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都還不知道怎麽就犯了法呢。怎麽辦？大家也隻有靠廳裏。當然另外有辦法的人是例外。”他眼睛不朝我這邊看，可我還是強烈地感到了他在暗示什麽。在那一瞬間就下了決心，早晚得把這個異己分子弄走，甚至弄下來，把自己的人培養起來。馮其樂說：“我們應該用政策來體現貢獻的大小，擬一個文件先發下去，把標準定下來，不搞暗箱操作。”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導向漸漸明了，倒使我覺得自己原來構想是不對的。說到底是政策要向職位傾斜。話可以有很多說法，但不論怎麽說，都必須圍繞著這個結論來說，結論是既定的，理由可以慢慢找，幾條理由總是找得到的。我要到部裏出差幾天，就指定辦公室黃主任去草擬這個文件。等我出差迴來，黃鬆林馬上拿了草案向我匯報。他把廳裏的四百來人分成了九個等級，第一等就是我一個人，五萬，馮丘幾位是二等，四萬一，丁小槐他們是三萬，而普通幹部是四千五，工人則隻有二千八。他說：“這個方案是廣泛征求了意見的。”我說：“二千四千的人你征求了沒有？他們占了百分之八九十呢。”他說：“他們，他們，……要按他們的意見，人人都是一萬三最好，那不是平均主義嗎？”又說：“我是比照了隔壁化工廳的分配方案，又向馮副廳長匯報了，才這麽定的。”黃鬆林去了我把這份名單反複看了，覺得他還是動了腦筋的。畢竟我還要靠丁小槐他們做事，不把他們安頓下來，工作就無法開展，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哪怕我真有辦法換一批人上來吧，事情也不會有什麽改變。我知道那些拿二千四千的人白興奮了一場。他們會罵人，會感到心寒，會罵我是強盜，撕下臉皮來搶錢了。但也隻能如此，要罵在心裏罵幾句也是應該的，隻要當著我的麵乖乖地笑著就行了。我還真能去追求人格形象追求口服心服？坐在這個位子上，我的第一任務就是按照實力把各種利害關係擺平，擺平了才能運作下去，我才能坐得住。所以公正並不是我的目標，自從我放棄了重建崇高的努力，放棄了對自己的神話造型之後，就更不是我的目標了。有人要在心裏慷慨激昂，罵我是強盜，那也隻好由他去。他們不在這個位子上，不知我的難處啊！
晚上我還是到馮其樂家去了，提出把上麵的人壓下來幾千塊，把下麵的人提上來一千塊。我說：“新班子成立才一年多，讓別人在心裏嘀咕，也許還罵幾句，也沒什麽意思。”他說：“化工廳按這個比例貫徹下去了，風平浪靜。”我說：“跳我想沒有人敢跳出來，隻是不太好。”他說：“每人加一千，也起不了什麽作用，每人減幾千，那個影響
就大了。我們也應該給辦事的人一個寬鬆的環境，不要逼他們去犯錯誤，中國文化還有個養廉的傳統呢。養廉養廉，廉是養出來的。”我歎一口氣，知道結論是鐵定的，圍繞這個結論可以有很多論證，反正是這些人自己在論證。好處到了手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那七八條理由也是捏出來的。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大會小會上形成一種氛圍，讓所有人的思維進入已經設計好了的軌道，平均主義要不得!拒絕進入了不要緊，有了氛圍就不會有人有足夠的勇氣跳出來了。畢竟大多數人是從眾的，隻有那樣他們才會有安全感，而眾人的心理，那樣一種氣氛，要靠輿論來引導。宣傳工作非常重要!人到了一定份上，想法就不同了，他認為什麽東西自己都應該拿最好的，而且得到最多。他們的思維方式就是如此，我也沒有辦法改變大家的想法。這時電視正在放一個關於“三講”的節目，是山東某縣的縣長在講話，說要把群眾同意不同意，滿意不滿意，樂意不樂意當作標準。我指了電視說：“老馮你也看看，現在是什麽時候?”他哼哼幾聲說：“我倒要去看看，那裏就不是中國？每人一萬三，就同意了，滿意了，也樂意了，可能嗎？有了一些人的不滿意，才會有另一些人的滿意。天下就沒有人人都滿意的事。”這倒也是真的。要在份上的人不為自己謀點什麽，那不可能，於是要群眾口服心服，那也不可能。我不能去追求那種不可能的可能性，我首先得讓那些重要人物同意了滿意了樂意了才行。我要靠他們做事，口說無憑，非多喂幾口不可，我隻能如此，道理講到天上去，也隻能如此。
在最後的定稿會上，我堅持把自己的標準降到第二等。大家都不同意，丘立原說：“池廳長咱們實事求是，你該得的，理直氣壯！”這話從他口裏出來，我感到不是什麽好話，是要在火上烤我啊！這樣一來我就成了唯一的目標，他們都滑脫了。為了幾千塊錢，我值得？丁小槐也站起來慷慨陳辭：“池廳長該不該拿一等？該！這不是位子決定的，而是貢獻決定的。”我心裏想，又添一把火來烤。最後我說：“大家為我好，就不要為一個人設一個等級了，不要讓群眾說我們因人設政。”話說到這個份上，就沒人再堅持了。盡管因人設政已經成為了一條遊戲規則，但我決不能當這個出頭鳥，讓人家的槍來打。
文件發了下去，我知道很多人會感到心寒，議論紛紛甚至群情激憤，把什麽難聽的話都講了出來。我想到了尹玉娥在中醫學會一手叉腰一手指指點點跳腳罵人的神態。她不會點名，但在罵誰是很清楚的！“讓他們買了好東西
吃了拉痢疾，吃不了再帶到棺材裏去！”反正我聽不見，也就算了，神仙也沒有辦法叫所有的人都口服心服。
九月份那幾幢宿舍樓快蓋好了，基建處擬了一個選房的方案。這件事我沒有管，是馮其樂管的，方案出來後交給我簽字。我看了這個方案的主要目標，就是要讓在台上的幾位領導排在前麵。有兩條是特地為我設計的，正廳級比副廳級高五分，博士畢業的加五分。以前排隊選房，廳級不分正副，這次加上了。廳裏還有兩個處長在讀在職博士，但沒畢業。我心裏排了一下隊，按這個方案，我可以排在第一位，雖然我的工齡沒有別人長。馮其樂煞費苦心，但這太明顯了，要別人說話的。董柳看了這個方案說：“反正又不是你定的，你謙虛幹什麽？你是廳長，當仁不讓！”的確不是我定的方案，但別人早就為我精心算計過了。在這個份上的人，是無須自己過問的，說法就像影子一樣緊緊地跟在身後跑。我說：“我說不是我定的，老百姓也不是大傻。”她說：“反正我就是看中了三樓東頭的那一套，朝西當西曬，高了難爬樓，低了光線不好。”我說：“好事情都被你想到了，別人脖子上頂著的不是個腦袋，倒是隻南瓜?”她說：“我去看那套房子都看出感情來了，別的我培養不出感情。”跟她說不通，我就不說了。有了這麽好的房子，以前想都不敢想，當西曬又算什麽？多爬一層樓，或光線差點又算什麽?人不能把好事都想絕啊！第二天我跟馮其樂說了，要他把那兩條劃了。他試探說：“那，那……”我說：“我不敢太過，太過會轉到反麵去的。”他說：“那我再仔細算一下，至少保證廳裏幾個人不頂天立地吧。”
名單出來了，《群眾衛生報》的老戴排在了第一。他原是省人民醫院的主任醫生，到廳裏來當主編有好幾年了。我排在第五，我覺得這種安排很好，老戴不是什麽官，排了第一，別人要說什麽也說不出口了。當天晚上老戴的妻子到我家來，一進門就說：“池廳長還住這樣的房子，全省的廳長沒有幾個！”這話說得不倫不類，我不是馬上就要搬了嗎？人家都是在顯微鏡下看我的好，發現那麽一點點就大驚小怪地嚷。她又說：“老戴在家裏說新班子好，池廳長好，不然他哪能排得上，還別說排在前麵了。”我說：“老戴是主任醫師，本就相當廳級，工齡又長。他不排前麵誰排前麵？廳裏尊重知識尊重人材，也不是掛在口裏說的。”她說：“感謝領導，感謝領導！有了這個麵子，我家老戴沒分到都沒有意見，本來他就沒作打算的。”她又跟董柳在一邊嘀嘀咕咕好一會，去了。
選房那天我沒到場，是董柳去的。迴來她告訴我，還是選到了三樓東頭的那一套。我簡直不相信，問老戴選的是哪一套？她說是二樓西頭。我忽然醒悟了，還有另一隻手在安排。我說：“那天你跟老戴夫人都說了什麽？她讓了你，還讓了廳裏幾個人，連廳裏幾個人都讓了你，有什麽意思！”董柳說：“人家不選我有什麽辦法？人家主動提出來，我也沒說我一定要哪一套。她問我哪一套最好，我總可以說吧。”我說：“這是一場戲，你就是導演。”她幾乎要哭了說：“我沒導，我也沒演，我說自己最喜歡哪一套那也是實事求是，我不會撒謊，我還沒學會，要我說違心的話我也說不出！黨不是要求我們實事求是嗎？”
在深秋時分我搬進了新居，房子的裝修和布置都是董柳去弄的，我基本沒管。房子裏全部鋪的吉象牌地板，家具也全部換過了，電視機換成了日本鬆下牌的家庭影院。據董柳說，總共花了近二十萬塊錢，光地板的材料就去了三萬多，如果是別人，還要多花幾萬塊錢。有誰在其中幫了忙，我也懶得問了，但我知道用不了多久，這些人就會冒出來，求你辦件什麽事。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法則，隻是我不必用自己的東西作為迴報罷了。搬家那天是星期六，來了好幾個人幫董柳安排。到下午人都去了，房子裏變得非常安靜。窗外的陽光明晃晃照著，似乎是一個初春的日子。房前的樹枝光禿禿伸向天空，一絲暖風吹了進來。我忽然覺得這一切都不真實，安靜不真實，房子不真實，連我自己也不真實。一時間我覺得自己飄在虛幻之中，進入了另外一個空間。一切都與十四年前我來到這個大院時設想的不同，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了，但可能的事情都沒有成為可能。為什麽會這樣？我自己也想不明白。我得重新認識自己，這並不容易。八年前我剛進入圈子的時候，我給自己帶上了麵具，那時我對自己說，我不過是為了上去做點事而不得不如此罷了，那時我也沒有想過會有這麽多的好處送到眼前來。戴了麵具的我不是真實的我，真實的我是大山深處三山坳村的一個平民，是揣著幾塊錢去搞鄉村調查的那個學生。可自己也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虛假與真實竟換了位置，真真假假混沌一片也分不清了。坐在廳長的位子上我沒了麵具感，反而是到湖區去慰問災民時就像戴了麵具。說到底人不是一個神話，說到底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這天下班的時候，在辦公樓前我看見了小蔡，他站在公布欄前，眼皮往上挑了一下。我知道他可能有什麽事要找我，我現在對人的動作神態的觀察可以說是出神入
化了。我正與馮其樂說著話，小蔡沒有過來，我想他是想找我單獨談。果然晚上八點多鍾小蔡打了電話來，說有事情找我匯報。我想，哪怕是匯報吧，也不能說想匯報就匯報的，時間得由我來定。我說：“今天晚了，明天上午你到辦公室來找我。”他連聲說好。話說完了我故意拿著話筒不放，他那邊也不敢先放下。持續了有十幾秒鍾，他在那邊怯怯地說：“還有什麽指示嗎，池廳長？”我不迴答就把話筒放下了。哪怕是打個電話吧，也得把層次體現出來，這些形式我不得不講。
第二天上午總有人找我，快下班的時候小蔡才來了。我猜想他在門口已經觀察了多少次，這才找到機會。我沒叫他坐，他就站在那裏，說：“有些情況想向池廳長匯報一下。”我點點頭，他朝門口望了望，門是虛掩著的。我說：“沒關係，說吧。”他說：“有人對廳裏的領導心懷不滿。”這個我心裏明白，也不算什麽新情況，要是他以為自己匯報了這些就是有功之臣，那他就大錯特錯了。絞盡腦汁千方百計憑空來事，我不會認帳。他見我沒有特別的興趣，試探著說：“有些話我不知道該不該說。”我說：“來都來了，說。”他站在那裏有點猶豫，顯然我的平靜出乎他的意料。我就是要別人無法準確把握我的情緒，自己心裏想什麽，都被別人洞若觀火，那還得了?他說：“昨天下午政治學習，您知道，我們退休辦跟辦公室是在一個組的。會上就有人講了一些不應該講的話。”他停住了，等我問是誰，講了什麽話。我偏不問，我不能被他牽著走，他隻好說：“龔正開他說，中國人等清官等了幾千年，也被誤了幾千年，這種清官意識從根本上說就是不對的，中國幾千年才出了一個包公，等不到怎麽辦？他居然在會上這樣說，暗示太明顯了。”我說：“你覺得他在暗示誰呢？”他頭上的汗都出來了，抬了手用衣袖擦了一下，說：“這……這非常明顯，特別明顯，極為明顯。”我說：“你坐下說，坐下說。”指了指沙發。他說：“站著也挺好的。”可還是退了一步坐下了，說：“他說清官意識實際上是為少數人服務的，讓老百姓沉浸在一種幻想當中，因此是絕對權力的道德護身符。他是在說誰呢?非常明顯。”我說：“龔正開他說我沒有？”他說：“那他倒不敢，但是，非常明顯，當時有人在議論獎金的事，還有人說廳裏的改革打了雷就不下雨了，他說了這個話。非常明顯。”我說：“廳裏有廳裏的難處，大家不太理解，心裏有點牢騷，我們也是想得到的。有牢騷就發一發吧，讓人家說話，天不會塌下來。”我這一說，他很意外地望著我，嘴唇微
微顫抖，終於說：“那，那他也不能在會上說，我氣憤就氣憤在這裏。”他這話倒講到點子上了。有人會罵人，這是早就料到了的，可在會上說還提到理論高度，帶有全盤否定的意味，這就是個
晚上我還是到馮其樂家去了，提出把上麵的人壓下來幾千塊，把下麵的人提上來一千塊。我說：“新班子成立才一年多，讓別人在心裏嘀咕，也許還罵幾句，也沒什麽意思。”他說：“化工廳按這個比例貫徹下去了，風平浪靜。”我說：“跳我想沒有人敢跳出來，隻是不太好。”他說：“每人加一千，也起不了什麽作用，每人減幾千，那個影響
就大了。我們也應該給辦事的人一個寬鬆的環境，不要逼他們去犯錯誤，中國文化還有個養廉的傳統呢。養廉養廉，廉是養出來的。”我歎一口氣，知道結論是鐵定的，圍繞這個結論可以有很多論證，反正是這些人自己在論證。好處到了手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那七八條理由也是捏出來的。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大會小會上形成一種氛圍，讓所有人的思維進入已經設計好了的軌道，平均主義要不得!拒絕進入了不要緊，有了氛圍就不會有人有足夠的勇氣跳出來了。畢竟大多數人是從眾的，隻有那樣他們才會有安全感，而眾人的心理，那樣一種氣氛，要靠輿論來引導。宣傳工作非常重要!人到了一定份上，想法就不同了，他認為什麽東西自己都應該拿最好的，而且得到最多。他們的思維方式就是如此，我也沒有辦法改變大家的想法。這時電視正在放一個關於“三講”的節目，是山東某縣的縣長在講話，說要把群眾同意不同意，滿意不滿意，樂意不樂意當作標準。我指了電視說：“老馮你也看看，現在是什麽時候?”他哼哼幾聲說：“我倒要去看看，那裏就不是中國？每人一萬三，就同意了，滿意了，也樂意了，可能嗎？有了一些人的不滿意，才會有另一些人的滿意。天下就沒有人人都滿意的事。”這倒也是真的。要在份上的人不為自己謀點什麽，那不可能，於是要群眾口服心服，那也不可能。我不能去追求那種不可能的可能性，我首先得讓那些重要人物同意了滿意了樂意了才行。我要靠他們做事，口說無憑，非多喂幾口不可，我隻能如此，道理講到天上去，也隻能如此。
在最後的定稿會上，我堅持把自己的標準降到第二等。大家都不同意，丘立原說：“池廳長咱們實事求是，你該得的，理直氣壯！”這話從他口裏出來，我感到不是什麽好話，是要在火上烤我啊！這樣一來我就成了唯一的目標，他們都滑脫了。為了幾千塊錢，我值得？丁小槐也站起來慷慨陳辭：“池廳長該不該拿一等？該！這不是位子決定的，而是貢獻決定的。”我心裏想，又添一把火來烤。最後我說：“大家為我好，就不要為一個人設一個等級了，不要讓群眾說我們因人設政。”話說到這個份上，就沒人再堅持了。盡管因人設政已經成為了一條遊戲規則，但我決不能當這個出頭鳥，讓人家的槍來打。
文件發了下去，我知道很多人會感到心寒，議論紛紛甚至群情激憤，把什麽難聽的話都講了出來。我想到了尹玉娥在中醫學會一手叉腰一手指指點點跳腳罵人的神態。她不會點名，但在罵誰是很清楚的！“讓他們買了好東西
吃了拉痢疾，吃不了再帶到棺材裏去！”反正我聽不見，也就算了，神仙也沒有辦法叫所有的人都口服心服。
九月份那幾幢宿舍樓快蓋好了，基建處擬了一個選房的方案。這件事我沒有管，是馮其樂管的，方案出來後交給我簽字。我看了這個方案的主要目標，就是要讓在台上的幾位領導排在前麵。有兩條是特地為我設計的，正廳級比副廳級高五分，博士畢業的加五分。以前排隊選房，廳級不分正副，這次加上了。廳裏還有兩個處長在讀在職博士，但沒畢業。我心裏排了一下隊，按這個方案，我可以排在第一位，雖然我的工齡沒有別人長。馮其樂煞費苦心，但這太明顯了，要別人說話的。董柳看了這個方案說：“反正又不是你定的，你謙虛幹什麽？你是廳長，當仁不讓！”的確不是我定的方案，但別人早就為我精心算計過了。在這個份上的人，是無須自己過問的，說法就像影子一樣緊緊地跟在身後跑。我說：“我說不是我定的，老百姓也不是大傻。”她說：“反正我就是看中了三樓東頭的那一套，朝西當西曬，高了難爬樓，低了光線不好。”我說：“好事情都被你想到了，別人脖子上頂著的不是個腦袋，倒是隻南瓜?”她說：“我去看那套房子都看出感情來了，別的我培養不出感情。”跟她說不通，我就不說了。有了這麽好的房子，以前想都不敢想，當西曬又算什麽？多爬一層樓，或光線差點又算什麽?人不能把好事都想絕啊！第二天我跟馮其樂說了，要他把那兩條劃了。他試探說：“那，那……”我說：“我不敢太過，太過會轉到反麵去的。”他說：“那我再仔細算一下，至少保證廳裏幾個人不頂天立地吧。”
名單出來了，《群眾衛生報》的老戴排在了第一。他原是省人民醫院的主任醫生，到廳裏來當主編有好幾年了。我排在第五，我覺得這種安排很好，老戴不是什麽官，排了第一，別人要說什麽也說不出口了。當天晚上老戴的妻子到我家來，一進門就說：“池廳長還住這樣的房子，全省的廳長沒有幾個！”這話說得不倫不類，我不是馬上就要搬了嗎？人家都是在顯微鏡下看我的好，發現那麽一點點就大驚小怪地嚷。她又說：“老戴在家裏說新班子好，池廳長好，不然他哪能排得上，還別說排在前麵了。”我說：“老戴是主任醫師，本就相當廳級，工齡又長。他不排前麵誰排前麵？廳裏尊重知識尊重人材，也不是掛在口裏說的。”她說：“感謝領導，感謝領導！有了這個麵子，我家老戴沒分到都沒有意見，本來他就沒作打算的。”她又跟董柳在一邊嘀嘀咕咕好一會，去了。
選房那天我沒到場，是董柳去的。迴來她告訴我，還是選到了三樓東頭的那一套。我簡直不相信，問老戴選的是哪一套？她說是二樓西頭。我忽然醒悟了，還有另一隻手在安排。我說：“那天你跟老戴夫人都說了什麽？她讓了你，還讓了廳裏幾個人，連廳裏幾個人都讓了你，有什麽意思！”董柳說：“人家不選我有什麽辦法？人家主動提出來，我也沒說我一定要哪一套。她問我哪一套最好，我總可以說吧。”我說：“這是一場戲，你就是導演。”她幾乎要哭了說：“我沒導，我也沒演，我說自己最喜歡哪一套那也是實事求是，我不會撒謊，我還沒學會，要我說違心的話我也說不出！黨不是要求我們實事求是嗎？”
在深秋時分我搬進了新居，房子的裝修和布置都是董柳去弄的，我基本沒管。房子裏全部鋪的吉象牌地板，家具也全部換過了，電視機換成了日本鬆下牌的家庭影院。據董柳說，總共花了近二十萬塊錢，光地板的材料就去了三萬多，如果是別人，還要多花幾萬塊錢。有誰在其中幫了忙，我也懶得問了，但我知道用不了多久，這些人就會冒出來，求你辦件什麽事。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法則，隻是我不必用自己的東西作為迴報罷了。搬家那天是星期六，來了好幾個人幫董柳安排。到下午人都去了，房子裏變得非常安靜。窗外的陽光明晃晃照著，似乎是一個初春的日子。房前的樹枝光禿禿伸向天空，一絲暖風吹了進來。我忽然覺得這一切都不真實，安靜不真實，房子不真實，連我自己也不真實。一時間我覺得自己飄在虛幻之中，進入了另外一個空間。一切都與十四年前我來到這個大院時設想的不同，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了，但可能的事情都沒有成為可能。為什麽會這樣？我自己也想不明白。我得重新認識自己，這並不容易。八年前我剛進入圈子的時候，我給自己帶上了麵具，那時我對自己說，我不過是為了上去做點事而不得不如此罷了，那時我也沒有想過會有這麽多的好處送到眼前來。戴了麵具的我不是真實的我，真實的我是大山深處三山坳村的一個平民，是揣著幾塊錢去搞鄉村調查的那個學生。可自己也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虛假與真實竟換了位置，真真假假混沌一片也分不清了。坐在廳長的位子上我沒了麵具感，反而是到湖區去慰問災民時就像戴了麵具。說到底人不是一個神話，說到底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這天下班的時候，在辦公樓前我看見了小蔡，他站在公布欄前，眼皮往上挑了一下。我知道他可能有什麽事要找我，我現在對人的動作神態的觀察可以說是出神入
化了。我正與馮其樂說著話，小蔡沒有過來，我想他是想找我單獨談。果然晚上八點多鍾小蔡打了電話來，說有事情找我匯報。我想，哪怕是匯報吧，也不能說想匯報就匯報的，時間得由我來定。我說：“今天晚了，明天上午你到辦公室來找我。”他連聲說好。話說完了我故意拿著話筒不放，他那邊也不敢先放下。持續了有十幾秒鍾，他在那邊怯怯地說：“還有什麽指示嗎，池廳長？”我不迴答就把話筒放下了。哪怕是打個電話吧，也得把層次體現出來，這些形式我不得不講。
第二天上午總有人找我，快下班的時候小蔡才來了。我猜想他在門口已經觀察了多少次，這才找到機會。我沒叫他坐，他就站在那裏，說：“有些情況想向池廳長匯報一下。”我點點頭，他朝門口望了望，門是虛掩著的。我說：“沒關係，說吧。”他說：“有人對廳裏的領導心懷不滿。”這個我心裏明白，也不算什麽新情況，要是他以為自己匯報了這些就是有功之臣，那他就大錯特錯了。絞盡腦汁千方百計憑空來事，我不會認帳。他見我沒有特別的興趣，試探著說：“有些話我不知道該不該說。”我說：“來都來了，說。”他站在那裏有點猶豫，顯然我的平靜出乎他的意料。我就是要別人無法準確把握我的情緒，自己心裏想什麽，都被別人洞若觀火，那還得了?他說：“昨天下午政治學習，您知道，我們退休辦跟辦公室是在一個組的。會上就有人講了一些不應該講的話。”他停住了，等我問是誰，講了什麽話。我偏不問，我不能被他牽著走，他隻好說：“龔正開他說，中國人等清官等了幾千年，也被誤了幾千年，這種清官意識從根本上說就是不對的，中國幾千年才出了一個包公，等不到怎麽辦？他居然在會上這樣說，暗示太明顯了。”我說：“你覺得他在暗示誰呢？”他頭上的汗都出來了，抬了手用衣袖擦了一下，說：“這……這非常明顯，特別明顯，極為明顯。”我說：“你坐下說，坐下說。”指了指沙發。他說：“站著也挺好的。”可還是退了一步坐下了，說：“他說清官意識實際上是為少數人服務的，讓老百姓沉浸在一種幻想當中，因此是絕對權力的道德護身符。他是在說誰呢?非常明顯。”我說：“龔正開他說我沒有？”他說：“那他倒不敢，但是，非常明顯，當時有人在議論獎金的事，還有人說廳裏的改革打了雷就不下雨了，他說了這個話。非常明顯。”我說：“廳裏有廳裏的難處，大家不太理解，心裏有點牢騷，我們也是想得到的。有牢騷就發一發吧，讓人家說話，天不會塌下來。”我這一說，他很意外地望著我，嘴唇微
微顫抖，終於說：“那，那他也不能在會上說，我氣憤就氣憤在這裏。”他這話倒講到點子上了。有人會罵人，這是早就料到了的，可在會上說還提到理論高度，帶有全盤否定的意味，這就是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