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入手，對佛教唯心主義教義和虛無的人生態度進行了批判和徹底否定；他還對佛
家的“能所”概念加以改造、闡發，辯證地論述了“能”（主觀）、“所”（客觀）
間的關係，認為“因所以發能”、“能必副其所”，為中國古代認識論的發展作出
了貢獻。對老、莊學說，王夫之也有深刻的研究，“入其壘，襲其輜，暴其恃，而
見其瑕”（《老子衍·序》），採取批判、改造的態度。在“知”和“行”的關係
問題上，王夫之指出，朱熹的“知先行後”說是“先知以廢行”，王守仁的“知行
合一”說是“銷行以歸知”，擊中了理學和心學的要害；他認為“行可兼知，而知
不可兼行”，強調實踐的重要性，明確提出“知也者，因以行為功”，這一極為高
明而精采的見解是過去的知行學說所難以企及的。他還痛斥宋明道學家的“懲忿”、
“窒慾”、“滅情”等扭曲人性、倫理異化的謬論，主張天理即在人慾中，“隨處
見人慾，即隨處見天理”。這種思想對後人也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在經學方麵，王夫之也別開生麵，貢獻超卓。其治經的主要特色是徵實，他的
兒子王放說：“府君自少喜從人間問四方事，至於江山險要、士馬食貨、典製沿革，
皆極意研究；讀史、讀註疏，至於書誌年表，考駁同異。人之所忽，必詳慎搜間之，
而更以見聞證之。”（《薑齋公行述》）夫之為學的嚴謹態度和求實精神，於此可
見。
一部《周易》，數千年來眾說紛壇，穿鑿附會、糾結不清。王夫之的《周易稗
疏》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籠罩在《周易》上的重重迷霧，其“大旨不信陳摶之學，
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清圖、緯書雜說，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玄妙附合老、
莊之旨。故言必徵實，事必切理，於近時說《易》諸家為最有根據”（《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下引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的《書經稗疏》針對宋人蘇軾《東
坡書傳》和蔡沈《書集傳》中的空疏玄虛之說，一一加以訂正，“駁蘇軾《傳》及
蔡《傳》之失，則大抵辭有根據，不同遊談；雖醇疵疵互見，而可取者較多焉”。
《詩經稗疏》則考訂草木魚蟲山川器服以及製度，“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
《箋》諸說之遺，……皆確有依據，不為臆斷”；《春秋稗疏》致力於地理的考索，
在許多地方彌補訂正了杜預的闕失……清同治間，曾國藩刻《船山遺書》，在《序》
中說：“先生歿後，巨儒迭興，或改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
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為卓絕。先生皆已發之於
前，與後賢若合符契”，可見王夫之博大精深的學術成就對有清一代學術界的深遠
影響。
船山史學的立足點，仍在經世致用，他說：“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
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慾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無由也，則惡用
史為？”（《資治通鑑·光武（十）》）王夫之的史學思想，內容十分豐富，在
《讀四書大全說》、《尚書引義》、《春秋世論》以及上文曾徵引的著述中隨處可
見其對歷史的評說，而成書於晚年的《讀通鑑論》31卷和《宋論》15卷，更是係統
的史論巨著。在這些著作中，夫之運用唯物主義自然觀和樸素辯證法思想觀察和解
釋社會歷史現象，顯現出超越前人的理性主義光輝。
王夫之對傳統的歷史觀進行了總結式的大清理。鄒衍的“五德終始”說以“五
行”解釋歷史，認為每個朝代都代表五行中的某一德，由於五行相勝，歷史就按土、
木、金、水、火的順序，五德“相次轉用事”，並不斷循環往復。夫之對這一遺毒
既廣且深的謬說深惡痛絕，他抨擊道：“五德者，鄒行之邪說，以惑天下，而誣古
帝王以征之，秦漢因而襲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齒也”（《讀通鑑論》
卷16），一針見血地揭破其蒙昧主義本質。董仲舒承襲鄒行之說，略加改頭換麵，
提出“三統循環”論，認為黑統、白統、赤統分別代表某一朝代的特性，歷史就以
三統依次嬗遞的方式周而復始；朝代更迭，典章製度方麵也要有相應的改變，即所
謂“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意。對此，王夫之指出：“歷雖精，而行之數百年
則必差；……若夫服色，則世益降、物益備，期於協民瞻視，天下安之而止矣”
（卷19），比如自隋文帝定黃色為帝服之色，以後各代相沿不改，無非是因為黃色
“明而不炫，韞而不幽”罷了，與所謂“天誌”毫不相幹，也不包含什麽神秘的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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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能所”概念加以改造、闡發，辯證地論述了“能”（主觀）、“所”（客觀）
間的關係，認為“因所以發能”、“能必副其所”，為中國古代認識論的發展作出
了貢獻。對老、莊學說，王夫之也有深刻的研究，“入其壘，襲其輜，暴其恃，而
見其瑕”（《老子衍·序》），採取批判、改造的態度。在“知”和“行”的關係
問題上，王夫之指出，朱熹的“知先行後”說是“先知以廢行”，王守仁的“知行
合一”說是“銷行以歸知”，擊中了理學和心學的要害；他認為“行可兼知，而知
不可兼行”，強調實踐的重要性，明確提出“知也者，因以行為功”，這一極為高
明而精采的見解是過去的知行學說所難以企及的。他還痛斥宋明道學家的“懲忿”、
“窒慾”、“滅情”等扭曲人性、倫理異化的謬論，主張天理即在人慾中，“隨處
見人慾，即隨處見天理”。這種思想對後人也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在經學方麵，王夫之也別開生麵，貢獻超卓。其治經的主要特色是徵實，他的
兒子王放說：“府君自少喜從人間問四方事，至於江山險要、士馬食貨、典製沿革，
皆極意研究；讀史、讀註疏，至於書誌年表，考駁同異。人之所忽，必詳慎搜間之，
而更以見聞證之。”（《薑齋公行述》）夫之為學的嚴謹態度和求實精神，於此可
見。
一部《周易》，數千年來眾說紛壇，穿鑿附會、糾結不清。王夫之的《周易稗
疏》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籠罩在《周易》上的重重迷霧，其“大旨不信陳摶之學，
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清圖、緯書雜說，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玄妙附合老、
莊之旨。故言必徵實，事必切理，於近時說《易》諸家為最有根據”（《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下引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的《書經稗疏》針對宋人蘇軾《東
坡書傳》和蔡沈《書集傳》中的空疏玄虛之說，一一加以訂正，“駁蘇軾《傳》及
蔡《傳》之失，則大抵辭有根據，不同遊談；雖醇疵疵互見，而可取者較多焉”。
《詩經稗疏》則考訂草木魚蟲山川器服以及製度，“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
《箋》諸說之遺，……皆確有依據，不為臆斷”；《春秋稗疏》致力於地理的考索，
在許多地方彌補訂正了杜預的闕失……清同治間，曾國藩刻《船山遺書》，在《序》
中說：“先生歿後，巨儒迭興，或改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
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為卓絕。先生皆已發之於
前，與後賢若合符契”，可見王夫之博大精深的學術成就對有清一代學術界的深遠
影響。
船山史學的立足點，仍在經世致用，他說：“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
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慾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無由也，則惡用
史為？”（《資治通鑑·光武（十）》）王夫之的史學思想，內容十分豐富，在
《讀四書大全說》、《尚書引義》、《春秋世論》以及上文曾徵引的著述中隨處可
見其對歷史的評說，而成書於晚年的《讀通鑑論》31卷和《宋論》15卷，更是係統
的史論巨著。在這些著作中，夫之運用唯物主義自然觀和樸素辯證法思想觀察和解
釋社會歷史現象，顯現出超越前人的理性主義光輝。
王夫之對傳統的歷史觀進行了總結式的大清理。鄒衍的“五德終始”說以“五
行”解釋歷史，認為每個朝代都代表五行中的某一德，由於五行相勝，歷史就按土、
木、金、水、火的順序，五德“相次轉用事”，並不斷循環往復。夫之對這一遺毒
既廣且深的謬說深惡痛絕，他抨擊道：“五德者，鄒行之邪說，以惑天下，而誣古
帝王以征之，秦漢因而襲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齒也”（《讀通鑑論》
卷16），一針見血地揭破其蒙昧主義本質。董仲舒承襲鄒行之說，略加改頭換麵，
提出“三統循環”論，認為黑統、白統、赤統分別代表某一朝代的特性，歷史就以
三統依次嬗遞的方式周而復始；朝代更迭，典章製度方麵也要有相應的改變，即所
謂“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意。對此，王夫之指出：“歷雖精，而行之數百年
則必差；……若夫服色，則世益降、物益備，期於協民瞻視，天下安之而止矣”
（卷19），比如自隋文帝定黃色為帝服之色，以後各代相沿不改，無非是因為黃色
“明而不炫，韞而不幽”罷了，與所謂“天誌”毫不相幹，也不包含什麽神秘的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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