筵講官學士葉方藹（字於吉，江蘇崑山人）向玄燁推薦黃宗羲，宗羲門生陳錫根
（字分後，當時在京為官）得知後大驚，說：“這隻會使老師象疊山那樣啊！”
（謝仿得號疊山，南宋遺民，義不仕元，為官府逼迫北上，至京絕食而死。）便極
力向葉剖陳利害，此事才算了結。當時被各地推薦的，還有顧炎武、呂田良等，顧、
呂也都拒不應召。
第二年開設史局修《明史》，修史總裁徐元文（字公肅，號玄齋，江蘇崑山人，
1634—1691）又欲聘請黃宗羲出山，宗羲仍然拒絕。當萬斯同應聘入京時，宗羲送
行之詩說：“不放河汾聲價倒，太平有策莫輕題”，明白地表示了自己不與朝廷合
作的態度。季野入京後，也執意“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
康熙十八年（1680），徐元文再次向皇帝建議聘宗羲修史，於是，旨下浙江督
撫“以禮敦請”，宗羲以“老病”為由，堅執不就；皇帝又下特旨，令地方官把黃
宗羲關於明史的所有論著“抄錄來京，宣付史館”（《年譜》）。徐又一力延請黃
百家，宗羲不得已而同意——也許，還因為宗羲認為“國可亡，史不可亡”（《南
雷文定·次公董公墓誌銘》），並給徐元文寫信說：“現在我把兒子交給你，總可
以因此放過我了吧！”……
不過，由於黃宗羲不反對自己的門生和兒子參與史局，同時，他本人的文章中
也有一些讚揚康熙皇帝及當時大臣如葉方藹和徐氏兄弟等人的文字，所以也有一些
人認為黃宗羲“大節不虧，小節可議”，甚至認為“失節”。這種看法，恐怕也未
必全麵、允當。
清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即1695年8月12日，一代哲人黃宗羲停止了唿吸，享
年86歲。遵照宗羲“不用棺槨，不作佛事”（《年譜》，參見《南雷文定·梨洲末
命》及《喪製或問》）的遺命，七月初四，黃百家率家人以極其簡樸的禮儀，將梨
洲老人安葬在化安山黃尊素墓北側。
五、學術泰鬥 思想巨人
作為博學多才的一代大儒，作為中國文化學術史上傑出的思想家，梨洲先生的
成就和貢獻是多方麵的，其中最重要的，當推政治思想哲學、史學三個領域。
梨洲有關政治思想的論著不少，而《明夷待訪錄》則奠定了他的民主啟蒙思想
家的歷史地位。《待訪錄》包括《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
校》等共13篇，對數千年來政製、法律、教育、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麵加以理性的
反省和批判，從而提出了一個富含民主意識的全方位的政治大綱。
中央政製的核心是最高統治者——君。梨洲在《原君》篇中提出，君應該做到
“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
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而己又不享其利”，這才是“君之道”，才是
“君之職分”；隻有合乎這個標準，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君。由此引申，“君”與
“天下”的關係應該是“天下為主，君為客”——人民是主人翁，君則是為主人翁
獲利釋害而勤勞的人。這是一部《待訪錄》開宗明義的總綱。然而歷史的現實卻是
“君為主，天下為客”，他們“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
淫樂”，而且“視為當然”；梨洲認為，這樣的君不折不扣是“天下之大害”。正
因為自秦漢以來都顛倒了這個關係，為君者都視天下為自己的產業，做了君主就應
當占有一切，所以才會演出一幕緊接著一幕的為爭奪這個產業而血肉崩潰的慘劇！
這裏不存在什麽“華”“夷”的區別，作者的批判鋒芒是指向歷代一切統治者的。
僅此一點，就高過同時代的許多思想家。梨洲還從根本上否定“君為臣綱”。他說：
臣的職責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原臣》，下同），臣
不是“君之仆妾”，而是“君之師友”，臣與君的關係是平等的：“臣之與君，名
異而實同”，都是為著萬民的利益來同心協力治理國家；若不出仕為臣。於君則為
“路人”——這已跟“公僕”的含義頗為接近了。至於“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
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更是對忠君觀念的徹底批判。關於法律，梨洲認為“貴
不在朝廷，賤不在草莽”（《原法》，下同），含有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意味；主
張“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與儒家傳統思想“有治人而無治法”也針鋒相對。在
《學校》篇中，梨洲認為學校不僅僅是培養人才的場所，而更應該是立法議政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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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分後，當時在京為官）得知後大驚，說：“這隻會使老師象疊山那樣啊！”
（謝仿得號疊山，南宋遺民，義不仕元，為官府逼迫北上，至京絕食而死。）便極
力向葉剖陳利害，此事才算了結。當時被各地推薦的，還有顧炎武、呂田良等，顧、
呂也都拒不應召。
第二年開設史局修《明史》，修史總裁徐元文（字公肅，號玄齋，江蘇崑山人，
1634—1691）又欲聘請黃宗羲出山，宗羲仍然拒絕。當萬斯同應聘入京時，宗羲送
行之詩說：“不放河汾聲價倒，太平有策莫輕題”，明白地表示了自己不與朝廷合
作的態度。季野入京後，也執意“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
康熙十八年（1680），徐元文再次向皇帝建議聘宗羲修史，於是，旨下浙江督
撫“以禮敦請”，宗羲以“老病”為由，堅執不就；皇帝又下特旨，令地方官把黃
宗羲關於明史的所有論著“抄錄來京，宣付史館”（《年譜》）。徐又一力延請黃
百家，宗羲不得已而同意——也許，還因為宗羲認為“國可亡，史不可亡”（《南
雷文定·次公董公墓誌銘》），並給徐元文寫信說：“現在我把兒子交給你，總可
以因此放過我了吧！”……
不過，由於黃宗羲不反對自己的門生和兒子參與史局，同時，他本人的文章中
也有一些讚揚康熙皇帝及當時大臣如葉方藹和徐氏兄弟等人的文字，所以也有一些
人認為黃宗羲“大節不虧，小節可議”，甚至認為“失節”。這種看法，恐怕也未
必全麵、允當。
清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即1695年8月12日，一代哲人黃宗羲停止了唿吸，享
年86歲。遵照宗羲“不用棺槨，不作佛事”（《年譜》，參見《南雷文定·梨洲末
命》及《喪製或問》）的遺命，七月初四，黃百家率家人以極其簡樸的禮儀，將梨
洲老人安葬在化安山黃尊素墓北側。
五、學術泰鬥 思想巨人
作為博學多才的一代大儒，作為中國文化學術史上傑出的思想家，梨洲先生的
成就和貢獻是多方麵的，其中最重要的，當推政治思想哲學、史學三個領域。
梨洲有關政治思想的論著不少，而《明夷待訪錄》則奠定了他的民主啟蒙思想
家的歷史地位。《待訪錄》包括《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
校》等共13篇，對數千年來政製、法律、教育、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麵加以理性的
反省和批判，從而提出了一個富含民主意識的全方位的政治大綱。
中央政製的核心是最高統治者——君。梨洲在《原君》篇中提出，君應該做到
“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
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而己又不享其利”，這才是“君之道”，才是
“君之職分”；隻有合乎這個標準，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君。由此引申，“君”與
“天下”的關係應該是“天下為主，君為客”——人民是主人翁，君則是為主人翁
獲利釋害而勤勞的人。這是一部《待訪錄》開宗明義的總綱。然而歷史的現實卻是
“君為主，天下為客”，他們“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
淫樂”，而且“視為當然”；梨洲認為，這樣的君不折不扣是“天下之大害”。正
因為自秦漢以來都顛倒了這個關係，為君者都視天下為自己的產業，做了君主就應
當占有一切，所以才會演出一幕緊接著一幕的為爭奪這個產業而血肉崩潰的慘劇！
這裏不存在什麽“華”“夷”的區別，作者的批判鋒芒是指向歷代一切統治者的。
僅此一點，就高過同時代的許多思想家。梨洲還從根本上否定“君為臣綱”。他說：
臣的職責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原臣》，下同），臣
不是“君之仆妾”，而是“君之師友”，臣與君的關係是平等的：“臣之與君，名
異而實同”，都是為著萬民的利益來同心協力治理國家；若不出仕為臣。於君則為
“路人”——這已跟“公僕”的含義頗為接近了。至於“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
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更是對忠君觀念的徹底批判。關於法律，梨洲認為“貴
不在朝廷，賤不在草莽”（《原法》，下同），含有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意味；主
張“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與儒家傳統思想“有治人而無治法”也針鋒相對。在
《學校》篇中，梨洲認為學校不僅僅是培養人才的場所，而更應該是立法議政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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