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行了四年的中日戰爭越來越顯示出一種看不到結局的特征，尤其在上海這樣的城市。人們早已經度過了戰爭初期的激情、希望和焦慮，轉而主動去適應這場曠日持久的戰事了。市麵上一切都在短缺，不但是華界，連租界都感受到了物資匱乏的威脅，曾經的繁榮逐漸被恐慌取代。蘇德戰爭爆發以來，租界裏已經沒有人再有興趣猜測日本人什麽時候實施占領，他們隻是在做一些準備，等待這一時刻的到來。
對於黎世傑來說，事情卻遠非如此簡單，進入夏季以來，日本人連續破獲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幾個電台，不但有蘇俄的，還有英美方麵的。而在華界，重慶方麵的電台活動也突然變得頻繁起來。盡管日本憲兵現在已經可以任意進入租界活動，但這種行動的便利畢竟不等同於占領，而日本人對租界內電台的活動明顯地體現出一種焦慮，甚至連黎世傑這樣的小人物都能感覺到。
局勢的混亂使得特工總部獲得的消息也異常混亂，準確率極差又缺乏時效性。黎世傑每天都能接觸到很多經過審訊得到的線索，但大部分都無法核實，日本人對情報的控製也越來越嚴，凡是他們認為有一定價值的情報中國人都被排除在外。他們越來越不信任中國人，不願意中國人經手他們認為可靠的消息。這種互不信任的工作方式極大地降低了效率，當然，另一方麵也使得相關工作的保密性大大增加。
黎世傑小心地從各種消息來源中梳理出可能會有用的東西，但由於他無法進行核實也不主導審訊工作，這項工作很難取得進展。不過有一件事情他注意到，在特工總部對嫌犯的審訊過程中，關於延安方麵的問題越來越多，在抓人方麵也越來越有針對性，在一次和周楓見麵時，他提到了這個問題。
“你們應當小心些，不要出前次那樣的紕漏。”
“你怎麽看這件事？”周楓問，她現在並不忌諱這種帶有請教意味的詢問方式。
“我不清楚，或許是日本人的決定，我也不了解你們在做什麽，我隻是提醒你們。”
黎世傑不願承認他在給周楓他們提供情報，他認為他隻是想幫助他們，至於為什麽幫，他自己也並不清楚。他其實不算真正深入地了解他們，但對他們的惡感正在慢慢地消失。這場戰爭顯得那麽的漫長，至少黎世傑看不到結束的希望，這種疲憊的感覺正在改變他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其中也包括對他們這些人。
有時候他來找周楓並不是為了什麽具體的事情，他隻是找她聊聊天，找個地方坐一會，隨便喝點什麽，抱怨倒黴的天氣使他的身體狀況進一步惡化。他的生活就像中日間進行的這場戰爭，壓抑、孤獨而且充滿危機。
周楓從來不拒絕他，但她也從不顯示出過分關心他，至少表麵上如此。她在和黎世傑保持著一定距離的同時，對他是順從的，為了使他的情緒不至於過分低落，她也會陪著他喝上一杯，或者抽上一隻煙。偶爾他們會發生一些小小的爭論，關於時局，關於某個具體的人或某件具體的事，這些爭論往往以周楓退讓而結束。
黎世傑不認為自己對周楓有什麽特殊的感情，他對此的看法是根深蒂固的，他認為周楓打扮土氣，皮膚粗糙，長相一般，舉止更談不上上海女人的雅致，遠不是他欣賞的那種女人。他和她在一起，更多的是一種親近的感覺，他覺得他們都是這場戰爭的棄兒，都被上海這座光怪陸離的城市所吞沒，他們互相依靠在一起，會覺得更安全。雖然從他們的身份和處境來說，每次見麵都帶著某種不可知的風險，但黎世傑認為，周楓帶給他的安全感遠勝於這些風險。他不清楚周楓如何看待這些問題，但他認為周楓和他在一起至少不覺得不愉快，不覺得勉強，同樣也不覺得危險。
他們的每次見麵都很短暫，而且從不預先約定下次見麵的時間，短暫總是意味著美好，這仿佛也是他們之間的某種默契。
黎世傑心情好的時候，也會開一些玩笑，比如他會突然問：“他們不允許你買新衣服嗎？”
周楓當然知道“他們”指的是誰，她瞪他一眼說：“這叫什麽話？”
“你這件衣服五天都沒洗，你也不換。”
“誰說我沒洗？”
“你袖口的油漬，我上次就見到了。”
周楓臉紅了，作為一個女人，她感到一些羞愧，於是下意識把手放下去，離開黎世傑的視線，低聲說：“我洗了，隻是沒有肥皂。”
“怎麽不去買？”
“現在肥皂很難買，很貴——”
“他們不發你薪水嗎？”
周楓白了他一眼，不再說話，因為她繼續說下去，會引發他更多的追問，而且她很清楚，這種追問並不是真正的好奇，而是為了嘲諷她。她可以忍受黎世傑對她進行嘲諷，為了使黎世傑開心，她可以完全不介意這種刻意的取笑。但她不能忍受黎世傑對“他們”進行同樣的嘲弄，雖然她也明白這種嘲弄其實並無惡意。當然，作為獲得某種了樂趣的迴報，黎世傑不會忘記下次帶一些肥皂來。
從根源上說，他們不是一類人，過的是完全不一樣的生活，他們看到的、聽到的、感受到的都完全不一樣，甚至對同一件事的感覺都迥然不同。比如黎世傑認為日本人如果占領租界會是一個悲劇，因為這會破壞上海的生活方式，租界代表著上海的文明和自由，這種文明和自由是上海之所以不同於中國其他地方的本質。但周楓認為，租界由哪個國家占領並無區別，並且她不認同租界代表著上海人的生活方式這種看法。雖然她也很向往到租界的法式餐廳吃一頓真正的法式晚餐或者在某一個炎熱的下午悠閑地喝一杯純正的英國伯爵茶，但她認為這種生活方式根本和大部分中國人無關，甚至和大部分上海人無關。
這種爭論永遠不會有結果，也許在戰爭年代爭論這種問題本身就很可笑，尤其這種爭論發生在兩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之間。
但這些爭論也並非毫無意義，有一天黎世傑發現周楓對一個從她身邊走的女人異乎尋常地關注起來，這個女人沒有任何特別之處，他認為是她身上的那件旗袍吸引了她，這個吸引很短暫，但被黎世傑捕捉到了，他很欣慰她會有這樣的變化，他早就厭煩她那一成不變的弄堂老媽子般的打扮。
七月底的一天，周楓迴到住處，看見地上有一個信封，很顯然，是從門縫裏塞進來的。她很驚訝，因為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她猶豫著撿起來打開，抽出一張淡黃色的信簽紙，上麵寫著兩行字：明天上午十時到某某街某某號，找孫師傅，就說你姓趙，是周先生介紹來的，急。
這種聯係方式使周楓警覺起來，這不是他的風格，他一貫非常謹慎，而且很有經驗，不會輕易改變聯係方式。但這個地方隻有黎世傑知道，不會是別人，而且她依稀記得這就是他的筆跡，唯一的解釋就是，他有緊急事情找她，沒有找到，於是改變了聯係方式。她認為就是這樣，她非常信任他，不認為照著做會有任何風險——或者說即便可能有風險她也願意承受。
第二天她準時去了這個地方，她發現是一家高檔旗袍店，很快她就找到了“孫師傅”，是旗袍店的裁縫，五十多歲，上海本地人，很和善，她看不出任何不正常。
“我姓趙，是一位周先生讓我來的。”她小心地說。
孫師傅朝她鞠了一個躬，說：“趙小姐請坐，周先生都交代好了，正在等儂。”
周楓有些不自在，說：“您這是——？”
孫師傅笑了，說：“不用很長時間的，料子、款式周先生都挑好了，隻是要量一量。”
“什麽？”周楓吃驚地呆住了。
對於黎世傑來說，事情卻遠非如此簡單，進入夏季以來，日本人連續破獲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幾個電台，不但有蘇俄的，還有英美方麵的。而在華界，重慶方麵的電台活動也突然變得頻繁起來。盡管日本憲兵現在已經可以任意進入租界活動，但這種行動的便利畢竟不等同於占領，而日本人對租界內電台的活動明顯地體現出一種焦慮，甚至連黎世傑這樣的小人物都能感覺到。
局勢的混亂使得特工總部獲得的消息也異常混亂，準確率極差又缺乏時效性。黎世傑每天都能接觸到很多經過審訊得到的線索，但大部分都無法核實，日本人對情報的控製也越來越嚴，凡是他們認為有一定價值的情報中國人都被排除在外。他們越來越不信任中國人，不願意中國人經手他們認為可靠的消息。這種互不信任的工作方式極大地降低了效率，當然，另一方麵也使得相關工作的保密性大大增加。
黎世傑小心地從各種消息來源中梳理出可能會有用的東西，但由於他無法進行核實也不主導審訊工作，這項工作很難取得進展。不過有一件事情他注意到，在特工總部對嫌犯的審訊過程中，關於延安方麵的問題越來越多，在抓人方麵也越來越有針對性，在一次和周楓見麵時，他提到了這個問題。
“你們應當小心些，不要出前次那樣的紕漏。”
“你怎麽看這件事？”周楓問，她現在並不忌諱這種帶有請教意味的詢問方式。
“我不清楚，或許是日本人的決定，我也不了解你們在做什麽，我隻是提醒你們。”
黎世傑不願承認他在給周楓他們提供情報，他認為他隻是想幫助他們，至於為什麽幫，他自己也並不清楚。他其實不算真正深入地了解他們，但對他們的惡感正在慢慢地消失。這場戰爭顯得那麽的漫長，至少黎世傑看不到結束的希望，這種疲憊的感覺正在改變他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其中也包括對他們這些人。
有時候他來找周楓並不是為了什麽具體的事情，他隻是找她聊聊天，找個地方坐一會，隨便喝點什麽，抱怨倒黴的天氣使他的身體狀況進一步惡化。他的生活就像中日間進行的這場戰爭，壓抑、孤獨而且充滿危機。
周楓從來不拒絕他，但她也從不顯示出過分關心他，至少表麵上如此。她在和黎世傑保持著一定距離的同時，對他是順從的，為了使他的情緒不至於過分低落，她也會陪著他喝上一杯，或者抽上一隻煙。偶爾他們會發生一些小小的爭論，關於時局，關於某個具體的人或某件具體的事，這些爭論往往以周楓退讓而結束。
黎世傑不認為自己對周楓有什麽特殊的感情，他對此的看法是根深蒂固的，他認為周楓打扮土氣，皮膚粗糙，長相一般，舉止更談不上上海女人的雅致，遠不是他欣賞的那種女人。他和她在一起，更多的是一種親近的感覺，他覺得他們都是這場戰爭的棄兒，都被上海這座光怪陸離的城市所吞沒，他們互相依靠在一起，會覺得更安全。雖然從他們的身份和處境來說，每次見麵都帶著某種不可知的風險，但黎世傑認為，周楓帶給他的安全感遠勝於這些風險。他不清楚周楓如何看待這些問題，但他認為周楓和他在一起至少不覺得不愉快，不覺得勉強，同樣也不覺得危險。
他們的每次見麵都很短暫，而且從不預先約定下次見麵的時間，短暫總是意味著美好，這仿佛也是他們之間的某種默契。
黎世傑心情好的時候，也會開一些玩笑，比如他會突然問：“他們不允許你買新衣服嗎？”
周楓當然知道“他們”指的是誰，她瞪他一眼說：“這叫什麽話？”
“你這件衣服五天都沒洗，你也不換。”
“誰說我沒洗？”
“你袖口的油漬，我上次就見到了。”
周楓臉紅了，作為一個女人，她感到一些羞愧，於是下意識把手放下去，離開黎世傑的視線，低聲說：“我洗了，隻是沒有肥皂。”
“怎麽不去買？”
“現在肥皂很難買，很貴——”
“他們不發你薪水嗎？”
周楓白了他一眼，不再說話，因為她繼續說下去，會引發他更多的追問，而且她很清楚，這種追問並不是真正的好奇，而是為了嘲諷她。她可以忍受黎世傑對她進行嘲諷，為了使黎世傑開心，她可以完全不介意這種刻意的取笑。但她不能忍受黎世傑對“他們”進行同樣的嘲弄，雖然她也明白這種嘲弄其實並無惡意。當然，作為獲得某種了樂趣的迴報，黎世傑不會忘記下次帶一些肥皂來。
從根源上說，他們不是一類人，過的是完全不一樣的生活，他們看到的、聽到的、感受到的都完全不一樣，甚至對同一件事的感覺都迥然不同。比如黎世傑認為日本人如果占領租界會是一個悲劇，因為這會破壞上海的生活方式，租界代表著上海的文明和自由，這種文明和自由是上海之所以不同於中國其他地方的本質。但周楓認為，租界由哪個國家占領並無區別，並且她不認同租界代表著上海人的生活方式這種看法。雖然她也很向往到租界的法式餐廳吃一頓真正的法式晚餐或者在某一個炎熱的下午悠閑地喝一杯純正的英國伯爵茶，但她認為這種生活方式根本和大部分中國人無關，甚至和大部分上海人無關。
這種爭論永遠不會有結果，也許在戰爭年代爭論這種問題本身就很可笑，尤其這種爭論發生在兩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之間。
但這些爭論也並非毫無意義，有一天黎世傑發現周楓對一個從她身邊走的女人異乎尋常地關注起來，這個女人沒有任何特別之處，他認為是她身上的那件旗袍吸引了她，這個吸引很短暫，但被黎世傑捕捉到了，他很欣慰她會有這樣的變化，他早就厭煩她那一成不變的弄堂老媽子般的打扮。
七月底的一天，周楓迴到住處，看見地上有一個信封，很顯然，是從門縫裏塞進來的。她很驚訝，因為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她猶豫著撿起來打開，抽出一張淡黃色的信簽紙，上麵寫著兩行字：明天上午十時到某某街某某號，找孫師傅，就說你姓趙，是周先生介紹來的，急。
這種聯係方式使周楓警覺起來，這不是他的風格，他一貫非常謹慎，而且很有經驗，不會輕易改變聯係方式。但這個地方隻有黎世傑知道，不會是別人，而且她依稀記得這就是他的筆跡，唯一的解釋就是，他有緊急事情找她，沒有找到，於是改變了聯係方式。她認為就是這樣，她非常信任他，不認為照著做會有任何風險——或者說即便可能有風險她也願意承受。
第二天她準時去了這個地方，她發現是一家高檔旗袍店，很快她就找到了“孫師傅”，是旗袍店的裁縫，五十多歲，上海本地人，很和善，她看不出任何不正常。
“我姓趙，是一位周先生讓我來的。”她小心地說。
孫師傅朝她鞠了一個躬，說：“趙小姐請坐，周先生都交代好了，正在等儂。”
周楓有些不自在，說：“您這是——？”
孫師傅笑了，說：“不用很長時間的，料子、款式周先生都挑好了，隻是要量一量。”
“什麽？”周楓吃驚地呆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