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氏同裏有一仇人蔡嘉樹，亦是監生身份。徐、蔡兩姓為栟茶地方之大姓，以往也有些不和。這年冬他向徐懷祖之子徐食田提出一項贖田要求，蔡嘉樹的堂兄蔡安樹有地一塊八頃四十畝曾以契價銀2400兩售予徐懷祖，今他要以960兩贖迴。徐食田拒絕了他的要求。於是蔡嘉樹控之於東台縣(乾隆三十三年析泰州地置東台縣，栟茶場隸之)。至乾隆四十三年春蔡嘉樹揚言，徐食田若不允贖田，他將以其祖父遺著《一柱樓詩集》呈控，集中有“詆毀本朝”之語。當時乾隆正在進一步查繳“違礙書籍”，徐食田風聞蔡嘉樹所言，遂於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六，將其祖父所著《一柱樓詩集》、《和陶詩》、《小題詩》、《學庸講義》四種書並書板348塊呈繳東台縣衙，以便取得主動。過了三天，即四月初九蔡嘉樹呈控徐述夔所著《一柱樓詩集》等刻本於東台縣衙。東台知縣塗躍龍發現，徐食田所繳其祖之刻本，未繳其祖所著之抄本《論語摘要》等三種，於四月十一日出具傳票令徐食田補繳。四月十六日據縣令要求繳齊。
東台縣令塗躍龍認為，蔡嘉樹向徐氏贖田的理由是田中有其祖塋，遂斷令徐食田拔十畝墳田給蔡嘉樹，以了結此案。而蔡嘉樹的目的並非為了墳地，是要把徐氏問成大罪，置徐氏於死地而後快。至五月中，他說縣令受了賄，庇護徐食田。六月十三日他向江寧藩司衙門呈控，該衙門幕友陸琰說蔡嘉樹因贖田不成，呈控對方書有違礙，可是徐食田是自首呈繳，按律當免罪，此事“明係挾嫌報複，依律應予反坐”。把蔡發揚州府下獄。詩案至此是徐勝蔡敗告一段落。誰知兩個月後卻是另一種境地。
蔡嘉樹家中有位總管是如皋縣人，叫童誌璘，原籍泰州，早年曾想入泰州學，徐述夔說童出身軍家子。童誌璘對此銜恨多年，今見徐蔡二家爭訟至如此地步，便為蔡嘉樹控告徐述夔而奔波。
八月。江蘇學政劉墉在金壇辦理試務。童誌璘趕去呈控了徐述夔所著《一柱樓詩集》。在向劉墉呈控時，他接受了蔡嘉樹的教訓，用了“既見此書，恐有應究之語，是以呈出”這一句能進能退的話。如果說，將來定案時，認為徐述夔的詩依律問罪，他是呈控者，有功之人；反之，徐的詩集若並無應究之處，他也不承擔“誣陷”或“誣告”的法律責任。因為他講的是“恐有應究之語”，不是“有應究之語”。劉墉隨即將此事報告了乾隆。劉墉對徐述夔詩集的評價是“語多憤激”，在奏章中說：“如有悖逆，即當嚴辦，如無逆跡，亦當核銷以免惑壞人心風俗。現移督撫辦理。”劉墉不知乾隆對此的看法如何，所以說了個模棱兩可的話，並將此事移交督、撫去辦了。
乾隆接到劉墉奏摺及徐述夔詩一本，沈德潛所作徐述夔傳一本後，認為徐述夔身係舉人，所作詩詞語多憤激，應當重治其罪，沈德潛為逆犯作傳，轉多讚揚，實為喪盡天良、負恩無恥。同時責斥在江蘇省的兩江總督及江蘇巡撫“平日所司何事？”特別說到去年發生在江西的汪錫侯的“大逆之書”《字貫》案。責問他們應得何罪？要對有關縣府司道各官一並參處。接著向全國各地總督、巡撫、都統發出了關於搜查徐述夔詩文的上諭，要求各地及時報告搜查情況。這樣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股搜查徐述夔“逆書”的浪潮。
兩江總督、江蘇巡撫首先向乾隆認罪，請求從重處罰，原告蔡嘉樹，被告徐食田，列名校對的徐述夔門生徐首發、沈成濯分別押解京城；有關官員先是摘印，而後分別押解京城。乾隆親自審問了江寧藩司陶易，說他“有心袒護，故縱大逆”，定是受了徐食田的賄賂。陶易供認，他在本案上沒有嚴辦，有負聖恩，罪在不赦。但是和徐食田從不相認，沒有受賄；主要責任是在處理公文時未及細看，信手畫押發行。陶易入獄後，即患下身潰爛、腹瀉之症，未等結案已死於獄中了。草擬文稿的陸琰，被說成與徐食田有瓜葛，得了好處，所以偏袒了徐食田。陸琰供稱：我與徐食田素無瓜葛，我根據查繳禁書的上諭，自首可免罪，徐食田乃是自首呈繳，蔡嘉樹事後告發，我說了挾嫌報複、依律反坐的話，如今看來是偏坐在徐食田一邊的了。乾隆駁斥說：“知人欲告而自首，隻可減罪，不可免罪。”陸琰做了多年幕友，到這時懊悔莫及。
東台縣令塗躍龍認為，蔡嘉樹向徐氏贖田的理由是田中有其祖塋，遂斷令徐食田拔十畝墳田給蔡嘉樹，以了結此案。而蔡嘉樹的目的並非為了墳地，是要把徐氏問成大罪，置徐氏於死地而後快。至五月中，他說縣令受了賄，庇護徐食田。六月十三日他向江寧藩司衙門呈控，該衙門幕友陸琰說蔡嘉樹因贖田不成，呈控對方書有違礙，可是徐食田是自首呈繳，按律當免罪，此事“明係挾嫌報複，依律應予反坐”。把蔡發揚州府下獄。詩案至此是徐勝蔡敗告一段落。誰知兩個月後卻是另一種境地。
蔡嘉樹家中有位總管是如皋縣人，叫童誌璘，原籍泰州，早年曾想入泰州學，徐述夔說童出身軍家子。童誌璘對此銜恨多年，今見徐蔡二家爭訟至如此地步，便為蔡嘉樹控告徐述夔而奔波。
八月。江蘇學政劉墉在金壇辦理試務。童誌璘趕去呈控了徐述夔所著《一柱樓詩集》。在向劉墉呈控時，他接受了蔡嘉樹的教訓，用了“既見此書，恐有應究之語，是以呈出”這一句能進能退的話。如果說，將來定案時，認為徐述夔的詩依律問罪，他是呈控者，有功之人；反之，徐的詩集若並無應究之處，他也不承擔“誣陷”或“誣告”的法律責任。因為他講的是“恐有應究之語”，不是“有應究之語”。劉墉隨即將此事報告了乾隆。劉墉對徐述夔詩集的評價是“語多憤激”，在奏章中說：“如有悖逆，即當嚴辦，如無逆跡，亦當核銷以免惑壞人心風俗。現移督撫辦理。”劉墉不知乾隆對此的看法如何，所以說了個模棱兩可的話，並將此事移交督、撫去辦了。
乾隆接到劉墉奏摺及徐述夔詩一本，沈德潛所作徐述夔傳一本後，認為徐述夔身係舉人，所作詩詞語多憤激，應當重治其罪，沈德潛為逆犯作傳，轉多讚揚，實為喪盡天良、負恩無恥。同時責斥在江蘇省的兩江總督及江蘇巡撫“平日所司何事？”特別說到去年發生在江西的汪錫侯的“大逆之書”《字貫》案。責問他們應得何罪？要對有關縣府司道各官一並參處。接著向全國各地總督、巡撫、都統發出了關於搜查徐述夔詩文的上諭，要求各地及時報告搜查情況。這樣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股搜查徐述夔“逆書”的浪潮。
兩江總督、江蘇巡撫首先向乾隆認罪，請求從重處罰，原告蔡嘉樹，被告徐食田，列名校對的徐述夔門生徐首發、沈成濯分別押解京城；有關官員先是摘印，而後分別押解京城。乾隆親自審問了江寧藩司陶易，說他“有心袒護，故縱大逆”，定是受了徐食田的賄賂。陶易供認，他在本案上沒有嚴辦，有負聖恩，罪在不赦。但是和徐食田從不相認，沒有受賄；主要責任是在處理公文時未及細看，信手畫押發行。陶易入獄後，即患下身潰爛、腹瀉之症，未等結案已死於獄中了。草擬文稿的陸琰，被說成與徐食田有瓜葛，得了好處，所以偏袒了徐食田。陸琰供稱：我與徐食田素無瓜葛，我根據查繳禁書的上諭，自首可免罪，徐食田乃是自首呈繳，蔡嘉樹事後告發，我說了挾嫌報複、依律反坐的話，如今看來是偏坐在徐食田一邊的了。乾隆駁斥說：“知人欲告而自首，隻可減罪，不可免罪。”陸琰做了多年幕友，到這時懊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