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注》”。當時戴震在學術界雖小有名氣，但畢竟還算年輕。因此他又作《屈武音
義》，假名汪梧鳳。另有《勾股割圜記》”一書，利用西洋算法進行註解，假名吳
思孝。這兩個人都有一定的影響。
一場家族財產糾紛迫使戴震入京避禍。幹隆二十年，戴震狀告一個家族中強橫
子弟侵占祖墳，不料這個強橫子弟倚仗財勢打通關節，反誣戴震不法，縣令準備抓
他治罪。戴震聞訊，“乃脫身挾策人都”，隻帶了一些書籍和本人的著述，其他行
李、衣服都沒有。他寄旅於歙縣會館，“是時紀太史陶、王太史鳴盛、錢太史大聽、
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進士，以學問名一時，耳先生名，往訪之。叩其學，
聽其言，觀其書，莫不擊節嘆賞，於是聲重京師，名公卿爭相交焉。”京師之行，
是戴震學術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紀昀、王鳴盛、錢大昕、王昶、朱筠、秦蕙田、姚
鼐、王安國、盧文(弓召)等一大批學術名流都與戴震相識。這些人對戴震的學識都
很推賞，為他廣為延譽。戴震與這些堪稱海內碩儒的人交往，擴大了眼界，增長了
見識，學術上也更為成熟。
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姚鼐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這時為孝廉。他傾心於戴震
之學，寫信給戴，欲奉其為師。但戴震雖然學高天下，卻不好為人師。他迴信給姚
鼐予以拒絕說：
至欲以仆為師，則別有說，非徒自顧不足為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
敏謝也。古之所謂友，因分師之半。仆與足下無妨交相師，而參互以求十分之見，
苟有過則相規，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固大善。
作師不如作友，這是戴震的看法。後來姚鼐不滿戴震之學，轉而大肆批評。此
次戴震拒絕為師，使姚鼐免卻背師之譏，這是後話。在這封給姚鼐的信中，戴震還
談到了治學方法：
凡仆所以尋求遺經，懼聖人之緒言暗墳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
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巨細
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聞見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
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尋，循根可以達抄，不手披枝
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
者之辨之也[注]。
在這裏，他提出了治學須有“十分之見”，“巨細畢究，本末兼察”，不留餘
義，這樣所得的結論才有堅實的基礎。
在京師期間，戴震出入名儒碩彥之門，朝夕講論。他寫了《周禮太史正歲年解》
二篇，又有《周髀北極(王玄)璣四遊解》二篇，這些都是他的重要著作。他還寫了
不少書信，在這些書信中，他反覆闡述了自己的學術主張。此外，他應王安國之邀，
到其家塾課其子念孫。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後來蔚為一代考據大師，與戴震的影響
分不開。
戴震在京師滯留了兩年，聲譽鵲起，名揚海內。幹隆二十二年（1757），南還，
在揚州結識了惠棟。惠棟是清代漢學吳派的開創者，而戴震則是皖派宗師，二人在
學術見解上有很多相似之處。戴震說：“惠君與餘相善，蓋深嫉乎鑿空以為經也”
[注]、當然皖派與吳派在治學方法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這隻是清代漢學內部的分歧。
章太炎、梁啓超都曾對戴、惠之間的差別有所論述。章太炎說：“惠氏溫故，故其
徒敦守舊貫，多不仕進；戴氏知新，而隱有所痛於時政，則《孟子字義疏證》所為
作也。”[注]梁啓超以“譯言”為喻，說明皖、吳二派之差別：“惠派之治經也，
如不通歐語之人讀歐書，機譯人為神聖，漢儒則其澤人也，故信憑之不敢有所出入。
戴派不然，對於譯人不輕信焉，求原文之正確，然後即安。惠派所得，則斷章零句，
援古正後而已；戴派每發明一義例，則通諸群書，而皆得其讀。是故惠派可名之曰
漢學，戴派則確為清學，而非漢學。”[注]章、梁二人的論述非常確切。
揚州的學術空氣非常濃厚，是當時的一個學術中心。戴震結識惠棟以後，錢穆
認為他的論學宗旨發生一大變化，“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說，謂於義理製數互有得
失者；今則並歸一途，所得盡在漢，所失盡在宋。義理統於故訓典製，不啻日即故
訓即典製而義理矣。”[注]戴震在揚州客居達4年之久。
戴震雖然博學多聞，名滿海內，但科舉之途對他來說卻比登天還難了直到40歲
時，才考中舉人。以後六次入京參加會試，但每次都名落孫山。畢竟科舉考試所需
要的是能夠作八股文的“人才”，戴震重經學、講訓詁，作出來的八股文未免多了
一些學究氣，因而不被考官青眯。
</br>
義》，假名汪梧鳳。另有《勾股割圜記》”一書，利用西洋算法進行註解，假名吳
思孝。這兩個人都有一定的影響。
一場家族財產糾紛迫使戴震入京避禍。幹隆二十年，戴震狀告一個家族中強橫
子弟侵占祖墳，不料這個強橫子弟倚仗財勢打通關節，反誣戴震不法，縣令準備抓
他治罪。戴震聞訊，“乃脫身挾策人都”，隻帶了一些書籍和本人的著述，其他行
李、衣服都沒有。他寄旅於歙縣會館，“是時紀太史陶、王太史鳴盛、錢太史大聽、
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進士，以學問名一時，耳先生名，往訪之。叩其學，
聽其言，觀其書，莫不擊節嘆賞，於是聲重京師，名公卿爭相交焉。”京師之行，
是戴震學術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紀昀、王鳴盛、錢大昕、王昶、朱筠、秦蕙田、姚
鼐、王安國、盧文(弓召)等一大批學術名流都與戴震相識。這些人對戴震的學識都
很推賞，為他廣為延譽。戴震與這些堪稱海內碩儒的人交往，擴大了眼界，增長了
見識，學術上也更為成熟。
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姚鼐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這時為孝廉。他傾心於戴震
之學，寫信給戴，欲奉其為師。但戴震雖然學高天下，卻不好為人師。他迴信給姚
鼐予以拒絕說：
至欲以仆為師，則別有說，非徒自顧不足為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
敏謝也。古之所謂友，因分師之半。仆與足下無妨交相師，而參互以求十分之見，
苟有過則相規，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固大善。
作師不如作友，這是戴震的看法。後來姚鼐不滿戴震之學，轉而大肆批評。此
次戴震拒絕為師，使姚鼐免卻背師之譏，這是後話。在這封給姚鼐的信中，戴震還
談到了治學方法：
凡仆所以尋求遺經，懼聖人之緒言暗墳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
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巨細
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聞見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
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尋，循根可以達抄，不手披枝
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
者之辨之也[注]。
在這裏，他提出了治學須有“十分之見”，“巨細畢究，本末兼察”，不留餘
義，這樣所得的結論才有堅實的基礎。
在京師期間，戴震出入名儒碩彥之門，朝夕講論。他寫了《周禮太史正歲年解》
二篇，又有《周髀北極(王玄)璣四遊解》二篇，這些都是他的重要著作。他還寫了
不少書信，在這些書信中，他反覆闡述了自己的學術主張。此外，他應王安國之邀，
到其家塾課其子念孫。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後來蔚為一代考據大師，與戴震的影響
分不開。
戴震在京師滯留了兩年，聲譽鵲起，名揚海內。幹隆二十二年（1757），南還，
在揚州結識了惠棟。惠棟是清代漢學吳派的開創者，而戴震則是皖派宗師，二人在
學術見解上有很多相似之處。戴震說：“惠君與餘相善，蓋深嫉乎鑿空以為經也”
[注]、當然皖派與吳派在治學方法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這隻是清代漢學內部的分歧。
章太炎、梁啓超都曾對戴、惠之間的差別有所論述。章太炎說：“惠氏溫故，故其
徒敦守舊貫，多不仕進；戴氏知新，而隱有所痛於時政，則《孟子字義疏證》所為
作也。”[注]梁啓超以“譯言”為喻，說明皖、吳二派之差別：“惠派之治經也，
如不通歐語之人讀歐書，機譯人為神聖，漢儒則其澤人也，故信憑之不敢有所出入。
戴派不然，對於譯人不輕信焉，求原文之正確，然後即安。惠派所得，則斷章零句，
援古正後而已；戴派每發明一義例，則通諸群書，而皆得其讀。是故惠派可名之曰
漢學，戴派則確為清學，而非漢學。”[注]章、梁二人的論述非常確切。
揚州的學術空氣非常濃厚，是當時的一個學術中心。戴震結識惠棟以後，錢穆
認為他的論學宗旨發生一大變化，“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說，謂於義理製數互有得
失者；今則並歸一途，所得盡在漢，所失盡在宋。義理統於故訓典製，不啻日即故
訓即典製而義理矣。”[注]戴震在揚州客居達4年之久。
戴震雖然博學多聞，名滿海內，但科舉之途對他來說卻比登天還難了直到40歲
時，才考中舉人。以後六次入京參加會試，但每次都名落孫山。畢竟科舉考試所需
要的是能夠作八股文的“人才”，戴震重經學、講訓詁，作出來的八股文未免多了
一些學究氣，因而不被考官青眯。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