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士官套改的命令下來時我不知是喜是悲。喜的是我能繼續留在這個深愛的集體，繼續這種簡單而快樂的生活，相比那些同樣想留而沒留下的戰友，我是幸運的；悲的是，這個決定代表我未來三年的青春注定揮灑在部隊的深牆大院之中，受著紀律的束縛，在這本該豐富多彩的年紀每天過著單調，枯燥的生活。
在我還沒有想到如果複原的話應該幹點什麽的時候，我想繼續留在部隊一邊享受著穩定的生活，衣食無憂的待遇，一邊慢慢成熟打牢基礎勾畫著自己的未來。這是我目前最好的選擇。
況且我所在的部隊並不是基層連隊，不用每天跑步跑到尿血，單杠拉到手上起泡，玻璃擦到讓外人感歎：這真是一支艱苦奮鬥的部隊，竟然連玻璃都不安！我所在的是師後勤醫院。在部隊“後勤”二字總是給人一種很舒適，很清閑的感覺，與連隊相比確實是這種感覺。但不要以為後勤就是一個可以處尊養優，安享晚年的地方，畢竟我們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戰鬥編製的一部分，隻是我們與連隊所擔負的任務不同罷了。在師後勤醫院這種地方，不但每天的生活很安逸，而且能夠學到一些東西，
基層連隊是一個純陽之地。哪怕那天有個哥們一時心血來潮，脫光了衣服在團部大院裸奔一圈的話，他也隻能算是違反條令條例，外出軍容不整，而不會被人認為是在耍流氓。因為耍流氓是需要一定條件的，在連隊，這種條件是不存在的。但是在醫院卻存在著這樣的必備條件，雖然她們的數量並不是很多，質量也不是很好，不會讓前來就診的基層官兵和地方患者產生延年益壽健胃消食的神奇功效，但是他們的存在改變了部隊物種單一的局麵，使我產生原來這個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感歎。
我的職務是軍隊衛勤戰線上一名普通的衛生員，經常看革命戰爭題材影片的同誌可能對我們的工作比較了解。我們雖然不用直接拿槍衝鋒陷陣，但是卻在勇士們的後方為他們提供生命保障，一旦有人受傷我們會不顧危險迅速衝上前去將其救下，有時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細心一點的觀眾朋友可能也會發現，我們經常扮演著烈士臨終遺囑委托人的角色，為其完成為未完成的意願。其中最經常幹的一件事就是幫他們交最後一筆黨費。
電視中我們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鏡頭就是，一名傷員被救了下來，但是他感覺已經快不行了，於是拉著衛生員的手用微弱的語氣說道：“小李子……我不行了……你告訴我媳婦……一定要把孩子養大……讓狗蛋長大了殺鬼子……替老子報仇……！”然後用顫抖的手伸進口袋，掏出幾個銅板說：“這是我這個月的黨費……你替我交給指導員……”說到這裏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
如果是在現在的烈士最後的遺言可能會對我說這樣的話：“小陽子……我不行了……你告訴我媳婦……現在房價漲得很厲害……差不多就買吧……我當了幾十年兵了買不起房子……別讓狗蛋娶媳婦的時候還沒房子……”然後用顫抖的手伸進口袋掏出一張被子彈打穿的銀行卡說：“這是我這個月的黨費……你交給指導員刷吧……”說到這裏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
所以我認為我的工作很艱巨，很光榮。
但是我們平常的工作就是給病人抽血打針，紮針輸液，就相當於地方的護士一職。男人幹這個工作好像不太適合，但是我認為我們隻有革命分工不同，沒有男女之別，而且在部隊有些工作是必須有男女兵共同才能完成。
不妨舉個例子。雖然我們在平常的工作都是一樣的，但是到了戰場分工就不同了。在戰場上我們的任務就是戰場救護，在槍林彈雨，血肉橫飛中將一個又一個重傷員救下火線，現場簡單處理之後再將其安全的轉移到後方的野戰醫院繼續接受治療。戰場救護是一項高風險，高強度的工作，單是轉移傷員這一項，就是女兵很難以獨立完成的任務。我們經常進行這樣的訓練，所以我深有體會。
比如一個很英勇的女兵衝上火線，企圖將一個奄奄一息的重傷員搶救下來，這名傷員又是生得人高馬大體重將近二百斤，這名英勇的女戰士拖又拖不出來，拉又拉不動，而她又不忍心看到戰友受此煎熬，出於人道主義，他可能就會眼含熱淚，絕望的對傷員說到：“同誌，你還有黨費要交嗎？”然後拿起槍扣動扳機，讓其就地解脫。這樣的話原本一個可以救活的生命，就這樣消失了。所以我認為我的工作是很有意義的。
當一個人在某種環境中生活很長時間的話，那他的某種功能或者說免疫力就會逐漸減弱或消失，需要時間慢慢的適應才能恢複到以前的水平。比如一個人在黑暗中時間很長的話，如果突然見到強光就會適應不了。魯濱遜在一個荒島生存很多年，當他迴到人類社會中已經喪失了與人交流的能力，隻是後來才慢慢恢複過來。
我當兵第一年曾在連隊生活，以至於當我見到美女說話的時候竟會接連出錯。
那是我當兵後第一次跟連長外出公事，中午在一家餐館吃飯，飯菜上齊之後連長讓我去要一些餐巾紙。櫃台那裏站著一個很漂亮的女孩，我走過去後發現我開始莫名的緊張，一張嘴舌頭就開始打結：“請問你有衛生巾嗎？”
服務員驚訝的長大了嘴巴，估計還沒有哪個顧客向她提出過這樣的問題。雖然這個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她卻不知如何迴答。
當話說出口的時候我也意識到錯了，臉“刷”就紅了，變得更加緊張了。在他沒有喊出“流氓”之前我趕緊改口道：“我是說，你有衛生紙嗎？”
話一出口我就發覺，如果不是我的耳朵聽錯了，就是我又說錯了。
果然，我的耳朵並沒有毛病。服務員說：“哦，衛生間有紙，你不用擔心。”
看來他真把我當成要上廁所了。但是我的問題也難免不讓人家這麽認為。不上廁所用衛生紙幹什麽？擦嘴總不能用擦屁股的紙吧？雖然我知道說錯了，但是現在接著改口的話，仿佛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調戲人家，有什麽不良企圖似的。我隻有去趟廁所迴來再跟她一字一頓的說：“我，要，餐，巾，紙！”
那件事情對我打擊很大，我覺得這很有愧於我在學校時的昵稱——“花叢小蜜蜂”。我甚至懷疑，長此以往，當我以後找女朋友的時候，我是否可以很正常的跟人家談一些很正經，而不是月經的問題。
雖然我可以向毛主席發誓，我的思想是很純潔的。“花叢小蜜蜂”的愛稱也隻是因為我和大部分女生的人緣比較好，他們認為我很有趣。並不是因為我喜歡沾花惹草，招貓逗狗，那樣的叫“采花大盜”或者“淫賊”比較合適。
當我來到醫院和這些“軍花”接觸多了以後，才慢慢恢複了我“小蜜蜂”的本色。
在我還沒有想到如果複原的話應該幹點什麽的時候，我想繼續留在部隊一邊享受著穩定的生活，衣食無憂的待遇，一邊慢慢成熟打牢基礎勾畫著自己的未來。這是我目前最好的選擇。
況且我所在的部隊並不是基層連隊，不用每天跑步跑到尿血，單杠拉到手上起泡，玻璃擦到讓外人感歎：這真是一支艱苦奮鬥的部隊，竟然連玻璃都不安！我所在的是師後勤醫院。在部隊“後勤”二字總是給人一種很舒適，很清閑的感覺，與連隊相比確實是這種感覺。但不要以為後勤就是一個可以處尊養優，安享晚年的地方，畢竟我們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戰鬥編製的一部分，隻是我們與連隊所擔負的任務不同罷了。在師後勤醫院這種地方，不但每天的生活很安逸，而且能夠學到一些東西，
基層連隊是一個純陽之地。哪怕那天有個哥們一時心血來潮，脫光了衣服在團部大院裸奔一圈的話，他也隻能算是違反條令條例，外出軍容不整，而不會被人認為是在耍流氓。因為耍流氓是需要一定條件的，在連隊，這種條件是不存在的。但是在醫院卻存在著這樣的必備條件，雖然她們的數量並不是很多，質量也不是很好，不會讓前來就診的基層官兵和地方患者產生延年益壽健胃消食的神奇功效，但是他們的存在改變了部隊物種單一的局麵，使我產生原來這個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感歎。
我的職務是軍隊衛勤戰線上一名普通的衛生員，經常看革命戰爭題材影片的同誌可能對我們的工作比較了解。我們雖然不用直接拿槍衝鋒陷陣，但是卻在勇士們的後方為他們提供生命保障，一旦有人受傷我們會不顧危險迅速衝上前去將其救下，有時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細心一點的觀眾朋友可能也會發現，我們經常扮演著烈士臨終遺囑委托人的角色，為其完成為未完成的意願。其中最經常幹的一件事就是幫他們交最後一筆黨費。
電視中我們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鏡頭就是，一名傷員被救了下來，但是他感覺已經快不行了，於是拉著衛生員的手用微弱的語氣說道：“小李子……我不行了……你告訴我媳婦……一定要把孩子養大……讓狗蛋長大了殺鬼子……替老子報仇……！”然後用顫抖的手伸進口袋，掏出幾個銅板說：“這是我這個月的黨費……你替我交給指導員……”說到這裏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
如果是在現在的烈士最後的遺言可能會對我說這樣的話：“小陽子……我不行了……你告訴我媳婦……現在房價漲得很厲害……差不多就買吧……我當了幾十年兵了買不起房子……別讓狗蛋娶媳婦的時候還沒房子……”然後用顫抖的手伸進口袋掏出一張被子彈打穿的銀行卡說：“這是我這個月的黨費……你交給指導員刷吧……”說到這裏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
所以我認為我的工作很艱巨，很光榮。
但是我們平常的工作就是給病人抽血打針，紮針輸液，就相當於地方的護士一職。男人幹這個工作好像不太適合，但是我認為我們隻有革命分工不同，沒有男女之別，而且在部隊有些工作是必須有男女兵共同才能完成。
不妨舉個例子。雖然我們在平常的工作都是一樣的，但是到了戰場分工就不同了。在戰場上我們的任務就是戰場救護，在槍林彈雨，血肉橫飛中將一個又一個重傷員救下火線，現場簡單處理之後再將其安全的轉移到後方的野戰醫院繼續接受治療。戰場救護是一項高風險，高強度的工作，單是轉移傷員這一項，就是女兵很難以獨立完成的任務。我們經常進行這樣的訓練，所以我深有體會。
比如一個很英勇的女兵衝上火線，企圖將一個奄奄一息的重傷員搶救下來，這名傷員又是生得人高馬大體重將近二百斤，這名英勇的女戰士拖又拖不出來，拉又拉不動，而她又不忍心看到戰友受此煎熬，出於人道主義，他可能就會眼含熱淚，絕望的對傷員說到：“同誌，你還有黨費要交嗎？”然後拿起槍扣動扳機，讓其就地解脫。這樣的話原本一個可以救活的生命，就這樣消失了。所以我認為我的工作是很有意義的。
當一個人在某種環境中生活很長時間的話，那他的某種功能或者說免疫力就會逐漸減弱或消失，需要時間慢慢的適應才能恢複到以前的水平。比如一個人在黑暗中時間很長的話，如果突然見到強光就會適應不了。魯濱遜在一個荒島生存很多年，當他迴到人類社會中已經喪失了與人交流的能力，隻是後來才慢慢恢複過來。
我當兵第一年曾在連隊生活，以至於當我見到美女說話的時候竟會接連出錯。
那是我當兵後第一次跟連長外出公事，中午在一家餐館吃飯，飯菜上齊之後連長讓我去要一些餐巾紙。櫃台那裏站著一個很漂亮的女孩，我走過去後發現我開始莫名的緊張，一張嘴舌頭就開始打結：“請問你有衛生巾嗎？”
服務員驚訝的長大了嘴巴，估計還沒有哪個顧客向她提出過這樣的問題。雖然這個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她卻不知如何迴答。
當話說出口的時候我也意識到錯了，臉“刷”就紅了，變得更加緊張了。在他沒有喊出“流氓”之前我趕緊改口道：“我是說，你有衛生紙嗎？”
話一出口我就發覺，如果不是我的耳朵聽錯了，就是我又說錯了。
果然，我的耳朵並沒有毛病。服務員說：“哦，衛生間有紙，你不用擔心。”
看來他真把我當成要上廁所了。但是我的問題也難免不讓人家這麽認為。不上廁所用衛生紙幹什麽？擦嘴總不能用擦屁股的紙吧？雖然我知道說錯了，但是現在接著改口的話，仿佛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調戲人家，有什麽不良企圖似的。我隻有去趟廁所迴來再跟她一字一頓的說：“我，要，餐，巾，紙！”
那件事情對我打擊很大，我覺得這很有愧於我在學校時的昵稱——“花叢小蜜蜂”。我甚至懷疑，長此以往，當我以後找女朋友的時候，我是否可以很正常的跟人家談一些很正經，而不是月經的問題。
雖然我可以向毛主席發誓，我的思想是很純潔的。“花叢小蜜蜂”的愛稱也隻是因為我和大部分女生的人緣比較好，他們認為我很有趣。並不是因為我喜歡沾花惹草，招貓逗狗，那樣的叫“采花大盜”或者“淫賊”比較合適。
當我來到醫院和這些“軍花”接觸多了以後，才慢慢恢複了我“小蜜蜂”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