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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性變態屬於法醫學研究範圍,屬於法醫活體檢驗對象,因此,本人在本書寫到了這方麵的內容。不過,對於郝倩的施虐狂和受虐狂問題,有人說這是胡編,堅持認為這是從日本傳過來的,叫sm,其實,這是對中國曆史的誤解。下麵這個轉貼,足以說明問題:


    這是通過對他人施虐或自己受虐以達到性的滿足的一種變態現象。從常情來看,施虐與受虐隻會引起肉體上的痛楚,何來性快感?但這種情況古來就有,而且從其根源來看,還帶有一定的普遍性。潘光旦教授認為,輕微的痛楚中有快感是很實在的一些心理作用。中國文字中“謔”字從“虐”字產生,“虐”雖說是聲,但也未嚐不是義,所以謔就是言之虐者,但也唯恐其虐的成分太多,以致引起痛苦的反感,所以《詩-淇奧》有“善戲謔乎,不為虐兮”的話。我們的尋常言語中,說一件事辦得“痛快”,也是這種心理。


    男女在纏mian愛戀之時,常有相互咬齧的現象,以輕微痛楚為樂,這就被稱為“情咬”。所以古代中國男女相愛,私訂婚姻之約,叫做“齧臂盟”。又閨房zhile裏,男女之間,尤其是男的對女的,喜歡在頸項上撮取縷縷的紅的印痕(由微血管被撮破而成),江南人稱之為“撮俏痧”,也可以說是“情咬”的一種。以上這些現象,應該說都是正常的,但如同任何其它事情一樣,如果超過了限度,就成了施虐狂或受虐狂,成為性變態了。


    關於這方麵的記載,秦、漢之際不多見,但以後陸續有所記載,特別是在從前流行笞刑的時代,鞭箠方式的施虐狂是比較多的。如宋趙德麟《侯鯖錄》雲:“宣城守呂士隆,好緣微罪杖營妓。後樂籍中得一客娼,名麗華,善歌,有聲於江南,士隆眷之。一日,複欲杖營妓,妓泣訴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從之。麗華短肥,故梅聖俞作《莫打鴨》詩以解之曰:‘莫打鴨,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禿鶬,禿鶬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從以上這件事看來,呂士隆的施虐狂是有相當程度了。


    關於施虐狂,後世書籍還有不少記載。如清俞樾的《右台仙館筆記》中記了這麽一件事:“乾隆間有某甲者,以縣尉至滇南,蒞任未一年而卒,無子,止一妻,一妻弟,一仆一媼。居無何,妻弟亦死,仆嫗皆散去;妻尚少艾,寄居民舍,久之無食,為人浣濯衣服以自給,十指流血,而不免饑寒。有鄰媼者,在官之媒氏也,一日過而謂之曰:‘何自苦乃爾?今有一策,可暫救饑寒,能從之乎?’婦問何策,媼曰:‘新到縣官,少年佻,而慕道學名,喜笞妓,笞必去衣,妓恥之,以多金求免不得,又以多金募代己者,亦無其人;若能代之到官,吾當與諸妓約,受杖一,予錢千也;伍百諸人皆受妓賂,行杖必輕,且形體是而名氏非,初不為泉下人羞也。’婦以貧失誌,竟從其策。嗣後邑有妓女應到官,悉此媼為介紹而代之,縣中皂隸無不識者,皆笑其頑鈍無恥也。然婦竟積二百餘金,以其夫之喪歸葬。餘謂此婦受辱雖甚,然究未shi身,不得謂之不貞,不惜父母之遺體,以歸其夫之遺骸,不得謂之不義,君子哀其誌,悲其過,未可重訾之也。”俞樾在這裏重點是寫那“受笞之婦”,並且從他自己的觀點出發,作了一些道德評價。可是我們從這件事中看到那“少年佻,而慕道學名”的縣官,喜歡裸妓女之身而笞之,這顯然與性變態心理有關,屬於施虐狂一類。


    除了施虐狂外,還有受虐狂。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施虐狂多和權位相連結,以權施虐,而且這種施虐行為又多和道德、法律攪在一起,如官虐民、夫虐平等,而受虐狂則完全不受這些條件所製約,所以由此看來,受虐狂的性心理變態速度一般應較施虐狂更甚。


    例如,清朱梅叔《埋憂集》(卷九〉有“臀癢’一則說:“姚莊顧文虎,累葉簪紱,習享豐鬱。忽一日,促家人持竹篦,解褲受杖二十,後習為常,家人厭之,杖稍輕,輒加嗬責;或反以杖杖之,必重下乃唿快。如是數年,漸覺疼痛而止。……”


    消采蘅子《蟲鳴漫錄》(卷二)說:、吳興廩生某,文有奇氣,試輒冠軍。惟喜受杖,每同誌相聚,即出夏楚,令有力者,重笞其臀以為快,否則血脈漲悶,懨懨若病焉。”


    受虐狂的表現也有不用接受鞭箠的方式的。唐盧仝《玉泉子記》有楊希古一例說:“楊希古……性迂僻。……酷嗜佛法;常置僧於第,陳列佛象,雜以幡蓋;所謂道場者,每淩旦輒入其內,以身俯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性又潔淨,內逼如廁,必散衣無所有,然後高屐以往。”在以上這段敘述中,“所謂道場”表示這種道場和一般道場不同;《金剛經》三遍,時間相當長,還要和尚據其上而誦之,都包含有受虐的內容。


    關於為什麽會發生性變態的現象,是今日性科學界仍在不斷研究的一個問題。大致有先天遺傳、後天習得、暫時發泄或因好奇愛變的心理尋求一些性刺激等原因。中國古代文獻中敘述性變態的例子並不算少,但對其原因從無學理上的探討。然而,如果我們以目前性科學界流行的一些觀點來分析,似乎也大體類似。例如,前麵所述的那個有履戀癖的阮孚,似乎有先天遺傳的影響。清袁枚《隨園詩話》載性變態者春江公子詩,說:“人各有性情,樹各有枝葉,與為無鹽夫,寧作子都妾”,所持的也是先天之說。但是,後天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如患反戀物癖的那個見蘿卜而厭畏的鄧生,很可能是由於幼年時受了什麽惡性的心理刺激,這種事例肯定很多,但由於資料不足,我們現在還難以分析。清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裏說,“凡女子淫佚,發乎情欲之自然;孌童則本無是心,皆幼而受給,或勢劫利餌耳”,這也可以說是後天之說。至於那些屍奸、*者,大都智力愚昧、低下,又長期壓抑性欲,因而以這種變態途徑尋求宣泄。至於同性戀及施虐狂等性變態較多較早地出現在宮廷和貴族階層之間,這和他們生活極端淫佚,心靈空虛,追求新奇刺激,玩女人玩膩了就玩男人,性交不夠味就施虐大有關係。看來,性變態總的說來和政治無關,但它既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它也在某一側麵打上了剝削、壓迫的烙印,當然不排除其它方麵還有許多複雜的原因。中國古代對這些變態現象還有“因果輪迴”、“事皆前定”之說,當然這就沒有什麽科學根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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