌，被他一番說辭下來，連……那件事都沒有真個說明，隻是旁敲側擊提了一下，李正陽也不知是裝傻充愣還是怎的，偏是不接話茬，真是氣煞我也！”
二女忍不住同時噗嗤一笑，竹韻道：“縣主何必著急，奴家聽說當日李使相曾有一詩《讚霍驃騎》，怕隻怕這位使相郎君如今根本未曾想過這些事兒，戴判官既然不敢直言，他哪裏能一下子便聽得出來？大蟲也有打盹的時候，李使相雖然料事如神，也未必恰巧就能想到這上麵去呀。”
荷香也道：“正是，縣主，您要是急著來蒲州為女主，還是要自個想些辦法才是道理。”
楊潞聽得連連點頭：“不錯，不錯，還得靠我自己想辦法……嗯？你竟敢套我的話！”她佯怒道：“我偏不急，讓你們兩個自去思春，哼！”說罷起身，拂袖便往內堂去了。
荷香掩了掩嘴，小聲道：“竹韻妹妹，你說……縣主不會真就不提這事了吧？”
竹韻無奈地白了她一眼，道：“荷香姐，你比縣主還小著一歲，你都急了，縣主能不著急？你隻管等著好消息便是了。”
荷香鬆了口氣，忽然有些羨慕地道：“妹妹最小，難怪不著急。”
竹韻搖頭歎道：“奴家隻是明白，這事啊……輪不到咱們來急。”
兩個小妮子說悄悄話的時候，李曜仍在白虎節堂偏廳接見聽到李襲吉傳話後前來拜訪的張敬詢。
“水利工程方麵，倘若要興這三大工程，隻怕不僅要河東軍械監大力襄助，而且我河中軍械監還需延攬人手。”張敬詢年紀不過三旬上下，微黑有須，清瘦精幹，說到此處，微微一頓，補充道：“如今我河中軍械監自上而下，以河東為範進行了‘改製’，但各司都還隻是搭了個架子，人手遠遠不足。譬如水利司，河中軍械監水利司常員三百一十七人，各自負責規劃、技術、選材、監督等各方麵，而到工程進行之時，其為之效力的番戶、雜戶、工匠、丁夫足有數千乃至數萬之多，我河中如今卻哪有這般基礎？節帥，如今河中軍械監水利司，常員不過二十九人，除開司長一人、副司長兩人、財務總監一人和工程總監一人之外，其餘辦事各‘處’，每處隻剩三四人，這三大工程要幾乎同時開工，他們就是一個人劈成兩半，也做不成啊。更別說番戶、雜戶、工匠、丁夫等，我河中哪有河東充足，這三大工程便是隻開一個，怕也很難按期按質完工……以上種種，還請節帥明鑒。”
李曜眉頭深皺，右手食指輕輕敲打著麵前的橫案，輕聲道：“人手問題，待某想想。”張敬詢點頭，小聲應了個：“是。”
李曜此前在河東軍械監時，對於人手問題的確沒有太過擔憂，但河東與河中的確頗有差別。不論河東還是河中，軍械監的人力資源都受到整個大唐朝廷製度的影響，大唐的官府手工業勞動力組成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因犯罪而成的官奴婢和刑徒、流徒；另一部分是征自民間的各類工匠和丁夫。朝廷對這兩部分人的役使和管理有一套成熟的辦法。凡犯謀反和謀大逆的人，其家庭男女老幼及奴婢一律籍沒入官，統稱官奴婢。其中有伎巧者各從其所能，散配諸司勞作，婦女工於縫巧者沒入內侍省掖庭局，剩餘無伎能者統配司農寺，由司農寺再視具體情況散配諸司雜作。遇有皇帝赦宥，官奴婢可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官奴婢、番戶、雜戶皆當色相婚，不得逾越。
官奴婢常役無番，番戶一年三番，雜戶二年五番，番皆一月。除從事官府手工業的生產勞作外，還從事建築、苑囿、蔬菜種植、家畜飼養等業，這看朝廷如何調撥。朝廷對官奴婢、番戶、雜戶立有專門的戶籍，由役使諸司和尚書省工部之都官司共同製訂管理。
根據有關格式條文，每年正月，役使諸司要將本司官奴婢、番戶、雜戶等以類相從，造籍二通，一通報送都官司，一通留存本司。到了十月，諸司再將本司官奴婢、番戶、雜戶中黃口以上者“並印臂送都官[司]閱貌”。都官司則要“條其生息，閱其老幼而正簿”，並關牒尚書省戶部之金部、倉部，撥給諸司官奴婢、番戶、雜戶以必要的衣食供應，以保障他們幾乎無償地為官府勞作。至於刑徒，是因犯罪被判徒刑之人，流徒是因犯罪被判流刑之人。
《大唐六典》載：“其應徒，則皆配居作。”其注文曰：“在京送將作監，婦人送少府監縫作。外州者，供當處官役，及修理城隍倉庫，及公廨雜使。犯流應任居作者，亦準此，婦人亦留當州縫作及配舂。諸流徒罪居作者，皆著鉗，若無鉗者，著盤枷，病及有保者，聽脫，不得著巾帶。每旬給假一日，臘寒食各給二日，不得出所役之院，患假者倍日役之。”很顯然朝廷對刑徒、流徒的役使更為殘酷，管理更為苛刻，刑徒、流徒的處境更加艱難，其勞作更加具有無償性。
當然了，官奴婢、番戶、雜戶及刑徒、流徒人數較少，不是官府手工業的主要勞動力。主要勞動力是朝廷根據需要從各地征調的各類工匠和丁夫。大唐雖然風氣之開放冠絕古時各朝，但仍實行劃分士農工商四民界限的政策，朝廷對民間工商業者立有專門的世襲匠籍。《大唐六典》所雲“工商皆為家專其業以求利者”，《尚書工部·總括》所雲“工巧業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後，不得別入諸色”的規定，證明了大唐匠籍確實存在。
匠籍則按照工種不同而分類編製，載明各工種工匠的人數和人名，每三年一造，縣以籍成於州，州成於尚書省，由尚書戶部總而領之。通過縣州造籍，戶部總領，大唐朝廷對各地工匠建立起詳備的檔案資料。匠籍而外，在工匠的組織方式上，朝廷又按地區進行劃分，對工匠實行類似於對府兵的編製管理，即所謂“凡工匠以州縣為團，五人為火，五火置長一人”。團設有團頭；團頭、火長一般由朝廷指派，對朝廷負責。在工匠的征發和役使上，朝廷根據需要，按籍索匠，直接下帖於團頭，團頭則督率團內工匠應時而作。
若稽留延誤，法律上有明確的治罪條例，即“丁夫雜匠，被官差遣，不依程限而稽留不赴者，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而將領主司(謂親領監當者)則罪加一等，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朝廷“少府監匠，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人，將作監匠，一萬五千人”，即是“散出諸州，皆取材力強壯，技能工巧者”，亦即征自各地民間，而且工匠“不得隱巧補拙，避重就輕”。
丁夫的征發與役使略同於工匠，為方便起見，朝廷以戶為單位編製有專門的差科簿。被征發到各類官府手工業機構中的工匠在朝廷官吏的嚴格管理下，按照有關規章具體勞作。在《大唐六典》明確規定：“凡教諸雜作，計其功之眾寡與其難易而均平之，功多而難者，限四年三年成，其次二年，最少四十日，作為等差，而均其勞逸焉。”其注文曰：“凡教諸雜作工業，金銀銅鐵鑄閽滹未盹擼所謂工夫者，限四年成，以外限三年成，平慢(漫)者限二年成，諸雜作有一年半者，有一年者，有九月者，有三月者，有五十日者，有四十日者。”對不同的役作項目的完成時間有著明確的規定。
對工匠的技術培訓及役作的宏觀管理也有著嚴格規定：“鈿鏤之工，教以四年；車路(輅)樂器之工，三年；平漫刀槊之工，二年；矢鏃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弁幘之工，九月。教作者傳家技。四季以令丞試之，歲終以監試之，皆物勒工名。”
若工匠造作不遵章法，法律上有明確的治罪條例，具體負責監當造作的官吏也難辭其咎。《唐律疏議》卷十六《擅興律》工作不如法條曰：“諸工作有不如法者，笞四十，不任用及應更作者，並計所不任贓、庸，坐贓論減一等。其供奉作者，加二等。工匠各以所由為罪。監當官司，各減三等。”以保證官府手工業製成品的質量。在某些大型工作中，朝廷還實行工頭負責製。如武後垂拱四年修建明堂，由薛懷義“充使督作”，凡役工數萬之多，施工中“置號頭，頭一闞，千人齊和”。柳宗元所撰《梓人傳》也記載了梓人指揮群工役作的情況：對這個梓人，群工“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
這裏的號頭、梓人一類的工頭，並不是朝廷官吏，是由朝廷指定的技術方麵的負責人，剛才張敬詢提到的水利司“常員”中，就包括了這些技術人員和負責人員，隻不過在李曜改製之後，河東、河中軍械監的這類人員，已經算是朝廷吏員了。
雖然從規矩上來，朝廷的征召和管理似乎也還算合理，但事實上大唐工匠，無論是長上匠，還是短番匠，抑或是中後期大量出現的明資匠、和雇匠，一般都是以服徭役或色役的各種形式，近乎無償地為官府盡著隸屬關係之下的多種義務。朝廷雖有納資代役的規定，但往往是官樣文章，且有些工匠是不準納資代役的，《大唐六典》即規定“巧手供內者，不得納資”。總而言之，工匠和丁夫的征發役使具有明顯的強製性。
既然是有強製性，那麽地區底子越好、情況越亂、節帥越霸道的地區，工匠的獲得顯然就越方便。李曜在河東為何不為工匠著急？因為河東乃是李唐的王業之基，人口鼎盛、經濟發達、又北臨邊庭，時常有官奴婢、刑徒、流徒等入境，而節帥李克用常年征戰，使得戰亂較多，失業的流民也就越多，李曜當初征召的流民可不在少數，不光軍械監招攬了大批流民，就連他在洺州刺史任上的時候，也招攬了許多。正是托了這些“福”，當初李曜才一直不愁人手。
然而在河中則大不相同，河中這十年之中，雖然也經曆了兩場戰爭，一次是張濬討伐李克用，其中有部分戰事發生在河中境內；另一次就是這次梁晉雙方因河中軍府歸屬權糾紛導致的爭奪戰。然而這兩場戰爭都打得很快，而且波及地域很小，傷亡、破壞都不算大。特別是這一次河中爭奪戰，李曜對流民安置工作的熟悉程度不必多說，後世那麽經驗，他雖然是國企幹部，可就算是聽新聞聽到的那些處理手段，放在這個時代也完全夠用了。因此，戰亂對河中穩定造成的影響，非常之小。
除了沒有戰亂流民，河中又緊鄰京城長安，朝廷顯然不會發配多少“官奴婢”來河中軍府服役，這就又少了一批人手。也就是說，如今河中軍械監的人手，除了河中軍械監本有的那批人，以及李曜金蠶脫殼從河東軍械監調撥一批之外，其餘工匠的延攬全都要靠自行招募，河中農業、商業都比較發達，大多數人隻要能活下去，自然不肯去做工匠。
李曜皺著眉頭，問道：“河東軍械監原有的獎懲製度可曾在河中施行？”
張敬詢拱手道：“各項製度都已蕭規曹隨，嚴格執行。”
李曜眉頭皺得更深了，想了想，又問：“宣傳隊可曾對此有過覆蓋式宣傳？”
張敬詢微微一歎：“此事是馮書記(指節帥府掌書記馮道)一手督辦，宣傳組的那些寒門學子著實是將大大小小的村寨都跑遍了，可效果卻……不盡如人意。”
李曜以手扶額，一邊思索，一邊問道：“依你之見，這是為何？”
張敬詢道：“某以為，河中與河東不可同日而語，河東戰亂頻仍，在節帥出任掌軍械監前，民生日漸凋敝，因而軍械監給出的工錢會顯得頗高，各項發明、攻關的獎勵更可使人一夜暴富，因此河東失產失業之人競相湧入。而河中則因為戰亂甚少，局勢平穩，民間頗有餘才，百姓大多能安居樂業，自然不願放棄本行，來軍械監務工。”
他這番話，李曜基本讚同，中國老百姓雖然勤勞、溫馴、好統治，但也不得不說，在衣食無憂、生死不愁的情況下，其中大部分人都有一種不願嚐試新事物或者新工作的惰性。從某一方麵上來說，這叫沉穩妥帖、不貪功冒進，而從另一方麵來說，這就叫墨守成規、不思進取了。
但這一點，李曜認為很難改變，至少這不是他一時半會就能改變，甚至不是一代人兩代人能改變的，所以就目前而言，他隻能想辦法克服這一不利因素。
其實如果圖方便，多打仗就可以導致流民四起，但這顯然與他一貫的宗旨不符。而如果不靠戰爭，那就隻能靠製度改變，再輔以一些細微的小手段潛移默化。
李曜想著想著，忽然又覺得手頭的權力不夠用，因為如果要從製度入手，提高工匠階層的社會地位、日常收入，那顯然需要中央權力，這不是一個河中節度使可以辦到的。
大唐官府手工業的管理經營，李曜穿越前了解很少，穿越後因為掌握軍械監，才逐漸明了。朝廷在手工業問題上，其行政管理係統方麵，既有負責政令製定與計劃下達的尚書省工部這一中央最高政務機關，也有負責落實政令和實施計劃的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等中央事務機關，又有具體組織生產的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左校、右校、中校、甄官、甲坊、弩坊等署及百工、就穀、庫穀、斜穀、太陰、伊陽、諸冶、諸鑄錢等監，還有中央和內廷的其他一些機構及地方朝廷的許多機構，上上下下構成了從中央到地方龐大的多層管理體係。
這一體係的各級機構均由朝廷官吏掌握，是大唐政治體係的重要組成方麵，相比各節鎮的軍械監，它的建置更加全麵，製度更加完善，上下級機構間的隸屬關係清楚，分工明確，職責具體。用後世的話來說，這就是典型的封建官僚管理體製，也是漢代以來官府手工業製度的新的發展。官府手工業由朝廷直接管理經營，政治權力支配幹預生產是其最基本的特點。當然在藩鎮日漸勢大之後，這一體係基本上已經很難直接管轄到地方，如果按照後世的習慣來劃分，這中間除了行政部分之外，其餘大小作坊的實體，基本相當於後世中國的“央企”。
為何說央企？這些生產實體在管理上有龐大的行政官僚體係負其責，而經營上則以朝廷的統治為基礎，保證了官府手工業在大唐整個手工業結構中處於主要的和支配的地位，民間手工業隻能處於次要的和服從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的發展形態。與門類眾多，規模龐大的官府手工業相比，處在大唐朝廷統治之下的民間手工業時常遭受盤剝，始終被限製在狹小的範圍內，以被扭曲了的形式運轉，無法正常發展，新的生產方式也難以從中產生與成長。
李曜作為後世國企的中高層管理人員，自然非常清楚“官辦”的優勢和劣勢，其實他一直是主張民用產品全部放手，政府或者說朝廷隻控製一部分事關國家安全的關鍵項目的。在目前的大唐，他覺得能夠控製武器製造，以及糧食和鹽的大批調動基本就夠了，隻是眼下國家處於實際上的分裂狀態，因此構想歸構想，還不能實施。
但也許是為了證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正確性，遠慮他沒辦法解決，近憂已然產生。發展必然需要人力，而河中軍械監卻招攬不到足夠的人力。那些家中養不活的孩子，其父母寧可他們去應募為兵，也不讓他們去做工匠，倒不是因為當兵的收入高過工匠，也不是因為工匠的工作危險性居然能超過士兵，而是因為……工匠地位太低。
“匠籍……”李曜喃喃念了一聲，忽然抬頭問道：“若我河中廢除匠籍製度，敬詢，你看如何？”
張敬詢大吃一驚，忙道：“萬萬不可！”
李曜皺了皺眉：“為何？”
張敬詢雖然能看出李曜對這一迴答的不滿，卻仍堅持道：“節帥天下名士，如何會作此想？欲為此事，隻怕節帥須以一人之身，而逆朝廷以及天下士林。”
李曜心中也是一驚，暗道：“有這麽嚴重？”麵上卻是不動聲色，問道：“何以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