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有永久的盟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的利益才是永久的。
帕默斯頓勳爵
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就在歐洲諸殖民帝國土崩瓦解時，歐洲大陸正在恢複經濟上的繁榮和政治上的獨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遭受的損失與接踵而來的冷戰的壓力一起迫使西歐依靠美國，東歐依賴蘇聯。幾十年前還統治全球的歐洲大陸的前途這時似乎是暗淡的、危3uww險的。但是，20世紀50年代時，東歐和西歐各國卻驚人地東山再起。這一複興同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和自信一起導致了一種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美蘇短暫的首要地位讓位於一種新的多元化社會。這實質上意味著全球地方主義的恢複——至少從政治上來看是如此——這種全球地方主義是1500年以前的數千年中世界事務的特點。
一、美蘇全球霸權
1947年，丘吉爾問道："現在的歐洲是什麽呢？它是一堆瓦礫，是一個藏骸所，是瘟疫和仇恨的發源地。"這是對包括西歐和東歐在內的整個歐洲大陸的生動描繪。西歐和東歐都被第二次世界大戰弄得荒蕪不堪、民窮財盡。這兩個地區在戰後都不得不向兩個新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尋求支持。在軍事方麵，西歐依靠美國組織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東歐則依靠蘇聯組織的華沙條約組織。在經濟方麵，西歐依賴於由美國提供資金的馬歇爾計劃，而東歐則依賴於經濟互助委員會，從理論上說，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輸送蘇聯援助的物資，但實際情況正相反。
這種形勢與人們所熟悉的19世紀和20世紀初占優勢的歐洲全球霸權的格局驚人地相反。19世紀和20世紀初時，全世界的人已習慣於整塊整塊的大陸為歐洲列強所瓜分，並開始認為這幾乎就是事物正常秩序的一部分。但這時，發生的情況卻恰恰相反：歐洲本身正在被外來的兩個大國劃分成兩大勢力範圍；同時，歐洲的殖民地不管帝國的首都同意與否，全都在擺脫歐洲的控製。因此，在戰後頭幾年中出現歐洲死亡的訃告並不令人奇怪。歐洲這時與希臘化時代的希臘相似，那些標題為《歐洲的末日審判》、《歐洲的政治崩潰》和《歐洲時代的消失》的論文都認為歐洲已滅亡。正如德國曆史學家奧斯瓦爾德·施本格勒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創傷之後寫下了《西方的衰落》一樣，德國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德·韋伯在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更大的創傷之後寫下《別了，歐洲曆史》。
二、冷戰的緩和
人們雖然不願承認華盛頓和莫斯科的首要地位，但最終還是勉強地承認了，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麵對冷戰造成的壓力和緊張局勢，人們需要華盛頓和莫斯科的支持。但是，冷戰在愈演愈烈地進行數年之後（見第二十六章第七節），到1953年開始減弱。一個原因是在晚年變得越來越多疑和強硬的斯大林於1953年4月去世了。他的較年輕的繼承者準備緩和國外的冷戰和國內的獨裁統治。與此同時，在美國，新的艾森豪威爾政府正在取代杜魯門政府。這也有助於國際形勢的"緩和"，因為艾森豪威爾能在朝鮮締結和約，而杜魯門則會由於國內的政治原因而認為這樣做是極為困難的。因此，1953年7月，朝鮮戰爭宣告結束，從而消除了國際緊張局勢中最大的一個根源。
第二個月，蘇聯政府宣布，它也掌握了氫彈的秘密。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由於蘇聯掌握氫彈這一事實有力地說明了戰爭已不再成為解決國際爭端的可能方法，結果反而加強了和解運動。眾所周知，美國在比基尼島上引爆的那顆氫彈相當於1500萬噸梯恩梯炸藥。它比投在廣島上的那顆原子彈的威力還要大750倍，而那顆原子彈已炸死了78o00人。1955年3月1日，丘吉爾在對眾議院的一次演講中指出，新式武器除改變戰爭外，還改變了國際關係。它不僅威脅著象英國這樣的小國的生存，而且威脅著美國和蘇聯這樣的超級大國的生存。丘吉爾斷言："通過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過程，我們完全有可能達到這樣一個曆史階段：安全成為恐怖的健壯的孩子。"
新的國際氣氛的一個引人注目的表現是1955年7月艾森豪威爾總統、布爾加寧部長會議主席、艾登首相和富爾總理在日內瓦舉行了"最高級"會議。這是自io年前波茨坦會議以來舉行的第一次"四巨頭"會議。雖然會議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的決議，但氣氛是熱烈誠摯的。僅美蘇領導人能會麵並進行友好的討論這一事實便是前幾年關係凍結之後的一大進展。
軍事上的僵持局麵與冷戰的緩和一起立即對全世界產生了影響。人們越來越確信世界大戰不大可能爆發；這一點緩和了國際緊張局勢，也緩和了各敵對集團的強硬態度。西歐各國不再十分擔心有蘇聯入侵的危3uww險，因而也不再認為須如此依賴於華盛頓，而是更樂於製訂並實施它們自己的政策。東歐在較小的程度上也是如此，這多少說明了1956年
波蘭和匈牙利發生騷亂的原因。甚至在殖民地世界中也存在著這種影響。英法遠征蘇伊士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他們比納賽爾軟弱，而是因為他們不敢在一個有可能爆發氫彈戰爭的時代裏冒點燃國際戰火的危3uww險。同樣，由於這一原因，西方列強沒能援助匈牙利的革命者，蘇聯人沒能對波蘭的民族主義共產黨人采取軍事行動。
大國受束縛的最明顯的例子可在1962年的古巴危機中見到，這次危機的突然發生是因為美國通過空中偵察發現蘇聯正在古巴建造導彈基地，而且美國大部分地區不久就會在其射程之內。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總統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廣播講話中宣布，美國將采取斷然措施來消除對美國的這一威脅，但是不會使赫魯曉夫過於難堪，惹得他作出危3uww險的反應。肯尼迪宣布實行"封鎖"，禁止艦船將進攻性武器運往古巴，並要求蘇聯撤走戰略性導彈。但是，他沒有要求取消卡斯特羅政權，也沒有要求拆除古巴的防預性導彈。當開往古巴的蘇聯船隻改變航線時，當美國確信蘇聯油船未帶進攻性武器而允許它繼續前進時，很明顯，這兩個國家都不想打仗。最後，10月28日，赫魯曉夫宣布，他已下令將蘇聯導彈撤出古巴，並在聯合國觀察下拆除蘇聯設在古巴的所有基地，作為美國結束封鎖並保證不入侵古巴的迴報。
古巴危機再次表明，兩個核大國都不敢采取以戰爭作為推進國策的工具的傳統做法。雖然對抗和平地結束了，但這是很僥幸的事——非常僥幸，因此，它捉使雙方為緩和世界緊張局勢而重新作出努力。1963年8月5日，美國、英國和蘇聯簽署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這一條約得到了大多數國家的歡迎，它們也都簽署了這一條約，隻有當時正在向美蘇首要地位挑戰的兩個大國——法國和中國拒絕簽署。
1967年2月，拉丁美洲14個國家簽署了禁止製造、使用或擁有核武器的條約。同一年，98個國家簽署了禁止向環繞地球的軌道發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禁止在月球或其他天體上安置這類武器、禁止任何國家將這些天體占為己有的條約。1968年初夏，包括美國和蘇聯在內的許多國家簽署了防止核擴散條約，該條約規定，簽約的核國家不得向非核國家提供核武器，禁止簽約的非核國家製造核武器。這一條約於1970年3月5日開始生效，到這時已有47個國家簽署。這些條約都有助於極大地緩和冷戰所造成的國際緊張局勢。
三、西歐的獨立自主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期間，西歐國家已無需美國提供經濟援助，因而在政治問題的處理方麵獲得了更大的機動性。顯著增長的生產率、全麵的繁榮和共同市場的建立使經濟獨立成為可能，使西歐具有能與美國相比的經濟實力。
在歐洲曆史的長河中，共同市場的根源可追溯到很久以前。從中古時代起，哲學家和政治家就提出了統一西歐的種種方案。但實際上人們什麽也沒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創傷使人們對基於完全主權國家的國際秩序產生懷疑時。20世紀20年代後期，法國和德國的外交部長考慮了建立歐洲合眾國的計劃。但是，大蕭條的來臨、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的侵略結束了歐洲一體化的任何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其對人力物力資源的空前破壞再次使人們充分注意到有必要找到某種方法來擺脫國際混亂局麵。1950年5月9日，問題有了突破性進展，當時，法國外交部長羅伯特·舒曼提出以煤鋼聯營作為發展歐洲一體化的小規模試驗廠。這一建議旨在將為法國、德國、比利時和盧森堡這四個國家所分割的萊茵河流域的煤鐵資源合並起來，做到使戰爭象舒曼所說的那樣"不僅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從而減輕法國對工業複興的西德的擔憂。
舒曼的建議立即得到了熱烈的響應。1951年4月18日，《歐洲煤鋼聯營條約》被簽訂，根據這一條約而成立的組織就稱為"歐洲煤鋼聯營"（ecsc），它於1952年正式成立。最早成員國有6個：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這些成員國給了歐洲煤鋼聯營以決定價格、確定進出口稅和分配原料的全部權力。它們還成立了一個管理機構——高級委員會，其總部設在盧森堡市。重大的政策性決議由經成員國議會選舉產生的歐洲煤鋼聯營聯合大會作出；各成員國之間的爭端則由聯營機構自己的法院解決。歐洲煤鋼聯營在短期內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它不僅去掉了聯營成員國中煤、鋼產品的所有關稅，而且消除了各種限製，如定額、進出口許可證、差別性運價或價格級差等。到1954年年中時，運過聯營成員國邊界的煤和鋼比歐洲煤鋼聯營出現以前大約多40%。
但這僅僅是西歐一體化的開端。下一步的行動是，1957年3月25日，6個成員國又簽訂了兩項條約，建立了歐洲原子能聯營（euratom）和歐洲經濟共同體（ee
c）即共同市場。歐洲原子能聯營的目的是為了消除將來同核大國之間的能源差距而做好必要的準備。它包括共同進行原子能研究、自由交換原子能情報和建立一個共同市場進行原子能裝備及物資的貿易等。歐洲原子能聯營與美國的原子能委員會相似，所不同的僅在於它隻關心將原子力量用於和平目的。共同市場的建立更為重要，園為它的目的是將歐洲煤鋼聯營的工作擴大到所有產品和所有部門，在規定的時期內減少所有的內部關稅，到1969年12月31日時，取消所有這些關稅，使6個成員國組成一個巨大的自由貿易區。
這時，歐洲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發展，這一方麵是由於這種一體化，一方麵是由於其他方麵的發展，如引進美國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術。1950年至1964年間，西德、意大利和法國的國民總產值增長率分別為7.1%、5.6%和4.9%，而美國的國民總產值增長率隻有3.5%。西歐經濟力量不斷增長的另一跡象是：1948年至1962年間，美國在自由世界的黃金中所占的份額已從71％下降到40％，而西歐所占的份額則從15％上升到44%。
與西歐和美國之間經濟關係的變化相似的是政治關係的相應變化。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尤其如此，戴高樂在各個領域裏都推行其獨立自主的政策。這一點在1963年他不批準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申請時得到了清楚的證明。起初，英國拒絕加入共同市場，一方麵是因為如果它加入，就意味著放棄它與英聯邦的優惠貿易協議，一方麵是因為它曆來不願意與歐洲大陸牽連在一起。丘吉爾曾對眾議院這樣說："我們和它們意見相同，但不屬於它們。"因此，1960年，英國組織了更具限製性的歐洲自由貿易聯盟（英國、瑞典、挪威、丹麥、奧地利、瑞士和葡萄牙），稱為"外七國"，以區別於"內六國"。這一聯盟規定，逐步取消內部關稅，但和共同市場不一樣，它沒有規定超國家的控製手段和協調手段，也沒要求對外部世界設立一種共同的關稅。"外七國"並未有效地起作用，這反映在英國較低的經濟增長率中。1962年，英國開始進行談判，要求加入"內六國"，但有關英聯邦經濟關係的問題引起了麻煩。另外，還有政治上的難題，戴高樂在1963年1月不批準英國的申請時闡明了這一點。他解釋說，如果讓英國及其"外七國"夥伴加入，就意味著最終會出現&quo
t;一個依賴美國並由美國領導的龐大的大西洋共同體。"這是不能接受的；他想要的是一個由他扮演領導角色的"嚴格的歐洲組織"。
戴高樂的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戰略和核武器的獨立自主方針同樣具有決定性。美國的決策者們希望北約組織的軍隊裝備常規武器，而美國仍準備在必要時用其強大的核突擊部隊進行幹涉。戴高樂拒絕了這一戰略，因為它使決定性力量掌握在外國人手中，而且隻有華盛頓才能決定什麽時候使用這種力量。因此，他著手發展法國自己的核武器和空中突擊部隊，以便及時得到核潛艇和氫彈的支持，戴高樂認為核潛艇和氫彈是他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所必不可少的力量基礎。例如，1962年12月，他拒絕了麥克米倫首相和肯尼迪總統簽訂的有關建立一支配備帶英國彈頭的美國北極星導彈的北約組織核力量的協定。對戴高樂來說，這有點象在受他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勢力的支配，他討厭受這種支配，尤其是因為他同羅斯福和丘吉爾戰時的那種不幸關係。同樣，戴高樂拒絕遵守1963年7月美國、英國和蘇聯在莫斯科簽訂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該條約禁止進一步在水下、大氣層和外層空間進行核爆炸，這一點是法國不能接受的，因為它會妨礙法國核力量的進一步發展。
更引人注目的是戴高樂的不受約束的外交活動。1964年1月27日，他不顧華盛頓的一再抗議，在外交上完全承認了共產黨中國。三天後，他解釋說，他隻是在"承認世界的現狀"。他又說："在這塊（亞洲）大陸上，不能想象會出現不牽涉到它（中國）的和平或戰爭；難以讓人相信，沒有中國的參加，也能締結一個關於東南亞國家的中立協定，而我們法國人對締結這樣一個協定特別關心。"因此，這位將軍也在東南亞發起挑戰，而美國當時正在那裏用金錢、武器和軍事代表團支持越南當局鎮壓越共的共產主義反叛者。戴高樂確信，美國的這些努力注定要失敗，美國人將被趕出去，正如法國人1o年前被趕走一樣。因而，他極力主張整個地區中立化，因為這將"驅除各種形式的外國幹涉"。
這就是戴高樂對美國政策和美國領導地位的挑戰。而且，這是一種全球範圍的挑戰，他派遣法國外交代表團和貿易代表團去拉丁美洲以及他自己訪問墨西哥（1964年3月）的做法就證明了這一點；在訪問墨西哥時，他著重強調了拉美各民族的共
同傳統和大國集團的"獨立。1969年，蓬皮杜接替戴高樂出任總統，他雖然沒有戴高樂那麽好鬥，但也很有主見。這一點在197o年初表現得很清楚，當時，他在美國向以色列提供鬼怪式噴氣式飛機之際同意將幻影式戰鬥機出售給利比亞。
四、東歐贏得自治
在西歐不依賴美國而獨立的同時，東歐正從蘇聯獲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東歐之所以能有這種變化，也是由於美蘇的軍事僵局和冷戰的緩和。對東歐來說，另一重要因素是蘇聯領導人的變動。斯大林的去世不僅在蘇聯國內事務方麵，而區在蘇聯與其東歐衛星國的關係上，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新的、穩定的領導層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才在莫斯科出現的。最初，統治這個國家的是一個非正式的五人執政團——代表官僚機構的格奧爾基·馬林科夫、代表老牌斯大林主義者的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代表軍界的布爾加寧元帥、代表秘密警察的拉夫連季·貝利亞和代表黨的機構的不太出名的尼基塔·赫魯曉夫。三個月中，這個執政團因貝利亞的下台而少了一人。貝利亞下台前是秘密警察的首腦，因此他成為這個國家最令人憎恨、最令人(炫)畏(書)懼(網)的人，尤其是在斯大林於獨裁統治後期過分猜疑的幾年中。這時，他的同僚首先剝奪了他的權力，然後於1953年12月將他處決。事實證明，這是蘇聯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雖然蘇聯的普通老百姓仍遠遠享受不到充分的個人自由，但對深夜敲門和隨即而來的槍決或流放到苦役拘禁地的擔心已越來越小。蘇聯領導人也比較安心了。從此以後，他們若在經常性的政府改組和清黨運動中失去權力，已無須付出他們的性命，而是在被降職或發配到鄉下以後屈居於默默無聞的地位。
在剩下的四位中執掌領導權的馬林科夫將斯大林的發展軍備和重工業生產的重點轉移到為長期受到忽視的人民大眾提供更多的消費品方麵。他通過放寬政府對集體農莊的控製、減少上交定額和增加農產品灼報酬來鼓勵農民。在對外事務方麵；馬林科夫準許衛星國享有更多的自治權，甚至還對西方列強作出願意友好的表示。他在向最高蘇維埃發表的就職演說中宣布："沒有一個有爭議的、未決的問題是不能通過和平手段來加以解決的。……這就是我們對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的態度。"
這一對內對外的緩和計劃根本不能為好戰、正統的斯大林主義者所接受。他們聯合各種力量，設法使馬
林科夫於1955年2月下台。在經曆接踵而來的權力鬥爭之後，軍方最初居於支配地位。布爾加寧元帥成為部長會議主席，柏林的征服者、曾被斯大林解職的末可夫元帥出任國防部長。工作的重點重新迴到了發展軍備和重工業上，1955年5月中旬，各衛星國首次被聚合在一起與蘇聯結成正式的軍事聯盟。該聯盟稱為華沙條約組織，它實質上是蘇聯及其衛星國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尤其是對當時正在重整軍備的西德作出的反應。"
占優勢的蘇聯軍方不久就讓位於逐漸獲得政權的傑出政治家赫魯曉夫。他利用他在共產黨隊伍中的權力基礎，排擠掉了他的一個又一個同事。到1958年3月時，他已接替布爾加寧出任部長會議主席，這樣，他不但成為黨的領袖，而且成為政府的首腦。這標誌著"集體領導"這一過渡時期的結束；赫魯曉夫這時成為斯大林的無可爭議的接班人。
早在兩年前，即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就已投過一顆震動整個共產黨世界的炸彈。他在對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講話中，嚴厲指責已故斯大林的極度自負和惡劣透頂的背信行為及恐怖行徑。據說，他當時不時流淚，將這位前獨裁者描述為"有著病態疑心、極不信任他人的家夥"，認為他應對官方屠殺"數千名城實、無辜的共產黨人"的做法負責。在發表這篇驚人的長達4小時的抨擊演說的過程中，赫魯曉夫還攻擊斯大林篡改和歪曲正式的共產黨曆史，甚至批評他的戰爭行為，指控這種行為導致慘重的失敗，使死亡人數高得駭人。
感情奔放的赫魯曉夫也許是被他自己的雄辯和長期受壓抑的感情衝昏了頭腦，泄露了比他打算說的還要多的東西。無疑，其影響比他所期望或預料的更強烈、更深遠。斯大林的遺體從紅場上列寧墓旁的陵墓中被挖了出來；他的塑像被砸碎；他的名字從蘇聯和東歐數千個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和街道中被抹掉。新的意識形態領域的"解凍"使藝術家和作家能享有更多的批評蘇聯社會的自由。以往一向被斯大林的親信牢牢控製著的外國共產黨經曆了一種逐漸削弱其意識形態和組織紀律的痛苦的反省。"自由的"、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共產黨領導人這時開始堅持自己的權利、反對過去親克裏姆林宮的黨魁。赫魯曉夫的這顆炸彈的"影響"就是如此，這種影響同軍事僵局和冷戰緩解的催化作用一起，改變了蘇聯與其衛
星國之間的關係。
大約早10年時，南斯拉夫爆發了東歐第一個反蘇運動。根本的問題是，已成為各國首腦的共產黨領導人是否還應繼續服從克裏姆林宮的紀律。甚至在戰爭年代裏，鐵托已堅決主張各國政黨要獨立，並按照這一主張行事。戰後，他繼續這樣做，並能不受懲罰，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南斯拉夫與西方海軍強國接近。更重要的是，鐵托和東歐大多數共產黨領袖不同，他一直呆在自己的國家裏，並建立了一支強有力的抵抗軍；由於有了這支軍隊，他在戰後幾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例如，他認為蘇聯人不支持他對的裏雅斯特的強烈要求，並把這種不支持歸因於蘇聯人希望加強意大利共產黨的力量。鐵托宣布："據說這是一場正義的戰爭，我們也一直這樣認為。但是，我們現在要尋求一個公正的結局。我們要求每個人都不受別人幹涉。我們不想因別人而遭受痛苦，我們不願被當作國際交易中的賄賂。"
莫斯科對這種有關共產黨和共產黨國家的獨立的異端觀點立即作出了反應。"告訴鐵托同誌"，蘇聯大使警告說，"如果他再允許對蘇聯進行這樣的攻擊，我們將不得不在報上提出公開批評進行迴擊，而且不承認他。"這位持異端者拒不改變自己的主張。相反，他又犯了更多的罪。他批評了在南斯拉夫的蘇聯軍官和官員的行為。他還試圖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聯盟，不過，由於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亞人退出，這一聯盟未能成立。當鐵托發現自己正受到暗中監視時，他便讓手下的特工人員盯住在南斯拉夫的蘇聯外交官和技術人員。最後，1948年6月，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憤怒地宣布，將南斯拉夫共產黨開除出情報局。但是，由於鐵托在國內有牢固的地位，又從西方國家得到巨大的經濟、軍事援助，所以他沒有屈服。1949年底，東歐流行著一句俗話："馬克思是上帝，列寧是耶穌，斯大林是聖保羅，鐵托是第一個新教徒。"
這種新的異端邪說雖漸漸地傳播開來，但仍須處於地下狀態，因為蘇聯在東歐其他國家有著很大的權勢。而"鐵托主義"——馬克思主義詞典中的一個新詞——仍限於局部地區，正等待著有機會衝出來。1956年，它的確衝了出來，因為那年出現的各種情況的結合對它很有利。最猛烈的劇變發生在兩個有著悠久的反蘇傳統的國家——波蘭和匈牙利。在赫魯曉夫2月講話的鼓舞下，這兩個國家中出現了文人學士的討論小組
帕默斯頓勳爵
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就在歐洲諸殖民帝國土崩瓦解時，歐洲大陸正在恢複經濟上的繁榮和政治上的獨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遭受的損失與接踵而來的冷戰的壓力一起迫使西歐依靠美國，東歐依賴蘇聯。幾十年前還統治全球的歐洲大陸的前途這時似乎是暗淡的、危3uww險的。但是，20世紀50年代時，東歐和西歐各國卻驚人地東山再起。這一複興同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和自信一起導致了一種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美蘇短暫的首要地位讓位於一種新的多元化社會。這實質上意味著全球地方主義的恢複——至少從政治上來看是如此——這種全球地方主義是1500年以前的數千年中世界事務的特點。
一、美蘇全球霸權
1947年，丘吉爾問道："現在的歐洲是什麽呢？它是一堆瓦礫，是一個藏骸所，是瘟疫和仇恨的發源地。"這是對包括西歐和東歐在內的整個歐洲大陸的生動描繪。西歐和東歐都被第二次世界大戰弄得荒蕪不堪、民窮財盡。這兩個地區在戰後都不得不向兩個新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尋求支持。在軍事方麵，西歐依靠美國組織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東歐則依靠蘇聯組織的華沙條約組織。在經濟方麵，西歐依賴於由美國提供資金的馬歇爾計劃，而東歐則依賴於經濟互助委員會，從理論上說，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輸送蘇聯援助的物資，但實際情況正相反。
這種形勢與人們所熟悉的19世紀和20世紀初占優勢的歐洲全球霸權的格局驚人地相反。19世紀和20世紀初時，全世界的人已習慣於整塊整塊的大陸為歐洲列強所瓜分，並開始認為這幾乎就是事物正常秩序的一部分。但這時，發生的情況卻恰恰相反：歐洲本身正在被外來的兩個大國劃分成兩大勢力範圍；同時，歐洲的殖民地不管帝國的首都同意與否，全都在擺脫歐洲的控製。因此，在戰後頭幾年中出現歐洲死亡的訃告並不令人奇怪。歐洲這時與希臘化時代的希臘相似，那些標題為《歐洲的末日審判》、《歐洲的政治崩潰》和《歐洲時代的消失》的論文都認為歐洲已滅亡。正如德國曆史學家奧斯瓦爾德·施本格勒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創傷之後寫下了《西方的衰落》一樣，德國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德·韋伯在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更大的創傷之後寫下《別了，歐洲曆史》。
二、冷戰的緩和
人們雖然不願承認華盛頓和莫斯科的首要地位，但最終還是勉強地承認了，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麵對冷戰造成的壓力和緊張局勢，人們需要華盛頓和莫斯科的支持。但是，冷戰在愈演愈烈地進行數年之後（見第二十六章第七節），到1953年開始減弱。一個原因是在晚年變得越來越多疑和強硬的斯大林於1953年4月去世了。他的較年輕的繼承者準備緩和國外的冷戰和國內的獨裁統治。與此同時，在美國，新的艾森豪威爾政府正在取代杜魯門政府。這也有助於國際形勢的"緩和"，因為艾森豪威爾能在朝鮮締結和約，而杜魯門則會由於國內的政治原因而認為這樣做是極為困難的。因此，1953年7月，朝鮮戰爭宣告結束，從而消除了國際緊張局勢中最大的一個根源。
第二個月，蘇聯政府宣布，它也掌握了氫彈的秘密。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由於蘇聯掌握氫彈這一事實有力地說明了戰爭已不再成為解決國際爭端的可能方法，結果反而加強了和解運動。眾所周知，美國在比基尼島上引爆的那顆氫彈相當於1500萬噸梯恩梯炸藥。它比投在廣島上的那顆原子彈的威力還要大750倍，而那顆原子彈已炸死了78o00人。1955年3月1日，丘吉爾在對眾議院的一次演講中指出，新式武器除改變戰爭外，還改變了國際關係。它不僅威脅著象英國這樣的小國的生存，而且威脅著美國和蘇聯這樣的超級大國的生存。丘吉爾斷言："通過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過程，我們完全有可能達到這樣一個曆史階段：安全成為恐怖的健壯的孩子。"
新的國際氣氛的一個引人注目的表現是1955年7月艾森豪威爾總統、布爾加寧部長會議主席、艾登首相和富爾總理在日內瓦舉行了"最高級"會議。這是自io年前波茨坦會議以來舉行的第一次"四巨頭"會議。雖然會議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的決議，但氣氛是熱烈誠摯的。僅美蘇領導人能會麵並進行友好的討論這一事實便是前幾年關係凍結之後的一大進展。
軍事上的僵持局麵與冷戰的緩和一起立即對全世界產生了影響。人們越來越確信世界大戰不大可能爆發；這一點緩和了國際緊張局勢，也緩和了各敵對集團的強硬態度。西歐各國不再十分擔心有蘇聯入侵的危3uww險，因而也不再認為須如此依賴於華盛頓，而是更樂於製訂並實施它們自己的政策。東歐在較小的程度上也是如此，這多少說明了1956年
波蘭和匈牙利發生騷亂的原因。甚至在殖民地世界中也存在著這種影響。英法遠征蘇伊士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他們比納賽爾軟弱，而是因為他們不敢在一個有可能爆發氫彈戰爭的時代裏冒點燃國際戰火的危3uww險。同樣，由於這一原因，西方列強沒能援助匈牙利的革命者，蘇聯人沒能對波蘭的民族主義共產黨人采取軍事行動。
大國受束縛的最明顯的例子可在1962年的古巴危機中見到，這次危機的突然發生是因為美國通過空中偵察發現蘇聯正在古巴建造導彈基地，而且美國大部分地區不久就會在其射程之內。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總統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廣播講話中宣布，美國將采取斷然措施來消除對美國的這一威脅，但是不會使赫魯曉夫過於難堪，惹得他作出危3uww險的反應。肯尼迪宣布實行"封鎖"，禁止艦船將進攻性武器運往古巴，並要求蘇聯撤走戰略性導彈。但是，他沒有要求取消卡斯特羅政權，也沒有要求拆除古巴的防預性導彈。當開往古巴的蘇聯船隻改變航線時，當美國確信蘇聯油船未帶進攻性武器而允許它繼續前進時，很明顯，這兩個國家都不想打仗。最後，10月28日，赫魯曉夫宣布，他已下令將蘇聯導彈撤出古巴，並在聯合國觀察下拆除蘇聯設在古巴的所有基地，作為美國結束封鎖並保證不入侵古巴的迴報。
古巴危機再次表明，兩個核大國都不敢采取以戰爭作為推進國策的工具的傳統做法。雖然對抗和平地結束了，但這是很僥幸的事——非常僥幸，因此，它捉使雙方為緩和世界緊張局勢而重新作出努力。1963年8月5日，美國、英國和蘇聯簽署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這一條約得到了大多數國家的歡迎，它們也都簽署了這一條約，隻有當時正在向美蘇首要地位挑戰的兩個大國——法國和中國拒絕簽署。
1967年2月，拉丁美洲14個國家簽署了禁止製造、使用或擁有核武器的條約。同一年，98個國家簽署了禁止向環繞地球的軌道發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禁止在月球或其他天體上安置這類武器、禁止任何國家將這些天體占為己有的條約。1968年初夏，包括美國和蘇聯在內的許多國家簽署了防止核擴散條約，該條約規定，簽約的核國家不得向非核國家提供核武器，禁止簽約的非核國家製造核武器。這一條約於1970年3月5日開始生效，到這時已有47個國家簽署。這些條約都有助於極大地緩和冷戰所造成的國際緊張局勢。
三、西歐的獨立自主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期間，西歐國家已無需美國提供經濟援助，因而在政治問題的處理方麵獲得了更大的機動性。顯著增長的生產率、全麵的繁榮和共同市場的建立使經濟獨立成為可能，使西歐具有能與美國相比的經濟實力。
在歐洲曆史的長河中，共同市場的根源可追溯到很久以前。從中古時代起，哲學家和政治家就提出了統一西歐的種種方案。但實際上人們什麽也沒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創傷使人們對基於完全主權國家的國際秩序產生懷疑時。20世紀20年代後期，法國和德國的外交部長考慮了建立歐洲合眾國的計劃。但是，大蕭條的來臨、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的侵略結束了歐洲一體化的任何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其對人力物力資源的空前破壞再次使人們充分注意到有必要找到某種方法來擺脫國際混亂局麵。1950年5月9日，問題有了突破性進展，當時，法國外交部長羅伯特·舒曼提出以煤鋼聯營作為發展歐洲一體化的小規模試驗廠。這一建議旨在將為法國、德國、比利時和盧森堡這四個國家所分割的萊茵河流域的煤鐵資源合並起來，做到使戰爭象舒曼所說的那樣"不僅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從而減輕法國對工業複興的西德的擔憂。
舒曼的建議立即得到了熱烈的響應。1951年4月18日，《歐洲煤鋼聯營條約》被簽訂，根據這一條約而成立的組織就稱為"歐洲煤鋼聯營"（ecsc），它於1952年正式成立。最早成員國有6個：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這些成員國給了歐洲煤鋼聯營以決定價格、確定進出口稅和分配原料的全部權力。它們還成立了一個管理機構——高級委員會，其總部設在盧森堡市。重大的政策性決議由經成員國議會選舉產生的歐洲煤鋼聯營聯合大會作出；各成員國之間的爭端則由聯營機構自己的法院解決。歐洲煤鋼聯營在短期內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它不僅去掉了聯營成員國中煤、鋼產品的所有關稅，而且消除了各種限製，如定額、進出口許可證、差別性運價或價格級差等。到1954年年中時，運過聯營成員國邊界的煤和鋼比歐洲煤鋼聯營出現以前大約多40%。
但這僅僅是西歐一體化的開端。下一步的行動是，1957年3月25日，6個成員國又簽訂了兩項條約，建立了歐洲原子能聯營（euratom）和歐洲經濟共同體（ee
c）即共同市場。歐洲原子能聯營的目的是為了消除將來同核大國之間的能源差距而做好必要的準備。它包括共同進行原子能研究、自由交換原子能情報和建立一個共同市場進行原子能裝備及物資的貿易等。歐洲原子能聯營與美國的原子能委員會相似，所不同的僅在於它隻關心將原子力量用於和平目的。共同市場的建立更為重要，園為它的目的是將歐洲煤鋼聯營的工作擴大到所有產品和所有部門，在規定的時期內減少所有的內部關稅，到1969年12月31日時，取消所有這些關稅，使6個成員國組成一個巨大的自由貿易區。
這時，歐洲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發展，這一方麵是由於這種一體化，一方麵是由於其他方麵的發展，如引進美國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術。1950年至1964年間，西德、意大利和法國的國民總產值增長率分別為7.1%、5.6%和4.9%，而美國的國民總產值增長率隻有3.5%。西歐經濟力量不斷增長的另一跡象是：1948年至1962年間，美國在自由世界的黃金中所占的份額已從71％下降到40％，而西歐所占的份額則從15％上升到44%。
與西歐和美國之間經濟關係的變化相似的是政治關係的相應變化。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尤其如此，戴高樂在各個領域裏都推行其獨立自主的政策。這一點在1963年他不批準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申請時得到了清楚的證明。起初，英國拒絕加入共同市場，一方麵是因為如果它加入，就意味著放棄它與英聯邦的優惠貿易協議，一方麵是因為它曆來不願意與歐洲大陸牽連在一起。丘吉爾曾對眾議院這樣說："我們和它們意見相同，但不屬於它們。"因此，1960年，英國組織了更具限製性的歐洲自由貿易聯盟（英國、瑞典、挪威、丹麥、奧地利、瑞士和葡萄牙），稱為"外七國"，以區別於"內六國"。這一聯盟規定，逐步取消內部關稅，但和共同市場不一樣，它沒有規定超國家的控製手段和協調手段，也沒要求對外部世界設立一種共同的關稅。"外七國"並未有效地起作用，這反映在英國較低的經濟增長率中。1962年，英國開始進行談判，要求加入"內六國"，但有關英聯邦經濟關係的問題引起了麻煩。另外，還有政治上的難題，戴高樂在1963年1月不批準英國的申請時闡明了這一點。他解釋說，如果讓英國及其"外七國"夥伴加入，就意味著最終會出現&quo
t;一個依賴美國並由美國領導的龐大的大西洋共同體。"這是不能接受的；他想要的是一個由他扮演領導角色的"嚴格的歐洲組織"。
戴高樂的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戰略和核武器的獨立自主方針同樣具有決定性。美國的決策者們希望北約組織的軍隊裝備常規武器，而美國仍準備在必要時用其強大的核突擊部隊進行幹涉。戴高樂拒絕了這一戰略，因為它使決定性力量掌握在外國人手中，而且隻有華盛頓才能決定什麽時候使用這種力量。因此，他著手發展法國自己的核武器和空中突擊部隊，以便及時得到核潛艇和氫彈的支持，戴高樂認為核潛艇和氫彈是他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所必不可少的力量基礎。例如，1962年12月，他拒絕了麥克米倫首相和肯尼迪總統簽訂的有關建立一支配備帶英國彈頭的美國北極星導彈的北約組織核力量的協定。對戴高樂來說，這有點象在受他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勢力的支配，他討厭受這種支配，尤其是因為他同羅斯福和丘吉爾戰時的那種不幸關係。同樣，戴高樂拒絕遵守1963年7月美國、英國和蘇聯在莫斯科簽訂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該條約禁止進一步在水下、大氣層和外層空間進行核爆炸，這一點是法國不能接受的，因為它會妨礙法國核力量的進一步發展。
更引人注目的是戴高樂的不受約束的外交活動。1964年1月27日，他不顧華盛頓的一再抗議，在外交上完全承認了共產黨中國。三天後，他解釋說，他隻是在"承認世界的現狀"。他又說："在這塊（亞洲）大陸上，不能想象會出現不牽涉到它（中國）的和平或戰爭；難以讓人相信，沒有中國的參加，也能締結一個關於東南亞國家的中立協定，而我們法國人對締結這樣一個協定特別關心。"因此，這位將軍也在東南亞發起挑戰，而美國當時正在那裏用金錢、武器和軍事代表團支持越南當局鎮壓越共的共產主義反叛者。戴高樂確信，美國的這些努力注定要失敗，美國人將被趕出去，正如法國人1o年前被趕走一樣。因而，他極力主張整個地區中立化，因為這將"驅除各種形式的外國幹涉"。
這就是戴高樂對美國政策和美國領導地位的挑戰。而且，這是一種全球範圍的挑戰，他派遣法國外交代表團和貿易代表團去拉丁美洲以及他自己訪問墨西哥（1964年3月）的做法就證明了這一點；在訪問墨西哥時，他著重強調了拉美各民族的共
同傳統和大國集團的"獨立。1969年，蓬皮杜接替戴高樂出任總統，他雖然沒有戴高樂那麽好鬥，但也很有主見。這一點在197o年初表現得很清楚，當時，他在美國向以色列提供鬼怪式噴氣式飛機之際同意將幻影式戰鬥機出售給利比亞。
四、東歐贏得自治
在西歐不依賴美國而獨立的同時，東歐正從蘇聯獲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東歐之所以能有這種變化，也是由於美蘇的軍事僵局和冷戰的緩和。對東歐來說，另一重要因素是蘇聯領導人的變動。斯大林的去世不僅在蘇聯國內事務方麵，而區在蘇聯與其東歐衛星國的關係上，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新的、穩定的領導層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才在莫斯科出現的。最初，統治這個國家的是一個非正式的五人執政團——代表官僚機構的格奧爾基·馬林科夫、代表老牌斯大林主義者的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代表軍界的布爾加寧元帥、代表秘密警察的拉夫連季·貝利亞和代表黨的機構的不太出名的尼基塔·赫魯曉夫。三個月中，這個執政團因貝利亞的下台而少了一人。貝利亞下台前是秘密警察的首腦，因此他成為這個國家最令人憎恨、最令人(炫)畏(書)懼(網)的人，尤其是在斯大林於獨裁統治後期過分猜疑的幾年中。這時，他的同僚首先剝奪了他的權力，然後於1953年12月將他處決。事實證明，這是蘇聯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雖然蘇聯的普通老百姓仍遠遠享受不到充分的個人自由，但對深夜敲門和隨即而來的槍決或流放到苦役拘禁地的擔心已越來越小。蘇聯領導人也比較安心了。從此以後，他們若在經常性的政府改組和清黨運動中失去權力，已無須付出他們的性命，而是在被降職或發配到鄉下以後屈居於默默無聞的地位。
在剩下的四位中執掌領導權的馬林科夫將斯大林的發展軍備和重工業生產的重點轉移到為長期受到忽視的人民大眾提供更多的消費品方麵。他通過放寬政府對集體農莊的控製、減少上交定額和增加農產品灼報酬來鼓勵農民。在對外事務方麵；馬林科夫準許衛星國享有更多的自治權，甚至還對西方列強作出願意友好的表示。他在向最高蘇維埃發表的就職演說中宣布："沒有一個有爭議的、未決的問題是不能通過和平手段來加以解決的。……這就是我們對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的態度。"
這一對內對外的緩和計劃根本不能為好戰、正統的斯大林主義者所接受。他們聯合各種力量，設法使馬
林科夫於1955年2月下台。在經曆接踵而來的權力鬥爭之後，軍方最初居於支配地位。布爾加寧元帥成為部長會議主席，柏林的征服者、曾被斯大林解職的末可夫元帥出任國防部長。工作的重點重新迴到了發展軍備和重工業上，1955年5月中旬，各衛星國首次被聚合在一起與蘇聯結成正式的軍事聯盟。該聯盟稱為華沙條約組織，它實質上是蘇聯及其衛星國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尤其是對當時正在重整軍備的西德作出的反應。"
占優勢的蘇聯軍方不久就讓位於逐漸獲得政權的傑出政治家赫魯曉夫。他利用他在共產黨隊伍中的權力基礎，排擠掉了他的一個又一個同事。到1958年3月時，他已接替布爾加寧出任部長會議主席，這樣，他不但成為黨的領袖，而且成為政府的首腦。這標誌著"集體領導"這一過渡時期的結束；赫魯曉夫這時成為斯大林的無可爭議的接班人。
早在兩年前，即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就已投過一顆震動整個共產黨世界的炸彈。他在對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講話中，嚴厲指責已故斯大林的極度自負和惡劣透頂的背信行為及恐怖行徑。據說，他當時不時流淚，將這位前獨裁者描述為"有著病態疑心、極不信任他人的家夥"，認為他應對官方屠殺"數千名城實、無辜的共產黨人"的做法負責。在發表這篇驚人的長達4小時的抨擊演說的過程中，赫魯曉夫還攻擊斯大林篡改和歪曲正式的共產黨曆史，甚至批評他的戰爭行為，指控這種行為導致慘重的失敗，使死亡人數高得駭人。
感情奔放的赫魯曉夫也許是被他自己的雄辯和長期受壓抑的感情衝昏了頭腦，泄露了比他打算說的還要多的東西。無疑，其影響比他所期望或預料的更強烈、更深遠。斯大林的遺體從紅場上列寧墓旁的陵墓中被挖了出來；他的塑像被砸碎；他的名字從蘇聯和東歐數千個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和街道中被抹掉。新的意識形態領域的"解凍"使藝術家和作家能享有更多的批評蘇聯社會的自由。以往一向被斯大林的親信牢牢控製著的外國共產黨經曆了一種逐漸削弱其意識形態和組織紀律的痛苦的反省。"自由的"、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共產黨領導人這時開始堅持自己的權利、反對過去親克裏姆林宮的黨魁。赫魯曉夫的這顆炸彈的"影響"就是如此，這種影響同軍事僵局和冷戰緩解的催化作用一起，改變了蘇聯與其衛
星國之間的關係。
大約早10年時，南斯拉夫爆發了東歐第一個反蘇運動。根本的問題是，已成為各國首腦的共產黨領導人是否還應繼續服從克裏姆林宮的紀律。甚至在戰爭年代裏，鐵托已堅決主張各國政黨要獨立，並按照這一主張行事。戰後，他繼續這樣做，並能不受懲罰，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南斯拉夫與西方海軍強國接近。更重要的是，鐵托和東歐大多數共產黨領袖不同，他一直呆在自己的國家裏，並建立了一支強有力的抵抗軍；由於有了這支軍隊，他在戰後幾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例如，他認為蘇聯人不支持他對的裏雅斯特的強烈要求，並把這種不支持歸因於蘇聯人希望加強意大利共產黨的力量。鐵托宣布："據說這是一場正義的戰爭，我們也一直這樣認為。但是，我們現在要尋求一個公正的結局。我們要求每個人都不受別人幹涉。我們不想因別人而遭受痛苦，我們不願被當作國際交易中的賄賂。"
莫斯科對這種有關共產黨和共產黨國家的獨立的異端觀點立即作出了反應。"告訴鐵托同誌"，蘇聯大使警告說，"如果他再允許對蘇聯進行這樣的攻擊，我們將不得不在報上提出公開批評進行迴擊，而且不承認他。"這位持異端者拒不改變自己的主張。相反，他又犯了更多的罪。他批評了在南斯拉夫的蘇聯軍官和官員的行為。他還試圖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聯盟，不過，由於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亞人退出，這一聯盟未能成立。當鐵托發現自己正受到暗中監視時，他便讓手下的特工人員盯住在南斯拉夫的蘇聯外交官和技術人員。最後，1948年6月，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憤怒地宣布，將南斯拉夫共產黨開除出情報局。但是，由於鐵托在國內有牢固的地位，又從西方國家得到巨大的經濟、軍事援助，所以他沒有屈服。1949年底，東歐流行著一句俗話："馬克思是上帝，列寧是耶穌，斯大林是聖保羅，鐵托是第一個新教徒。"
這種新的異端邪說雖漸漸地傳播開來，但仍須處於地下狀態，因為蘇聯在東歐其他國家有著很大的權勢。而"鐵托主義"——馬克思主義詞典中的一個新詞——仍限於局部地區，正等待著有機會衝出來。1956年，它的確衝了出來，因為那年出現的各種情況的結合對它很有利。最猛烈的劇變發生在兩個有著悠久的反蘇傳統的國家——波蘭和匈牙利。在赫魯曉夫2月講話的鼓舞下，這兩個國家中出現了文人學士的討論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