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帶著對這一問題尋找答案的想法，馮友蘭於1919年赴美留學，就讀於哥倫
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師事新實在論者孟大格和實用主義大師杜威。由於當時柏格森
的生命哲學在中國思想界風行一時，因此馮友蘭對此派哲學也比較感興趣，並專門
寫了《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和《心力》兩篇文章，向國內思想界介紹柏格森的哲學
思想。同時，他還運用柏格森的哲學觀點寫成了《中國為什麽沒有科學》一文，指
出；中國之所以沒有近代科學，並非是中國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因
為中國傳統注重人是什麽，即人的品性和修養，而不注重人有什麽，即知識和權力；
中國哲學向內追求，以達人性的完滿為目的；而西方哲學則向外探尋，以認識自然，
征服外在世界為最終目的。正是中西哲學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異，
並導致中國無近代科學的落後情況。
在美求學期間，馮友蘭還有幸拜會了蒞美訪問、講學的印度大學者泰戈爾，共
同探討了東西文化的若幹問題，並將談話記錄整理成《與印度泰戈爾談話》（東西
文明之比較）一文，發表在國內《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時，他對國內學術界亦頗
為關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認為中西文化之爭絕非
古今之爭，而是作為文化產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並以此為理論基
礎，展開了對東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較研究。馮友蘭當時對此書觀點頗多契合，並立
即用英文寫成《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向美國學術界介紹梁的著
作和思想。
1923年，馮友蘭在杜威等的指導下，一完成了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
（又名《天人損益論》），並順利通過答辯，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在
此文中，馮友蘭將世界上的哲學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損道；第二類是益道；第三類
是中道。這三派哲學的分歧導源於對“天然”與“人為”的不同看法。他認為，人
類所經驗之事物、無非兩類：一是“天然”，一是“人為”。“自生自滅，無待於
人，是天然的事物。人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於人，與天然的恰相反對”，有的哲
學家有見於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為境界，是為損道派，如中國古代主張“絕聖棄
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之老莊即是典型；有的哲學家有見於人為境界
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為益道派，如主張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學和
“人力勝天行”之中國墨家學派即屬於此類；而有的哲學家則持調和折中的態度，
主張兼收天然和人為的益處，是為中道派，此派當以主張“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
為代表。對此三派，馮主張採取寬容的態度，讓其各行其道，並行不悖，但對儒家
思想的偏愛，又使他明顯地偏向於中道派的儒家哲學。馮友蘭這種中西哲學之比較
觀，與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說，雖說法有異，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這不能不
說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論的影響。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為人類的最後歸宿，
馮則以儒家文化為歸趨，並隨著研究的深入，馮友蘭最終還是超越了這一觀點。
1923年，馮友蘭學成迴國，始任開封中州大學哲學教授，併兼任文學院院長。
1925年又到廣州廣東大學任教授。次年離開廣東大學到燕京大學任教授，講授中國
哲學史，同時還給美國人辦的一所華語學校講授《莊子》。在此期間，他的主要著
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學》。此書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
比較研究》的中譯本，後半部分《一種人生觀》是他根據1923年冬在山東曹州省立
六中演講人生哲學的講稿整理擴充而成。馮友蘭在後來迴憶說：“在我的哲學思想
中，先是實用主義占優勢，後來是新實在論占優勢”（《三鬆堂自序》），他的這
種由實用主義到新實在論的思想轉變，在《人生哲學》中就已明顯地體現出來。在
這本書中，他自稱持新實在主義觀點，並力圖把新實在主義同中國傳統哲學結合起
來，這一思想在他後來建構的新理學體係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1928年，馮友蘭離開燕大到清華大學任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併兼任哲學係
主任。後來還擔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秘書長和文學院院長。在燕京大學和清華大
學任教的十年（1927—1937年），是馮友蘭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時期。1931
年和1934年，他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出版問世。該書是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
綱》之後又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
最高水平。此書後來還被馮的美國學生卜德譯成英文，成為現今西方人係統了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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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師事新實在論者孟大格和實用主義大師杜威。由於當時柏格森
的生命哲學在中國思想界風行一時，因此馮友蘭對此派哲學也比較感興趣，並專門
寫了《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和《心力》兩篇文章，向國內思想界介紹柏格森的哲學
思想。同時，他還運用柏格森的哲學觀點寫成了《中國為什麽沒有科學》一文，指
出；中國之所以沒有近代科學，並非是中國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因
為中國傳統注重人是什麽，即人的品性和修養，而不注重人有什麽，即知識和權力；
中國哲學向內追求，以達人性的完滿為目的；而西方哲學則向外探尋，以認識自然，
征服外在世界為最終目的。正是中西哲學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異，
並導致中國無近代科學的落後情況。
在美求學期間，馮友蘭還有幸拜會了蒞美訪問、講學的印度大學者泰戈爾，共
同探討了東西文化的若幹問題，並將談話記錄整理成《與印度泰戈爾談話》（東西
文明之比較）一文，發表在國內《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時，他對國內學術界亦頗
為關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認為中西文化之爭絕非
古今之爭，而是作為文化產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並以此為理論基
礎，展開了對東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較研究。馮友蘭當時對此書觀點頗多契合，並立
即用英文寫成《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向美國學術界介紹梁的著
作和思想。
1923年，馮友蘭在杜威等的指導下，一完成了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
（又名《天人損益論》），並順利通過答辯，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在
此文中，馮友蘭將世界上的哲學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損道；第二類是益道；第三類
是中道。這三派哲學的分歧導源於對“天然”與“人為”的不同看法。他認為，人
類所經驗之事物、無非兩類：一是“天然”，一是“人為”。“自生自滅，無待於
人，是天然的事物。人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於人，與天然的恰相反對”，有的哲
學家有見於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為境界，是為損道派，如中國古代主張“絕聖棄
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之老莊即是典型；有的哲學家有見於人為境界
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為益道派，如主張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學和
“人力勝天行”之中國墨家學派即屬於此類；而有的哲學家則持調和折中的態度，
主張兼收天然和人為的益處，是為中道派，此派當以主張“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
為代表。對此三派，馮主張採取寬容的態度，讓其各行其道，並行不悖，但對儒家
思想的偏愛，又使他明顯地偏向於中道派的儒家哲學。馮友蘭這種中西哲學之比較
觀，與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說，雖說法有異，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這不能不
說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論的影響。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為人類的最後歸宿，
馮則以儒家文化為歸趨，並隨著研究的深入，馮友蘭最終還是超越了這一觀點。
1923年，馮友蘭學成迴國，始任開封中州大學哲學教授，併兼任文學院院長。
1925年又到廣州廣東大學任教授。次年離開廣東大學到燕京大學任教授，講授中國
哲學史，同時還給美國人辦的一所華語學校講授《莊子》。在此期間，他的主要著
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學》。此書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論文《人生理想之
比較研究》的中譯本，後半部分《一種人生觀》是他根據1923年冬在山東曹州省立
六中演講人生哲學的講稿整理擴充而成。馮友蘭在後來迴憶說：“在我的哲學思想
中，先是實用主義占優勢，後來是新實在論占優勢”（《三鬆堂自序》），他的這
種由實用主義到新實在論的思想轉變，在《人生哲學》中就已明顯地體現出來。在
這本書中，他自稱持新實在主義觀點，並力圖把新實在主義同中國傳統哲學結合起
來，這一思想在他後來建構的新理學體係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1928年，馮友蘭離開燕大到清華大學任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併兼任哲學係
主任。後來還擔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秘書長和文學院院長。在燕京大學和清華大
學任教的十年（1927—1937年），是馮友蘭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時期。1931
年和1934年，他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出版問世。該書是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
綱》之後又一部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
最高水平。此書後來還被馮的美國學生卜德譯成英文，成為現今西方人係統了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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