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考》、《尚書義考》）及哲學（《法象論》、《原善》、《緒言》、《孟子
私淑錄》、《孟子字義疏證》）。從他治學的深度和廣度來說，不愧為幹、嘉學者
之第一人。
下篇：批判程朱理學 復歸儒學原旨
如果僅僅把戴震看成是一位埋頭考據的樸學家，這是對他的最大誤解。事實上
盡管戴震在經學、小學、數學、天文學等領域內達到了很少有人能夠達到的深度，
但他的最主要的貢獻卻是哲學上的建樹，這也是他區別於其他幹嘉學者的主要方麵。
宋明理學發展到末流，往往空談心性，束書不觀。程朱主張“性即理”，陸王
高談“心即理”，兩派的後學者不再去“自家體貼”，各誦先師之言，互相駁難，
往往難以論定軌是孰非，逐漸形成了一種“寧道孔孟誤，諱說程朱非”的社會風氣，
儒家原旨晦而不彰。自明代中葉以後，一些學者逐漸認識到要解決儒學內部的紛爭，
必須“取證於經書”，考據之風慢慢形成。經過明清嬗代之巨變，一些學者認識到
空談足以亡國，因此在考據的基礎上，又注意“經世致用”，力圖使儒學成為對國
家、對百姓有用的學問。他們在自己的學術主張中，或糾程、朱之偏、或矯陸、王
之失，對宋明以來的理學思想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評，希望恢復孔孟儒學的本來麵
目。戴震的學術思想就是這一時代思潮下的產物。
1.故訓名物：明道之具
自宋儒將“道問學”與“尊德性”判為兩途，後世儒者專重於“尊德性”，不
重視“聞見之知”，舍訓詁、名物而空談義理。宋代學者黃震曾說，本朝經學“擺
落訓詁，直尋義理”。明代心學獨盛，好講現成“良知”，不需要“工夫”就可以
直透“本體”，隻要靜坐就可以“致良知”。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針對明代學
風之流弊，提出“經學即理學”，主張“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注]，
戴震繼承了自顧炎武以來的學術傳統，加以發展，提出“由故訓以明義理”、“執
義理而後能考核”的學術思想，把“義理”建立在紮紮實實的考據基礎上。
戴震認為，孔孟之道就在《六經》之中。他在《沈學士文集序》中說：
以今之去古既遠，聖人之道在《六經》也。當其時，不過據夫共聞習知，以闡
幽而表微。然其名義製度，自千百世下，遙溯之至於英之能通。
“聖人之道”在聖人之世雖為人所“共聞習知”，但傳之既久，千百年以後，
其“名義製度”往往“莫之能通”。因此，他認為“是以凡學始乎離詞，中乎辨言，
終乎聞道”。他解釋說：
離詞，則舍小學故訓無所借。辨言，則合其立言之體無從而相接以心。
離詞、辨言是“聞道”的必由之路。因此，戴震特別推崇“六經尊眼、鄭”的
惠棟。在《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一文中，他痛心地指出，“《六經》微言，後人
以歧趨而失之”。他批評有人區分漢來，將故訓與義理截然判為兩途的議論，指出：
言者輒曰：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於故訓，一主於於義。此試震之大
不解也者。夫所謂理義，苟可以舍經而空憑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之
雲乎哉！
他反對舍經學而空談義理，主張賢人、聖人之理義須“求之古經”。但“求之
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還必須“求之故訓”。他說：
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那麽，賢人、聖人之理義在哪裏？戴震認為“存乎典章製度者也”。這些“典
章製度”不是空虛無物的，而是賢人聖人的大製作，它可以施之於今，經世致用。
他批評那些將故訓、典章製度和理義截然分開的人說：
彼歧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為；理義不存平典章製度，
勢必流入異學曲說而不自知。
戴震感嘆說：“夫今人讀書，文字之鮮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鮮能有通，
妄謂通其心誌，而日傅合不謬，吾不敢知也。”[注]數百年以來，學風日壞，特別
是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往往流於“鑿空”，各家所說的“道”已非儒家的原旨。士
生千載之後，求道於典章製度之中，但遺文垂絕，今古縣隔，因此，研究古代的訓
詁、名物就顯得特別重要。戴震反覆申明這一點。作為他的最基本的學術主張。如
在《古經解鈞沉序》一文中，他說：
後之論漢儒者輒曰：故訓之學雲耳，未與於理精而義明。則詰之以求理義於古
經之外乎？若猶存古經中也，則鑿空得之乎？嗚唿！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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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淑錄》、《孟子字義疏證》）。從他治學的深度和廣度來說，不愧為幹、嘉學者
之第一人。
下篇：批判程朱理學 復歸儒學原旨
如果僅僅把戴震看成是一位埋頭考據的樸學家，這是對他的最大誤解。事實上
盡管戴震在經學、小學、數學、天文學等領域內達到了很少有人能夠達到的深度，
但他的最主要的貢獻卻是哲學上的建樹，這也是他區別於其他幹嘉學者的主要方麵。
宋明理學發展到末流，往往空談心性，束書不觀。程朱主張“性即理”，陸王
高談“心即理”，兩派的後學者不再去“自家體貼”，各誦先師之言，互相駁難，
往往難以論定軌是孰非，逐漸形成了一種“寧道孔孟誤，諱說程朱非”的社會風氣，
儒家原旨晦而不彰。自明代中葉以後，一些學者逐漸認識到要解決儒學內部的紛爭，
必須“取證於經書”，考據之風慢慢形成。經過明清嬗代之巨變，一些學者認識到
空談足以亡國，因此在考據的基礎上，又注意“經世致用”，力圖使儒學成為對國
家、對百姓有用的學問。他們在自己的學術主張中，或糾程、朱之偏、或矯陸、王
之失，對宋明以來的理學思想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評，希望恢復孔孟儒學的本來麵
目。戴震的學術思想就是這一時代思潮下的產物。
1.故訓名物：明道之具
自宋儒將“道問學”與“尊德性”判為兩途，後世儒者專重於“尊德性”，不
重視“聞見之知”，舍訓詁、名物而空談義理。宋代學者黃震曾說，本朝經學“擺
落訓詁，直尋義理”。明代心學獨盛，好講現成“良知”，不需要“工夫”就可以
直透“本體”，隻要靜坐就可以“致良知”。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針對明代學
風之流弊，提出“經學即理學”，主張“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注]，
戴震繼承了自顧炎武以來的學術傳統，加以發展，提出“由故訓以明義理”、“執
義理而後能考核”的學術思想，把“義理”建立在紮紮實實的考據基礎上。
戴震認為，孔孟之道就在《六經》之中。他在《沈學士文集序》中說：
以今之去古既遠，聖人之道在《六經》也。當其時，不過據夫共聞習知，以闡
幽而表微。然其名義製度，自千百世下，遙溯之至於英之能通。
“聖人之道”在聖人之世雖為人所“共聞習知”，但傳之既久，千百年以後，
其“名義製度”往往“莫之能通”。因此，他認為“是以凡學始乎離詞，中乎辨言，
終乎聞道”。他解釋說：
離詞，則舍小學故訓無所借。辨言，則合其立言之體無從而相接以心。
離詞、辨言是“聞道”的必由之路。因此，戴震特別推崇“六經尊眼、鄭”的
惠棟。在《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一文中，他痛心地指出，“《六經》微言，後人
以歧趨而失之”。他批評有人區分漢來，將故訓與義理截然判為兩途的議論，指出：
言者輒曰：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於故訓，一主於於義。此試震之大
不解也者。夫所謂理義，苟可以舍經而空憑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之
雲乎哉！
他反對舍經學而空談義理，主張賢人、聖人之理義須“求之古經”。但“求之
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還必須“求之故訓”。他說：
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那麽，賢人、聖人之理義在哪裏？戴震認為“存乎典章製度者也”。這些“典
章製度”不是空虛無物的，而是賢人聖人的大製作，它可以施之於今，經世致用。
他批評那些將故訓、典章製度和理義截然分開的人說：
彼歧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為；理義不存平典章製度，
勢必流入異學曲說而不自知。
戴震感嘆說：“夫今人讀書，文字之鮮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鮮能有通，
妄謂通其心誌，而日傅合不謬，吾不敢知也。”[注]數百年以來，學風日壞，特別
是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往往流於“鑿空”，各家所說的“道”已非儒家的原旨。士
生千載之後，求道於典章製度之中，但遺文垂絕，今古縣隔，因此，研究古代的訓
詁、名物就顯得特別重要。戴震反覆申明這一點。作為他的最基本的學術主張。如
在《古經解鈞沉序》一文中，他說：
後之論漢儒者輒曰：故訓之學雲耳，未與於理精而義明。則詰之以求理義於古
經之外乎？若猶存古經中也，則鑿空得之乎？嗚唿！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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