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生行事治學，皆是圍繞著這兩個問題來展開的。
1911年，梁漱溟中學畢業，由於正值辛亥革命爆發，便毅然放棄升學機會，到
他早先即加入的同盟會京津支部的機關報《民國報》當記者。整日出入總統府、國
務院、學校、團體與街頭巷尾，目睹風雲詭譎的政情。1913年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
梁因與國民黨政見不合，遂離開了報社。
同他父親一樣，梁漱溟開始亦傾向於立憲派，但不久即轉向革命派，並積極投
身於革命運動之中。但是，辛亥革命並未從根本上推翻封建帝製，國家反而因軍閥
割據混戰而變得一天比一天糟，這使熱心革命的梁漱溟極為失望，並引起了他對人
生感到厭倦和憎惡，漸由一位熱心革命的青年轉變為一個虔信“人生是苦”的佛教
徒，整日沉迷佛典，醉心佛法。甚至一度悲觀厭世，曾兩次企圖自殺。盡管他後來
出佛入儒，結婚成家，但卻終生保持著茹素不葷的習慣。
1916年，袁世凱帝製失敗，梁漱溟也度過了自己的精神危機，經過一番痛苦的
思索，他終於出佛入儒，選定儒學作為自己的哲學信仰。這種思想轉變最終在他任
教北大期間完成。
1917年10月，梁漱溟因《究元決疑論》（發表在《東方雜誌》第5、6、7月號上）
而得識於蔡元培，並受蔡之邀到北大擔任講師，主講印度哲學。他到北大的第一天
就向蔡元培慎重聲明：“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在北
大先後開設了印度哲學概論、儒家哲學、孔學意旨等課程。其講授深入淺出，說理
透徹，見解精到，常發人之未發，決世人未決之疑，深受學生歡迎。後來成為一代
宗師的馮友蘭就是他這時的得意門生。
在進入北大的第二年，他就開始了東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工作。到1920年秋，他
就開始在北大係統地講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首次運用比較方法學，對中國、西
方、印度三方文化產生的歷史淵源，它們各自的哲學根據及它們在人類歷史上的地
位，作了全麵而係統的分析。並在最後大膽斷言：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
復興！
1921年暑假，梁漱溟應山東省教育廳的邀請在濟南講授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一連講了40天，最後由陳政、羅常培將記錄整理成文，不久即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
版。此書一出，即因其全新的理論視角和獨到的見解，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到
1929年，此書即已印行八版，並被翻譯成12國文字。此書的出版，把近代以來的中
西文化之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也標誌著一種新的治學方向即現代新儒家
哲學的產生。
1924年夏，梁漱溟為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辭去北大教席，遠赴山東曹州中學
試辦高中部，並想以此為基礎成立曲阜大學。但不到一年，他又懷著失望的心情迴
到北京，先客居清華園，編印其父遺稿。後又與十多位從山東追隨而來的學生在什
剎海共住共讀，互相敬勉。在這段時間裏，形成了梁漱溟獨特的教學方式——朝會。
他後來迴憶說：每天清晨，天將明未明之時，師生共在月台上團坐。其時疏星殘月，
悠懸空際；山河大地，一片寂靜；唯間聞更雞喔喔作啼。身處此境，頓覺心地清明、
精神振奮，且有眾睡而我獨醒之感，並由此而倍感自身於世人於社會責任之重大。
大家或講話或沉思反省，盡情地利用這人生最可寶貴的一剎那，抑揚朝氣，錘鍊心
誌。朝會製度從此開始，以後他在山東主辦鄉村建設研究院時仍堅持不懈，後來還
將朝會所講輯成《朝話》一書出版。
1927年5月，梁受友人李濟深（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廣東任廣州政治
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籌辦鄉治講習所，並任省立一中校長。在這裏，他首次明確
地提出並闡述了自己的鄉治理論，主張從鄉村自治入手，改造舊中國，建立一個新
中國。簡而言之，就是“以農立國”。1930年1月，由他參與籌辦的河南村治學院開
學，梁擔任教務主任並主講鄉村自治組織等課程。是年暑假，又應邀到北京大學、
燕京大學作題為《中國問題之解決》的講演。闡述他的“村治主義”。他明確指出：
“我眼中的鄉治，是看作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的一新方向”，鄉村運動的實質就
是一場文化復興運動。
1931年，因蔣馮間中原大戰。河南村治學院停辦。同年1月，受山東省主席韓復
榘之邀，梁漱溟帶領部分同仁赴山東籌辦鄉村建設研究院，並以此為中心，以鄒平
縣（後增至14縣）為基地，廣泛地展開了他的“鄉村建設實驗”。他主張以“鄉學”
代替區公所，以“村學”代替鄉公所，建立教育和行政合一的農村基層政權組織。
實際上，所謂“鄉村建設”就是他的新孔學思想在政治方麵的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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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梁漱溟中學畢業，由於正值辛亥革命爆發，便毅然放棄升學機會，到
他早先即加入的同盟會京津支部的機關報《民國報》當記者。整日出入總統府、國
務院、學校、團體與街頭巷尾，目睹風雲詭譎的政情。1913年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
梁因與國民黨政見不合，遂離開了報社。
同他父親一樣，梁漱溟開始亦傾向於立憲派，但不久即轉向革命派，並積極投
身於革命運動之中。但是，辛亥革命並未從根本上推翻封建帝製，國家反而因軍閥
割據混戰而變得一天比一天糟，這使熱心革命的梁漱溟極為失望，並引起了他對人
生感到厭倦和憎惡，漸由一位熱心革命的青年轉變為一個虔信“人生是苦”的佛教
徒，整日沉迷佛典，醉心佛法。甚至一度悲觀厭世，曾兩次企圖自殺。盡管他後來
出佛入儒，結婚成家，但卻終生保持著茹素不葷的習慣。
1916年，袁世凱帝製失敗，梁漱溟也度過了自己的精神危機，經過一番痛苦的
思索，他終於出佛入儒，選定儒學作為自己的哲學信仰。這種思想轉變最終在他任
教北大期間完成。
1917年10月，梁漱溟因《究元決疑論》（發表在《東方雜誌》第5、6、7月號上）
而得識於蔡元培，並受蔡之邀到北大擔任講師，主講印度哲學。他到北大的第一天
就向蔡元培慎重聲明：“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在北
大先後開設了印度哲學概論、儒家哲學、孔學意旨等課程。其講授深入淺出，說理
透徹，見解精到，常發人之未發，決世人未決之疑，深受學生歡迎。後來成為一代
宗師的馮友蘭就是他這時的得意門生。
在進入北大的第二年，他就開始了東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工作。到1920年秋，他
就開始在北大係統地講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首次運用比較方法學，對中國、西
方、印度三方文化產生的歷史淵源，它們各自的哲學根據及它們在人類歷史上的地
位，作了全麵而係統的分析。並在最後大膽斷言：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
復興！
1921年暑假，梁漱溟應山東省教育廳的邀請在濟南講授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一連講了40天，最後由陳政、羅常培將記錄整理成文，不久即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
版。此書一出，即因其全新的理論視角和獨到的見解，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到
1929年，此書即已印行八版，並被翻譯成12國文字。此書的出版，把近代以來的中
西文化之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也標誌著一種新的治學方向即現代新儒家
哲學的產生。
1924年夏，梁漱溟為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辭去北大教席，遠赴山東曹州中學
試辦高中部，並想以此為基礎成立曲阜大學。但不到一年，他又懷著失望的心情迴
到北京，先客居清華園，編印其父遺稿。後又與十多位從山東追隨而來的學生在什
剎海共住共讀，互相敬勉。在這段時間裏，形成了梁漱溟獨特的教學方式——朝會。
他後來迴憶說：每天清晨，天將明未明之時，師生共在月台上團坐。其時疏星殘月，
悠懸空際；山河大地，一片寂靜；唯間聞更雞喔喔作啼。身處此境，頓覺心地清明、
精神振奮，且有眾睡而我獨醒之感，並由此而倍感自身於世人於社會責任之重大。
大家或講話或沉思反省，盡情地利用這人生最可寶貴的一剎那，抑揚朝氣，錘鍊心
誌。朝會製度從此開始，以後他在山東主辦鄉村建設研究院時仍堅持不懈，後來還
將朝會所講輯成《朝話》一書出版。
1927年5月，梁受友人李濟深（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廣東任廣州政治
分會建設委員會主席，籌辦鄉治講習所，並任省立一中校長。在這裏，他首次明確
地提出並闡述了自己的鄉治理論，主張從鄉村自治入手，改造舊中國，建立一個新
中國。簡而言之，就是“以農立國”。1930年1月，由他參與籌辦的河南村治學院開
學，梁擔任教務主任並主講鄉村自治組織等課程。是年暑假，又應邀到北京大學、
燕京大學作題為《中國問題之解決》的講演。闡述他的“村治主義”。他明確指出：
“我眼中的鄉治，是看作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的一新方向”，鄉村運動的實質就
是一場文化復興運動。
1931年，因蔣馮間中原大戰。河南村治學院停辦。同年1月，受山東省主席韓復
榘之邀，梁漱溟帶領部分同仁赴山東籌辦鄉村建設研究院，並以此為中心，以鄒平
縣（後增至14縣）為基地，廣泛地展開了他的“鄉村建設實驗”。他主張以“鄉學”
代替區公所，以“村學”代替鄉公所，建立教育和行政合一的農村基層政權組織。
實際上，所謂“鄉村建設”就是他的新孔學思想在政治方麵的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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