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實際上也是個沒有治國經驗的激進派，視曆代統治術為腐朽過時之物，他以為“法令”能至高無上，取代文化與道德。他又迷信官吏萬能，以為有了忠心耿耿的官吏，連教師也可以不要了。
其實法律隻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要想官民都守法，還得有良好的文化、道德氛圍，天下人如果都成了無知無識、狠如禽獸的亂民，靠法律能鎮得住嗎？官吏也是同樣，不要教育，不講道德，怎麽能有合格的官員？像李斯這種人，在法家中也算是極端的，思維中缺少一點基本邏輯——他以為，如果一個人吃三張餅能飽，那就直接吃第三張好了，頭兩張餅不吃也罷。
他提出的焚書，開了人類曆史的惡例。六國那會兒，君主多少都還標榜自己有文化，貴族交往聚會，不念兩句詩是不行的。李斯卻要挖掉人頭腦中的文化，百姓偶爾說兩句《詩》、《書》，都要砍腦袋，這不是要退迴原始社會去麽？
接著“焚書”事件，又發生了一樁“坑儒”事件，其案情撲朔迷離，給了秦朝的知識分子最致命的一擊。
秦始皇做了千古一帝，起碼在中國曆史上無人可比，不僅李斯這類擁護者是這麽認為的，始皇帝本人感覺也是這樣。那麽，一般人到了這地步，就“真的想再活500年”了。與我們常人操勞衣食、奔走祿位不同，我們活上70年，大概就很有些不耐煩了。
秦始皇不可能有現代科學意識，他自然要開始琢磨：如何能長生不老？這也不完全是為了貪圖生之享樂，他一天看幾百斤的文件，也不見得是什麽享樂，這裏麵，也有為帝國的長治久安著想的因素吧。
秦始皇二十八年，他冬巡至琅琊(今江蘇贛榆)，有齊人徐福（又名徐市）給他上書，說海上有三座神山，分別是蓬萊、方丈、瀛洲。這就是李白後來所說的“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徐福說山上有神仙，長生不老。他請求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定能求來長生不老藥。
始皇帝照準了徐福的請求，給徐福派了好幾千童男童女，載上夠吃三年的糧食，坐著大船就下海去了。
現在的人看，這徐福好像就是個騙子。其實不然，他是琅琊當地的一位“方士”，博學多才，通曉醫學、天文、航海等知識，且同情百姓、樂於助人，在沿海一帶名望甚高。徐福還是鬼穀子的關門弟子，跟師傅學到了辟穀、氣功、修仙的本領，且兼通武術。
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中，就有這麽一類，當時叫方士，並不見得就是騙子。他們弄的那些玩意兒，有的是化學，有的是醫學，有的是心理學，還有的是占卜，不能說都是騙術。
徐福這一折騰，耗資巨大，但出海數年，空手而歸。九年後，秦始皇東巡至琅岈，聽徐福說神山尚未找到，大為生氣。徐福連忙推說出海後碰到巨大的鮫魚阻礙，沒法兒登陸神山，請求增派射手對付鮫魚。秦始皇應允了，派了一批射手出海，果然射殺了一頭大魚(估計是鯨魚吧)。
大魚除掉了，再去總成了吧。秦始皇再次派徐福攜帶童男童女，還有百工巧匠、甲士、射手500多人，裝載了滿滿一船五穀種子、糧食、器皿等入海。
這迴徐福不敢折迴來了，硬著頭皮往前走，終於登陸了一塊“平原廣澤”。這是哪裏啊？據說就是日本的九州。原來，所謂蓬萊，就是日本的北九州；所謂方丈，就是韓國的濟州島；所謂瀛洲，就是琉球群島。
按照秦律，方士的藥方要是不靈驗，那時要砍頭的。徐福上島一卡按，這也就一荒郊野外，何來長生不老藥，所以不敢迴去，就在日本定居了下來。那時的日本也不叫日本，還沒有國家形態，徐福這一群人的到來，無異於是先進群體插隊落戶，他們教給當地土著農耕、捕魚、鍛冶、製鹽等技術，傳授醫術，大受歡迎。所以在日本後世，尊徐福為“司農耕神”和“醫藥神”，還有說他曾自立為國王的。
徐福最後到了日本，這事八九不離十。日本的地名和人名中有那麽多以“福”字打頭的，似乎也跟他有關。
徐福在東瀛算是安居樂業了，可這邊廂急壞了秦始皇，他坐等徐福不歸，就又派了方士盧生去尋找仙人，還派了另外的人去找不死之藥。世界上除了人以外，不能長壽的東西多了，大部分事物都“猶有竟時”，可還是有人祈望能千秋萬代，這一點都不可笑。
盧生還真是有點收獲。秦始皇再次巡遊到達上郡（今陝西與內蒙古交界處）後，盧生求見，說自己剛從海外歸來，帶迴來一本《錄圖書》，是一本讖書，可預測將來之事，書上說：“滅秦者，胡也”。
秦始皇高度警覺：是啊，這些北方的胡人，不掃滅還真是不得了！於是他派大將蒙恬，帶領33萬大軍北擊匈奴，又在北方修起了長城。過了若幹年，秦始皇死了，秦朝也亡了，人們才醒悟過來，這個“胡”哪裏是胡人，而是“二世而亡”的胡亥。這些傳聞，我們姑且聽之吧。
這個盧生隻是個方士，弄點占卜、氣功什麽的還行，要拿出長生不老藥來，他得掂量一下自己的頭顱有多重。於是他隻能哄秦始皇：“臣等去求仙人奇藥，常不遇，好像有什麽東西傷害了仙人。”他建議秦始皇要隱蔽自己的行蹤，以遠離鬼怪，這樣才能迎來水火不侵的“真人”，求得不死之藥。
秦始皇被忽悠住了，說：“我仰慕真人。”於是不再自稱“朕”，而自稱“真人”，又下令將鹹陽方圓200裏內的270座宮殿，用空中“複道”和帶蓋子的“甬道”相連，他走到哪裏都要嚴格保密，誰說出去就是死罪。
從此，秦始皇深居簡出，處理朝政都在鹹陽宮，要是偶爾出去也行蹤詭秘。原先性格還算開朗的他，這以後就變得很孤僻了。政壇從來是高處不勝寒，換了誰也難免。
秦始皇對方士深信不疑，但方士心裏明白：這不過是哄獨裁者高興。可是方士這個活兒，跟禦用文人不一樣，文人怎麽吹都行，方士是必須要拿出長生藥來的，“不驗，輒死”。時間一長，總拿不出來怎麽辦？
就在焚書的第二年，負有尋找長生藥使命的侯生和盧生，私底下就這一問題，展開了一番討論。
他們說：“始皇這人，天性剛愎自用，從諸侯起家，兼並天下，隨心所欲，以為自古以來無人可及。現在又專用獄吏，博士雖有七十人，但備而不用，丞相等諸大臣，隻管辦事，一切由皇上說了算。皇上以殺人刑罰樹立威望，天下人怕得罪、要保俸祿，都不敢盡忠。這樣一來，皇上聽不到批評而日益驕橫，下麵因為害怕就隻挑好聽的說，以取悅皇上。秦法，藥方不靈驗，那可是立刻就得死的呀。現在，懂天文氣象的有三百人，皆良士，因為忌諱就隻能說些拍馬屁的話，不敢直截了當批評上麵。天下大小事，都是皇上說了算，一天要看幾百斤文件，不看完不休息，貪戀權勢如此，我們決不能為他求仙藥。”
看來，古代的方士，也不能簡單歸結為騙子，他們還有以天象、占卜勸諫君主的功用，這是積極的一麵。
兩人討論完畢，既出於害怕，又出於正義感，決定不玩了！於是一起逃亡了，不知所終。
秦始皇聽說這兩個方士跑了，大怒道：“我不久前收繳了天下不中用之書，全部銷毀；又召集大批文學之士和方士，想發揮他們的作用，開創太平盛世，方士卻勸諫我求奇藥。現在方士一去無消息，徐福花費巨大，終究也沒得到奇藥。隻有狡詐之徒為了圖利，日日報告說有發現。像盧生等人，我賜給甚厚，現在卻誹謗我，給我扣上‘不德’的大帽子。這豈能容忍？諸生凡是在鹹陽的，我都要派人查問，看是否有以妖言惑眾的！”
於是，始皇帝派禦史，對首都所有的儒生和方士立案審訊，被審者隻有供出有嫌疑的人，自己才可解脫。
高壓之下，什麽口供沒有？如此輾轉攀扯，查出犯禁者共有460餘人，皆在鹹陽坑殺，並公告天下，以警示其他知識分子。這之後，更有大規模的貶謫、流放，對象都是知識分子。
可憐這460多名首都知識分子，是在渭水之濱被坑殺的，據說在今陝西臨潼以西20裏，就有一處山穀叫做“洪坑溝”，清乾隆時代的縣誌上載，此地又名“坑儒穀”，就是秦始皇當年的坑儒之地。
秦始皇的長子扶蘇，是個有慈悲心腸的人，他對知識分子如此慘遭活埋看不過去，向父皇提出了委婉的勸諫：“當今天下初定，遠方黔首還未真心歸順，諸生也還都習慣於尊崇孔子。爹爹您現在全部施以重罰，臣恐天下不安，望父皇察之。”
這番話觸怒了秦始皇，他現在隻聽得進法家言論，聽不得“孔子”這兩字，於是他把扶蘇派到上郡，去做蒙恬的監軍。扶蘇這一去，就再也沒有踏上歸路。
秦始皇把扶蘇送到北方邊境，是要讓他受點鍛煉，知道國家不是那麽好擺弄的，似乎還沒有不再信任的意思，因為監軍等於手握兵權。北方的30多萬大軍，是秦軍的精華；從這一點看，秦始皇對扶蘇還是寄予厚望的。
現代史學界對始皇焚書一般都予以指責，燒書總是不對的，有的燒了就永遠不能恢複。但對於坑儒，卻有不同看法，最極端的是《劍橋中國秦漢史》，幹脆認為“坑儒事件”是瞎編的。
瞎編當然不太可能，司馬遷寫《史記》的時間距離坑儒並不遠，他不可能把流言當做正史。還有學者說坑的都是騙子，不是知識分子，其實方士也是古代知識分子的一種，在社會中有他們獨特的功用。秦朝以“查禁妖言”為名，一次坑殺460多個讀書人，無論如何也是暴政。
秦始皇功高於天，這不假，但曆史人物在做好事的時候，有時候不可避免地也會做壞事。古人對於政治，有他們自己的理解。一個開創性的大帝國，應怎麽統治，也需要有一個漫長的探索和糾錯的過程。
秦始皇焚書坑儒，對知識分子是空前的重創，有人視為民族千年之痛。他的這一舉措，使得原六國的知識分子迅速離心，成為潛在的叛逆者。
專製政權，如果沒有知識分子自群體參與，就無法完善和自我糾錯。政權隻依靠獄吏實行高壓統治，使帝國政務變成了單純的鎮壓與控製，再加上大工程的勞役空前繁重，百姓不堪其苦，知識分子趁勢製造對抗輿論，帝國的基座也就十分不穩了。
秦始皇一定讀過很多法家著作，但他要是能領會一點老子的精髓，就好了——辯證法，這是中國哲學最有用的瑰寶。
其實法律隻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要想官民都守法，還得有良好的文化、道德氛圍，天下人如果都成了無知無識、狠如禽獸的亂民，靠法律能鎮得住嗎？官吏也是同樣，不要教育，不講道德，怎麽能有合格的官員？像李斯這種人，在法家中也算是極端的，思維中缺少一點基本邏輯——他以為，如果一個人吃三張餅能飽，那就直接吃第三張好了，頭兩張餅不吃也罷。
他提出的焚書，開了人類曆史的惡例。六國那會兒，君主多少都還標榜自己有文化，貴族交往聚會，不念兩句詩是不行的。李斯卻要挖掉人頭腦中的文化，百姓偶爾說兩句《詩》、《書》，都要砍腦袋，這不是要退迴原始社會去麽？
接著“焚書”事件，又發生了一樁“坑儒”事件，其案情撲朔迷離，給了秦朝的知識分子最致命的一擊。
秦始皇做了千古一帝，起碼在中國曆史上無人可比，不僅李斯這類擁護者是這麽認為的，始皇帝本人感覺也是這樣。那麽，一般人到了這地步，就“真的想再活500年”了。與我們常人操勞衣食、奔走祿位不同，我們活上70年，大概就很有些不耐煩了。
秦始皇不可能有現代科學意識，他自然要開始琢磨：如何能長生不老？這也不完全是為了貪圖生之享樂，他一天看幾百斤的文件，也不見得是什麽享樂，這裏麵，也有為帝國的長治久安著想的因素吧。
秦始皇二十八年，他冬巡至琅琊(今江蘇贛榆)，有齊人徐福（又名徐市）給他上書，說海上有三座神山，分別是蓬萊、方丈、瀛洲。這就是李白後來所說的“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徐福說山上有神仙，長生不老。他請求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定能求來長生不老藥。
始皇帝照準了徐福的請求，給徐福派了好幾千童男童女，載上夠吃三年的糧食，坐著大船就下海去了。
現在的人看，這徐福好像就是個騙子。其實不然，他是琅琊當地的一位“方士”，博學多才，通曉醫學、天文、航海等知識，且同情百姓、樂於助人，在沿海一帶名望甚高。徐福還是鬼穀子的關門弟子，跟師傅學到了辟穀、氣功、修仙的本領，且兼通武術。
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中，就有這麽一類，當時叫方士，並不見得就是騙子。他們弄的那些玩意兒，有的是化學，有的是醫學，有的是心理學，還有的是占卜，不能說都是騙術。
徐福這一折騰，耗資巨大，但出海數年，空手而歸。九年後，秦始皇東巡至琅岈，聽徐福說神山尚未找到，大為生氣。徐福連忙推說出海後碰到巨大的鮫魚阻礙，沒法兒登陸神山，請求增派射手對付鮫魚。秦始皇應允了，派了一批射手出海，果然射殺了一頭大魚(估計是鯨魚吧)。
大魚除掉了，再去總成了吧。秦始皇再次派徐福攜帶童男童女，還有百工巧匠、甲士、射手500多人，裝載了滿滿一船五穀種子、糧食、器皿等入海。
這迴徐福不敢折迴來了，硬著頭皮往前走，終於登陸了一塊“平原廣澤”。這是哪裏啊？據說就是日本的九州。原來，所謂蓬萊，就是日本的北九州；所謂方丈，就是韓國的濟州島；所謂瀛洲，就是琉球群島。
按照秦律，方士的藥方要是不靈驗，那時要砍頭的。徐福上島一卡按，這也就一荒郊野外，何來長生不老藥，所以不敢迴去，就在日本定居了下來。那時的日本也不叫日本，還沒有國家形態，徐福這一群人的到來，無異於是先進群體插隊落戶，他們教給當地土著農耕、捕魚、鍛冶、製鹽等技術，傳授醫術，大受歡迎。所以在日本後世，尊徐福為“司農耕神”和“醫藥神”，還有說他曾自立為國王的。
徐福最後到了日本，這事八九不離十。日本的地名和人名中有那麽多以“福”字打頭的，似乎也跟他有關。
徐福在東瀛算是安居樂業了，可這邊廂急壞了秦始皇，他坐等徐福不歸，就又派了方士盧生去尋找仙人，還派了另外的人去找不死之藥。世界上除了人以外，不能長壽的東西多了，大部分事物都“猶有竟時”，可還是有人祈望能千秋萬代，這一點都不可笑。
盧生還真是有點收獲。秦始皇再次巡遊到達上郡（今陝西與內蒙古交界處）後，盧生求見，說自己剛從海外歸來，帶迴來一本《錄圖書》，是一本讖書，可預測將來之事，書上說：“滅秦者，胡也”。
秦始皇高度警覺：是啊，這些北方的胡人，不掃滅還真是不得了！於是他派大將蒙恬，帶領33萬大軍北擊匈奴，又在北方修起了長城。過了若幹年，秦始皇死了，秦朝也亡了，人們才醒悟過來，這個“胡”哪裏是胡人，而是“二世而亡”的胡亥。這些傳聞，我們姑且聽之吧。
這個盧生隻是個方士，弄點占卜、氣功什麽的還行，要拿出長生不老藥來，他得掂量一下自己的頭顱有多重。於是他隻能哄秦始皇：“臣等去求仙人奇藥，常不遇，好像有什麽東西傷害了仙人。”他建議秦始皇要隱蔽自己的行蹤，以遠離鬼怪，這樣才能迎來水火不侵的“真人”，求得不死之藥。
秦始皇被忽悠住了，說：“我仰慕真人。”於是不再自稱“朕”，而自稱“真人”，又下令將鹹陽方圓200裏內的270座宮殿，用空中“複道”和帶蓋子的“甬道”相連，他走到哪裏都要嚴格保密，誰說出去就是死罪。
從此，秦始皇深居簡出，處理朝政都在鹹陽宮，要是偶爾出去也行蹤詭秘。原先性格還算開朗的他，這以後就變得很孤僻了。政壇從來是高處不勝寒，換了誰也難免。
秦始皇對方士深信不疑，但方士心裏明白：這不過是哄獨裁者高興。可是方士這個活兒，跟禦用文人不一樣，文人怎麽吹都行，方士是必須要拿出長生藥來的，“不驗，輒死”。時間一長，總拿不出來怎麽辦？
就在焚書的第二年，負有尋找長生藥使命的侯生和盧生，私底下就這一問題，展開了一番討論。
他們說：“始皇這人，天性剛愎自用，從諸侯起家，兼並天下，隨心所欲，以為自古以來無人可及。現在又專用獄吏，博士雖有七十人，但備而不用，丞相等諸大臣，隻管辦事，一切由皇上說了算。皇上以殺人刑罰樹立威望，天下人怕得罪、要保俸祿，都不敢盡忠。這樣一來，皇上聽不到批評而日益驕橫，下麵因為害怕就隻挑好聽的說，以取悅皇上。秦法，藥方不靈驗，那可是立刻就得死的呀。現在，懂天文氣象的有三百人，皆良士，因為忌諱就隻能說些拍馬屁的話，不敢直截了當批評上麵。天下大小事，都是皇上說了算，一天要看幾百斤文件，不看完不休息，貪戀權勢如此，我們決不能為他求仙藥。”
看來，古代的方士，也不能簡單歸結為騙子，他們還有以天象、占卜勸諫君主的功用，這是積極的一麵。
兩人討論完畢，既出於害怕，又出於正義感，決定不玩了！於是一起逃亡了，不知所終。
秦始皇聽說這兩個方士跑了，大怒道：“我不久前收繳了天下不中用之書，全部銷毀；又召集大批文學之士和方士，想發揮他們的作用，開創太平盛世，方士卻勸諫我求奇藥。現在方士一去無消息，徐福花費巨大，終究也沒得到奇藥。隻有狡詐之徒為了圖利，日日報告說有發現。像盧生等人，我賜給甚厚，現在卻誹謗我，給我扣上‘不德’的大帽子。這豈能容忍？諸生凡是在鹹陽的，我都要派人查問，看是否有以妖言惑眾的！”
於是，始皇帝派禦史，對首都所有的儒生和方士立案審訊，被審者隻有供出有嫌疑的人，自己才可解脫。
高壓之下，什麽口供沒有？如此輾轉攀扯，查出犯禁者共有460餘人，皆在鹹陽坑殺，並公告天下，以警示其他知識分子。這之後，更有大規模的貶謫、流放，對象都是知識分子。
可憐這460多名首都知識分子，是在渭水之濱被坑殺的，據說在今陝西臨潼以西20裏，就有一處山穀叫做“洪坑溝”，清乾隆時代的縣誌上載，此地又名“坑儒穀”，就是秦始皇當年的坑儒之地。
秦始皇的長子扶蘇，是個有慈悲心腸的人，他對知識分子如此慘遭活埋看不過去，向父皇提出了委婉的勸諫：“當今天下初定，遠方黔首還未真心歸順，諸生也還都習慣於尊崇孔子。爹爹您現在全部施以重罰，臣恐天下不安，望父皇察之。”
這番話觸怒了秦始皇，他現在隻聽得進法家言論，聽不得“孔子”這兩字，於是他把扶蘇派到上郡，去做蒙恬的監軍。扶蘇這一去，就再也沒有踏上歸路。
秦始皇把扶蘇送到北方邊境，是要讓他受點鍛煉，知道國家不是那麽好擺弄的，似乎還沒有不再信任的意思，因為監軍等於手握兵權。北方的30多萬大軍，是秦軍的精華；從這一點看，秦始皇對扶蘇還是寄予厚望的。
現代史學界對始皇焚書一般都予以指責，燒書總是不對的，有的燒了就永遠不能恢複。但對於坑儒，卻有不同看法，最極端的是《劍橋中國秦漢史》，幹脆認為“坑儒事件”是瞎編的。
瞎編當然不太可能，司馬遷寫《史記》的時間距離坑儒並不遠，他不可能把流言當做正史。還有學者說坑的都是騙子，不是知識分子，其實方士也是古代知識分子的一種，在社會中有他們獨特的功用。秦朝以“查禁妖言”為名，一次坑殺460多個讀書人，無論如何也是暴政。
秦始皇功高於天，這不假，但曆史人物在做好事的時候，有時候不可避免地也會做壞事。古人對於政治，有他們自己的理解。一個開創性的大帝國，應怎麽統治，也需要有一個漫長的探索和糾錯的過程。
秦始皇焚書坑儒，對知識分子是空前的重創，有人視為民族千年之痛。他的這一舉措，使得原六國的知識分子迅速離心，成為潛在的叛逆者。
專製政權，如果沒有知識分子自群體參與，就無法完善和自我糾錯。政權隻依靠獄吏實行高壓統治，使帝國政務變成了單純的鎮壓與控製，再加上大工程的勞役空前繁重，百姓不堪其苦，知識分子趁勢製造對抗輿論，帝國的基座也就十分不穩了。
秦始皇一定讀過很多法家著作，但他要是能領會一點老子的精髓，就好了——辯證法，這是中國哲學最有用的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