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敬軍捧著三叔的骨灰迴到了馬營堡。雖然我們早在幾年前就知道三叔已經辭別人世，然而此刻一見三叔的骨灰，仍禁不住傷心落淚。
三叔的骨灰盒上放著一個精致的荷包，上麵繡的是一對站在花枝上緊緊相偎的小鳥。荷包裏裝的，正是我親手從進秀嬸子墳上取迴的一小包黃土。母親看見荷包就一把抓在手裏，七十多歲的老人家把荷包捂在胸口頓足痛哭，引的全家人泣不成聲。敬軍攙著母親邊哭邊說著寬慰的話，我看得出來，這個荷包的秘密隻有母親和敬軍知道。
我已不是三十年前的那個小學生了，我已經長大，我也飽嚐了人世間的辛酸，怎會猜不出那荷包的意義？母親那肝腸寸斷的悲嚎告訴我，荷包裏一定有一個十分淒慘的故事。
在祖墳裏安葬了三叔以後，我問敬軍有關荷包的事情，敬軍的迴答證實了我的猜測。荷包是進秀嬸子繡的，她隻在天成大伯不在家的時候才繡，繡了很長很長時間。三叔派小滿叔叔來接敬軍的時候，天成大伯把荷包小心地縫在了敬軍的襖裏子上。敬軍到了武漢，依照天成大伯的囑咐扯開襖裏掏出荷包遞給三叔，三叔接過荷包抱住敬軍就哭。就是這隻荷包啟發了敬軍幼小的心靈，早早就懂得了他和三叔與進秀嬸子的關係，懂得了誰才是他真正的父親。
三叔自一九五一年那次探親走後再沒有迴過家鄉，平時也不大寫信。後來敬軍長大了，信就由敬軍寫了。敬軍也不常寫信，偶爾來封信也是三言兩語極為簡單，總是含含糊糊地說三叔很好，不要掛念，最後是囑咐我爹我娘保重身體，一封信往往寫不滿一張紙。
關於三叔的婚事，三叔隻在五二年來信中提過一句，說他結婚了，婆娘是湖北人，不錯，家裏的光景過得很好，讓我爹娘別再為他操心了。爹叫三叔領媳婦迴趟家到墳上讓爺爺看看，三叔說抽不出空，等有空了就迴來，這一等就沒了蹤影，別說三叔的新媳婦，連三叔的麵都沒再見上。
讓人納悶的是敬軍也對自己的婚事遮遮掩掩。敬軍是七零年結的婚，隻跟我們說妻子叫李竹鳳，是軍區醫院的醫生，其它一字未提，我們也無從知道。
三叔雖不常來信，來信也是三言兩語，然而我們並不覺得三叔與我們疏遠。三叔對我們的牽掛，常常讓爹娘說起來就落淚。三叔年年給我們寄錢，剛開始爹收到錢就又給三叔寄迴去，三叔非常生氣，又把錢寄來還狠狠說了爹一通，爹便不再往迴退錢了。一九六二年敬美中學畢業沒考上高中，三叔知道了立即找人把敬美弄到部隊當了女兵。我們知道三叔為了我們會不惜一切，所以家裏有事有困難從不告訴三叔。敬美的事不過是無意中提了那麽一句，誰也沒想到三叔就把敬美弄去當了兵。六零年大災荒時期，我們一直告訴三叔家裏很好，能吃飽，沒有人挨餓，但三叔還是經常不斷地寄糧票來。其實家裏的情況並不好，那時候我中師畢業被分到鄰縣一個偏遠的鄉村小學當老師，不常迴家，姐姐敬愛也結了婚跟姐夫住在馬營堡完小，家裏隻剩下父親，母親，小妹敬美和哥一家人。哥那一大家子可真要命，哥五二年結婚到六零年，八年生了六個孩子，除了老五是個女孩，剩下都是清一色的愣頭青。父親母親為這一窩狼崽子似的孫子高興得合不攏嘴，可是到了六零年就遭難了，那時候不管歲數大小是個人就有一份口糧，家裏有新生兒或是一兩歲的小孩兒可就占了大便宜，女人們恨不得像兔子一個月就能生一窩。而我哥家的六個孩子除了老五老六一個三歲一個一歲半，上頭的四個小子吃起來個個賽餓狼，四張小嘴簡直就是四個無底洞，不管是糠菜糊糊還是草根樹皮熬的湯，稀溜幾口就下了肚，然後就眼巴巴瞅著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哪裏還吃得下？便把自己的一份勻給孫子，為這哥嫂常把孩子們打得鬼哭狼嚎。逼得實在沒辦法了，哥嫂隻好讓父母單吃，每次做好飯嫂子先給父母端去，哥就守在門口。可兩個老人死活不肯單吃，急得哥嫂倆人直哭。
那時候的糧食真比金子都寶貴，我也是在那時才理解了“除四害”的意義。一九五六年我還在地區師範上學的時候，參加過好幾迴消滅老鼠麻雀的大會戰，全城的男女老少一齊出動，敲鑼打鼓搖旗呐喊，臉盆鍋蓋苕帚木棍都成了武器，所有的製高點全部被人占領，樹上也是叮噹作響竹竿木棍亂晃，麻雀們找不到落腳之處飛著飛著便紛紛墜地，或是摔死或是被捉。我在學校一兩年沒聽見過鳥鳴。麻雀們遭到如此劫難據說是因為它們采食地裏的莊稼，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滿地的莊稼沒有人收，秋後的田地密匝匝一層新綠，糧食落在地裏重新發芽，茂密的綠苗層層疊疊遮蓋了地麵。剛剛一年多的光景，地裏不僅拿篩子篩不出一粒糧食來，連榆樹皮茅草根都讓人們剝光挖盡，真不知是天作怪還是人作孽。村裏有人餓死了，不少人去口外謀生。哥雖然受了處分，還是公社裏的幹部，想走也不能走，隻得陪著一家老小聽天由命。幸虧有了三叔的接濟，一家人才熬過了荒年。
三叔的歸來讓我們又想起了這一切，全家人怎能不悲痛萬分？何況三叔不是正常死亡，他是被文化大革命整死的，死的那年才五十三歲！
在巨大的悲痛中，誰也沒有留意敬軍是一個人迴來的；他的繼母沒有跟來，他的妻子兒女也沒有跟來。按道理說，作為三叔的遺霜和兒孫，他們應該護著三叔的骨灰一齊迴來，就像出殯時孝子賢孫護送靈柩一樣。但不知為什麽都沒有來，等我想到這些問題打算問問敬軍，敬軍已經要走了，沒有時間談這些了。
敬軍隻在家住了一夜，我不知道他為什麽這麽匆忙。
據老人們說，人在陽間可以孤身一人，男人可以不娶，女人可以不嫁。而到了陰間必須匹配成雙，否則孤獨的亡靈將會像流浪漢一樣落入永恆的飄泊，時時攪擾活人的安寧。家鄉一帶常發生這樣的事，一個女人嫁過兩個男人，這個女人死後，兩個男人的家人往往會因為要把這個女人與自己家的男人合墳而發生爭執甚至是械鬥。那些已死的沒有結過婚的男人，則需從已死的單身女人中找一個大體相當的進行合墳，謂之“陰配”。“陰配”也須向女方家送彩禮，隻是數量極少有個象征的意思罷了。
父親後來才跟我說起這些，敬軍迴來的時候他就想到這些了，但老人家不敢開口，怕自己的多嘴再給敬軍招來災禍，隻是自己一個人心裏焦急，不知道將來跟三叔合墳的是武漢的那個女人還是進秀嬸子。
如果我懂這些，八二年敬軍送三叔的骨灰迴來時我就會提醒敬軍的，而敬軍也可能早幾年從痛苦中解脫。可是我當時不懂這些，對這些事情的了解比敬軍還要晚。
一九八二年我四十四歲，已經過了不惑之年。我也經曆過巨大的心靈創傷，我深深理解三叔和進秀嬸子的遭遇，對他們的悲慘命運痛心疾首。因為我的愛情也遭受過與他們相似的悲劇。
一九五五年，我以全區第一的優異成績考入烏寧地區師範學校。本來我有兩個選擇，一是上烏寧地區第一中學，再一個就是上師範。三叔為此事還專門來過信，建議我上中學，再考大學，他認為以我的學習成績考大學是有把握的，而大學出來的前途會更好，學費由三叔資助。我當時還不能完全理解“前途”二字的深奧含義，總覺得上師範公家管吃管住管學費，幾乎不用花錢，於是便自作主張上了師範。
在師範我仍然是全班第一，全年級第一，很快入了團，當了班長。在上二年級的時候，我對文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課外時間全用來閱讀所有能找到的文學著作，就是害眼仍不放棄閱讀。幾個老師見我對文學如此喜愛，把自己的藏書借給我看，那是我一生中讀書最多的時候。看得多了，自己不知不覺也動手寫起來，我挑了幾篇自己滿意的散文小說試著寄給了省裏的報紙、雜誌，有幾篇竟然意外地發表了。我一下子成了學校裏倍受矚目的“作家”，我也因此獲得了一個叫玉英的女同學的愛慕。玉英端莊文雅，我也十分喜歡她。我倆山盟海誓私訂了終身。
一九五七年“反右”開始，我發表的作品成了“毒草”，我成了“右派”，被開除團籍，撤了班長。在一次批判會上，第一個批判我的竟然是玉英！她說我居心叵測，用意陰險，惡毒攻擊社會主義，攻擊新中國。她說她受了我的蒙蔽，決心跟我劃清界限，徹底揭開我的偽裝……我頓時覺得天旋地轉五內俱焚，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玉英扔掉發言稿嚎啕痛哭，捂著臉跑出了會場，從此她再也沒來上學。我的初戀就這樣結束了，它留在我心上的傷口，至今仍隱隱作痛。
從師範畢業，我被分配到廣平縣最偏僻的一所鄉村小學當老師。學校裏原有一名校長和一名老師，都是當地人。星期天的時候學校裏隻剩下我一個人，閑得無聊我又拿起筆來，接受上一次的教訓，我不再寫散文小說一類的文藝作品了，我寫通訊報道，寫人物通訊，又發表了一些文章。我被調到縣教育局，不久又調到地區教育局當了教育巡視員。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成了地區教育局第一批被揪出來的“黑幫”；五七年的右派問題再次被揭發，後來發表的通訊報道又成了“鼓吹資本主義道路”和“散布修正主義思想”的新罪行。我戴著報紙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掛著“資產階級黑幫分子”的木頭牌子，一次又一次被批鬥，遊街。晚上不能睡覺，我宿舍的床鋪上也貼著批判我的大字報，我不敢碰，隻好倦縮在牆角。我曾經想到過自殺，但又想到一輩子兢兢業業含辛茹苦的父母，我哭了。我才二十八歲，我不能死在父親母前頭，我不能為了自己痛快，讓可憐的父母去承受白發人送黑發人的哀痛！我咬著牙堅持，像根木頭一樣活著。
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我離開了地區教育局，被下放到烏寧地區一中當了語文老師。至此，我的一生算是基本鑄定。
日月如梭，轉眼到了一九八七年。
春節前夕，烏寧地委對台辦的兩位同誌拿著一封來自台灣高雄的信來到馬營堡，找到了我的父親龐日升和我哥龐敬勤。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是我大爺爺龐乃節和我大伯龐日明，其時，我大爺爺龐乃節已經過世。找到了線索，對台辦的同誌又拿著信迴到烏寧市去找大伯龐日明，事過半年之後我們才知道，寫信來的是我大爺爺那個一出嫁就再也沒有消息的女兒龐日紅，我大伯龐日明的妹妹，我們的姑姑。
當年大爺爺龐乃節為了貪圖一百塊大洋的聘禮，把日紅姑姑許給了一個收販羊皮的商人。這個商人領走了日紅姑姑就再沒有迴馬營堡，後來去了台灣，開了一家漁業公司，有十幾條漁船。
日紅姑姑接到日明大伯的迴信立即又來了信，並寄來一萬塊錢，讓日明大伯給家裏的親人們都買些東西，以慰她的思念之情。日明大伯把這件事壓下了，後來日紅姑姑迴大陸探親我們才知道，日紅姑姑很是埋怨了日明大伯一番。這件事過後，我們一家人和日明大伯一家人不知怎麽，再也找不迴往日的親密了。不過我們對敬和還是一如既往，敬和雖然過繼給了日明大伯，畢竟與我們是一母同胞。
日明大伯家的光景還算不錯，當年敬業大哥鋸了胳膊的事被進秀嬸子的妹妹韓進榮知道後，韓進榮念及三叔曾救過她家的大青騾，大爺爺又以最優惠的價格把田產賣給了她的姐姐姐夫，就把敬業大哥收到她的雜貨鋪當了夥計。敬業大哥很是感激韓進榮，幹事認真，苦練左手寫字打算盤，後來當了韓進榮的帳房。公私合營之後，敬業大哥就到日雜公司當了會計，一直幹到退休。
敬業大哥娶了個拐子媳婦，隻生了一女。敬業大哥很想生他十個八個，就是生不出來。大爺爺真是有先見之明，若不把敬和要過去，他那一支血脈到敬業大哥這兒就要斷了香火。
敬和在日明大伯家確實深受寵愛。敬和小學畢業後也考了烏寧地區師範學校，畢業後分配到烏寧第八小學當教員。敬和生有二子二女。
我家的情形比日明大伯家略強，盡管我哥和我都道路坎坷。
我哥龐敬勤在馬營堡鄉政府當了三年會計，一九五五年許鳳山調走，我哥升為副鄉長。一九五八年馬營堡鄉改為馬營堡人民公社，我哥當了公社主任。那一年正是大躍進，不知是誰發現北盤口山上有鐵礦，縣裏調集東坊城，下西河，馬營堡，東鄉寨，法堂寺等七個公社兩千名基幹民兵成立了烏寧縣鋼鐵民兵團，住到北盤口伐樹開山采礦煉鐵。精壯勞力都抽到北盤口搞鋼鐵會戰去了，村裏隻剩下老弱病殘，哪能收得了那麽多莊稼？那年又是個大豐收的好年景，穀子黍子高粱玉米穗穗都是嘟嚕嚕又大又沉，讓人既高興又發愁——這麽多的莊稼啥時候才能收割完？勞力遠遠不夠，但又必須按時甚至是提前完成秋收任務，不能等下了雪還看著莊稼在地裏立著，隻能了了草草先把莊稼割倒，了了草草拉一些堆在場麵上，起碼猛一看像個收割得差不多的樣子。都是農村的莊戶人，誰不知道種地的辛苦？誰看著滿地的糧食不心疼？於是就有人去撿，拿鐮刀拿剪子隻割穗，一會兒就能撿一袋。山藥地的山藥就更多了，一棵秧子隻摟一耙撿幾個大個兒的收了，剩下看不見的還都在土裏埋著。大隊幹部發現社員往自己家撿糧食立刻製止，說地是國家的糧食也是國家的，誰撿國家的糧食就是盜竊國家財產，現在吃飯有食堂，國家管你們飽，你們還撿糧食幹啥？撿迴來的糧食統統沒收，自然也就沒人再去撿糧食了。我哥從北盤口迴來到縣裏開會，路過家父親就讓哥趕快抽些壯勞力迴來搶收，哥到地裏一看，果然還有少一半莊稼沒開鐮，就是收過的地裏，十成莊稼隻收迴六成，還有四成胡亂扔在地裏，既未打捆也沒垛垛，顯然是不打算要了。哥批評大隊幹部糟蹋糧食作孽，大隊幹部說就這樣還收割不完哩，收過的地再收二遍行，可是新地就顧不上收了，整片整片的好莊稼未開鐮就糟蹋了不更可惜嗎？上級怪罪下來誰負責？哥也就沒法再批評大隊幹部了。
哥在縣裏召開的公社幹部會議上匯報了馬營堡公社的秋收情況，強烈要求從北盤口煉鐵基地抽一半民兵迴來參加搶收，所有的公社都存在壯勞力抽走大煉鋼鐵秋收力量嚴重不足的問題，但是縣委從大局出發不同意削弱大煉鋼鐵的力量，因為中央說鋼鐵是“元帥”，是“主導中的主導”，大煉鋼鐵已形成一股鋪天蓋地不可阻擋的潮流，誰要是逆潮流而動就有被潮流淹沒粉碎的危險。
哥的意見沒有被采納，領導上也沒說什麽，事情就過去了。誰知到了五九年底，中央裏突然冒出來一個“彭德懷反黨集團”，功勳卓著的彭德懷元帥竟然成了“反黨分子”受到批判，哥在一年前提的意見被揭發出來，哥成了“彭德懷反黨集團”的走卒，批判檢討反省了半年，最後給了個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撤消公社主任職務，仍迴財務室當會計去了。
幸運的是哥活著等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哥的這樁冤案是一九八四年糾正的。說來話長，一九八二年，由安徽鳳陽小崗村七名勇敢可敬的共產黨員發起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製在全國推廣，許士昌的二兒子許鳳林的承包地平均畝產超過千斤，成了烏寧地區的單產狀元。縣裏把許鳳林定為“種糧專業戶”，鼓勵許鳳林承包更多的土地。許鳳林提出把一九四七年土改時他家的一百二十八地全部承包迴來，此事頗有爭議，但最終還是獲得批準。許鳳林帶著四個兒子苦幹一年，畢竟是老莊稼把式，又大膽采用了一種俗名“大馬牙”的美國進口玉米良種，一九八三年許鳳林交售公糧十萬斤，當上了全省勞動模範，烏寧地區授予“售糧大王”稱號，獎勵小四輪拖拉機一台，地委書記劉增金親自把小四輪送到許鳳林家裏。烏寧縣獎給許鳳林一批磚瓦木料，馬營堡鄉特批給許鳳林一塊兒宅基地，許鳳林蓋起了馬營堡最大最排場的宅院，成為全村的首戶。
地委書記劉增金來給許鳳林送小四輪的那天，在村裏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不知怎麽有人提起了當年我哥受冤枉的事，劉增金很重視，仔細詢問還作了記錄。不久，縣委組織部長來到馬營堡鄉找我哥談話，組織部長說，敬勤同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經過二十六年的實踐證明，你當初的意見是正確的，我代表組織向你道歉。縣委決定撤消對你的處分，恢複你的職務。這樣，五十三歲的哥在罷官二十六年之後又當上了馬營堡鄉鄉長，這樁大喜事給他帶來的除了欣喜之外，更多的是滿肚子翻江倒海難以言說的酸楚。對於一個國家，二十六年也許是一個或幾個時代，中國共產黨從誕生到新中國成立不過用了二十八年。對於一個年富力強的青年幹部，二十六年就是他的一生！我想起一九七九年省裏的一次創作會議上，老作家馬烽在談到流沙河幾個被剝奪創作自由二十年的作家詩人時說過的一句話：從數字上看是二十年，可實際上，二十年就是人的一生。一個人生命掐頭去尾，最寶貴的年華不就是二三十年嗎？
不過比起三叔來哥還是幸運的，總算在活著的時候聽到了一句公道話。
我們兄妹幾人中，哥的孩子最多，六男一女七個。一九六三年嫂子又懷了孕，哥嫌孩子多讓嫂子作了流產，誰知才過一年又懷上了，嫂子舍不得再流產，結果又生了老七。一大群孩子起名都傷腦筋，頭三個學新學中學華順溜溜排了下來，橫念豎念都順口，而老四學昌老五學榮老六學恆老七學遠卻很費了一些功夫，勉強把“新中華”三字接續下來了。
我姐敬愛發誓不遠嫁，就要在村裏照顧父母二老，經哥介紹嫁給了馬營堡完小的老師，就住在學校。後來姐夫調到東坊城當了公社秘書，姐不去東坊城，姐夫就把家永久性地安在了馬營堡。
文化大革命以後我以為我這一輩子定型了，沒想到一九八五年上麵突然破天荒地出台了一個提拔重用知識分子的政策，大批大本大專生被提上了領導崗位。我的學曆隻是個中師，本來不在提拔之列，豈料我以前發表的那些“毒草”文章又變成了“突出成就”，意想不到地從一個普通教員一下子升為副校長。地區隻有一中，二中是縣級單位，我一步登天升成了副縣團，又讓父母享受了一次光宗耀祖的喜悅。
我有兩兒一女，妻子是銀行的會計，人不壞，也通情達理，可家裏的日子淡如白水。我原本以為夫妻間的生活都是這樣，然而一想起三叔和進秀嬸子就又疑惑起來，三叔和進秀嬸子為什麽愛得不顧性命不顧一切？愛情真有那麽大的力量嗎？我不知道。在我的婚姻生活裏，我說不清究竟是我們的愛情沒有力量？還是我們就沒有愛情？銀行會計本來是個極普通的職業，誰知到了八十年代銀行突然時來運轉，工資獎金一個勁長，辦公樓家屬樓一個勁蓋，妻子的收入超過了我這個副縣團，妻子分到了兩室一廳，妻子的脾氣也漸漸水漲船高。有一迴她洗完衣服要晾，把我的一件襯衣一個背心從晾衣架上拽下來隨手一扔。我說了句：你就不能給我疊一疊？妻子一瞪眼說：我就是給你疊衣服的？我無話可說。我從未奢望過妻子給我洗洗衣服甚至是襪子手帕，以後我自己的衣服我自己疊就是了。家裏的飯多數是我做，如果我迴來晚了，全家就隻能吃饅頭鹹菜有時再煮幾個雞蛋，反正是簡單得不能再簡單方便得不能再方便了，這就是我的生活。並不是妻子不愛我，當初她主動愛我愛得如癡如醉，而且現在依然愛我，為了讓我穿得體麵多貴的衣服她都舍得給我買，然而這難得一見的偶爾的體貼卻無力消融我心中日積月累的霜雪，我的心頭時常是一片荒涼。
我的小妹妹敬美當兵以後就在部隊結了婚，妹夫是個協理員，一個很實在大度的山東漢子，後來兩人一塊兒轉業到了太原鋼鐵公司。敬美也很孝順，年年都得迴幾趟老家，妹夫開玩笑說他們兩口子攢的錢都捐給鐵道部了。
村裏的鄉親們都說我父母有福氣，兒女成群，而且個兒個兒孝順，個個有出息。父親母親也的確心滿意足，唯一的遺憾，是兩個老人家還不放心長眠在孤墳裏的三叔。武漢的女人一直沒露麵，而進秀嬸子還孤零零地躺在村東大柳樹底下，到底是誰去陪伴三叔成了兩個老人家的心病。而給三叔“陰配”得由敬軍作主，敬軍究竟怎麽想，父親不知道，也不便問，因為三叔後娶的女人還健在，不管怎麽說，她畢竟是敬軍的繼母。
三叔的骨灰盒上放著一個精致的荷包，上麵繡的是一對站在花枝上緊緊相偎的小鳥。荷包裏裝的，正是我親手從進秀嬸子墳上取迴的一小包黃土。母親看見荷包就一把抓在手裏，七十多歲的老人家把荷包捂在胸口頓足痛哭，引的全家人泣不成聲。敬軍攙著母親邊哭邊說著寬慰的話，我看得出來，這個荷包的秘密隻有母親和敬軍知道。
我已不是三十年前的那個小學生了，我已經長大，我也飽嚐了人世間的辛酸，怎會猜不出那荷包的意義？母親那肝腸寸斷的悲嚎告訴我，荷包裏一定有一個十分淒慘的故事。
在祖墳裏安葬了三叔以後，我問敬軍有關荷包的事情，敬軍的迴答證實了我的猜測。荷包是進秀嬸子繡的，她隻在天成大伯不在家的時候才繡，繡了很長很長時間。三叔派小滿叔叔來接敬軍的時候，天成大伯把荷包小心地縫在了敬軍的襖裏子上。敬軍到了武漢，依照天成大伯的囑咐扯開襖裏掏出荷包遞給三叔，三叔接過荷包抱住敬軍就哭。就是這隻荷包啟發了敬軍幼小的心靈，早早就懂得了他和三叔與進秀嬸子的關係，懂得了誰才是他真正的父親。
三叔自一九五一年那次探親走後再沒有迴過家鄉，平時也不大寫信。後來敬軍長大了，信就由敬軍寫了。敬軍也不常寫信，偶爾來封信也是三言兩語極為簡單，總是含含糊糊地說三叔很好，不要掛念，最後是囑咐我爹我娘保重身體，一封信往往寫不滿一張紙。
關於三叔的婚事，三叔隻在五二年來信中提過一句，說他結婚了，婆娘是湖北人，不錯，家裏的光景過得很好，讓我爹娘別再為他操心了。爹叫三叔領媳婦迴趟家到墳上讓爺爺看看，三叔說抽不出空，等有空了就迴來，這一等就沒了蹤影，別說三叔的新媳婦，連三叔的麵都沒再見上。
讓人納悶的是敬軍也對自己的婚事遮遮掩掩。敬軍是七零年結的婚，隻跟我們說妻子叫李竹鳳，是軍區醫院的醫生，其它一字未提，我們也無從知道。
三叔雖不常來信，來信也是三言兩語，然而我們並不覺得三叔與我們疏遠。三叔對我們的牽掛，常常讓爹娘說起來就落淚。三叔年年給我們寄錢，剛開始爹收到錢就又給三叔寄迴去，三叔非常生氣，又把錢寄來還狠狠說了爹一通，爹便不再往迴退錢了。一九六二年敬美中學畢業沒考上高中，三叔知道了立即找人把敬美弄到部隊當了女兵。我們知道三叔為了我們會不惜一切，所以家裏有事有困難從不告訴三叔。敬美的事不過是無意中提了那麽一句，誰也沒想到三叔就把敬美弄去當了兵。六零年大災荒時期，我們一直告訴三叔家裏很好，能吃飽，沒有人挨餓，但三叔還是經常不斷地寄糧票來。其實家裏的情況並不好，那時候我中師畢業被分到鄰縣一個偏遠的鄉村小學當老師，不常迴家，姐姐敬愛也結了婚跟姐夫住在馬營堡完小，家裏隻剩下父親，母親，小妹敬美和哥一家人。哥那一大家子可真要命，哥五二年結婚到六零年，八年生了六個孩子，除了老五是個女孩，剩下都是清一色的愣頭青。父親母親為這一窩狼崽子似的孫子高興得合不攏嘴，可是到了六零年就遭難了，那時候不管歲數大小是個人就有一份口糧，家裏有新生兒或是一兩歲的小孩兒可就占了大便宜，女人們恨不得像兔子一個月就能生一窩。而我哥家的六個孩子除了老五老六一個三歲一個一歲半，上頭的四個小子吃起來個個賽餓狼，四張小嘴簡直就是四個無底洞，不管是糠菜糊糊還是草根樹皮熬的湯，稀溜幾口就下了肚，然後就眼巴巴瞅著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哪裏還吃得下？便把自己的一份勻給孫子，為這哥嫂常把孩子們打得鬼哭狼嚎。逼得實在沒辦法了，哥嫂隻好讓父母單吃，每次做好飯嫂子先給父母端去，哥就守在門口。可兩個老人死活不肯單吃，急得哥嫂倆人直哭。
那時候的糧食真比金子都寶貴，我也是在那時才理解了“除四害”的意義。一九五六年我還在地區師範上學的時候，參加過好幾迴消滅老鼠麻雀的大會戰，全城的男女老少一齊出動，敲鑼打鼓搖旗呐喊，臉盆鍋蓋苕帚木棍都成了武器，所有的製高點全部被人占領，樹上也是叮噹作響竹竿木棍亂晃，麻雀們找不到落腳之處飛著飛著便紛紛墜地，或是摔死或是被捉。我在學校一兩年沒聽見過鳥鳴。麻雀們遭到如此劫難據說是因為它們采食地裏的莊稼，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滿地的莊稼沒有人收，秋後的田地密匝匝一層新綠，糧食落在地裏重新發芽，茂密的綠苗層層疊疊遮蓋了地麵。剛剛一年多的光景，地裏不僅拿篩子篩不出一粒糧食來，連榆樹皮茅草根都讓人們剝光挖盡，真不知是天作怪還是人作孽。村裏有人餓死了，不少人去口外謀生。哥雖然受了處分，還是公社裏的幹部，想走也不能走，隻得陪著一家老小聽天由命。幸虧有了三叔的接濟，一家人才熬過了荒年。
三叔的歸來讓我們又想起了這一切，全家人怎能不悲痛萬分？何況三叔不是正常死亡，他是被文化大革命整死的，死的那年才五十三歲！
在巨大的悲痛中，誰也沒有留意敬軍是一個人迴來的；他的繼母沒有跟來，他的妻子兒女也沒有跟來。按道理說，作為三叔的遺霜和兒孫，他們應該護著三叔的骨灰一齊迴來，就像出殯時孝子賢孫護送靈柩一樣。但不知為什麽都沒有來，等我想到這些問題打算問問敬軍，敬軍已經要走了，沒有時間談這些了。
敬軍隻在家住了一夜，我不知道他為什麽這麽匆忙。
據老人們說，人在陽間可以孤身一人，男人可以不娶，女人可以不嫁。而到了陰間必須匹配成雙，否則孤獨的亡靈將會像流浪漢一樣落入永恆的飄泊，時時攪擾活人的安寧。家鄉一帶常發生這樣的事，一個女人嫁過兩個男人，這個女人死後，兩個男人的家人往往會因為要把這個女人與自己家的男人合墳而發生爭執甚至是械鬥。那些已死的沒有結過婚的男人，則需從已死的單身女人中找一個大體相當的進行合墳，謂之“陰配”。“陰配”也須向女方家送彩禮，隻是數量極少有個象征的意思罷了。
父親後來才跟我說起這些，敬軍迴來的時候他就想到這些了，但老人家不敢開口，怕自己的多嘴再給敬軍招來災禍，隻是自己一個人心裏焦急，不知道將來跟三叔合墳的是武漢的那個女人還是進秀嬸子。
如果我懂這些，八二年敬軍送三叔的骨灰迴來時我就會提醒敬軍的，而敬軍也可能早幾年從痛苦中解脫。可是我當時不懂這些，對這些事情的了解比敬軍還要晚。
一九八二年我四十四歲，已經過了不惑之年。我也經曆過巨大的心靈創傷，我深深理解三叔和進秀嬸子的遭遇，對他們的悲慘命運痛心疾首。因為我的愛情也遭受過與他們相似的悲劇。
一九五五年，我以全區第一的優異成績考入烏寧地區師範學校。本來我有兩個選擇，一是上烏寧地區第一中學，再一個就是上師範。三叔為此事還專門來過信，建議我上中學，再考大學，他認為以我的學習成績考大學是有把握的，而大學出來的前途會更好，學費由三叔資助。我當時還不能完全理解“前途”二字的深奧含義，總覺得上師範公家管吃管住管學費，幾乎不用花錢，於是便自作主張上了師範。
在師範我仍然是全班第一，全年級第一，很快入了團，當了班長。在上二年級的時候，我對文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課外時間全用來閱讀所有能找到的文學著作，就是害眼仍不放棄閱讀。幾個老師見我對文學如此喜愛，把自己的藏書借給我看，那是我一生中讀書最多的時候。看得多了，自己不知不覺也動手寫起來，我挑了幾篇自己滿意的散文小說試著寄給了省裏的報紙、雜誌，有幾篇竟然意外地發表了。我一下子成了學校裏倍受矚目的“作家”，我也因此獲得了一個叫玉英的女同學的愛慕。玉英端莊文雅，我也十分喜歡她。我倆山盟海誓私訂了終身。
一九五七年“反右”開始，我發表的作品成了“毒草”，我成了“右派”，被開除團籍，撤了班長。在一次批判會上，第一個批判我的竟然是玉英！她說我居心叵測，用意陰險，惡毒攻擊社會主義，攻擊新中國。她說她受了我的蒙蔽，決心跟我劃清界限，徹底揭開我的偽裝……我頓時覺得天旋地轉五內俱焚，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玉英扔掉發言稿嚎啕痛哭，捂著臉跑出了會場，從此她再也沒來上學。我的初戀就這樣結束了，它留在我心上的傷口，至今仍隱隱作痛。
從師範畢業，我被分配到廣平縣最偏僻的一所鄉村小學當老師。學校裏原有一名校長和一名老師，都是當地人。星期天的時候學校裏隻剩下我一個人，閑得無聊我又拿起筆來，接受上一次的教訓，我不再寫散文小說一類的文藝作品了，我寫通訊報道，寫人物通訊，又發表了一些文章。我被調到縣教育局，不久又調到地區教育局當了教育巡視員。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成了地區教育局第一批被揪出來的“黑幫”；五七年的右派問題再次被揭發，後來發表的通訊報道又成了“鼓吹資本主義道路”和“散布修正主義思想”的新罪行。我戴著報紙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掛著“資產階級黑幫分子”的木頭牌子，一次又一次被批鬥，遊街。晚上不能睡覺，我宿舍的床鋪上也貼著批判我的大字報，我不敢碰，隻好倦縮在牆角。我曾經想到過自殺，但又想到一輩子兢兢業業含辛茹苦的父母，我哭了。我才二十八歲，我不能死在父親母前頭，我不能為了自己痛快，讓可憐的父母去承受白發人送黑發人的哀痛！我咬著牙堅持，像根木頭一樣活著。
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我離開了地區教育局，被下放到烏寧地區一中當了語文老師。至此，我的一生算是基本鑄定。
日月如梭，轉眼到了一九八七年。
春節前夕，烏寧地委對台辦的兩位同誌拿著一封來自台灣高雄的信來到馬營堡，找到了我的父親龐日升和我哥龐敬勤。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是我大爺爺龐乃節和我大伯龐日明，其時，我大爺爺龐乃節已經過世。找到了線索，對台辦的同誌又拿著信迴到烏寧市去找大伯龐日明，事過半年之後我們才知道，寫信來的是我大爺爺那個一出嫁就再也沒有消息的女兒龐日紅，我大伯龐日明的妹妹，我們的姑姑。
當年大爺爺龐乃節為了貪圖一百塊大洋的聘禮，把日紅姑姑許給了一個收販羊皮的商人。這個商人領走了日紅姑姑就再沒有迴馬營堡，後來去了台灣，開了一家漁業公司，有十幾條漁船。
日紅姑姑接到日明大伯的迴信立即又來了信，並寄來一萬塊錢，讓日明大伯給家裏的親人們都買些東西，以慰她的思念之情。日明大伯把這件事壓下了，後來日紅姑姑迴大陸探親我們才知道，日紅姑姑很是埋怨了日明大伯一番。這件事過後，我們一家人和日明大伯一家人不知怎麽，再也找不迴往日的親密了。不過我們對敬和還是一如既往，敬和雖然過繼給了日明大伯，畢竟與我們是一母同胞。
日明大伯家的光景還算不錯，當年敬業大哥鋸了胳膊的事被進秀嬸子的妹妹韓進榮知道後，韓進榮念及三叔曾救過她家的大青騾，大爺爺又以最優惠的價格把田產賣給了她的姐姐姐夫，就把敬業大哥收到她的雜貨鋪當了夥計。敬業大哥很是感激韓進榮，幹事認真，苦練左手寫字打算盤，後來當了韓進榮的帳房。公私合營之後，敬業大哥就到日雜公司當了會計，一直幹到退休。
敬業大哥娶了個拐子媳婦，隻生了一女。敬業大哥很想生他十個八個，就是生不出來。大爺爺真是有先見之明，若不把敬和要過去，他那一支血脈到敬業大哥這兒就要斷了香火。
敬和在日明大伯家確實深受寵愛。敬和小學畢業後也考了烏寧地區師範學校，畢業後分配到烏寧第八小學當教員。敬和生有二子二女。
我家的情形比日明大伯家略強，盡管我哥和我都道路坎坷。
我哥龐敬勤在馬營堡鄉政府當了三年會計，一九五五年許鳳山調走，我哥升為副鄉長。一九五八年馬營堡鄉改為馬營堡人民公社，我哥當了公社主任。那一年正是大躍進，不知是誰發現北盤口山上有鐵礦，縣裏調集東坊城，下西河，馬營堡，東鄉寨，法堂寺等七個公社兩千名基幹民兵成立了烏寧縣鋼鐵民兵團，住到北盤口伐樹開山采礦煉鐵。精壯勞力都抽到北盤口搞鋼鐵會戰去了，村裏隻剩下老弱病殘，哪能收得了那麽多莊稼？那年又是個大豐收的好年景，穀子黍子高粱玉米穗穗都是嘟嚕嚕又大又沉，讓人既高興又發愁——這麽多的莊稼啥時候才能收割完？勞力遠遠不夠，但又必須按時甚至是提前完成秋收任務，不能等下了雪還看著莊稼在地裏立著，隻能了了草草先把莊稼割倒，了了草草拉一些堆在場麵上，起碼猛一看像個收割得差不多的樣子。都是農村的莊戶人，誰不知道種地的辛苦？誰看著滿地的糧食不心疼？於是就有人去撿，拿鐮刀拿剪子隻割穗，一會兒就能撿一袋。山藥地的山藥就更多了，一棵秧子隻摟一耙撿幾個大個兒的收了，剩下看不見的還都在土裏埋著。大隊幹部發現社員往自己家撿糧食立刻製止，說地是國家的糧食也是國家的，誰撿國家的糧食就是盜竊國家財產，現在吃飯有食堂，國家管你們飽，你們還撿糧食幹啥？撿迴來的糧食統統沒收，自然也就沒人再去撿糧食了。我哥從北盤口迴來到縣裏開會，路過家父親就讓哥趕快抽些壯勞力迴來搶收，哥到地裏一看，果然還有少一半莊稼沒開鐮，就是收過的地裏，十成莊稼隻收迴六成，還有四成胡亂扔在地裏，既未打捆也沒垛垛，顯然是不打算要了。哥批評大隊幹部糟蹋糧食作孽，大隊幹部說就這樣還收割不完哩，收過的地再收二遍行，可是新地就顧不上收了，整片整片的好莊稼未開鐮就糟蹋了不更可惜嗎？上級怪罪下來誰負責？哥也就沒法再批評大隊幹部了。
哥在縣裏召開的公社幹部會議上匯報了馬營堡公社的秋收情況，強烈要求從北盤口煉鐵基地抽一半民兵迴來參加搶收，所有的公社都存在壯勞力抽走大煉鋼鐵秋收力量嚴重不足的問題，但是縣委從大局出發不同意削弱大煉鋼鐵的力量，因為中央說鋼鐵是“元帥”，是“主導中的主導”，大煉鋼鐵已形成一股鋪天蓋地不可阻擋的潮流，誰要是逆潮流而動就有被潮流淹沒粉碎的危險。
哥的意見沒有被采納，領導上也沒說什麽，事情就過去了。誰知到了五九年底，中央裏突然冒出來一個“彭德懷反黨集團”，功勳卓著的彭德懷元帥竟然成了“反黨分子”受到批判，哥在一年前提的意見被揭發出來，哥成了“彭德懷反黨集團”的走卒，批判檢討反省了半年，最後給了個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撤消公社主任職務，仍迴財務室當會計去了。
幸運的是哥活著等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哥的這樁冤案是一九八四年糾正的。說來話長，一九八二年，由安徽鳳陽小崗村七名勇敢可敬的共產黨員發起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製在全國推廣，許士昌的二兒子許鳳林的承包地平均畝產超過千斤，成了烏寧地區的單產狀元。縣裏把許鳳林定為“種糧專業戶”，鼓勵許鳳林承包更多的土地。許鳳林提出把一九四七年土改時他家的一百二十八地全部承包迴來，此事頗有爭議，但最終還是獲得批準。許鳳林帶著四個兒子苦幹一年，畢竟是老莊稼把式，又大膽采用了一種俗名“大馬牙”的美國進口玉米良種，一九八三年許鳳林交售公糧十萬斤，當上了全省勞動模範，烏寧地區授予“售糧大王”稱號，獎勵小四輪拖拉機一台，地委書記劉增金親自把小四輪送到許鳳林家裏。烏寧縣獎給許鳳林一批磚瓦木料，馬營堡鄉特批給許鳳林一塊兒宅基地，許鳳林蓋起了馬營堡最大最排場的宅院，成為全村的首戶。
地委書記劉增金來給許鳳林送小四輪的那天，在村裏召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不知怎麽有人提起了當年我哥受冤枉的事，劉增金很重視，仔細詢問還作了記錄。不久，縣委組織部長來到馬營堡鄉找我哥談話，組織部長說，敬勤同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經過二十六年的實踐證明，你當初的意見是正確的，我代表組織向你道歉。縣委決定撤消對你的處分，恢複你的職務。這樣，五十三歲的哥在罷官二十六年之後又當上了馬營堡鄉鄉長，這樁大喜事給他帶來的除了欣喜之外，更多的是滿肚子翻江倒海難以言說的酸楚。對於一個國家，二十六年也許是一個或幾個時代，中國共產黨從誕生到新中國成立不過用了二十八年。對於一個年富力強的青年幹部，二十六年就是他的一生！我想起一九七九年省裏的一次創作會議上，老作家馬烽在談到流沙河幾個被剝奪創作自由二十年的作家詩人時說過的一句話：從數字上看是二十年，可實際上，二十年就是人的一生。一個人生命掐頭去尾，最寶貴的年華不就是二三十年嗎？
不過比起三叔來哥還是幸運的，總算在活著的時候聽到了一句公道話。
我們兄妹幾人中，哥的孩子最多，六男一女七個。一九六三年嫂子又懷了孕，哥嫌孩子多讓嫂子作了流產，誰知才過一年又懷上了，嫂子舍不得再流產，結果又生了老七。一大群孩子起名都傷腦筋，頭三個學新學中學華順溜溜排了下來，橫念豎念都順口，而老四學昌老五學榮老六學恆老七學遠卻很費了一些功夫，勉強把“新中華”三字接續下來了。
我姐敬愛發誓不遠嫁，就要在村裏照顧父母二老，經哥介紹嫁給了馬營堡完小的老師，就住在學校。後來姐夫調到東坊城當了公社秘書，姐不去東坊城，姐夫就把家永久性地安在了馬營堡。
文化大革命以後我以為我這一輩子定型了，沒想到一九八五年上麵突然破天荒地出台了一個提拔重用知識分子的政策，大批大本大專生被提上了領導崗位。我的學曆隻是個中師，本來不在提拔之列，豈料我以前發表的那些“毒草”文章又變成了“突出成就”，意想不到地從一個普通教員一下子升為副校長。地區隻有一中，二中是縣級單位，我一步登天升成了副縣團，又讓父母享受了一次光宗耀祖的喜悅。
我有兩兒一女，妻子是銀行的會計，人不壞，也通情達理，可家裏的日子淡如白水。我原本以為夫妻間的生活都是這樣，然而一想起三叔和進秀嬸子就又疑惑起來，三叔和進秀嬸子為什麽愛得不顧性命不顧一切？愛情真有那麽大的力量嗎？我不知道。在我的婚姻生活裏，我說不清究竟是我們的愛情沒有力量？還是我們就沒有愛情？銀行會計本來是個極普通的職業，誰知到了八十年代銀行突然時來運轉，工資獎金一個勁長，辦公樓家屬樓一個勁蓋，妻子的收入超過了我這個副縣團，妻子分到了兩室一廳，妻子的脾氣也漸漸水漲船高。有一迴她洗完衣服要晾，把我的一件襯衣一個背心從晾衣架上拽下來隨手一扔。我說了句：你就不能給我疊一疊？妻子一瞪眼說：我就是給你疊衣服的？我無話可說。我從未奢望過妻子給我洗洗衣服甚至是襪子手帕，以後我自己的衣服我自己疊就是了。家裏的飯多數是我做，如果我迴來晚了，全家就隻能吃饅頭鹹菜有時再煮幾個雞蛋，反正是簡單得不能再簡單方便得不能再方便了，這就是我的生活。並不是妻子不愛我，當初她主動愛我愛得如癡如醉，而且現在依然愛我，為了讓我穿得體麵多貴的衣服她都舍得給我買，然而這難得一見的偶爾的體貼卻無力消融我心中日積月累的霜雪，我的心頭時常是一片荒涼。
我的小妹妹敬美當兵以後就在部隊結了婚，妹夫是個協理員，一個很實在大度的山東漢子，後來兩人一塊兒轉業到了太原鋼鐵公司。敬美也很孝順，年年都得迴幾趟老家，妹夫開玩笑說他們兩口子攢的錢都捐給鐵道部了。
村裏的鄉親們都說我父母有福氣，兒女成群，而且個兒個兒孝順，個個有出息。父親母親也的確心滿意足，唯一的遺憾，是兩個老人家還不放心長眠在孤墳裏的三叔。武漢的女人一直沒露麵，而進秀嬸子還孤零零地躺在村東大柳樹底下，到底是誰去陪伴三叔成了兩個老人家的心病。而給三叔“陰配”得由敬軍作主，敬軍究竟怎麽想，父親不知道，也不便問，因為三叔後娶的女人還健在，不管怎麽說，她畢竟是敬軍的繼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