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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政界往事 前清秘史 作者：李亞平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天聰四年十一月，正值禽獸最為肥美準備度過漫長冬季的時節，皇太極率眾進行大規模秋冬圍獵。兩員高級將領追逐一隻被射中的麅子，然後，說是皇太極所射中的，將獵物貢獻了上去。皇太極說，這不是我射的，我嚴禁別人強取他人財物，我也不取不是自己的東西。遂將麅子還給了射出那隻箭矢的人。
有一天，莽古爾泰的奴僕強奪一個士兵獵獲的鹿和野豬。皇太極知道後，嘆息道：“大凡出兵行獵不錯不亂，事業才能成功。一個小卒人困馬乏又能得到多少東西？如此妄行，下麵的人怎麽活？”莽古爾泰遂將鹿退還原主，卻把野豬留下給了皇太極。皇太極說：“這不是讓我犯錯誤嗎？凡事不要以為小，最怕積小成大嗬。”據說，莽古爾泰很羞愧，把野豬也還迴去了。（王先謙《東華錄》，天聰四年十一月。）從許多類似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知道，皇太極是一個能夠設身處地為下屬著想的上司。
為了推行重用漢官、調和民族矛盾的政策，皇太極採取了極其嚴厲的措施，他將肆意騷擾漢族官民的女真貴族，視同企圖作亂的罪魁禍首，以連同妻子一起殺死相威脅，以此強力製止女真王公貝勒荼毒歸順或投降的漢人。（王先謙《東華錄》，天聰七年六月。）為此，他甚至說出了不少狠話。這些努力導致努爾哈赤之後，後金政權局勢的全麵迅速好轉，以至於許多遼東漢人認為，後金是可以安居樂業的樂土（《清太宗實錄》卷二十三）。
皇太極：在權力的祭壇上(9)
皇太極特別注重研討遼、金、元三朝歷史，部分原因是為後金政權尋找歷史和法理上的合法性。為此，他多次特意指出，這些朝代都是“夷”在中國境內建立的政權。言外之意是，屬於哪個民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對人民是否有恩德。這樣的見解，就是放在今天也應該足夠精彩。還有另外部分原因是，皇太極顯然在尋找並汲取上述少數民族政權興衰治亂的經驗教訓。
從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講，相對於中原農業文明地區的漢族文化而言，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屬於一種截然不同的遊牧漁獵文明的異質文化。世界文化發展史表明，在兩種文化劇烈碰撞、融合的過程中，不同文化之間的優質或精華部分相互結合後，會孕育出更加燦爛飽滿的文明花朵和果實。同時，另外一種情形也不在少數，即不同文化中劣質或糟粕部分同樣具有異性相吸的強大力量，從而，催生出千奇百怪的惡之花，結出足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醜陋怪胎。這種情形，在人類發展史上屢見不鮮。歷史事實表明，遼、金、元三個政權，在其建立之初，全部具有似乎可以無敵於天下的力量；然而，在吸納了漢族政治文化傳統之後，這三個曾經生機勃勃的政權，大體都迅速衰變，其墮落的速度之驚人，其腐敗之花樣百出，其朽爛的深重程度，全都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意料。描述這些情形，是另一本書的任務，或在未來進行。
然而，有證據表明，在皇太極執政之初，這種情形已經在後金政權高層初露端倪。
努爾哈赤剛剛死去的服喪期間，據說代善和皇太極十分悲慟，在家素衣素食哀悼乃父；莽古爾泰兄弟和妹妹則將歌舞伎召到家裏，大排盛宴，歡歌燕舞。不知是否與努爾哈赤逼死他們的母親有關。
有一次多爾袞出征，按照慣例，皇太極率領諸貝勒大臣出城送行。多爾袞的親弟弟多鐸以避天花為名，實則很快樂地躲在家裏和歌舞伎廝混在一起。當時，他身著優伶服裝，學習“傅粉”之態。（王先謙《東華錄》，崇德四年五月。）其情形，大約就是塗脂抹粉，男身女態吧。
戰爭中，前線軍帳裏甚至出現過召歌舞伎和優伶吹彈歌舞之事（《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一）。
翻檢史書，這種情形和元朝末期“以肉陣為軍陣，以酒令為軍令”已經相去不遠。
這種情形，可能是皇太極吸取歷史經驗，以霹靂手段嚴明執法的重要原因。平心而論，若沒有他的努力，他的後繼者想要入主中原，恐怕遠遠沒有那麽容易。
在皇太極的諸多作為中，肯定還有一個動機也在發揮著重大作用，那就是盡可能削弱其他大小貝勒們的權勢 、地位與影響，將權力最大限度集中到自己手上，從而形成至高無上的地位。推斷起來，這種動機的形成，應該與下列因素有關：努爾哈赤在世時威厲暴烈、一言九鼎的影響；後金政權整體形勢的發展；建功立業的衝動；威權日重後的心理膨脹；還有一個絕非不重要的因素，即漢族官員們極力、大量的慫恿。
這個話題敏感而令人頗費躊躇，但卻很有可能是事實。皇太極繼位之後，立即開始重用漢族官員，並通過各種方式大量選拔漢族儒生進入政府機構。他們對於後金政權的國家管理、緩解內部民族矛盾肯定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同時，翻檢史料也會很容易發現，這些漢官發表了數量不小的言論，核心思想在於抨擊八大貝勒共治國政製度，反對四大貝勒並肩而坐，要求皇太極獨坐稱尊。這些漢族官員大聲疾唿，為皇太極“雖有一汗之虛名，實則無異於一旗之貝勒”的情形鳴不平，並對這種狀況表現出了真誠的痛心疾首。並且斷言，憑藉八旗鐵騎，即便拿下中原，也必將在數年之內錯亂不已，終至不可收拾。（《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上；胡貢明《五進狂瞽奏》。）結論則不言自明：仿效明朝“君權至上”的集權製度，對後金政權進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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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莽古爾泰的奴僕強奪一個士兵獵獲的鹿和野豬。皇太極知道後，嘆息道：“大凡出兵行獵不錯不亂，事業才能成功。一個小卒人困馬乏又能得到多少東西？如此妄行，下麵的人怎麽活？”莽古爾泰遂將鹿退還原主，卻把野豬留下給了皇太極。皇太極說：“這不是讓我犯錯誤嗎？凡事不要以為小，最怕積小成大嗬。”據說，莽古爾泰很羞愧，把野豬也還迴去了。（王先謙《東華錄》，天聰四年十一月。）從許多類似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知道，皇太極是一個能夠設身處地為下屬著想的上司。
為了推行重用漢官、調和民族矛盾的政策，皇太極採取了極其嚴厲的措施，他將肆意騷擾漢族官民的女真貴族，視同企圖作亂的罪魁禍首，以連同妻子一起殺死相威脅，以此強力製止女真王公貝勒荼毒歸順或投降的漢人。（王先謙《東華錄》，天聰七年六月。）為此，他甚至說出了不少狠話。這些努力導致努爾哈赤之後，後金政權局勢的全麵迅速好轉，以至於許多遼東漢人認為，後金是可以安居樂業的樂土（《清太宗實錄》卷二十三）。
皇太極：在權力的祭壇上(9)
皇太極特別注重研討遼、金、元三朝歷史，部分原因是為後金政權尋找歷史和法理上的合法性。為此，他多次特意指出，這些朝代都是“夷”在中國境內建立的政權。言外之意是，屬於哪個民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對人民是否有恩德。這樣的見解，就是放在今天也應該足夠精彩。還有另外部分原因是，皇太極顯然在尋找並汲取上述少數民族政權興衰治亂的經驗教訓。
從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講，相對於中原農業文明地區的漢族文化而言，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屬於一種截然不同的遊牧漁獵文明的異質文化。世界文化發展史表明，在兩種文化劇烈碰撞、融合的過程中，不同文化之間的優質或精華部分相互結合後，會孕育出更加燦爛飽滿的文明花朵和果實。同時，另外一種情形也不在少數，即不同文化中劣質或糟粕部分同樣具有異性相吸的強大力量，從而，催生出千奇百怪的惡之花，結出足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醜陋怪胎。這種情形，在人類發展史上屢見不鮮。歷史事實表明，遼、金、元三個政權，在其建立之初，全部具有似乎可以無敵於天下的力量；然而，在吸納了漢族政治文化傳統之後，這三個曾經生機勃勃的政權，大體都迅速衰變，其墮落的速度之驚人，其腐敗之花樣百出，其朽爛的深重程度，全都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意料。描述這些情形，是另一本書的任務，或在未來進行。
然而，有證據表明，在皇太極執政之初，這種情形已經在後金政權高層初露端倪。
努爾哈赤剛剛死去的服喪期間，據說代善和皇太極十分悲慟，在家素衣素食哀悼乃父；莽古爾泰兄弟和妹妹則將歌舞伎召到家裏，大排盛宴，歡歌燕舞。不知是否與努爾哈赤逼死他們的母親有關。
有一次多爾袞出征，按照慣例，皇太極率領諸貝勒大臣出城送行。多爾袞的親弟弟多鐸以避天花為名，實則很快樂地躲在家裏和歌舞伎廝混在一起。當時，他身著優伶服裝，學習“傅粉”之態。（王先謙《東華錄》，崇德四年五月。）其情形，大約就是塗脂抹粉，男身女態吧。
戰爭中，前線軍帳裏甚至出現過召歌舞伎和優伶吹彈歌舞之事（《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一）。
翻檢史書，這種情形和元朝末期“以肉陣為軍陣，以酒令為軍令”已經相去不遠。
這種情形，可能是皇太極吸取歷史經驗，以霹靂手段嚴明執法的重要原因。平心而論，若沒有他的努力，他的後繼者想要入主中原，恐怕遠遠沒有那麽容易。
在皇太極的諸多作為中，肯定還有一個動機也在發揮著重大作用，那就是盡可能削弱其他大小貝勒們的權勢 、地位與影響，將權力最大限度集中到自己手上，從而形成至高無上的地位。推斷起來，這種動機的形成，應該與下列因素有關：努爾哈赤在世時威厲暴烈、一言九鼎的影響；後金政權整體形勢的發展；建功立業的衝動；威權日重後的心理膨脹；還有一個絕非不重要的因素，即漢族官員們極力、大量的慫恿。
這個話題敏感而令人頗費躊躇，但卻很有可能是事實。皇太極繼位之後，立即開始重用漢族官員，並通過各種方式大量選拔漢族儒生進入政府機構。他們對於後金政權的國家管理、緩解內部民族矛盾肯定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同時，翻檢史料也會很容易發現，這些漢官發表了數量不小的言論，核心思想在於抨擊八大貝勒共治國政製度，反對四大貝勒並肩而坐，要求皇太極獨坐稱尊。這些漢族官員大聲疾唿，為皇太極“雖有一汗之虛名，實則無異於一旗之貝勒”的情形鳴不平，並對這種狀況表現出了真誠的痛心疾首。並且斷言，憑藉八旗鐵騎，即便拿下中原，也必將在數年之內錯亂不已，終至不可收拾。（《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上；胡貢明《五進狂瞽奏》。）結論則不言自明：仿效明朝“君權至上”的集權製度，對後金政權進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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