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俘獲公子卬在戰役第二年，秦軍又與魏軍激戰於岸門（今河南長葛境內）。秦軍又勝。這迴把公子卬的部下，那位一點也沒錯的魏錯將軍也給俘虜了。
岸門這地方已是中原，這一仗，說明秦軍的實力已經強大到能進入中原作戰了。
至此，秦孝公與商鞅的聯手變法，已經進行了21年，秦國從步步走下坡路，一變而為正在崛起的西方大國，“穆公霸業”又在新的時代再現了。
老秦人的每一聲吼叫，都能使山東六國心頭一緊。
看來隻要目標明確，策略對頭，中樞強硬，行政有效率，把個奄奄一息的弱國變為一等強國，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是很多執政者錦衣玉食，就不想有什麽大作為了。
孝公這個新時代，實際上是商鞅的時代。秦國的很多東西，都深深烙下了一個大大的“鞅”字。
看來隻要順應潮流，個人改變曆史或推進曆史，完全不是狂想。
但是，這也是商鞅最後的輝煌。
商鞅的政治知己秦孝公，把整個秦國都托付給商鞅去運作，從史料上找不出一點孝公對商鞅生疑的跡象。秦孝公確實是把商鞅視為異姓兄弟，封其為“君”，是給予了公族宗室才有的待遇。
商鞅年長於秦孝公，按照自然規律，他這一生，是有君權做保障的，可以順順當當地走完。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秦孝公竟然死在了商鞅的前頭。
秦孝公二十四年，正在壯年的秦孝公突然去世，年僅44歲。
偉大的商鞅，頓失護佑！
據說秦孝公在死前，曾想把國家交給商鞅，讓商鞅做秦國的國君，而商鞅堅辭不受。當今有人說，這是秦孝公在試探商鞅有否可能篡國；但我以為這不可能。如有其事，也是秦孝公出於真心。
秦孝公是古今唯一的一位民主主義君主，隻要秦國強大，管他姓嬴還是姓商。
他對商鞅，始終用而不疑，沒有任何的掣肘與防備。
而商鞅拒絕接管秦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秦孝公知道：未竟的大業，隻有靠自己心愛的兒子了。他臨死前，把太子駟一人留在身邊，命兒子給他背誦《黃鳥》詩，可能是意在讓太子知道珍惜人才。
太子駟繼任，是為秦惠文公。
就此，曆史掀開了奇詭的一頁。
太子駟的兩位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到這時已經深居宮內12年不見人了。
這是空前的險境！
但是商鞅一點也沒意識到。他自負是先朝舊臣，出入仍傲慢如昔。
——人們可以忘恩，但是幾乎沒有可以忘記仇恨的。所有的老世族，都看準了這一轉機。
秦國通過變法強大了，他們不會因身為秦國人而高興。他們是受損者，所以他們寧肯國家退迴到原先的孱弱曆史中去，也要否定變法，爭取政治翻身。
在惠文公第一次視朝時，商鞅不知為何沒有出席。第一個出來稟奏的，就是公子虔和公孫賈。
兩人說：“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秦邦雖治，然婦人童稚皆言商君之法，莫言秦國之法，今又封邑十五，位尊權重，後必謀叛。”
新君年輕，商鞅和對立派都看到了這一點。但是商鞅完全看錯，以為君主年輕就不敢輕易變更父親的既定方針；而老世族卻能看得很準，他們要用“某人功高震主”來嚇唬年輕的君主。
這兩派的態度，在新君心中恰好形成一正一反兩種感受。天平傾向哪一邊，不言而喻。
秦惠文公果然上套，對兩位老師說：“吾恨此賊久矣。但以先王之臣，反形未彰，故姑容旦夕。”
惠文公雖然年少，但做事還不是沒原則的，他很懂得處理問題的分寸：先君的麵子要照顧，舊臣的氣焰也要打掉。於是派使者去收了商鞅相印，命商鞅退歸商、於。
商鞅不覺得大禍臨頭，反而覺得這樣也好，辭朝之後，就收拾好車駕出城。他雖去職，但爵位沒變，其儀仗隊伍，猶比諸侯。
商鞅在朝主政20年，文武百官無不出自他門下，見老主人走了，百官都來餞送，朝署為之一空。
這又給了反對派以口實。?
公子虔、公孫賈密告惠文公：“商君不知悔咎，僭擬王者儀製，如歸商、於，必然謀叛。”
當年與商鞅辯論輸了的甘龍、杜摯，也沒忘20年前的恥辱，出麵作證，將此事證實。?
惠文公不由大怒，即令公孫賈率武士三千去追趕商鞅，追上了就威權的倒台，不管後續的影響如何，都是民眾的開心之日。當時百姓知道商君走了，都跑了出來，滿街滿巷，抱怨商君。一聽說公孫賈要領兵追趕，攘臂相從者，竟有數千餘人之多。
當時商鞅車駕出城已有百餘裏，忽聞後麵喊聲大作，忙派人去探聽，迴報說：“是國君發兵追趕。”
商鞅大驚，知道是新君翻了臉，怕是難逃一劫，急忙卸去衣冠，下了車，扮作卒隸，帶著妻兒老母逃亡。
一行人倉促奔至函穀關，見天色將黑，便往旅店投宿。哪知道店主向他索要“照身之帖”（身份證）。
商鞅推說沒有，店主遂閉門不納，說：“商君之法，不許收留無帖之人，犯者連坐，要與你一並處斬，我可不敢留。”
商鞅歎道：“唉，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一行人隻得頂著夜色前行，混出函穀關門，徑直投奔魏國去了。當年，商鞅在魏國遊曆多年，他眼下心存僥幸，希望在魏國能找到一二至交，也許能東山再起。
來到魏國邊關之下，守令為一老者，名叫襄疵。此人閱曆頗多，居然認得商鞅，他怨恨商鞅欺公子卬而敗魏軍，拒絕接納。
商鞅請求從魏國轉道別國，並不在魏國逗留。關上的魏人說：“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不把你送歸，怕要惹禍上身。”隨後，就將商鞅遣送迴秦境內。
這真是應了“作法自斃”那句話！商鞅走投無路，隻得急赴自己的封地商邑，糾集徒屬，發邑兵向北攻擊鄭地，以謀求一塊立足之地。
現在，商鞅的身份變得很尷尬，雖然秦國目前的中央體製，沒有一處不烙著“鞅”字，可是他作為一個個體，已經被這體製排除出政治中樞。現在不過是一個與中央政權作對的小小城邑主了。
他親手締造的中央體製，隻要稍稍動動手指頭，就能把他捏的粉碎。
秦惠文公當然不可能放跑他，發大軍進攻商鞅，在鄭的澠池將商鞅的隊伍擊潰，生擒了商鞅。
20年的舊仇，今日終於可得報。秦惠文公下令，將商鞅車裂（五馬分屍），以祭祖先，且恨恨道：“沒有誰像商鞅這樣敢造反的！”隨後，又殺掉商鞅全家。
——這就是舊時許多權臣的宿命，主子一死，立刻遭滅頂之災。據說“自商鞅之死，百姓歌舞於道，如釋重負；六國聞之，亦皆相慶”。
這就是激進政治家的悲劇。
在繩索將他的四肢和脖頸勒緊時，曾經偉岸不可企及的商君，是極端孤獨的。
沒有人憐憫，沒有人惋惜，沒有人為他作《黃鳥》歌。
他所締造的事業，將延展至廣大的華夏之土，並將延續至千秋萬代。可是他隻是孤零零的一個犯人，連一個知音都沒有了。
一個偉大人物的孤獨隕滅，沒有誰比商鞅更淒慘的了。
不過，雖然作為肉體的商鞅，悲慘地毀滅了，可是他的精神仍在。
秦惠文公初即位時，尚且年少，殺商鞅是有些意氣用事了；但他是頭腦清醒之人，很快擺脫了甘龍、杜摯之流的影響，承襲了商鞅變法的所有成果。老世族並沒有重新得誌。
這就是所謂的“商鞅雖死，秦法未敗”。新法的許多規定，在秦國一直延續了下去，直至最終。
凡頭腦清醒一點的，都不敢再開曆史的倒車了。
誰願意再做那個遭人鄙視的“夷狄之邦”的君主？
當然，商鞅本人的敗亡，也有一部分原因在於他的極端化。他所主張的“貶抑工商”、“棄絕文化”、“倡主獨裁”、“輕罪重刑”，都違背了一個正常社會的規範。
他是在兩難中，選擇了風險極大的一難：如不激進，秦國便不能迅速富強；如果激進，他將陷於千夫所指。
他選擇了千夫所指。
他以自己的毀滅，換來了一個雄風引領百代的大帝國！
砍腦袋，然後提他的頭來見。?
商鞅遠去，大秦仍在。
法家商鞅以其鐵的意誌，留下了一個咄咄逼人的秦國。
秦惠文公滅掉商鞅三年後，自稱惠文王，共在位27年。這位小時候對商鞅大不敬的太子駟，並非頭腦昏庸之人，他當時給商鞅搗亂，不妨可看作一個少年人的叛逆行為。當他登上君位、逐漸成熟後，就清醒地意識到：商君之法，決不可廢，新法與商鞅本人的榮辱其實沒有什麽關係。
秦惠文王在不動聲色中，逐漸疏遠了老世族，延續耕戰政策，繼續開疆拓土的大業。
他上台後第五年，任命魏國人公孫衍為大良造，魏國迫於壓力，向秦國獻出陰晉，秦國改名寧秦（今華陰縣）。他上台第七年，派降將公子卬與魏國大戰，俘虜魏軍統帥、大夫龍賈，斬首八萬。奪取了渭水以南的“河西之地”。他上台十年後，任用張儀為相，魏國又獻上了十五縣。他上台十三年後，派張儀伐陝，占有其地，驅逐魏國居民。
至此，魏河西之地全部落入了秦國囊中。
變法圖強，可謂立竿見影！
秦國的這種進攻態勢，使得山東六國大起恐慌。
過去是“諸侯卑秦”，現在是“以一強對眾弱”，天下的形勢變了！
六國在惶惶不安中，都開始考慮應對秦國的策略。在此情勢下，一個叫蘇秦的的人，脫穎而出，提出了“合縱”戰略。
什麽叫“合縱”？
用後來韓非的話說，就是“合眾弱以攻一強”。之所以叫“縱“，就因為六國在地理位置上，都在函穀關以東，由北到南排成一個縱向。合縱，就是把六國串成一個羊肉串。
與這個策略相對，秦相張儀也提出了一個“連橫”戰略，即韓非所說的“事一強以攻眾弱”。這個戰略，是秦國給六國中的任意一國出的餿主意，讓它做秦國的仆從，攻擊其他五國，從中占便宜。
之所以叫“橫”，是因為六國中的任意一國，在地理位置上都處於秦國的東方，與秦國攜手，就是牽起了一條橫線。
“合縱”，可以說還有一些聯合自保的大義在裏麵，而“連橫”純粹是利用別人的自私心理。但在赤裸裸的利益麵前，就是有人上鉤，全然忘了晉國伐虢時發生的“唇亡齒寒”。
“合縱”與“連橫”，是戰國後期群雄逐鹿的一台大戲，一直演了上百年，尤以秦惠文王在位的27年為甚。
天下大勢的軸心，開始圍著秦國轉了。
為何戰國時最精彩的段子從這時候開始？是因為戰國七雄到此時都完成了變法改革，成了以地主、自耕農為基礎的一批新型國家。
各國都是相同的製度，並不等於“四海之內皆兄弟”，恰恰相反，各國在強國的過程中，都意識到，天下完全可以“定於一”。現在已經不是誰來當老大的問題了，而是誰有實力來當這個“唯一”。
不能不佩服古代政治家的“野心”或者說雄才大略。以古代的交通與通訊條件，天下實在是太大了。就算我們現代人，對過於遙遠的疆域，都不會有實際的興趣，而古代的君主們卻沒有放棄對於疆土擴張的衝動。正是這種近於狂熱的衝動，才為後代開辟了一個可以承載帝國偉業的廣大空間。
民族要強大，空間就要足夠大。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秦惠文王就是有同意野心的政治家。在他執政的27年中，對六國左右開弓、攻心為上，施展了高超的政治軍事手腕，打得六國幾無還手之力。
他的時代，也造就了兩位名聲不相上下的縱橫家——蘇秦和張儀。
這兩個人，各據舞台，玩弄六國於股掌之中，留下了“朝秦暮楚”這樣富有戲劇性的千古成語。
蘇秦，是東周洛陽人，曾經拜縱橫名家鬼穀先生為師。據說蘇秦讀透了周書《陰符》（此書在漢代亡佚），他先遊說周顯王，後遊說秦惠文王，都沒獲成功。
蘇秦巧舌如簧，把縱橫術學到了家，他的那一套對日薄西山的周王室沒有大用，但對秦國應該有大用，可惜秦惠文王放跑了他。
接下來他入趙國，仍碰壁；又入燕國，苦等幾年，終於見到了燕文侯，從此大展宏圖。
縱橫家最善於揣摩聽眾心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蘇秦到了燕國，當然要鼓吹合縱，把合縱說成是燕國自保的萬全之策。
燕文侯縱是國君，還從沒見過如此雄辯的人，被蘇秦一通忽悠，上了鉤，立刻給蘇秦提供車馬、錢財，讓蘇秦轉迴趙國去遊說。
趙國政局此時已發生變化，趙肅侯對蘇秦以禮相待，蘇秦仍是老辦法，先吹捧對方一通，再嚇唬一通，指出割地賄秦是為不智，隻有山東六國形成縱約，才可稱王稱霸。趙肅侯也被忽悠得頭暈，覺得眼前一片光明，馬上讚助蘇秦車千乘、金百鎰等一大堆財寶，讓他去說服諸侯。
當初蘇秦在遊說秦惠文王時，不過一介布衣書生，縱論天下事，總不免有說大話之嫌。現在他有燕趙兩國的支持，華車美服，氣象大不一樣。接下來的遊說勢如破竹，韓宣王、魏襄王、齊宣王、楚威王紛紛首肯，六國共推蘇秦為“縱約長”，同時掛六國相印。
就這樣，蘇秦憑著一張嘴，成為天下最顯赫的人。當他遊說一圈迴到趙國後，趙國封他為武安君，請他向秦國宣布六國縱約之事。
同時任六國相位，在中外曆史上也實屬罕見，蘇秦之威風，不可一世。秦惠文王想起這位暴發戶式的布衣卿相，心裏大概很不是滋味。
六國合縱，實力大增，秦國一時無法破解，隻得隱忍，史載“秦國不敢窺函穀關十五年”。
蘇秦由此名聲大震。據說他早年出外遊說不成功，迴到家後潦倒不堪，兄弟姐妹、嫂子、妻妾都嘲笑他說：“周人習治產業，致力工商，以謀利十之二為務。你舍本逐末，賣弄口舌，受困如此，不是活該嗎？”
蘇秦大受刺激，於是閉門苦讀一年，思想水平大有長進。一年後，再遊說諸侯，一舉成功。當他腰掛六國相印，北上燕國去匯報情況時，路過洛陽，隨行的各國使者及車馬浩浩蕩蕩，堪比王侯。
他迴到家中探視，兄弟、妻子和嫂子皆匍匐於地，不敢仰視。蘇秦歎息道：“同為一人，富貴之時親戚敬畏，貧賤之時遭人蔑視，何人不如此呢？”
岸門這地方已是中原，這一仗，說明秦軍的實力已經強大到能進入中原作戰了。
至此，秦孝公與商鞅的聯手變法，已經進行了21年，秦國從步步走下坡路，一變而為正在崛起的西方大國，“穆公霸業”又在新的時代再現了。
老秦人的每一聲吼叫，都能使山東六國心頭一緊。
看來隻要目標明確，策略對頭，中樞強硬，行政有效率，把個奄奄一息的弱國變為一等強國，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是很多執政者錦衣玉食，就不想有什麽大作為了。
孝公這個新時代，實際上是商鞅的時代。秦國的很多東西，都深深烙下了一個大大的“鞅”字。
看來隻要順應潮流，個人改變曆史或推進曆史，完全不是狂想。
但是，這也是商鞅最後的輝煌。
商鞅的政治知己秦孝公，把整個秦國都托付給商鞅去運作，從史料上找不出一點孝公對商鞅生疑的跡象。秦孝公確實是把商鞅視為異姓兄弟，封其為“君”，是給予了公族宗室才有的待遇。
商鞅年長於秦孝公，按照自然規律，他這一生，是有君權做保障的，可以順順當當地走完。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秦孝公竟然死在了商鞅的前頭。
秦孝公二十四年，正在壯年的秦孝公突然去世，年僅44歲。
偉大的商鞅，頓失護佑！
據說秦孝公在死前，曾想把國家交給商鞅，讓商鞅做秦國的國君，而商鞅堅辭不受。當今有人說，這是秦孝公在試探商鞅有否可能篡國；但我以為這不可能。如有其事，也是秦孝公出於真心。
秦孝公是古今唯一的一位民主主義君主，隻要秦國強大，管他姓嬴還是姓商。
他對商鞅，始終用而不疑，沒有任何的掣肘與防備。
而商鞅拒絕接管秦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秦孝公知道：未竟的大業，隻有靠自己心愛的兒子了。他臨死前，把太子駟一人留在身邊，命兒子給他背誦《黃鳥》詩，可能是意在讓太子知道珍惜人才。
太子駟繼任，是為秦惠文公。
就此，曆史掀開了奇詭的一頁。
太子駟的兩位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到這時已經深居宮內12年不見人了。
這是空前的險境！
但是商鞅一點也沒意識到。他自負是先朝舊臣，出入仍傲慢如昔。
——人們可以忘恩，但是幾乎沒有可以忘記仇恨的。所有的老世族，都看準了這一轉機。
秦國通過變法強大了，他們不會因身為秦國人而高興。他們是受損者，所以他們寧肯國家退迴到原先的孱弱曆史中去，也要否定變法，爭取政治翻身。
在惠文公第一次視朝時，商鞅不知為何沒有出席。第一個出來稟奏的，就是公子虔和公孫賈。
兩人說：“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秦邦雖治，然婦人童稚皆言商君之法，莫言秦國之法，今又封邑十五，位尊權重，後必謀叛。”
新君年輕，商鞅和對立派都看到了這一點。但是商鞅完全看錯，以為君主年輕就不敢輕易變更父親的既定方針；而老世族卻能看得很準，他們要用“某人功高震主”來嚇唬年輕的君主。
這兩派的態度，在新君心中恰好形成一正一反兩種感受。天平傾向哪一邊，不言而喻。
秦惠文公果然上套，對兩位老師說：“吾恨此賊久矣。但以先王之臣，反形未彰，故姑容旦夕。”
惠文公雖然年少，但做事還不是沒原則的，他很懂得處理問題的分寸：先君的麵子要照顧，舊臣的氣焰也要打掉。於是派使者去收了商鞅相印，命商鞅退歸商、於。
商鞅不覺得大禍臨頭，反而覺得這樣也好，辭朝之後，就收拾好車駕出城。他雖去職，但爵位沒變，其儀仗隊伍，猶比諸侯。
商鞅在朝主政20年，文武百官無不出自他門下，見老主人走了，百官都來餞送，朝署為之一空。
這又給了反對派以口實。?
公子虔、公孫賈密告惠文公：“商君不知悔咎，僭擬王者儀製，如歸商、於，必然謀叛。”
當年與商鞅辯論輸了的甘龍、杜摯，也沒忘20年前的恥辱，出麵作證，將此事證實。?
惠文公不由大怒，即令公孫賈率武士三千去追趕商鞅，追上了就威權的倒台，不管後續的影響如何，都是民眾的開心之日。當時百姓知道商君走了，都跑了出來，滿街滿巷，抱怨商君。一聽說公孫賈要領兵追趕，攘臂相從者，竟有數千餘人之多。
當時商鞅車駕出城已有百餘裏，忽聞後麵喊聲大作，忙派人去探聽，迴報說：“是國君發兵追趕。”
商鞅大驚，知道是新君翻了臉，怕是難逃一劫，急忙卸去衣冠，下了車，扮作卒隸，帶著妻兒老母逃亡。
一行人倉促奔至函穀關，見天色將黑，便往旅店投宿。哪知道店主向他索要“照身之帖”（身份證）。
商鞅推說沒有，店主遂閉門不納，說：“商君之法，不許收留無帖之人，犯者連坐，要與你一並處斬，我可不敢留。”
商鞅歎道：“唉，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一行人隻得頂著夜色前行，混出函穀關門，徑直投奔魏國去了。當年，商鞅在魏國遊曆多年，他眼下心存僥幸，希望在魏國能找到一二至交，也許能東山再起。
來到魏國邊關之下，守令為一老者，名叫襄疵。此人閱曆頗多，居然認得商鞅，他怨恨商鞅欺公子卬而敗魏軍，拒絕接納。
商鞅請求從魏國轉道別國，並不在魏國逗留。關上的魏人說：“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不把你送歸，怕要惹禍上身。”隨後，就將商鞅遣送迴秦境內。
這真是應了“作法自斃”那句話！商鞅走投無路，隻得急赴自己的封地商邑，糾集徒屬，發邑兵向北攻擊鄭地，以謀求一塊立足之地。
現在，商鞅的身份變得很尷尬，雖然秦國目前的中央體製，沒有一處不烙著“鞅”字，可是他作為一個個體，已經被這體製排除出政治中樞。現在不過是一個與中央政權作對的小小城邑主了。
他親手締造的中央體製，隻要稍稍動動手指頭，就能把他捏的粉碎。
秦惠文公當然不可能放跑他，發大軍進攻商鞅，在鄭的澠池將商鞅的隊伍擊潰，生擒了商鞅。
20年的舊仇，今日終於可得報。秦惠文公下令，將商鞅車裂（五馬分屍），以祭祖先，且恨恨道：“沒有誰像商鞅這樣敢造反的！”隨後，又殺掉商鞅全家。
——這就是舊時許多權臣的宿命，主子一死，立刻遭滅頂之災。據說“自商鞅之死，百姓歌舞於道，如釋重負；六國聞之，亦皆相慶”。
這就是激進政治家的悲劇。
在繩索將他的四肢和脖頸勒緊時，曾經偉岸不可企及的商君，是極端孤獨的。
沒有人憐憫，沒有人惋惜，沒有人為他作《黃鳥》歌。
他所締造的事業，將延展至廣大的華夏之土，並將延續至千秋萬代。可是他隻是孤零零的一個犯人，連一個知音都沒有了。
一個偉大人物的孤獨隕滅，沒有誰比商鞅更淒慘的了。
不過，雖然作為肉體的商鞅，悲慘地毀滅了，可是他的精神仍在。
秦惠文公初即位時，尚且年少，殺商鞅是有些意氣用事了；但他是頭腦清醒之人，很快擺脫了甘龍、杜摯之流的影響，承襲了商鞅變法的所有成果。老世族並沒有重新得誌。
這就是所謂的“商鞅雖死，秦法未敗”。新法的許多規定，在秦國一直延續了下去，直至最終。
凡頭腦清醒一點的，都不敢再開曆史的倒車了。
誰願意再做那個遭人鄙視的“夷狄之邦”的君主？
當然，商鞅本人的敗亡，也有一部分原因在於他的極端化。他所主張的“貶抑工商”、“棄絕文化”、“倡主獨裁”、“輕罪重刑”，都違背了一個正常社會的規範。
他是在兩難中，選擇了風險極大的一難：如不激進，秦國便不能迅速富強；如果激進，他將陷於千夫所指。
他選擇了千夫所指。
他以自己的毀滅，換來了一個雄風引領百代的大帝國！
砍腦袋，然後提他的頭來見。?
商鞅遠去，大秦仍在。
法家商鞅以其鐵的意誌，留下了一個咄咄逼人的秦國。
秦惠文公滅掉商鞅三年後，自稱惠文王，共在位27年。這位小時候對商鞅大不敬的太子駟，並非頭腦昏庸之人，他當時給商鞅搗亂，不妨可看作一個少年人的叛逆行為。當他登上君位、逐漸成熟後，就清醒地意識到：商君之法，決不可廢，新法與商鞅本人的榮辱其實沒有什麽關係。
秦惠文王在不動聲色中，逐漸疏遠了老世族，延續耕戰政策，繼續開疆拓土的大業。
他上台後第五年，任命魏國人公孫衍為大良造，魏國迫於壓力，向秦國獻出陰晉，秦國改名寧秦（今華陰縣）。他上台第七年，派降將公子卬與魏國大戰，俘虜魏軍統帥、大夫龍賈，斬首八萬。奪取了渭水以南的“河西之地”。他上台十年後，任用張儀為相，魏國又獻上了十五縣。他上台十三年後，派張儀伐陝，占有其地，驅逐魏國居民。
至此，魏河西之地全部落入了秦國囊中。
變法圖強，可謂立竿見影！
秦國的這種進攻態勢，使得山東六國大起恐慌。
過去是“諸侯卑秦”，現在是“以一強對眾弱”，天下的形勢變了！
六國在惶惶不安中，都開始考慮應對秦國的策略。在此情勢下，一個叫蘇秦的的人，脫穎而出，提出了“合縱”戰略。
什麽叫“合縱”？
用後來韓非的話說，就是“合眾弱以攻一強”。之所以叫“縱“，就因為六國在地理位置上，都在函穀關以東，由北到南排成一個縱向。合縱，就是把六國串成一個羊肉串。
與這個策略相對，秦相張儀也提出了一個“連橫”戰略，即韓非所說的“事一強以攻眾弱”。這個戰略，是秦國給六國中的任意一國出的餿主意，讓它做秦國的仆從，攻擊其他五國，從中占便宜。
之所以叫“橫”，是因為六國中的任意一國，在地理位置上都處於秦國的東方，與秦國攜手，就是牽起了一條橫線。
“合縱”，可以說還有一些聯合自保的大義在裏麵，而“連橫”純粹是利用別人的自私心理。但在赤裸裸的利益麵前，就是有人上鉤，全然忘了晉國伐虢時發生的“唇亡齒寒”。
“合縱”與“連橫”，是戰國後期群雄逐鹿的一台大戲，一直演了上百年，尤以秦惠文王在位的27年為甚。
天下大勢的軸心，開始圍著秦國轉了。
為何戰國時最精彩的段子從這時候開始？是因為戰國七雄到此時都完成了變法改革，成了以地主、自耕農為基礎的一批新型國家。
各國都是相同的製度，並不等於“四海之內皆兄弟”，恰恰相反，各國在強國的過程中，都意識到，天下完全可以“定於一”。現在已經不是誰來當老大的問題了，而是誰有實力來當這個“唯一”。
不能不佩服古代政治家的“野心”或者說雄才大略。以古代的交通與通訊條件，天下實在是太大了。就算我們現代人，對過於遙遠的疆域，都不會有實際的興趣，而古代的君主們卻沒有放棄對於疆土擴張的衝動。正是這種近於狂熱的衝動，才為後代開辟了一個可以承載帝國偉業的廣大空間。
民族要強大，空間就要足夠大。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秦惠文王就是有同意野心的政治家。在他執政的27年中，對六國左右開弓、攻心為上，施展了高超的政治軍事手腕，打得六國幾無還手之力。
他的時代，也造就了兩位名聲不相上下的縱橫家——蘇秦和張儀。
這兩個人，各據舞台，玩弄六國於股掌之中，留下了“朝秦暮楚”這樣富有戲劇性的千古成語。
蘇秦，是東周洛陽人，曾經拜縱橫名家鬼穀先生為師。據說蘇秦讀透了周書《陰符》（此書在漢代亡佚），他先遊說周顯王，後遊說秦惠文王，都沒獲成功。
蘇秦巧舌如簧，把縱橫術學到了家，他的那一套對日薄西山的周王室沒有大用，但對秦國應該有大用，可惜秦惠文王放跑了他。
接下來他入趙國，仍碰壁；又入燕國，苦等幾年，終於見到了燕文侯，從此大展宏圖。
縱橫家最善於揣摩聽眾心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蘇秦到了燕國，當然要鼓吹合縱，把合縱說成是燕國自保的萬全之策。
燕文侯縱是國君，還從沒見過如此雄辯的人，被蘇秦一通忽悠，上了鉤，立刻給蘇秦提供車馬、錢財，讓蘇秦轉迴趙國去遊說。
趙國政局此時已發生變化，趙肅侯對蘇秦以禮相待，蘇秦仍是老辦法，先吹捧對方一通，再嚇唬一通，指出割地賄秦是為不智，隻有山東六國形成縱約，才可稱王稱霸。趙肅侯也被忽悠得頭暈，覺得眼前一片光明，馬上讚助蘇秦車千乘、金百鎰等一大堆財寶，讓他去說服諸侯。
當初蘇秦在遊說秦惠文王時，不過一介布衣書生，縱論天下事，總不免有說大話之嫌。現在他有燕趙兩國的支持，華車美服，氣象大不一樣。接下來的遊說勢如破竹，韓宣王、魏襄王、齊宣王、楚威王紛紛首肯，六國共推蘇秦為“縱約長”，同時掛六國相印。
就這樣，蘇秦憑著一張嘴，成為天下最顯赫的人。當他遊說一圈迴到趙國後，趙國封他為武安君，請他向秦國宣布六國縱約之事。
同時任六國相位，在中外曆史上也實屬罕見，蘇秦之威風，不可一世。秦惠文王想起這位暴發戶式的布衣卿相，心裏大概很不是滋味。
六國合縱，實力大增，秦國一時無法破解，隻得隱忍，史載“秦國不敢窺函穀關十五年”。
蘇秦由此名聲大震。據說他早年出外遊說不成功，迴到家後潦倒不堪，兄弟姐妹、嫂子、妻妾都嘲笑他說：“周人習治產業，致力工商，以謀利十之二為務。你舍本逐末，賣弄口舌，受困如此，不是活該嗎？”
蘇秦大受刺激，於是閉門苦讀一年，思想水平大有長進。一年後，再遊說諸侯，一舉成功。當他腰掛六國相印，北上燕國去匯報情況時，路過洛陽，隨行的各國使者及車馬浩浩蕩蕩，堪比王侯。
他迴到家中探視，兄弟、妻子和嫂子皆匍匐於地，不敢仰視。蘇秦歎息道：“同為一人，富貴之時親戚敬畏，貧賤之時遭人蔑視，何人不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