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我在國外講些中國的舊東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館裏的陳列品了，心裏很不
是滋味。當時我想，還是得把自己的國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樓賦》裏的兩句話：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戰爭節節勝利，馮友蘭生
怕新中國成立後中美斷交，於是，婉言謝絕了至親好友的挽留，毅然決然地返迴了
祖國。
1948年秋天，馮友蘭迴國後，當選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並被選為院士會議
評議會委員。1949年初，馮友蘭辭去本兼各職，專任教授。1952年全國高校院係調
整，他調至北京大學哲學係任教授，併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組
長，還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常務委員，還先後被選為第二、三、
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和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然而，在學術上，馮友蘭卻很不
順利。在剛剛解放的1950年，哲學界即展開了對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運
動中，以及後來的歷次反右運動中，馮友蘭都首當其衝。不但其思想被當作唯心主
義的代表而屢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成為批鬥的重點對象，倍受折
磨。直到1968年秋，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北大有個馮友蘭，搞唯心主義，我
們若要懂點唯心主義，還要找他；還有個翦伯贊，搞帝王將相，我們若要懂點帝王
將相，也要找他，還是讓他們當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馮氏才得以離開牛
棚，勉強恢復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森訪華，馮家被定為外賓訪問的開放戶時，才
算過上比較正常的生活。
綜觀馮友蘭解放後的學術活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50—60年代。在自
我批判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他開始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馮氏後
來迴憶說：“當時正在提倡向蘇聯學習，我也向蘇聯的‘學術權威’學習，看他們
是怎樣研究西方哲學史的。我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運用，寫了《中國
哲學史新編》，出版到第二冊，十年浩劫就開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三鬆
堂自序》）在這一時期，整個學術界都被一種僵化、教條的學術空氣所籠罩，哲學
史研究由於其與政治過於緊密的關係更是如此。一部豐富多彩的哲學史被簡化為唯
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史，並被圖式化地定為唯物主義戰勝唯心義的歷史，馮友
蘭身處其時，亦頗受這種氛圍的影響。第二階段是70年代，代表作為《論孔丘》。
其時，“四人幫”為達到個人目的，大搞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將哲學史、思想
史的發展，簡化、歪曲為儒法鬥爭史，厚誣古人，捏造事實，影射史學達到登峰造
極的地步。一時間，整個學術界風聲鶴唳，硝煙驟起。在“四人幫”的“順者昌，
逆者亡”的強大政治壓力下，許多學術趨尚世風，違心地寫了許多應時之作。馮友
蘭當時壓力極大，他雖然從心底裏極為反感“四人幫”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黨，
相信群眾”的思想指導下，也不得已“依傍黨內的‘權威’的現成說法，或者據說
是他們的說法”而寫了《對子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
《復古與反覆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兩篇文章在《北大學報》上發表。不久，《光
明日報》、《北京日報》即予全文轉載，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1975年，他的
《論孔丘》一書正式出版。書中觀點與以前迥然不同。這顯然是在強大政治壓力下
的違心之作。他後來亦坦誠地說道：“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
而有譁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三鬆堂自序》）這既是馮氏個
人的無奈，也是建國以來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大悲劇。1972年，身處逆境中的馮友蘭
曾賦詩一首，其中有雲：“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裏尋。”對解放後事態紛
壇和自己哲學思想之多變，頗多感嘆！
第三階段是80年代，隨著“四人幫”的垮台，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尤其是
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馮友蘭迎來了自己的學術春天。經過50—60年
代的教訓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騰，馮氏決意空所依傍，直陳己見，決意重寫中國哲
學史，以舒解胸中積壓多年之鬱悶。自1980年開始，馮友蘭以耄耋之年，展老驥之
誌，手握如椽巨筆，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並明確申明隻寫“自己在現有馬克
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於中國
哲學史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從而真正把自己80年來對中國哲學及
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體會寫出來，成為一家之言。經過十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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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滋味。當時我想，還是得把自己的國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樓賦》裏的兩句話：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戰爭節節勝利，馮友蘭生
怕新中國成立後中美斷交，於是，婉言謝絕了至親好友的挽留，毅然決然地返迴了
祖國。
1948年秋天，馮友蘭迴國後，當選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並被選為院士會議
評議會委員。1949年初，馮友蘭辭去本兼各職，專任教授。1952年全國高校院係調
整，他調至北京大學哲學係任教授，併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組
長，還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常務委員，還先後被選為第二、三、
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和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然而，在學術上，馮友蘭卻很不
順利。在剛剛解放的1950年，哲學界即展開了對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運
動中，以及後來的歷次反右運動中，馮友蘭都首當其衝。不但其思想被當作唯心主
義的代表而屢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成為批鬥的重點對象，倍受折
磨。直到1968年秋，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北大有個馮友蘭，搞唯心主義，我
們若要懂點唯心主義，還要找他；還有個翦伯贊，搞帝王將相，我們若要懂點帝王
將相，也要找他，還是讓他們當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馮氏才得以離開牛
棚，勉強恢復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森訪華，馮家被定為外賓訪問的開放戶時，才
算過上比較正常的生活。
綜觀馮友蘭解放後的學術活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50—60年代。在自
我批判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他開始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馮氏後
來迴憶說：“當時正在提倡向蘇聯學習，我也向蘇聯的‘學術權威’學習，看他們
是怎樣研究西方哲學史的。我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努力運用，寫了《中國
哲學史新編》，出版到第二冊，十年浩劫就開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三鬆
堂自序》）在這一時期，整個學術界都被一種僵化、教條的學術空氣所籠罩，哲學
史研究由於其與政治過於緊密的關係更是如此。一部豐富多彩的哲學史被簡化為唯
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史，並被圖式化地定為唯物主義戰勝唯心義的歷史，馮友
蘭身處其時，亦頗受這種氛圍的影響。第二階段是70年代，代表作為《論孔丘》。
其時，“四人幫”為達到個人目的，大搞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將哲學史、思想
史的發展，簡化、歪曲為儒法鬥爭史，厚誣古人，捏造事實，影射史學達到登峰造
極的地步。一時間，整個學術界風聲鶴唳，硝煙驟起。在“四人幫”的“順者昌，
逆者亡”的強大政治壓力下，許多學術趨尚世風，違心地寫了許多應時之作。馮友
蘭當時壓力極大，他雖然從心底裏極為反感“四人幫”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黨，
相信群眾”的思想指導下，也不得已“依傍黨內的‘權威’的現成說法，或者據說
是他們的說法”而寫了《對子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
《復古與反覆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兩篇文章在《北大學報》上發表。不久，《光
明日報》、《北京日報》即予全文轉載，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1975年，他的
《論孔丘》一書正式出版。書中觀點與以前迥然不同。這顯然是在強大政治壓力下
的違心之作。他後來亦坦誠地說道：“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
而有譁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三鬆堂自序》）這既是馮氏個
人的無奈，也是建國以來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大悲劇。1972年，身處逆境中的馮友蘭
曾賦詩一首，其中有雲：“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裏尋。”對解放後事態紛
壇和自己哲學思想之多變，頗多感嘆！
第三階段是80年代，隨著“四人幫”的垮台，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尤其是
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馮友蘭迎來了自己的學術春天。經過50—60年
代的教訓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騰，馮氏決意空所依傍，直陳己見，決意重寫中國哲
學史，以舒解胸中積壓多年之鬱悶。自1980年開始，馮友蘭以耄耋之年，展老驥之
誌，手握如椽巨筆，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並明確申明隻寫“自己在現有馬克
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於中國
哲學史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從而真正把自己80年來對中國哲學及
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體會寫出來，成為一家之言。經過十年的艱苦努力，終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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