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浩在論壇上的這次演講博得了與會者長久而又熱烈的掌聲。
天浩的房間裏，西北大學教授賴先生，；全國集郵聯盛名環副會長；學術部張部長；以及中國集郵界多位知名專家、學者對天浩上午的演講給予高度評價。
“天浩，你對集郵文化和fip規則的研究很深，也很透徹，不簡單，前些年，全國集郵聯曾進行過集郵文化研究，也有人提出過比較集郵文化的研究方向和框架，到現在還沒有人進行係統的研究，你今天的發言很有理論性，你能否將你的研究成果寫成一本書？如果是這樣，那就填補了我國集郵文化研究的一項空白。”全國集郵聯盛名環副會長捧著茶杯，站在天浩的房間裏邊踱著步、邊對天浩說。
“天浩，我看盛會長說的話你可以考慮，這本書寫出來一定有新意，你寫寫吧，有什麽困難我們一起來解決。”學術部張部長坐在天浩對麵的床上接著盛會長的話跟天浩說。
其他人也紛紛勸說天浩寫作比較集郵文化一書。隨後的時間裏，無論是個別與人交流，或是與集郵界專家、學者及有關領導談及中國集郵現狀及集郵文化形成與發展趨勢問題，大家一致認為天浩的觀點獨到、新穎、有理論、有論據、有深度，都建議他寫成一本書，盛名環副會長還對天浩說：“天浩，你寫吧，這是全國集郵聯交給你的一個任務。”
有如此多的領導與專家鼓勵天浩寫作比較集郵文化一書，天浩也有些心動。
“謝謝領導和各位專家的信任和鼓勵，我試試吧，寫作過程中如果有什麽問題，我還是要請教各位領導和專家。要不這樣吧，我這裏還有幾篇關於集郵文化和fip規則研究文章，請大家看看，裏邊的一些觀點是否可取，也請各位指教。”天浩邊說話邊從包裏拿出好幾篇文稿讓大家審看。
那次論壇，由於天浩帶去了好幾篇關於集郵文化研究論文，他的本意
是想找報刊投稿，聽大家說要他寫書，就拿出來讓大家看看。
大家傳看後，認為天浩的研究有深度，有廣度，盛會長跟張部長說：“我看這樣，閉幕那天讓天浩再作一次發言，然後收集大家的反映，你們看行不行。”
“當然可以，我也有這樣的想法。”張部長說。
論壇閉幕那天，論壇主席團經過研究，破例決定讓天浩再進行一次關
於fip規則研究的演講，幾位領導看過天浩的論文後，決定讓天浩演講題目是：《fip規則：促進了集郵文化發展與傳播中的順應與同化》的論文。
論壇主席宣布開會後，盛會長講話：
“湖北的天浩同誌前兩天在這裏作了題為《fip規則：使郵品創造文化並使集郵文化形成結構係統》的演講，我認為講得很好，我們經過研究想請天浩同誌寫一本集郵文化比較方麵的專著，他這次也帶來了好幾篇這方麵的研究論文，我們看了以後覺得寫得非常好，今天，論壇主席團再安排天浩同誌作一次演講，請大家認真聽，聽了以後都幫著提提意見和好的建議，下麵歡迎天浩同誌作演講。”台下報以熱烈的掌聲，天浩走上台，向主席團，向大家深深致謝。
“各位領導、各位專家老師，謝謝大家對我的信任，根據論壇主席團的安排，下麵我再為各位作《fip規則：使郵品創造文化並使集郵文化形成結構係統》的演講，請各位指正：
集郵文化在發展與傳播的過程中，由於正確解決與接受國家文化傳統的差異而活力四射，這些差異包括各國、各民族的曆史、習俗、文化、價值觀、以及各國政治、意識形態等等方麵。在集郵研究方麵形成互相爭鳴，取長補短，相互融合，這是集郵文化能成為“世界性”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fip規則在這一點上起到了巨大作用。
郵票產生於英國，由於其在人們現實生活中的實用性，很快就越過國界，傳到全世界。集郵也是一樣，由於其豐富的文化性，也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不論郵票，還是集郵在傳播中的具體狀態如何不同，但它們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在fip規則的指引下解決其在傳播與發展的過程中與接受各民族傳統文化的融合問題。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傳入的郵票、集郵活動、集郵文化，既是傳播的主體，又是被接受的客體，而接受集郵文化的國家或民族既是傳播的客體又是接受的主體。一種文化能否傳播到另一個國家、民族，就在於能否達到主客體的統一。所傳入的文化必須為接受國家或民族的政治與經濟發展所需要，並且能夠順應或同化接受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傳統，接受國家或民族對傳入的文化一定要有政治上、經濟上的需要，並且按照根源於各民族的傳統文化而形成的主體接受模式，對傳入文化進行篩選、吸收與重構。因此，一種文化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民族，它又不可能是原封不動的，而隻能是既保持原有文化的基本特征，又帶有接受國家或民族文化色彩的雙向重構物。
縱觀集郵文化傳播的曆史過程，有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如果接受集郵文化國家隻是處於原始的集郵水平，不能適應傳入的集郵文化體係，這時處於高一層次的外來集郵文化往往可以同化該國家的集郵文化而占據統治地位，比如集郵文化在中國的傳播過程就是如此。
中國最初發行的郵票其製板、印刷過程都是在英國或美國進行，當中國有了集郵活動，當中國集郵文化處於萌芽狀態時，應當認為那時中國的集郵文化是完全被西方集郵文化同化的，所不同的是那時中國發行的郵票題材是代表中華民族的龍圖騰，這也可以算作一種順應。在集郵的方式、方法上，中國集郵者總是跟在別人後麵亦步亦趨，那是一種邯鄲學步。
英國人最初發行郵票隻是郵政的需要，郵票的創造者和發行者也許沒有想到因郵票的出現派生出一項社會化的集郵活動，更不會想到因此而為人類創造一種新的文化——集郵文化。當郵票的出現促進了古代郵遞製度的解體，逐漸向現代郵政過渡，歐洲人以其敏銳的文化觸角，意識到集郵將是一項可以影響很多人的活動，這樣，集郵活動便在歐洲大陸盛行，最初的集郵不能算是一種文化，世界上的各種文化有其特定的規律性。郵票的問世，一方麵改變傳統而古老的郵遞方式，使郵政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另一方麵，人類任何民族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都是人類的共同財富，隻要對社會的發展人類的生活有好處，人們都可以盡情享受。因為人類有許多的共同之處，比如各國的民間傳統文化就是人類的共同財富，世界三大宗教的起源與傳播也是人類的共有精神財產，隻是這些人類共有的精神與物質財富，世界各民族的人們在接受與傳播中有相互順應與同化的問題，當一個民族的意識形態落後於社會存在時，很容易被外來文化征服。
集郵文化是人類把自己創造的物質財富轉化為精神財富的典型範例，在集郵文化的傳播過程中順應了接受國家或民族的傳統文化。但是集郵文化在傳入世界各地時，有一個接觸——滲透——順應——同化的過程，人們並非把傳入的集郵文化原封不動地照搬過來，這同時有兩種民族傳統文化的雙向重構過程。同化包含著吸收、兼容與順應，隻不過同化占據了矛盾的主導方麵而已。從文化接受的角度看，接受主體在把握作為對象的某一類型文化時，不是直觀地，一成不變地機械性反映，任何民族對一種文化的接受過程本身就蘊含著種種創新性闡釋的可能。
集郵文化在中國的傳播過程就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最初的集郵活動傳入中國，隻是按照歐洲人的集郵模式發展下去，當集郵活動演變成為一種文化，成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並對中國社會意識形態可能產生一些影響，中國社會便對集郵文化進行了控製性引導，使集郵活動、集郵文化成為政府行為，也使集郵組織行政化，集郵活動規範化，集郵展覽政治化。就連集郵文化的載體集郵品的發行、買賣都是由政府控製。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根深蒂固，雖然有著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國，從不排除外來文化，比如中國對佛教文化的接受，對世界先進思想，先進科學技術的引進，但這一切進入中國以後，絕大多數都被固化了。
第二、如果集郵文化傳播到一個社會製度比較先進的國家、地區，而該國家、地區也有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而傳入的集郵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又能適應接受國家、地區現實的需要，並且在某些方麵超出了接受國家、民族原有的文化水平，那麽傳入的集郵文化就有可能被原有文化吸收，並促進原有文化的發展。而傳入的集郵文化本身通過吸收和順應原有文化，才有可能站往腳跟，甚至於獲得較大發展。
集郵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過程就是明顯的例證。
集郵文化在中國傳播過程中，它碰到的是一個有著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集郵活動在中國產生時，中國還是一個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幅員遼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那時的社會主流文化是以封建倫理思想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學說文化，這種文化集中體現了封建統治者的根本利益，半殖民地的社會狀態又融合了西方的某些先進技術和人文思想。在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儒家學說本身又是一個動態的體係，有著強大的適應性。因此集郵文化傳入中國是必然的，但是，集郵文化要想同化中國傳統文化，居於統治地位也是難以實現的。
另外，集郵文化傳入中國的時期，正是中國封建皇權製走向沒落衰退時期，那一時期的中國社會政府腐敗，戰爭不斷。而外國殖民者的入侵，使統治者驚惶失措，人民生活痛苦不堪，這一切又使得中國的傳統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發生了動搖，在此大環境下，社會文化思想領域必然會出現某種程度的活躍，這種曆史文化背景為集郵文化的傳播提供了良好條件。一方麵，那些居於社會上層，生活無憂的知識階層和買辦階層，在看不到國家和自己前途的情況下需要一種精神慰藉，另一方麵集郵文化無孔不入的滲透也為它在中國站住腳打下了基礎。在這種情形下，集郵文化那種休閑方式，那種娛樂功能，那種可以跨越政治與傳統的特性正好適應了中國社會的需要，適應了近乎麻木的知識階層人士的心理需要，在中國得到傳播。
集郵文化真正被中國文化接受應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中國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和物質生活條件翻天覆地的改變，隨著中國對傳統文化觀在揚棄基礎上的複興，集郵文化被中國社會重新審視、重新認識、重新接受，此時的集郵文化也發生著某種順應，中國人在同化的基礎上接受了它並發展了集郵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中國人把集郵活動提升為一種文化形為，也是中國人把集郵與社會意識形態聯係起來，使之為社會發展服務。集郵活動、集郵文化在歐、美國家那就是“集郵”，與其它不搭界，這既是一種文化差異，也是集郵文化在中國的同化。有著五千年文化傳統的中國，從不排斥外來文化，但對它的接受曆來是“看菜吃飯”的，使今天在中國形成的集郵文化更為精致，更具思辯性。集郵文化傳入中國後的短短百年間，深深打上中國文化的烙印是與中國的集郵者采取隨機的、靈活的策略，對集郵文化作出迎合中國傳統文化的改造，使之與中國現代社會的意識形態相一致，使集郵文化融入中國先進文化的大潮有著直接關聯。
同是集郵文化，中國在其文化內核的基礎上賦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新思想，它幾乎將中國的曆史、地理、人文和倫理思想都包容進了中國的集郵文化之中，這也就是集郵文化的特征，也可能是集郵文化采取的妥協與順應的方針。試想中國的集郵品完全都是清一色的外國事物，中國的集郵思想和集郵活動全盤照搬外國的行為，集郵文化在中國能站住腳跟嗎？集郵文化的這一特征在歐洲各國也莫不如此。美國、日本在吸收外國先進文化方麵是典型的實用主義和唯我主義，對其國家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環境那怕起絲毫促退作用，他們也會毫不留情地一概拒之國門之外。集郵文化在這兩個國家的流行，也必然是因為集郵文化的順應與同化，無論是郵票的功能，還是集郵活動的功能，亦或是集郵文化的功能，他們都會進行同化後再利用。據報載，中國各個時發行的郵票，收集最全的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由日本人製作的中國解放區郵集，在國際郵展上曾獲大金獎，而我們中國獲此殊榮的人也不多。除卻客觀因素如戰爭、集郵文化意識和一定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態外，中國人還沒有一個人能收集那麽多的有關時期的珍罕郵品有極大關係。
中國社會曆來講究“精神文明建設”，講究先進文化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示範作用。那麽，集郵文化就要與這些相融合來為這兩者服務，這就是順應。世界上沒有哪一種事物是孤立存在的，任何文化都是為一定政治服務的。比如中國目前最大的政治就是進行與國際接軌的市場經濟建設，集郵文化也要為此而展開，所以中國的集郵文化自然就有了中國特色。集郵文化迎合了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由於集郵文化在中國一個特定時期的發展致使郵票在市場上的價格以不可替代的價值存在著，當時政府宣傳的口徑，集郵者的集郵目的，以及郵商的市場行為使集郵文化完全變了味。人們把集郵當著聚財斂資的手段和途徑，讓人感到集郵倒成了一種經濟行為，而不是文化行為。這一方麵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態有關，另一方麵與人們以至社會對集郵功能、集郵文化特性了解不深有關，集郵文化在中國生根落戶正是通過這一係列的吸收、融化、順應的過程才在中國深深紮下根，使這種外來文化終於形成具有中國特點的文化，並且對中國的精神文化產生了非常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
集郵文化作為一種世界性文化，自然有其最為基本的經典，一般來說同其他文化一樣有著所有接受者願意共同接受的合理內核，正是這一點才維持了集郵文化的一體性。但是集郵文化在傳播過程中，必然會產生各種變體，各種派係。比如非洲的集郵文化與美洲、亞洲的集郵文化內含是有所不同的，主要是因為集郵載體，郵票的題材內容不同。一方麵由於各民族的文化載體、經濟結構，甚至邏輯結構不同，因此必然產生對文化載體的不同理解，使集郵文化在各國的流傳中變得日益發展而又複雜。另一方麵，每一個集郵者對集郵文化的接受和理解又存在著差異，也必然會受到各種主觀因素的製約，如集郵者的知識結構和水平的因素，集郵者所在民族傳統文化積澱形成的特定觀念，思維方式與集郵心態以及每個集郵者所處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影響等，這樣人們在接受一種新的文化時，在理解上必然會產生某種變形或遊離，中國集郵界的決策者和具有審查權力的郵集評審者絕大多數是官員，他們不一定懂集郵，但他們對集郵活動有決定權，對郵集有“生殺大權”，對集郵者的思想行為有控製權。
各種文化在傳播中由於對其文化內核的理解的不同，以及在接受與傳播中的創新性闡釋，又使各種文化分支的產生變得必不可分。事實上任何一種文化都是由許多派係而組成的，這既是這種文化得以存在的基礎，又是這種文化得以傳播的動力，然而這些文化分支有著一脈相承的基因，在傳播中又反過來相互吸收，使這種文化得以世代相傳，我們當然希望集郵文化也是如此。
在所有世界性文化中，其結構上的立場就存在於該文化的整體性同它得以傳播的不同國家與民族的文化差異之間。如果區域性的差異被過分強調，那麽這種文化的整體性就會瓦解，如果集郵文化的整體性在傳播過程中被過分強調，那麽要使它與區域性傳統相適應而得到傳播與發展就很困難。集郵文化各派別之間的爭鳴、融合有助於集郵文化的發展和傳播。一方麵通過史前經典郵品和集郵文化的研究者的闡釋和研究來維護集郵文化的整體性，另一方麵使各種集郵文化能夠適應各國的文化傳統和利益而得到發展，因為集郵文化發展的動力來自於創新性的闡釋，來源於研究、吸收者的新方法、新的郵品和新的集郵文化參照係，這種參照係就是fip規則，正是fip規則的創新性，正是集郵文化的這種百家爭鳴局麵，才使集郵文化的傳播和發展由可能變成現實，並將成為一種永恆的世界性文化。
對於這一點fip規則同樣有著不可替代和不可磨滅的功勞。”
天浩的這次演講獲得了比上次演講更為熱烈的掌聲。
論壇後期的幾天時間裏，天浩無論是房間裏，還是參觀遊覽，與專家們探討都是集郵文化問題，特別是與濟南陸軍學院汪代保先生就寫作本書進行的深入探討，使天浩得益非淺，也增加了信心。
天浩的房間裏，西北大學教授賴先生，；全國集郵聯盛名環副會長；學術部張部長；以及中國集郵界多位知名專家、學者對天浩上午的演講給予高度評價。
“天浩，你對集郵文化和fip規則的研究很深，也很透徹，不簡單，前些年，全國集郵聯曾進行過集郵文化研究，也有人提出過比較集郵文化的研究方向和框架，到現在還沒有人進行係統的研究，你今天的發言很有理論性，你能否將你的研究成果寫成一本書？如果是這樣，那就填補了我國集郵文化研究的一項空白。”全國集郵聯盛名環副會長捧著茶杯，站在天浩的房間裏邊踱著步、邊對天浩說。
“天浩，我看盛會長說的話你可以考慮，這本書寫出來一定有新意，你寫寫吧，有什麽困難我們一起來解決。”學術部張部長坐在天浩對麵的床上接著盛會長的話跟天浩說。
其他人也紛紛勸說天浩寫作比較集郵文化一書。隨後的時間裏，無論是個別與人交流，或是與集郵界專家、學者及有關領導談及中國集郵現狀及集郵文化形成與發展趨勢問題，大家一致認為天浩的觀點獨到、新穎、有理論、有論據、有深度，都建議他寫成一本書，盛名環副會長還對天浩說：“天浩，你寫吧，這是全國集郵聯交給你的一個任務。”
有如此多的領導與專家鼓勵天浩寫作比較集郵文化一書，天浩也有些心動。
“謝謝領導和各位專家的信任和鼓勵，我試試吧，寫作過程中如果有什麽問題，我還是要請教各位領導和專家。要不這樣吧，我這裏還有幾篇關於集郵文化和fip規則研究文章，請大家看看，裏邊的一些觀點是否可取，也請各位指教。”天浩邊說話邊從包裏拿出好幾篇文稿讓大家審看。
那次論壇，由於天浩帶去了好幾篇關於集郵文化研究論文，他的本意
是想找報刊投稿，聽大家說要他寫書，就拿出來讓大家看看。
大家傳看後，認為天浩的研究有深度，有廣度，盛會長跟張部長說：“我看這樣，閉幕那天讓天浩再作一次發言，然後收集大家的反映，你們看行不行。”
“當然可以，我也有這樣的想法。”張部長說。
論壇閉幕那天，論壇主席團經過研究，破例決定讓天浩再進行一次關
於fip規則研究的演講，幾位領導看過天浩的論文後，決定讓天浩演講題目是：《fip規則：促進了集郵文化發展與傳播中的順應與同化》的論文。
論壇主席宣布開會後，盛會長講話：
“湖北的天浩同誌前兩天在這裏作了題為《fip規則：使郵品創造文化並使集郵文化形成結構係統》的演講，我認為講得很好，我們經過研究想請天浩同誌寫一本集郵文化比較方麵的專著，他這次也帶來了好幾篇這方麵的研究論文，我們看了以後覺得寫得非常好，今天，論壇主席團再安排天浩同誌作一次演講，請大家認真聽，聽了以後都幫著提提意見和好的建議，下麵歡迎天浩同誌作演講。”台下報以熱烈的掌聲，天浩走上台，向主席團，向大家深深致謝。
“各位領導、各位專家老師，謝謝大家對我的信任，根據論壇主席團的安排，下麵我再為各位作《fip規則：使郵品創造文化並使集郵文化形成結構係統》的演講，請各位指正：
集郵文化在發展與傳播的過程中，由於正確解決與接受國家文化傳統的差異而活力四射，這些差異包括各國、各民族的曆史、習俗、文化、價值觀、以及各國政治、意識形態等等方麵。在集郵研究方麵形成互相爭鳴，取長補短，相互融合，這是集郵文化能成為“世界性”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fip規則在這一點上起到了巨大作用。
郵票產生於英國，由於其在人們現實生活中的實用性，很快就越過國界，傳到全世界。集郵也是一樣，由於其豐富的文化性，也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不論郵票，還是集郵在傳播中的具體狀態如何不同，但它們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在fip規則的指引下解決其在傳播與發展的過程中與接受各民族傳統文化的融合問題。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傳入的郵票、集郵活動、集郵文化，既是傳播的主體，又是被接受的客體，而接受集郵文化的國家或民族既是傳播的客體又是接受的主體。一種文化能否傳播到另一個國家、民族，就在於能否達到主客體的統一。所傳入的文化必須為接受國家或民族的政治與經濟發展所需要，並且能夠順應或同化接受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傳統，接受國家或民族對傳入的文化一定要有政治上、經濟上的需要，並且按照根源於各民族的傳統文化而形成的主體接受模式，對傳入文化進行篩選、吸收與重構。因此，一種文化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民族，它又不可能是原封不動的，而隻能是既保持原有文化的基本特征，又帶有接受國家或民族文化色彩的雙向重構物。
縱觀集郵文化傳播的曆史過程，有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如果接受集郵文化國家隻是處於原始的集郵水平，不能適應傳入的集郵文化體係，這時處於高一層次的外來集郵文化往往可以同化該國家的集郵文化而占據統治地位，比如集郵文化在中國的傳播過程就是如此。
中國最初發行的郵票其製板、印刷過程都是在英國或美國進行，當中國有了集郵活動，當中國集郵文化處於萌芽狀態時，應當認為那時中國的集郵文化是完全被西方集郵文化同化的，所不同的是那時中國發行的郵票題材是代表中華民族的龍圖騰，這也可以算作一種順應。在集郵的方式、方法上，中國集郵者總是跟在別人後麵亦步亦趨，那是一種邯鄲學步。
英國人最初發行郵票隻是郵政的需要，郵票的創造者和發行者也許沒有想到因郵票的出現派生出一項社會化的集郵活動，更不會想到因此而為人類創造一種新的文化——集郵文化。當郵票的出現促進了古代郵遞製度的解體，逐漸向現代郵政過渡，歐洲人以其敏銳的文化觸角，意識到集郵將是一項可以影響很多人的活動，這樣，集郵活動便在歐洲大陸盛行，最初的集郵不能算是一種文化，世界上的各種文化有其特定的規律性。郵票的問世，一方麵改變傳統而古老的郵遞方式，使郵政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另一方麵，人類任何民族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都是人類的共同財富，隻要對社會的發展人類的生活有好處，人們都可以盡情享受。因為人類有許多的共同之處，比如各國的民間傳統文化就是人類的共同財富，世界三大宗教的起源與傳播也是人類的共有精神財產，隻是這些人類共有的精神與物質財富，世界各民族的人們在接受與傳播中有相互順應與同化的問題，當一個民族的意識形態落後於社會存在時，很容易被外來文化征服。
集郵文化是人類把自己創造的物質財富轉化為精神財富的典型範例，在集郵文化的傳播過程中順應了接受國家或民族的傳統文化。但是集郵文化在傳入世界各地時，有一個接觸——滲透——順應——同化的過程，人們並非把傳入的集郵文化原封不動地照搬過來，這同時有兩種民族傳統文化的雙向重構過程。同化包含著吸收、兼容與順應，隻不過同化占據了矛盾的主導方麵而已。從文化接受的角度看，接受主體在把握作為對象的某一類型文化時，不是直觀地，一成不變地機械性反映，任何民族對一種文化的接受過程本身就蘊含著種種創新性闡釋的可能。
集郵文化在中國的傳播過程就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最初的集郵活動傳入中國，隻是按照歐洲人的集郵模式發展下去，當集郵活動演變成為一種文化，成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並對中國社會意識形態可能產生一些影響，中國社會便對集郵文化進行了控製性引導，使集郵活動、集郵文化成為政府行為，也使集郵組織行政化，集郵活動規範化，集郵展覽政治化。就連集郵文化的載體集郵品的發行、買賣都是由政府控製。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根深蒂固，雖然有著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國，從不排除外來文化，比如中國對佛教文化的接受，對世界先進思想，先進科學技術的引進，但這一切進入中國以後，絕大多數都被固化了。
第二、如果集郵文化傳播到一個社會製度比較先進的國家、地區，而該國家、地區也有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而傳入的集郵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又能適應接受國家、地區現實的需要，並且在某些方麵超出了接受國家、民族原有的文化水平，那麽傳入的集郵文化就有可能被原有文化吸收，並促進原有文化的發展。而傳入的集郵文化本身通過吸收和順應原有文化，才有可能站往腳跟，甚至於獲得較大發展。
集郵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過程就是明顯的例證。
集郵文化在中國傳播過程中，它碰到的是一個有著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集郵活動在中國產生時，中國還是一個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幅員遼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那時的社會主流文化是以封建倫理思想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學說文化，這種文化集中體現了封建統治者的根本利益，半殖民地的社會狀態又融合了西方的某些先進技術和人文思想。在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儒家學說本身又是一個動態的體係，有著強大的適應性。因此集郵文化傳入中國是必然的，但是，集郵文化要想同化中國傳統文化，居於統治地位也是難以實現的。
另外，集郵文化傳入中國的時期，正是中國封建皇權製走向沒落衰退時期，那一時期的中國社會政府腐敗，戰爭不斷。而外國殖民者的入侵，使統治者驚惶失措，人民生活痛苦不堪，這一切又使得中國的傳統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發生了動搖，在此大環境下，社會文化思想領域必然會出現某種程度的活躍，這種曆史文化背景為集郵文化的傳播提供了良好條件。一方麵，那些居於社會上層，生活無憂的知識階層和買辦階層，在看不到國家和自己前途的情況下需要一種精神慰藉，另一方麵集郵文化無孔不入的滲透也為它在中國站住腳打下了基礎。在這種情形下，集郵文化那種休閑方式，那種娛樂功能，那種可以跨越政治與傳統的特性正好適應了中國社會的需要，適應了近乎麻木的知識階層人士的心理需要，在中國得到傳播。
集郵文化真正被中國文化接受應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中國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和物質生活條件翻天覆地的改變，隨著中國對傳統文化觀在揚棄基礎上的複興，集郵文化被中國社會重新審視、重新認識、重新接受，此時的集郵文化也發生著某種順應，中國人在同化的基礎上接受了它並發展了集郵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中國人把集郵活動提升為一種文化形為，也是中國人把集郵與社會意識形態聯係起來，使之為社會發展服務。集郵活動、集郵文化在歐、美國家那就是“集郵”，與其它不搭界，這既是一種文化差異，也是集郵文化在中國的同化。有著五千年文化傳統的中國，從不排斥外來文化，但對它的接受曆來是“看菜吃飯”的，使今天在中國形成的集郵文化更為精致，更具思辯性。集郵文化傳入中國後的短短百年間，深深打上中國文化的烙印是與中國的集郵者采取隨機的、靈活的策略，對集郵文化作出迎合中國傳統文化的改造，使之與中國現代社會的意識形態相一致，使集郵文化融入中國先進文化的大潮有著直接關聯。
同是集郵文化，中國在其文化內核的基礎上賦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新思想，它幾乎將中國的曆史、地理、人文和倫理思想都包容進了中國的集郵文化之中，這也就是集郵文化的特征，也可能是集郵文化采取的妥協與順應的方針。試想中國的集郵品完全都是清一色的外國事物，中國的集郵思想和集郵活動全盤照搬外國的行為，集郵文化在中國能站住腳跟嗎？集郵文化的這一特征在歐洲各國也莫不如此。美國、日本在吸收外國先進文化方麵是典型的實用主義和唯我主義，對其國家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環境那怕起絲毫促退作用，他們也會毫不留情地一概拒之國門之外。集郵文化在這兩個國家的流行，也必然是因為集郵文化的順應與同化，無論是郵票的功能，還是集郵活動的功能，亦或是集郵文化的功能，他們都會進行同化後再利用。據報載，中國各個時發行的郵票，收集最全的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由日本人製作的中國解放區郵集，在國際郵展上曾獲大金獎，而我們中國獲此殊榮的人也不多。除卻客觀因素如戰爭、集郵文化意識和一定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態外，中國人還沒有一個人能收集那麽多的有關時期的珍罕郵品有極大關係。
中國社會曆來講究“精神文明建設”，講究先進文化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示範作用。那麽，集郵文化就要與這些相融合來為這兩者服務，這就是順應。世界上沒有哪一種事物是孤立存在的，任何文化都是為一定政治服務的。比如中國目前最大的政治就是進行與國際接軌的市場經濟建設，集郵文化也要為此而展開，所以中國的集郵文化自然就有了中國特色。集郵文化迎合了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由於集郵文化在中國一個特定時期的發展致使郵票在市場上的價格以不可替代的價值存在著，當時政府宣傳的口徑，集郵者的集郵目的，以及郵商的市場行為使集郵文化完全變了味。人們把集郵當著聚財斂資的手段和途徑，讓人感到集郵倒成了一種經濟行為，而不是文化行為。這一方麵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態有關，另一方麵與人們以至社會對集郵功能、集郵文化特性了解不深有關，集郵文化在中國生根落戶正是通過這一係列的吸收、融化、順應的過程才在中國深深紮下根，使這種外來文化終於形成具有中國特點的文化，並且對中國的精神文化產生了非常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
集郵文化作為一種世界性文化，自然有其最為基本的經典，一般來說同其他文化一樣有著所有接受者願意共同接受的合理內核，正是這一點才維持了集郵文化的一體性。但是集郵文化在傳播過程中，必然會產生各種變體，各種派係。比如非洲的集郵文化與美洲、亞洲的集郵文化內含是有所不同的，主要是因為集郵載體，郵票的題材內容不同。一方麵由於各民族的文化載體、經濟結構，甚至邏輯結構不同，因此必然產生對文化載體的不同理解，使集郵文化在各國的流傳中變得日益發展而又複雜。另一方麵，每一個集郵者對集郵文化的接受和理解又存在著差異，也必然會受到各種主觀因素的製約，如集郵者的知識結構和水平的因素，集郵者所在民族傳統文化積澱形成的特定觀念，思維方式與集郵心態以及每個集郵者所處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影響等，這樣人們在接受一種新的文化時，在理解上必然會產生某種變形或遊離，中國集郵界的決策者和具有審查權力的郵集評審者絕大多數是官員，他們不一定懂集郵，但他們對集郵活動有決定權，對郵集有“生殺大權”，對集郵者的思想行為有控製權。
各種文化在傳播中由於對其文化內核的理解的不同，以及在接受與傳播中的創新性闡釋，又使各種文化分支的產生變得必不可分。事實上任何一種文化都是由許多派係而組成的，這既是這種文化得以存在的基礎，又是這種文化得以傳播的動力，然而這些文化分支有著一脈相承的基因，在傳播中又反過來相互吸收，使這種文化得以世代相傳，我們當然希望集郵文化也是如此。
在所有世界性文化中，其結構上的立場就存在於該文化的整體性同它得以傳播的不同國家與民族的文化差異之間。如果區域性的差異被過分強調，那麽這種文化的整體性就會瓦解，如果集郵文化的整體性在傳播過程中被過分強調，那麽要使它與區域性傳統相適應而得到傳播與發展就很困難。集郵文化各派別之間的爭鳴、融合有助於集郵文化的發展和傳播。一方麵通過史前經典郵品和集郵文化的研究者的闡釋和研究來維護集郵文化的整體性，另一方麵使各種集郵文化能夠適應各國的文化傳統和利益而得到發展，因為集郵文化發展的動力來自於創新性的闡釋，來源於研究、吸收者的新方法、新的郵品和新的集郵文化參照係，這種參照係就是fip規則，正是fip規則的創新性，正是集郵文化的這種百家爭鳴局麵，才使集郵文化的傳播和發展由可能變成現實，並將成為一種永恆的世界性文化。
對於這一點fip規則同樣有著不可替代和不可磨滅的功勞。”
天浩的這次演講獲得了比上次演講更為熱烈的掌聲。
論壇後期的幾天時間裏，天浩無論是房間裏，還是參觀遊覽，與專家們探討都是集郵文化問題，特別是與濟南陸軍學院汪代保先生就寫作本書進行的深入探討，使天浩得益非淺，也增加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