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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相申不害代韓侯與少梁簽署的同盟,分為‘表約’與‘裏約’兩份。


    表約很普通,大抵就是韓國承認少梁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並在此基礎上與少梁建立正常的邦交關係,且相約互不侵犯。


    說白了,這是拿來應付秦國與魏國的。


    相比之下,‘裏約’則敏感地多,它牽扯到兩國在戰略、貿易、軍事、技術等方麵的種種合作。


    比如,韓國答應將少府製弩的圖紙與工藝分一到兩年時間教給少梁,但少梁必須承諾嚴密守住韓弩的工藝技術,決不可泄漏於秦、魏兩國。


    而相對地,少梁也承諾替韓國訓練奇兵,同時也要求韓國嚴密保護奇兵的訓練方式,不可泄漏於秦、魏兩國。


    除此之外,兩國還針對糧食、食鹽、鐵礦等戰略物資簽署了一係列的協定,簡單地說就是相互流通,防備災年。


    總得來說,這份同盟協定對於韓國其實獲益並不大,除了得到一個關於訓練奇兵的好處幾乎沒得到別的實際利益,韓國看重的是少梁的將來。


    此次秘密出訪少梁,申不害感觸最深的便是少梁此刻國內的氛圍,舉國上下十幾萬人口每日啃著白米、野菜大力發展建設,這份團結與堅韌,讓他深切感受到了這個國家迫切想要變得強大的信念。


    舉國上下都在朝著一個目標前進,這樣的國家有什麽理由無法變得強大呢?


    想來唯一的阻力恐怕也就隻有秦、魏兩國的外部幹涉了。


    申不害曾私下對隨從感慨,感慨少梁國的變法,要比他韓國順利太多太多,相比之下,他韓國的變法簡直就是舉步維艱。


    五月初四,申不害與東梁君在少梁城簽署完兩國協定,隨即又在李郃的邀下來到舊梁。


    此時他便吩咐隨從抬出一個巨大的箱子,鄭重地將這個箱子交給了李郃。


    記得從韓國出發時,李郃就看到申不害的隨從帶著幾個大箱子,他原本以為是申不害一行人的衣物什麽的,直到此刻他才知道,原來這口箱子內盛放著韓國少府打造弩具的圖紙與相關工藝技術的記載。


    由此可見,韓國希望少梁盡快變得強大的迫切之心,並不比少梁自身遜色多少。


    當然申不害也明確告訴了李郃,這箱內的圖紙與相關工藝記載,並非是少府最新的技術,而是前兩年的,目的是為了防止他韓國最新的工藝技術泄漏於秦魏兩國,倘若少梁能在幾年內獲得自保的能力,介時他韓國再將最新的工藝技術,以及冶鐵、鍛造方麵的技術再交給少梁。


    對於申不害如此慎重的做法,少梁與李郃均表示理解。


    事實上,由於申不害已承諾讓他隨行的十幾名少府工匠留在少梁,協助少梁提升技術,李郃其實也不在意箱內裝的是韓國前兩年的技術,一來有些東西是共通的,二來負責他少梁技術的墨家弟子們,到時候也能從這些工匠的口述中了解最新技術,倒也沒什麽。


    退一步說,就算是韓國前兩年的技術,對於如今的少梁提升也是非常巨大的。


    畢竟當世除了韓弩,幾乎沒有哪個國家打造的弓弩能射六百步,基本上都在四百步開外,連達到五百步都十分勉強。


    簡單地說,即使是韓國前兩年的造弩技術,其實也是領先於秦魏兩國的,至少拉平。


    得到了這箱珍貴的技術資料,墨踐立刻吩咐墨明等墨家弟子研究、學習,考慮到這些墨家弟子大多都是工匠出身,再加上又有韓國少府的工匠在旁解釋、教導,相信不出幾日便能理解掌握韓國的造弩技術。


    當然,理解掌握並不代表少梁立刻就能打造優質的弩具,他們還在勘察少梁國內的樹木,試試那種木頭更適合用於打造弩具。


    而少梁別的東西不多,最多的就是樹木與黃土,尤其是在得到元裏、合陽二地後,少梁國土麵積暴增近一倍,大多都是從未經過發展的原始山林,相信其中有許多生長幾百上千年的優質樹木,定能成為優質的造弩材料。


    而就在墨明帶著諸墨家弟子學習韓國造弩技術時,李郃與墨踐則繼續接待申不害,與後者談論法治。


    別看韓國講法治,而少梁注重墨治,但其實在申不害主張下的‘韓國法治’,與少梁的墨治十分接近,都是側重於中央集權,區別僅在於少梁的‘集權’主張上層決策,即國家政令,由以東梁君為首的少梁官員商議決定,且有‘公義’作為約束;而申不害則主張由君主獨斷獨行,一切服從君主裁斷。


    對於申不害的這種主張,李郃與墨踐都是不認同的,且二人的反對觀點不同。


    墨踐的反對觀點是韓國的君權失去了約束,他對申不害道:“韓侯以此法治國,就好比一人駕車,僅有繩鞭卻沒有韁繩,隻能前進卻不能停止,不利於治國治民。”


    而李郃的反對觀點與墨踐稍有不同:“韓侯固然賢明,但他深居宮內,未必事事精通,僅讓韓侯一人決斷國家政務,長此以往或會與現實偏離。”


    相比墨踐的反對意見,申不害更能接受李郃的反對意見,聞言請教道:“李大夫有何指教?”


    李郃也不藏私,拿他少梁舉例道:“申相且看我少梁,雖然最高的法令由東梁君與治邑大夫商議決定,但東梁君隻提供一個方向,並不做詳細的安排,具體事項由我等治邑大夫製定,而我舊梁製定的邑策,我也並不獨斷獨行,縣政交給邑令,技術方麵則委托钜子,他們負責相關之事,比我更有經驗,我為何要去給他們指手畫腳呢?”


    申不害聽了感覺很有意思,饒有興致地問道:“那李大夫負責什麽呢?”


    “統籌安排。”李郃解釋道:“我隻負責一件事,即將合適的人才放在合適的地方,並給予他們足夠的信任與幫助。”


    申不害聽了頗有啟發,半響歎息道:“想不到李大夫年紀輕輕竟有這等高見,可惜我韓國與少梁不同,變法一事在國內有大多的掣肘,若不能請韓侯獨斷,恐怕法令根本不能下達。”


    李郃與墨踐對視一眼,沒有多說什麽。


    在對比兩國的國情後,少梁的變法基礎要比韓國好得太多,上有以東梁君為首的權貴權力支持變法,下由舉國百姓全力支持,再加上有墨家弟子作為基層的官員,引導百姓,可以說少梁臣民在紀律性、組織性、協同性上一個不缺,至少在國內幾乎沒有絲毫的掣肘與阻礙,這即是少梁本身的優勢,也是墨學治國的優勢,兩種優勢相疊加,促成了眼下少梁舉國謀求變法發展的現狀。


    別說韓國比不上,天下任何一個國家都比不了。


    隨後除了集權方麵,申不害也與李郃、墨踐探討了法治方麵的側重。


    如今天下法家,大致可分為三派,即‘重法派’、‘重勢派’與‘重術派’。


    重法,即指視法令為至高無上,一切依法而辦,最顯著的例子便是秦國的衛鞅,別看衛鞅當初在少梁笑容可掬的模樣,事實上他在秦國施行變法時十分嚴苛,僅從‘連坐法’就能看出一二。


    而重勢派,則主張維護君主的無上權力,這一派法家弟子認為隻要有強有力的君權,便能順利推動新法,這想法其實與申不害的主張十分相似,但申不害並不是這一派的忠實擁躉,他其實是‘重術派’,隻不過是被韓國的國情逼地沒有辦法,才主張君主集權。


    重勢派真正的例子是齊國稷下先生慎到。


    最後就是申不害主張的‘重術派’,說白了就是用靈活的方式來推動變法,而主張君主集權,其實也就是申不害受迫於韓國國情而做出的‘靈活改變’,包括他對韓國國內舊貴族勢力的妥協與拉攏。


    而李郃當然是傾向於‘三者並重’,既要有優秀的法令,也要有強有力的政府去推動,且推動的方式也要講究靈活,法、勢、術三者皆不可或缺,這一點在他看來是眾所周知的。


    申不害雖然對墨踐主張的墨家學說並不感興趣,但卻對李郃所講述的法治理念頗感興趣。


    五月初五,秦國相邦、左庶長衛鞅再次趕赴舊梁,專程來見申不害。


    申不害對此並不奇怪,畢竟前幾日在見過秦國駐少梁使者樛遊後,他就猜到他赴少梁一行瞞不過秦國。


    在與李郃私下商量了一下後,申不害決定等一等秦國的使者,看看能否與秦國達成什麽默契。


    別看韓國是魏國的盟友,且被秦國占去了許多的土地,但其實韓國並非鐵了心站在魏國那邊,就像少梁一樣,秦、魏兩國其實都是韓國的敵人,隻不過韓國既沒有能力獨自對付其中一國,更沒有能力同時與兩國為敵,因此隻能選擇其中一方。


    倘若此次能從秦國這邊得到什麽承諾,這當然更有利於韓國遊走於秦、魏兩國之間。


    然而尷尬是,韓國由於也是大國之一,它注定享受不到少梁的‘待遇’——秦國可以不在乎少梁的發展,隻要少梁別站在魏國那邊即可,畢竟秦國自忖少梁威脅不到它。


    但韓國可不同,它的塊頭比少梁大太多了,這就注定秦魏兩國誰也不會放鬆對它的監視。


    不過這次,秦國相邦衛鞅倒還真是懷著對韓國的善意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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