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一百多年的屈辱歲月中，中原諸國完成了中國曆史上最慘烈的一次社會轉型。各國的奴隸製逐漸崩潰，新興的地主階級控製了政權。秦國在這個轉型潮流中，腳步是比較緩慢的。
唯其在政治、經濟製度上的變革太緩慢，它才漸漸淪為了弱國。
公元前403年，龐大的晉國解體了，韓、趙、魏三家分晉，權臣大夫上升為諸侯。公元前379年，齊國也發生政變，君主幹脆換了姓。原先多入牛毛的小國，經過劇烈兼並，到後來隻剩下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中國進入了“戰國時代”。
從晉國脫胎出來的魏國，最先適應潮流，改革不合理的上層建築，任用李悝實行變法，成為戰國諸侯中第一個強盛起來的國家。
秦，又攤上了一個危險的敵人！
除秦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在魏國的影響下，也繼起變法。土地私有製代替了貴族井田製，官僚製代替了世襲領主製。政治與經濟製度改革，釋放出了巨大的國家能量，六國的實力幾乎在同一時間有了質的飛躍。
像楚國這樣一個春秋時代的大國，國號雖未變，君主也沒換姓，但內裏卻是完全變為另一性質的國家了。
戰國時代，是中國少有的自由競爭時代，群雄逐鹿，百家爭鳴，時代在演繹著一場優勝劣汰的大戲。可是，秦國在這場大戲的一開始，卻是一個相當邊緣的小角色。
秦國原先之所以能虎虎有生氣，是因為它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土地製度，內部並未實行分封。這樣，國力就比較集中，行政與軍事上也很有效率。它正是憑這一點，在相對較弱的前提下，也敢向實行分封製的晉國發起挑戰。
到了地主階級掌權後，山東諸國的生產力得到大解放——大家自己種自己的地，那還不高興嗎？而秦國的中央集權製度，在技術上就很難進行這種分散化的變革。此外在主觀上，依附於秦庭中央的貴族利益集團、也就是所謂的老士族，則寧願國家衰落，也不願放棄利益。
秦國由此成了貴族文化的保留地。山東各國的變革完成後，失勢的貴族彷徨無依，多有逃往秦國避難的。
秦的落後，直接後果就是國弱被人欺。秦簡公時代，魏國的名將吳起訓練了一支特種兵部隊“武卒”，製定了專門針對秦軍特點的戰術。他認為秦軍嚴賞罰，士兵皆有鬥誌，魏軍不能與之硬拚。在他指揮下，魏軍一遇秦軍，就撇下滿地財寶遁走，等秦軍士卒離開主帥去搶時，魏軍伏兵再突然躍出，殺得秦兵狼狽逃竄。
秦簡公六、七年間，魏軍就是用這個辦法，兩次攻入秦的河西之地，奪得臨晉、元裏、洛陰等重鎮，就地大築城堡，建起了河西郡。吳起擔任了首任郡守，以此為據點南征北戰，“辟土四麵，拓地千裏”。
外患如此，內亂又不已。
秦國的內部，冒出了一個“農民起義首領”盜蹠，率領九千人橫行天下。
秦國的上層政治，更是一片混亂，權臣竟能逼死君主、執掌廢立。
戰國時代的初期，秦國經曆了厲共公、躁公、懷公、靈公、簡公、惠公、出子幾位君主。其中，隻有惠公稍有作為，曾經伐蜀而取南鄭，可惜天不假年，他執政13年後一病不起。老世族為了把持政權，竟然選了惠公一個4歲的兒子出子坐上寶座。惠公的夫人（後世稱之為“小主夫人”）抱著出子參加即位典禮時，小崽兒竟嚇得哇哇大哭。
當這位傀儡國君長到6歲時，秦國又發生了一場大政變。這時候，靈公的兒子公子連，正流亡在魏國所占領的河西之地。他早先是太子，曾作為人質長期居住在魏國，對魏國的改革耳濡目染。後來由於老士族作亂，靈公的繼任者並不是公子連，而是靈公的叔叔簡公。簡公死後，傳位給兒子惠公。
那麽，現在的傀儡君主出子，就是公子連的堂弟。
公子連曾是一個有改革思想的青年，正因為這個才被老世族廢掉，如今已經40歲了；但20年的漂泊，並未磨滅他的雄心，他還在等待時機。
在雍城，小傀儡當政後，母親“小主夫人”沒有施政的能耐，也迫於老世族的咄咄逼人，就任用“閹人”所信任的官員，自成體係。其結果不用問，是“賢者不悅，百姓非上（發政治牢騷）”。
太子連看準了機會，在國內同情者——庶長（官職名，相當於別國的卿）的接應下，從渭水邊的一個要塞叩關而入，策反了前來抓捕他的軍隊，包圍了雍城宮。
變亂中，“小主夫人”被迫自殺，可憐的出子也被亂兵殺死，兩人屍體被拋入河裏。
政變後登台的新君主，就是秦獻公。
獻公即位，為實現理想，也為凝聚人心，立即著手進行了改革。首先是廢除了千夫所指的“人殉”。
生殉製度在秦延續三百年，給秦國抹了不少黑，墨子曾痛罵過“秦之野人”，就是對此有感而發。
秦獻公下令“止從死”，考慮的是要重塑大秦文明形象，以便將來重返大國俱樂部不至有太大障礙。盡管“從死”的現象後來並未絕跡，甚至一直延續到戰國末期，但“止從死”令在君主葬禮上是嚴格執行了的。
秦獻公的另一項改革，是建立戶籍製度，成立了城鄉居民組，即“五家為一伍”。這也是解放生產力的一個舉措。其實，在周朝初期早就有居民組，那時是“五戶為鄰，伍鄰為裏”，裏長就是居民小組長。但周朝的戶籍隻涵蓋貴族和自由民，不包括奴隸。周朝的上等人在城裏，叫“國人”；下等人在城外，叫做“野人”。而現在，秦獻公把他們統統拉平，不再搞二元化。
這樣做，等於把奴隸從“貴族私屬”的身份中解放了出來，成為國家公民，從而擴大了賦稅來源和兵源，國家從中將大大得利。
再一個重大舉措，就是遷都。
秦國的首都，長期以來在雍城，地理位置遠離中原，不利於東進。秦獻公將首都遷到櫟陽（今陝西富平東南），平地築城，是為新都。這個新首都。跑到關中平原的腹地來了，可以直控三晉。
遷都之後，經濟日漸繁榮，秦獻公就開始發力，接連向“三晉”主動出擊，要扭轉戰國以來80多年的頹勢。
秦獻公十八年，櫟陽建好了，秦正式遷都於此。有占卜者說，當年在營建櫟阻城時，“上天雨金”，又有獻公下令“止從死”，這都是“上天降吉兆，秦興旺之象。”
國家強盛，信心也很重要，秦國有了複興的大誌，機遇也就跟著來了。
兩年後，機會成熟了，東邊兩大鄰國魏、韓的國君在宅陽（今河南滎陽東南）舉行會議，秦國就在此時向魏、韓大舉進攻，大敗兩國聯軍於洛陽。
秦獻公二十一年，秦軍挺進河東，在石門大敗魏軍，斬首六萬，獲得百年未有之大捷。周顯王聞訊，也派了使者為秦獻公送來禮服，以示祝賀。
再過兩年，秦軍又趁魏與韓、趙兩國激戰，突襲魏國，在少梁大敗魏軍，拿下了龐城，還俘虜了魏軍大將公孫痤。
連戰皆捷，秦國士氣大盛，震懾三晉。可惜就在少梁大捷的當年，暮年的秦獻公身體撐不住了，抱憾而終。
不過，獻公打下的這個底子，給後來者以極大的信心。
他在臨終前，叮囑將繼承大業的兒子嬴渠梁說：未能收複河西，是為父之恥，你一定要完成我的未竟之業。
這位嬴渠梁，就是電視劇《大秦帝國》裏威名赫赫的秦孝公。他登基時，年僅21歲。
自古英雄出少年。
秦孝公，是徹底扭轉秦國頹勢、使秦走向混一宇內康莊大道的關鍵人物。
他的胸襟，他的氣度，使華夏在他身後迅速形成大一統的走向，其影響直至我們今天。
“天下定於一”，就是他的報負。
然而，他登基之後，情勢並不樂觀。遠僻之地的秦國，麵對的是強盛的關東六國（此外在淮泗之間還有十幾個小國，微不足道）。
六國中掌權的強勢大夫，先後驅逐君主或與君主達成一致，完成了各國的中央集權化，將原先的貴族階層壓製了下去。各國的新統治階層為了鞏固新秩序，紛紛啟用法家人物，以新法令來約束貴族、鼓勵平民。
楚用了吳起、魏用了李悝、韓用了申不害，變法成為浩蕩的曆史潮流。
法家思想，風靡天下。
而秦國，雖然早就有了中央集權製，但這個中央集權製是依賴貴族階層而建立的，如何使這個中央集權甩掉老世族，重新煥發活力，是遷延了百年也未能解決的問題。
這就是秦國落後的症結。
落後不僅要挨打，還要遭人鄙視。六國對秦的鄙視，一如既往。
就在秦孝公執政三年後，魏惠王“使龍賈率師築長城於西邊”。這條魏長城，從鄭向北，沿洛水而建。幾年後又進一步擴建，把秦向東方擴張的出路完全堵死。
諸侯在中原頻頻會盟，卻對秦以“夷狄遇之”，冷落在一邊。
青年嬴渠梁站在櫟陽城頭，浮想聯翩。他比父親想得更遠：自“穆公霸業”以來已是259年過去，其間有16個君主。漫漫長路中，秦之內亂，多於和平；秦之敗績，多於揚威。
祖宗基業，難道就這樣永久頹敗下去了麽？
200年的歲月，蹉跎得實在太久了。
國何以堪？
人何以堪？
心何以堪！
唯其在政治、經濟製度上的變革太緩慢，它才漸漸淪為了弱國。
公元前403年，龐大的晉國解體了，韓、趙、魏三家分晉，權臣大夫上升為諸侯。公元前379年，齊國也發生政變，君主幹脆換了姓。原先多入牛毛的小國，經過劇烈兼並，到後來隻剩下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中國進入了“戰國時代”。
從晉國脫胎出來的魏國，最先適應潮流，改革不合理的上層建築，任用李悝實行變法，成為戰國諸侯中第一個強盛起來的國家。
秦，又攤上了一個危險的敵人！
除秦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在魏國的影響下，也繼起變法。土地私有製代替了貴族井田製，官僚製代替了世襲領主製。政治與經濟製度改革，釋放出了巨大的國家能量，六國的實力幾乎在同一時間有了質的飛躍。
像楚國這樣一個春秋時代的大國，國號雖未變，君主也沒換姓，但內裏卻是完全變為另一性質的國家了。
戰國時代，是中國少有的自由競爭時代，群雄逐鹿，百家爭鳴，時代在演繹著一場優勝劣汰的大戲。可是，秦國在這場大戲的一開始，卻是一個相當邊緣的小角色。
秦國原先之所以能虎虎有生氣，是因為它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土地製度，內部並未實行分封。這樣，國力就比較集中，行政與軍事上也很有效率。它正是憑這一點，在相對較弱的前提下，也敢向實行分封製的晉國發起挑戰。
到了地主階級掌權後，山東諸國的生產力得到大解放——大家自己種自己的地，那還不高興嗎？而秦國的中央集權製度，在技術上就很難進行這種分散化的變革。此外在主觀上，依附於秦庭中央的貴族利益集團、也就是所謂的老士族，則寧願國家衰落，也不願放棄利益。
秦國由此成了貴族文化的保留地。山東各國的變革完成後，失勢的貴族彷徨無依，多有逃往秦國避難的。
秦的落後，直接後果就是國弱被人欺。秦簡公時代，魏國的名將吳起訓練了一支特種兵部隊“武卒”，製定了專門針對秦軍特點的戰術。他認為秦軍嚴賞罰，士兵皆有鬥誌，魏軍不能與之硬拚。在他指揮下，魏軍一遇秦軍，就撇下滿地財寶遁走，等秦軍士卒離開主帥去搶時，魏軍伏兵再突然躍出，殺得秦兵狼狽逃竄。
秦簡公六、七年間，魏軍就是用這個辦法，兩次攻入秦的河西之地，奪得臨晉、元裏、洛陰等重鎮，就地大築城堡，建起了河西郡。吳起擔任了首任郡守，以此為據點南征北戰，“辟土四麵，拓地千裏”。
外患如此，內亂又不已。
秦國的內部，冒出了一個“農民起義首領”盜蹠，率領九千人橫行天下。
秦國的上層政治，更是一片混亂，權臣竟能逼死君主、執掌廢立。
戰國時代的初期，秦國經曆了厲共公、躁公、懷公、靈公、簡公、惠公、出子幾位君主。其中，隻有惠公稍有作為，曾經伐蜀而取南鄭，可惜天不假年，他執政13年後一病不起。老世族為了把持政權，竟然選了惠公一個4歲的兒子出子坐上寶座。惠公的夫人（後世稱之為“小主夫人”）抱著出子參加即位典禮時，小崽兒竟嚇得哇哇大哭。
當這位傀儡國君長到6歲時，秦國又發生了一場大政變。這時候，靈公的兒子公子連，正流亡在魏國所占領的河西之地。他早先是太子，曾作為人質長期居住在魏國，對魏國的改革耳濡目染。後來由於老士族作亂，靈公的繼任者並不是公子連，而是靈公的叔叔簡公。簡公死後，傳位給兒子惠公。
那麽，現在的傀儡君主出子，就是公子連的堂弟。
公子連曾是一個有改革思想的青年，正因為這個才被老世族廢掉，如今已經40歲了；但20年的漂泊，並未磨滅他的雄心，他還在等待時機。
在雍城，小傀儡當政後，母親“小主夫人”沒有施政的能耐，也迫於老世族的咄咄逼人，就任用“閹人”所信任的官員，自成體係。其結果不用問，是“賢者不悅，百姓非上（發政治牢騷）”。
太子連看準了機會，在國內同情者——庶長（官職名，相當於別國的卿）的接應下，從渭水邊的一個要塞叩關而入，策反了前來抓捕他的軍隊，包圍了雍城宮。
變亂中，“小主夫人”被迫自殺，可憐的出子也被亂兵殺死，兩人屍體被拋入河裏。
政變後登台的新君主，就是秦獻公。
獻公即位，為實現理想，也為凝聚人心，立即著手進行了改革。首先是廢除了千夫所指的“人殉”。
生殉製度在秦延續三百年，給秦國抹了不少黑，墨子曾痛罵過“秦之野人”，就是對此有感而發。
秦獻公下令“止從死”，考慮的是要重塑大秦文明形象，以便將來重返大國俱樂部不至有太大障礙。盡管“從死”的現象後來並未絕跡，甚至一直延續到戰國末期，但“止從死”令在君主葬禮上是嚴格執行了的。
秦獻公的另一項改革，是建立戶籍製度，成立了城鄉居民組，即“五家為一伍”。這也是解放生產力的一個舉措。其實，在周朝初期早就有居民組，那時是“五戶為鄰，伍鄰為裏”，裏長就是居民小組長。但周朝的戶籍隻涵蓋貴族和自由民，不包括奴隸。周朝的上等人在城裏，叫“國人”；下等人在城外，叫做“野人”。而現在，秦獻公把他們統統拉平，不再搞二元化。
這樣做，等於把奴隸從“貴族私屬”的身份中解放了出來，成為國家公民，從而擴大了賦稅來源和兵源，國家從中將大大得利。
再一個重大舉措，就是遷都。
秦國的首都，長期以來在雍城，地理位置遠離中原，不利於東進。秦獻公將首都遷到櫟陽（今陝西富平東南），平地築城，是為新都。這個新首都。跑到關中平原的腹地來了，可以直控三晉。
遷都之後，經濟日漸繁榮，秦獻公就開始發力，接連向“三晉”主動出擊，要扭轉戰國以來80多年的頹勢。
秦獻公十八年，櫟陽建好了，秦正式遷都於此。有占卜者說，當年在營建櫟阻城時，“上天雨金”，又有獻公下令“止從死”，這都是“上天降吉兆，秦興旺之象。”
國家強盛，信心也很重要，秦國有了複興的大誌，機遇也就跟著來了。
兩年後，機會成熟了，東邊兩大鄰國魏、韓的國君在宅陽（今河南滎陽東南）舉行會議，秦國就在此時向魏、韓大舉進攻，大敗兩國聯軍於洛陽。
秦獻公二十一年，秦軍挺進河東，在石門大敗魏軍，斬首六萬，獲得百年未有之大捷。周顯王聞訊，也派了使者為秦獻公送來禮服，以示祝賀。
再過兩年，秦軍又趁魏與韓、趙兩國激戰，突襲魏國，在少梁大敗魏軍，拿下了龐城，還俘虜了魏軍大將公孫痤。
連戰皆捷，秦國士氣大盛，震懾三晉。可惜就在少梁大捷的當年，暮年的秦獻公身體撐不住了，抱憾而終。
不過，獻公打下的這個底子，給後來者以極大的信心。
他在臨終前，叮囑將繼承大業的兒子嬴渠梁說：未能收複河西，是為父之恥，你一定要完成我的未竟之業。
這位嬴渠梁，就是電視劇《大秦帝國》裏威名赫赫的秦孝公。他登基時，年僅21歲。
自古英雄出少年。
秦孝公，是徹底扭轉秦國頹勢、使秦走向混一宇內康莊大道的關鍵人物。
他的胸襟，他的氣度，使華夏在他身後迅速形成大一統的走向，其影響直至我們今天。
“天下定於一”，就是他的報負。
然而，他登基之後，情勢並不樂觀。遠僻之地的秦國，麵對的是強盛的關東六國（此外在淮泗之間還有十幾個小國，微不足道）。
六國中掌權的強勢大夫，先後驅逐君主或與君主達成一致，完成了各國的中央集權化，將原先的貴族階層壓製了下去。各國的新統治階層為了鞏固新秩序，紛紛啟用法家人物，以新法令來約束貴族、鼓勵平民。
楚用了吳起、魏用了李悝、韓用了申不害，變法成為浩蕩的曆史潮流。
法家思想，風靡天下。
而秦國，雖然早就有了中央集權製，但這個中央集權製是依賴貴族階層而建立的，如何使這個中央集權甩掉老世族，重新煥發活力，是遷延了百年也未能解決的問題。
這就是秦國落後的症結。
落後不僅要挨打，還要遭人鄙視。六國對秦的鄙視，一如既往。
就在秦孝公執政三年後，魏惠王“使龍賈率師築長城於西邊”。這條魏長城，從鄭向北，沿洛水而建。幾年後又進一步擴建，把秦向東方擴張的出路完全堵死。
諸侯在中原頻頻會盟，卻對秦以“夷狄遇之”，冷落在一邊。
青年嬴渠梁站在櫟陽城頭，浮想聯翩。他比父親想得更遠：自“穆公霸業”以來已是259年過去，其間有16個君主。漫漫長路中，秦之內亂，多於和平；秦之敗績，多於揚威。
祖宗基業，難道就這樣永久頹敗下去了麽？
200年的歲月，蹉跎得實在太久了。
國何以堪？
人何以堪？
心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