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國慶節，一年了，天浩的書稿送印發廠，心裏踏實了許多，一年來為了寫作這本書稿，費盡了心血，想來做學問的人也真是不容易。我們這個社會不知道尊重知識，西方國家的教授們在社會上非常受人尊重，這是一種尊重知識的表現，許多國家，教師在社會上有著很高的地位，那些師範學院的學生走在街上人們也是對其敬愛有加，在公汽上不管你有多大年紀，見到他們都要讓座。集郵人寫文章不容易，但得不到尊重，人們總是認為集郵是一種休閑，一種玩法而已，做郵集，寫郵文那是你沒事做才幹這樣的事，有些不可思議。無論什麽樣的文章，書籍那是知識的積累才能寫出來。集郵報刊上常有這樣的文章，集郵人自己費盡心血寫出了文章或書籍，沒人承認，讓人覺得沒趣。
上午，馬驎會長來電話，告訴天浩：“為《中外集郵文化比較》一書所作的序已經寫好，從網上發到你的郵箱了。”天浩心裏甚為高興，馬上打開電腦看了馬會長的序，很欣慰，馬會長高度評價了這本書。其實，這本書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當然主要是比較資料的問題。思襯，如果以後能找到有關資料，要對全書進行修改。馬驎為本書作的序，全文如下：
“序天浩先生《中外集郵文化比較》：
人們常稱最先涉足於理論或科學上某一領域、方麵、層次的先行者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在我看來，本書著者天浩先生就是這麽樣的一個人，一位不知疲倦、勇於探索，經年累月地跋涉在集郵理論研究道路上的先行者。
集郵文化之比較，實質就是一門邊緣性學科，從屬於集郵學，又與社會學、心理學、行為學、倫理學、教育學、美學、史學、比較文化學等多門學科相交。多年以前，當集郵界剛興起集郵文化研究之風時，一些資深學者就提出了比較集郵學的概念；後期，全國集郵聯為構建集郵文化學科框架，也正式將比較集郵學列為集郵學的一個分支。然而，許多年過去了，這個概念依然隻是一個概念，由它界說和概括的一隅，似乎還是無人區。現在就大不同了，此區域天浩進去了，有了先行者，往後必將有人跟進，因為先行者的足跡，就是跟進者的指南。在本書中，著者率先提出關於比較集郵文化的定義、來由。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從集郵活動的本源、產生與發展、主客體、集郵組織、集郵展覽、集郵觀念，以及集郵史等諸多方麵，通過中西方對比，完整而深入地闡述了比較集郵文化學說，初步歸納出本學科一係列基本範疇和基礎理論。站在學科的高度客觀評價，本書的理論體係，不能說成熟。但至少已為比較集郵文化研究豎立起界碑，開辟出道路。
暫且離開集郵不談，就抽象的文化而言，比較文化學已然是非常成熟的一門社會科學學科，有確定的研究對象和範圍。所謂比較文化學，是對於不同類型文化進行比較研究的學科，不同類型的文化指的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國家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傳統、文化特性、文化形態和文化發展史，等等。眾所周知，由於民族、地緣、國情、習俗等差別，世界各國國家之間乃至一國民族、地方之間的文化都存在許多差異，甚至巨大差異。其中，最具概括性和代表性的層麵是東西方文化之差；東西文化對比中，以中西文化的差別和比較更為典型。世界文化的差異，趨同、分化、再趨同、再分化，是一個永恆的主題。不同文化的差異，構成統一的世界文化；不同文化在比較中相互影響和融合，是世界文化的發展動力。沒有西方的探險精神和中國發明的司南，世界交通文化史亦將改寫。西方的計算機技術可以在中國廣泛應用，中國古代教育家孔子的思想、理念也同樣可以深刻影響西方。比較文化學的任務，就是通過對比研究，辯證認識不同文化的同一性和各自的差異性，發現和掌握文化發展的規律，達到不同文化之間相互借鑒、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目的，既非排斥，又非一統，從而實現世界文化的多樣式與共繁榮。
再迴到具體的文化領域，應用比較文化理論，在本領域建立起比較學科的現成範例不在少數。已知有比較史學，比較文學，比較哲學，比較法學，比較教育學，比較經濟學，比較心理學，比較行為學，比較管理學等，還有比較宗教學和比較政治學，諸如此類，數不勝數。集郵文化，伴隨郵票誕生而來，自身已有近兩百年曆史，其通過集郵研究可追溯的郵政曆史更長達千年，並將延續下去，貫穿社會曆史始終。集郵文化，經過幾代中外集郵家、郵學家、文化學者們的接續研究、總結和傳揚，如今已是公認的一門科學，有獨立的科學體係和學科分類、有大量學術文獻傳世，並進入大學課堂成為高等教育課程之一。
站在宏觀角度，從集郵文化與其它社會文化的比較看，建立與完善比較集郵文化，應是必要的。換一個角度，從集郵文化的自身發展看，更需要比較，同時，它自身發展的成果，也提供了比較研究的對象和豐富內容，因而建立與完善比較集郵文化學，或稱比較集郵學，不僅極為必要，也具備了實踐與認識上的條件，也是可行的，甚或一蹴而就的。
至此，這部《中外集郵文化比較》出版的意義，以及該論著富含集郵文化的價值；由此引發的對比較集郵學科建設的思考，皆已說得很清楚了，如果還需要更深層次、再進一步地揭示些什麽？那就是比較集郵文化對於繁榮集郵文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比較文化學是具有雙重性的學科，一方麵是研究性的，具有理論指導作用；另一方麵是工具性的，具有實際指導作用。關於這一點，我就不想說透徹了，最好還是留給讀者自己去思考。開卷有益，讀完本書，答案自然就有。
我再想說一說的是作者，天浩先生是湖北郵壇學術骨幹且為中堅分子，鹹寧集郵研究的帶頭人，常年鑽研不輟，筆耕甚勤，近年尤為活躍，他涉獵的範圍，既有純理論的探索，也有實用性的研究。他擅長的文體，既有邏輯嚴謹的論文，也有即興隨筆的散文。我讀過他的選集《淦水郵情》，為其中的一些美文華章深深打動。本書是他的第一部集郵學專著，也是他對中華集郵文獻寶庫的又一貢獻，更是他人生與集郵道路上一大的跨越。
唯楚有才，此言不虛也。 馬驎二零零六年十月八日於武漢。”
上午，馬驎會長來電話，告訴天浩：“為《中外集郵文化比較》一書所作的序已經寫好，從網上發到你的郵箱了。”天浩心裏甚為高興，馬上打開電腦看了馬會長的序，很欣慰，馬會長高度評價了這本書。其實，這本書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當然主要是比較資料的問題。思襯，如果以後能找到有關資料，要對全書進行修改。馬驎為本書作的序，全文如下：
“序天浩先生《中外集郵文化比較》：
人們常稱最先涉足於理論或科學上某一領域、方麵、層次的先行者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在我看來，本書著者天浩先生就是這麽樣的一個人，一位不知疲倦、勇於探索，經年累月地跋涉在集郵理論研究道路上的先行者。
集郵文化之比較，實質就是一門邊緣性學科，從屬於集郵學，又與社會學、心理學、行為學、倫理學、教育學、美學、史學、比較文化學等多門學科相交。多年以前，當集郵界剛興起集郵文化研究之風時，一些資深學者就提出了比較集郵學的概念；後期，全國集郵聯為構建集郵文化學科框架，也正式將比較集郵學列為集郵學的一個分支。然而，許多年過去了，這個概念依然隻是一個概念，由它界說和概括的一隅，似乎還是無人區。現在就大不同了，此區域天浩進去了，有了先行者，往後必將有人跟進，因為先行者的足跡，就是跟進者的指南。在本書中，著者率先提出關於比較集郵文化的定義、來由。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從集郵活動的本源、產生與發展、主客體、集郵組織、集郵展覽、集郵觀念，以及集郵史等諸多方麵，通過中西方對比，完整而深入地闡述了比較集郵文化學說，初步歸納出本學科一係列基本範疇和基礎理論。站在學科的高度客觀評價，本書的理論體係，不能說成熟。但至少已為比較集郵文化研究豎立起界碑，開辟出道路。
暫且離開集郵不談，就抽象的文化而言，比較文化學已然是非常成熟的一門社會科學學科，有確定的研究對象和範圍。所謂比較文化學，是對於不同類型文化進行比較研究的學科，不同類型的文化指的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國家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傳統、文化特性、文化形態和文化發展史，等等。眾所周知，由於民族、地緣、國情、習俗等差別，世界各國國家之間乃至一國民族、地方之間的文化都存在許多差異，甚至巨大差異。其中，最具概括性和代表性的層麵是東西方文化之差；東西文化對比中，以中西文化的差別和比較更為典型。世界文化的差異，趨同、分化、再趨同、再分化，是一個永恆的主題。不同文化的差異，構成統一的世界文化；不同文化在比較中相互影響和融合，是世界文化的發展動力。沒有西方的探險精神和中國發明的司南，世界交通文化史亦將改寫。西方的計算機技術可以在中國廣泛應用，中國古代教育家孔子的思想、理念也同樣可以深刻影響西方。比較文化學的任務，就是通過對比研究，辯證認識不同文化的同一性和各自的差異性，發現和掌握文化發展的規律，達到不同文化之間相互借鑒、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目的，既非排斥，又非一統，從而實現世界文化的多樣式與共繁榮。
再迴到具體的文化領域，應用比較文化理論，在本領域建立起比較學科的現成範例不在少數。已知有比較史學，比較文學，比較哲學，比較法學，比較教育學，比較經濟學，比較心理學，比較行為學，比較管理學等，還有比較宗教學和比較政治學，諸如此類，數不勝數。集郵文化，伴隨郵票誕生而來，自身已有近兩百年曆史，其通過集郵研究可追溯的郵政曆史更長達千年，並將延續下去，貫穿社會曆史始終。集郵文化，經過幾代中外集郵家、郵學家、文化學者們的接續研究、總結和傳揚，如今已是公認的一門科學，有獨立的科學體係和學科分類、有大量學術文獻傳世，並進入大學課堂成為高等教育課程之一。
站在宏觀角度，從集郵文化與其它社會文化的比較看，建立與完善比較集郵文化，應是必要的。換一個角度，從集郵文化的自身發展看，更需要比較，同時，它自身發展的成果，也提供了比較研究的對象和豐富內容，因而建立與完善比較集郵文化學，或稱比較集郵學，不僅極為必要，也具備了實踐與認識上的條件，也是可行的，甚或一蹴而就的。
至此，這部《中外集郵文化比較》出版的意義，以及該論著富含集郵文化的價值；由此引發的對比較集郵學科建設的思考，皆已說得很清楚了，如果還需要更深層次、再進一步地揭示些什麽？那就是比較集郵文化對於繁榮集郵文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比較文化學是具有雙重性的學科，一方麵是研究性的，具有理論指導作用；另一方麵是工具性的，具有實際指導作用。關於這一點，我就不想說透徹了，最好還是留給讀者自己去思考。開卷有益，讀完本書，答案自然就有。
我再想說一說的是作者，天浩先生是湖北郵壇學術骨幹且為中堅分子，鹹寧集郵研究的帶頭人，常年鑽研不輟，筆耕甚勤，近年尤為活躍，他涉獵的範圍，既有純理論的探索，也有實用性的研究。他擅長的文體，既有邏輯嚴謹的論文，也有即興隨筆的散文。我讀過他的選集《淦水郵情》，為其中的一些美文華章深深打動。本書是他的第一部集郵學專著，也是他對中華集郵文獻寶庫的又一貢獻，更是他人生與集郵道路上一大的跨越。
唯楚有才，此言不虛也。 馬驎二零零六年十月八日於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