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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北京大學、長江商
西醫東漸，引發了西醫與中醫之間的矛盾、衝突和緊張，也增加了不同文明傳統的醫學、醫療技術和組織製度之間的交互影響。這是中國現代化過程裏的重要一幕，至今對醫療服務的資源動員，仍然有極大的影響。
像我這般年紀的人，都知道魯迅對傳統中醫的反感和抨擊。最早讀《呐喊》，應該是40年前上初中的時候。魯迅的文字，自有讓你過目不忘的力量：為了久病的父親，年幼的作者每天先到比自己高一倍的當鋪櫃台典當拿錢，再到和自己一樣高的藥店櫃台買藥。更令人反胃的是，“開方的醫生，因為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這般忙了四年，“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朋友，如果你我也有類似的遭遇，會不會也像魯迅先生一樣，以此認定“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呢？
後來才知道，五四前後不少文化名人，對中醫都持批判態度。梁啟超、陳獨秀、胡適、傅斯年、吳昌碩等，都有過類似的言論。最早白紙黑字寫下《廢醫論》的近代學者，還是章太炎的老師、清末國學大師俞樾。到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的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議，餘雲岫幹脆正式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就是說，不限於非議，而且要在體製上廢除中醫的武功。此案引發全國論戰，也逼迫中醫團結起來“救亡圖存”。結果，餘案通過了卻沒有被執行。但是，從此中醫（“國醫”）就戴上了“舊醫”帽子，而國民黨時代的醫生注冊條例，規定中醫隻能注冊為“醫士”，隻有西醫才能注冊為“醫師”。
其實，無論是“貶”還是“廢”，根據隻有一條，就是“中醫不科學”。餘雲岫論述廢止中醫的理由，撇開用語的激烈和尖銳，與俞樾以來一批中國學者關於中醫的見解一脈相承。可以說，“西醫＝科學與先進，中醫＝愚昧和落伍”，差不多是現代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共識。
問題是，西醫從來就是科學的嗎？遠的不談，就是到了18世紀中葉的英國，“人們普遍認為在發燒初期進行發汗是必需的。一般做法是在病人身上堆積衣服，提供具有發熱性能的物質，諸如酒精、香料等等，這些東西往往使血液沸騰、痙攣加重、病情惡化”――這比“不科學的”中醫，究竟高在什麽地方？當時，整個歐洲普遍相信放血、催吐、通便等“清除體內有毒液體的方法”，因為在19世紀病因學說被揭示之前，“疾病被歸結為流體和體液的不平衡”。美國的情況似乎更糟，因為《劍橋醫學史》記載，在新英格蘭的醫生，“方法是一致的，放血、嘔吐、發皰、用瀉藥、止痛等等；如果病情依舊，就重複用過的措施，直到病人死亡”。堪薩斯邊界的一位醫生這樣迴憶他的行當，“我幾乎想不起在早年有哪怕是一種能被醫生真正治愈的疾病”（第216頁）。
西藥也好不到哪裏去。1869年倫敦一家醫院的急診室，“以每35秒鍾一個病人的速度…（病人）被打發走時帶上了劑量可疑的藥物”，“它們基本上由通便劑組成”（第222頁）。1900年前後，美國的老式醫生出診時，“他們的診療箱裏幾乎沒有藥物”。這些老醫生不但沒有聽說過年輕的競爭者所用的“新型”治療方法，而且由衷地相信，“年輕醫生最終會發現他們包裏真正需要的就是讓病人吐和瀉的藥物”（第223頁）。
那時中西之間的最大區別，也許不過就是西方世界還缺一個像魯迅這樣觀察入微、下筆毫不留情的文豪。蕭伯納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以上缺憾，1911年他寫下《醫生的困境》，說“在勉勉強強通過了考試、購得一個銅招牌後，醫生很快發現自己開的處方無非是：為不喝酒的人開白開水，為酒鬼則開白蘭地和香檳；在家中開牛排和黑啤酒，在路途上開不產生尿酸的素食食物；給老家夥的處方是緊閉的窗戶、大大的火爐、厚重的外套，給年輕的時尚追求者則是唿吸新鮮空氣，盡量裸露而不失莊重”！
就是說，傳統西醫也毫無“科學”而言。先進而敏感的中國知識分子對傳統中醫所作的批判，對18世紀以前的西醫，差不多全部適用。在很多方麵，傳統西醫之“不科學”，遠甚於傳統中醫。真正把中西醫之間的科學水平大幅拉開來的，不過發生在近現代而已。《劍橋醫學史》小結到，“（西）醫學發展的全盛時期大約從1850年開始。……從那以後，麻醉學和消毒學的發展促進了手術的發展；公共衛生促進了公眾健康；細菌學解釋了病因學；實驗醫學也有所成就；並且磺胺類的藥物和抗生素引發了藥物學的革命。致命性的疾病也能治療了，平均壽命增長了。醫學和社會的關係如同度蜜月一般親密”（第176頁）。是的，顯微鏡、溫度計、x－線、聽診器和心電儀等也是在19世紀後半期，才普遍進入西方國家的初級保健。
這前後究竟發生了什麽？長話短說，就是工業革命在西方擴展，而中國依然保持以農為本的結構。人口和資源積聚的模式，從此有了明顯的分叉。我們知道斯密定理的意思，是分工依賴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首先依賴人口和資源的積聚。當90％的人口散漫地居住在鄉間的時候，社會既不需要、也無從支持分工深化包括知識分工的深化。在此基點上，知識累積的模式也分了叉，結果就是科學革命與昔日輝煌的中華帝國漸行漸遠。越來越落後的，又何止中醫一家？
中醫的落伍並不是因為中醫沒有理論。廣義地說，一切理論都是以“假說”、“猜想”的形態存在的。問題是，是不是把理論――假說和猜想――置於不斷經受檢驗的地位，並不斷創造條件驗證這些理論，不斷推陳出新，以逼近更高的對規律的認識水平。從這點看，說傳統中醫輸在無力提出係統而精確的假說和猜想，不如說輸在缺乏驗證理論的支持條件。舉一個例，李比希關於生物化學的一係列假說，可以很快在先是吉森大學、然後是慕尼黑大學資金充裕、設備和人手齊備的實驗室裏得到驗證，並在經受檢驗的過程中不斷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反觀中醫，2500年前的《內經》提出的“經絡說”――一個偉大的猜想和假說――差不多要到上世紀70年代，才在日本的大學裏靠現代攝影技術，方可做到讓“看見”經絡的存在得以實現。天分再高的猜想，長期沒有機會遭遇可觀察現象的檢驗，談什麽科學呢？
巴慕德（harollbalme）說，現代醫學有兩項革命性突破，其一是對“準確真實性”（exacttruth）的尋求；其二是“托管製度”（trusteeship），即病人把自己的身體和生命托管給醫生、護士和醫院（轉引自楊念群，第62－62頁）。我的理解，追求“準確真實性”恰恰是為了滿足不斷驗證假說的要求。“托管製”呢？除了人道責任和降低交易費用的含義，最重要的是把病人的身體轉為醫學科學的客觀對象（sub－ject），而不再是以病人為中心、尤其不再以病人對自己病情的想象為中心。因為這兩點突破，西醫的科學水準就把中醫越拉越遠了。
絕不是中國人不聰明，絕不是有數千年曆史的中醫沒有經驗基礎，也絕不是中醫缺少天才的理論和假說。個人之見，決定性的差別是中國沒有提供不斷驗證、推翻、更新醫學假說的社會條件。試想，到20世紀80年代還是“10億人口、8億農民”，哪裏容得下程度很高的積聚和分工？經濟條件的限製，決定了追求“準確的真實性”實在是非常奢侈的需求。
在少數人口積聚達到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大城市，倒是有條件實現更高水準的知識分工。但是很可惜，傳統中國的大城市以帝王和官僚為中心。即使在中醫分工水平最高的太醫院，皇帝從來也沒有把自己的龍體托付給他的宮廷禦醫。相反，皇上總是中心和主宰。“伴君如伴虎”的曆代禦醫，謹小慎微、戰戰兢兢還來不及，哪裏談得到把皇帝老子的身體當作sub－ject，從容循著“觀察－問題－假說－驗證”的科學路線行動呢？說到底，天下所有含糊不清的“理論”，惟一的“好處”就是講不清楚對與錯――那實在是逃避責任的最佳護符。
這是我對中西醫近代分叉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事情根本與“中”、“西”無關。凡同樣的結構，都有差不多的結果。18世紀以前的西歐、19世紀以前的美國、20世紀的中國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論什麽醫，都要麵對科學革命的挑戰。反之，在不具備條件的地方，任何激烈的批判和廢除傳統的主張，也做不到把“不科學的”、但為廣大人口所“養得起”的傳統醫學醫術，完全逐出醫療服務的殿堂。
周其仁北京大學、長江商
西醫東漸，引發了西醫與中醫之間的矛盾、衝突和緊張，也增加了不同文明傳統的醫學、醫療技術和組織製度之間的交互影響。這是中國現代化過程裏的重要一幕，至今對醫療服務的資源動員，仍然有極大的影響。
像我這般年紀的人，都知道魯迅對傳統中醫的反感和抨擊。最早讀《呐喊》，應該是40年前上初中的時候。魯迅的文字，自有讓你過目不忘的力量：為了久病的父親，年幼的作者每天先到比自己高一倍的當鋪櫃台典當拿錢，再到和自己一樣高的藥店櫃台買藥。更令人反胃的是，“開方的醫生，因為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這般忙了四年，“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朋友，如果你我也有類似的遭遇，會不會也像魯迅先生一樣，以此認定“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呢？
後來才知道，五四前後不少文化名人，對中醫都持批判態度。梁啟超、陳獨秀、胡適、傅斯年、吳昌碩等，都有過類似的言論。最早白紙黑字寫下《廢醫論》的近代學者，還是章太炎的老師、清末國學大師俞樾。到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的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議，餘雲岫幹脆正式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就是說，不限於非議，而且要在體製上廢除中醫的武功。此案引發全國論戰，也逼迫中醫團結起來“救亡圖存”。結果，餘案通過了卻沒有被執行。但是，從此中醫（“國醫”）就戴上了“舊醫”帽子，而國民黨時代的醫生注冊條例，規定中醫隻能注冊為“醫士”，隻有西醫才能注冊為“醫師”。
其實，無論是“貶”還是“廢”，根據隻有一條，就是“中醫不科學”。餘雲岫論述廢止中醫的理由，撇開用語的激烈和尖銳，與俞樾以來一批中國學者關於中醫的見解一脈相承。可以說，“西醫＝科學與先進，中醫＝愚昧和落伍”，差不多是現代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共識。
問題是，西醫從來就是科學的嗎？遠的不談，就是到了18世紀中葉的英國，“人們普遍認為在發燒初期進行發汗是必需的。一般做法是在病人身上堆積衣服，提供具有發熱性能的物質，諸如酒精、香料等等，這些東西往往使血液沸騰、痙攣加重、病情惡化”――這比“不科學的”中醫，究竟高在什麽地方？當時，整個歐洲普遍相信放血、催吐、通便等“清除體內有毒液體的方法”，因為在19世紀病因學說被揭示之前，“疾病被歸結為流體和體液的不平衡”。美國的情況似乎更糟，因為《劍橋醫學史》記載，在新英格蘭的醫生，“方法是一致的，放血、嘔吐、發皰、用瀉藥、止痛等等；如果病情依舊，就重複用過的措施，直到病人死亡”。堪薩斯邊界的一位醫生這樣迴憶他的行當，“我幾乎想不起在早年有哪怕是一種能被醫生真正治愈的疾病”（第216頁）。
西藥也好不到哪裏去。1869年倫敦一家醫院的急診室，“以每35秒鍾一個病人的速度…（病人）被打發走時帶上了劑量可疑的藥物”，“它們基本上由通便劑組成”（第222頁）。1900年前後，美國的老式醫生出診時，“他們的診療箱裏幾乎沒有藥物”。這些老醫生不但沒有聽說過年輕的競爭者所用的“新型”治療方法，而且由衷地相信，“年輕醫生最終會發現他們包裏真正需要的就是讓病人吐和瀉的藥物”（第223頁）。
那時中西之間的最大區別，也許不過就是西方世界還缺一個像魯迅這樣觀察入微、下筆毫不留情的文豪。蕭伯納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以上缺憾，1911年他寫下《醫生的困境》，說“在勉勉強強通過了考試、購得一個銅招牌後，醫生很快發現自己開的處方無非是：為不喝酒的人開白開水，為酒鬼則開白蘭地和香檳；在家中開牛排和黑啤酒，在路途上開不產生尿酸的素食食物；給老家夥的處方是緊閉的窗戶、大大的火爐、厚重的外套，給年輕的時尚追求者則是唿吸新鮮空氣，盡量裸露而不失莊重”！
就是說，傳統西醫也毫無“科學”而言。先進而敏感的中國知識分子對傳統中醫所作的批判，對18世紀以前的西醫，差不多全部適用。在很多方麵，傳統西醫之“不科學”，遠甚於傳統中醫。真正把中西醫之間的科學水平大幅拉開來的，不過發生在近現代而已。《劍橋醫學史》小結到，“（西）醫學發展的全盛時期大約從1850年開始。……從那以後，麻醉學和消毒學的發展促進了手術的發展；公共衛生促進了公眾健康；細菌學解釋了病因學；實驗醫學也有所成就；並且磺胺類的藥物和抗生素引發了藥物學的革命。致命性的疾病也能治療了，平均壽命增長了。醫學和社會的關係如同度蜜月一般親密”（第176頁）。是的，顯微鏡、溫度計、x－線、聽診器和心電儀等也是在19世紀後半期，才普遍進入西方國家的初級保健。
這前後究竟發生了什麽？長話短說，就是工業革命在西方擴展，而中國依然保持以農為本的結構。人口和資源積聚的模式，從此有了明顯的分叉。我們知道斯密定理的意思，是分工依賴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首先依賴人口和資源的積聚。當90％的人口散漫地居住在鄉間的時候，社會既不需要、也無從支持分工深化包括知識分工的深化。在此基點上，知識累積的模式也分了叉，結果就是科學革命與昔日輝煌的中華帝國漸行漸遠。越來越落後的，又何止中醫一家？
中醫的落伍並不是因為中醫沒有理論。廣義地說，一切理論都是以“假說”、“猜想”的形態存在的。問題是，是不是把理論――假說和猜想――置於不斷經受檢驗的地位，並不斷創造條件驗證這些理論，不斷推陳出新，以逼近更高的對規律的認識水平。從這點看，說傳統中醫輸在無力提出係統而精確的假說和猜想，不如說輸在缺乏驗證理論的支持條件。舉一個例，李比希關於生物化學的一係列假說，可以很快在先是吉森大學、然後是慕尼黑大學資金充裕、設備和人手齊備的實驗室裏得到驗證，並在經受檢驗的過程中不斷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反觀中醫，2500年前的《內經》提出的“經絡說”――一個偉大的猜想和假說――差不多要到上世紀70年代，才在日本的大學裏靠現代攝影技術，方可做到讓“看見”經絡的存在得以實現。天分再高的猜想，長期沒有機會遭遇可觀察現象的檢驗，談什麽科學呢？
巴慕德（harollbalme）說，現代醫學有兩項革命性突破，其一是對“準確真實性”（exacttruth）的尋求；其二是“托管製度”（trusteeship），即病人把自己的身體和生命托管給醫生、護士和醫院（轉引自楊念群，第62－62頁）。我的理解，追求“準確真實性”恰恰是為了滿足不斷驗證假說的要求。“托管製”呢？除了人道責任和降低交易費用的含義，最重要的是把病人的身體轉為醫學科學的客觀對象（sub－ject），而不再是以病人為中心、尤其不再以病人對自己病情的想象為中心。因為這兩點突破，西醫的科學水準就把中醫越拉越遠了。
絕不是中國人不聰明，絕不是有數千年曆史的中醫沒有經驗基礎，也絕不是中醫缺少天才的理論和假說。個人之見，決定性的差別是中國沒有提供不斷驗證、推翻、更新醫學假說的社會條件。試想，到20世紀80年代還是“10億人口、8億農民”，哪裏容得下程度很高的積聚和分工？經濟條件的限製，決定了追求“準確的真實性”實在是非常奢侈的需求。
在少數人口積聚達到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大城市，倒是有條件實現更高水準的知識分工。但是很可惜，傳統中國的大城市以帝王和官僚為中心。即使在中醫分工水平最高的太醫院，皇帝從來也沒有把自己的龍體托付給他的宮廷禦醫。相反，皇上總是中心和主宰。“伴君如伴虎”的曆代禦醫，謹小慎微、戰戰兢兢還來不及，哪裏談得到把皇帝老子的身體當作sub－ject，從容循著“觀察－問題－假說－驗證”的科學路線行動呢？說到底，天下所有含糊不清的“理論”，惟一的“好處”就是講不清楚對與錯――那實在是逃避責任的最佳護符。
這是我對中西醫近代分叉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事情根本與“中”、“西”無關。凡同樣的結構，都有差不多的結果。18世紀以前的西歐、19世紀以前的美國、20世紀的中國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論什麽醫，都要麵對科學革命的挑戰。反之，在不具備條件的地方，任何激烈的批判和廢除傳統的主張，也做不到把“不科學的”、但為廣大人口所“養得起”的傳統醫學醫術，完全逐出醫療服務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