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宗周被革職後，閑居講學達四年之久。在這一時期，明代閉禍達到頂峰。東
林、首善等講學書院被毀，並榜東林黨人姓名於天下。很多士大夫被削籍為民、逮
捕入獄甚至被處死，知識界遭受到空前浩劫。天啟五年（1625）七月，楊漣、左光
鬥、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等“六君子”先後被魏忠賢掠殺於鎮撫司獄
中。這六人之中，有好幾位都是劉宗周的密友。劉宗周知道他們的死訊，以悲憤的
心情寫了一篇《吊六君子賦》。隨後，密友高攀龍自沉於止水，黃尊素也被殺害。
劉宗周本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單。不久熹宗崩，信王朱由檢嗣位，改元崇禎，大赦天
下，解除了黨禁，斥逐閹黨，為死難者恢復名譽，給還削籍諸臣官誥。劉宗周才幸
免於難，被起用為順天府尹。崇禎即位之初，即欲改弦更張，勵精圖治，朝政出現
了一些新氣象，明朝的社稷似乎有了一線新希望。劉宗周飽含熱情，來到北京，上
《麵恩預矢責難之義以致君堯舜疏》，希望崇禎“超然遠覽，以堯舜之學，行堯舜
之道”，崇禎認為這是迂闊之言。崇禎求治心急，人才、餉糧、流寇、邊患等常縈
繞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體措施。劉宗周卻認為這些都是刑名之
術，近於功利，人主應以仁義為本。因議論不合，他隻作了一年順天府尹，就告病
迴鄉，與陶爽齡成立“證人社”，會集同誌講學。會期定於每月的三日這天，辰集
午散。劉宗周撰定《證人社約》，分為學撤、會儀、約言、約戒四部分，作為證人
社的章程。後來劉宗周將證人社歷次會講編為《證人社語錄》。
這以後，劉宗周又獨自講學，先後著《第一義》等說，輯《鄉約小相編》、
《劉氏宗約》、《聖學宗要》，著《證人小譜》，又輯《孔孟合壁》、《五子連珠》
等書，一方麵對程朱陸王的學說進行篩選，另一方麵繼續自己獨立的思考和學術活
動，完善自己的哲學思想。
崇禎九年（1636），朝廷詔升劉宗周為工部左侍郎。此時東北滿洲已建國號為
清，日益強大；明王朝內部人民起義已經如火如荼，江山已搖搖欲墜，崇禎求治的
希望化為泡影。劉宗周多年賦閑，對明王朝的痼疾了解得很清楚。冰凍三日，非一
日之寒，急功近利，是無法解決國家的根本問題的。他希望能從皇帝本人做起，先
修德治心，親近儒臣，這才是為治的根本。他向崇禎上《痛切時艱直陳轉亂為治之
機以仰紓宵旰疏》，歷數從前弊政，請崇禎帝更調化瑟。他說：
抑臣聞之，有天德者然後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於懼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
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
學，求其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於此而得之。
劉宗周向崇禎推銷自己的“慎獨”之學，崇禎帝當然不會感興趣。這位後來的
亡國之君急求嚮往的是如果打退清兵，平息內亂，如何籌集軍餉，解決財政危機。
他認為劉宗周的話是迂闊無用的陳詞濫調。疏中劉宗周對他的所作所為加以批評，
這位剛愎自用的皇帝不想再聽逆耳之言，龍顏大怒，傳諭內閣，想加以重處。後來
他又想，劉宗周素有清名，不妨放他一馬，我也樂得一個能容直言的名聲。劉宗周
才得以平安過關。
也許作名儒比作名臣容易一些，劉宗周入朝後，很有些勉為其難。他在給兒子
劉伯的信中說：
勉強拜命，真如牽羊人屠肆耳。及既拜命，則不便再容易抽身，隻得以老病之
身許之君父，意欲得當以報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懷，是以有前日之疏。
既然入了朝廷；食了君家的俸祿，就要為朝廷分憂。但犯顏直言吧，人家認為
迂闊，不高興，不說吧，又對不起自己作為孔孟之徒的良心。劉宗周就是以這種心
情，勉強入仕。他始終認為，人心為禍之烈，皇帝躬親庶務之非，必須自去其聰明，
慎獨用賢，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於萬一。但他對國家大事的關
切，得不到皇帝的賞識。這時有人上疏說“劉宗周才謂不足而道學有餘，主治未獲
經綸之益，甄士殊多砥礪之功”，於是劉宗周再次告病求歸。行至德州，上《微臣
身切時艱敢因去國之轍恭申慰悃兼附芻蕘之獻疏》，極言賢奸顛倒，任用匪人之禍，
崇禎大怒，降旨：“劉宗周明係比私敵政，顛倒是非，姑著革職為民！”
政治上的失意，卻換來了學術上的豐收。劉宗周從宦海漩渦之中解脫出來，將
更多的時間投入講學與著述之中。在他的學術主張中，“誠意”、“慎獨”始終占
據了重要地位。但直到這時，他才把自己關於《大學》“誠意”、《中庸》“已發”、
“未發”的學說向學者係統地公開，劉宗周的哲學思想已臻於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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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首善等講學書院被毀，並榜東林黨人姓名於天下。很多士大夫被削籍為民、逮
捕入獄甚至被處死，知識界遭受到空前浩劫。天啟五年（1625）七月，楊漣、左光
鬥、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等“六君子”先後被魏忠賢掠殺於鎮撫司獄
中。這六人之中，有好幾位都是劉宗周的密友。劉宗周知道他們的死訊，以悲憤的
心情寫了一篇《吊六君子賦》。隨後，密友高攀龍自沉於止水，黃尊素也被殺害。
劉宗周本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單。不久熹宗崩，信王朱由檢嗣位，改元崇禎，大赦天
下，解除了黨禁，斥逐閹黨，為死難者恢復名譽，給還削籍諸臣官誥。劉宗周才幸
免於難，被起用為順天府尹。崇禎即位之初，即欲改弦更張，勵精圖治，朝政出現
了一些新氣象，明朝的社稷似乎有了一線新希望。劉宗周飽含熱情，來到北京，上
《麵恩預矢責難之義以致君堯舜疏》，希望崇禎“超然遠覽，以堯舜之學，行堯舜
之道”，崇禎認為這是迂闊之言。崇禎求治心急，人才、餉糧、流寇、邊患等常縈
繞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體措施。劉宗周卻認為這些都是刑名之
術，近於功利，人主應以仁義為本。因議論不合，他隻作了一年順天府尹，就告病
迴鄉，與陶爽齡成立“證人社”，會集同誌講學。會期定於每月的三日這天，辰集
午散。劉宗周撰定《證人社約》，分為學撤、會儀、約言、約戒四部分，作為證人
社的章程。後來劉宗周將證人社歷次會講編為《證人社語錄》。
這以後，劉宗周又獨自講學，先後著《第一義》等說，輯《鄉約小相編》、
《劉氏宗約》、《聖學宗要》，著《證人小譜》，又輯《孔孟合壁》、《五子連珠》
等書，一方麵對程朱陸王的學說進行篩選，另一方麵繼續自己獨立的思考和學術活
動，完善自己的哲學思想。
崇禎九年（1636），朝廷詔升劉宗周為工部左侍郎。此時東北滿洲已建國號為
清，日益強大；明王朝內部人民起義已經如火如荼，江山已搖搖欲墜，崇禎求治的
希望化為泡影。劉宗周多年賦閑，對明王朝的痼疾了解得很清楚。冰凍三日，非一
日之寒，急功近利，是無法解決國家的根本問題的。他希望能從皇帝本人做起，先
修德治心，親近儒臣，這才是為治的根本。他向崇禎上《痛切時艱直陳轉亂為治之
機以仰紓宵旰疏》，歷數從前弊政，請崇禎帝更調化瑟。他說：
抑臣聞之，有天德者然後可以語王道，其要在於懼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
求之也。臣願皇上視朝之暇，時近儒臣，聽政之餘，益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
學，求其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於此而得之。
劉宗周向崇禎推銷自己的“慎獨”之學，崇禎帝當然不會感興趣。這位後來的
亡國之君急求嚮往的是如果打退清兵，平息內亂，如何籌集軍餉，解決財政危機。
他認為劉宗周的話是迂闊無用的陳詞濫調。疏中劉宗周對他的所作所為加以批評，
這位剛愎自用的皇帝不想再聽逆耳之言，龍顏大怒，傳諭內閣，想加以重處。後來
他又想，劉宗周素有清名，不妨放他一馬，我也樂得一個能容直言的名聲。劉宗周
才得以平安過關。
也許作名儒比作名臣容易一些，劉宗周入朝後，很有些勉為其難。他在給兒子
劉伯的信中說：
勉強拜命，真如牽羊人屠肆耳。及既拜命，則不便再容易抽身，隻得以老病之
身許之君父，意欲得當以報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懷，是以有前日之疏。
既然入了朝廷；食了君家的俸祿，就要為朝廷分憂。但犯顏直言吧，人家認為
迂闊，不高興，不說吧，又對不起自己作為孔孟之徒的良心。劉宗周就是以這種心
情，勉強入仕。他始終認為，人心為禍之烈，皇帝躬親庶務之非，必須自去其聰明，
慎獨用賢，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於萬一。但他對國家大事的關
切，得不到皇帝的賞識。這時有人上疏說“劉宗周才謂不足而道學有餘，主治未獲
經綸之益，甄士殊多砥礪之功”，於是劉宗周再次告病求歸。行至德州，上《微臣
身切時艱敢因去國之轍恭申慰悃兼附芻蕘之獻疏》，極言賢奸顛倒，任用匪人之禍，
崇禎大怒，降旨：“劉宗周明係比私敵政，顛倒是非，姑著革職為民！”
政治上的失意，卻換來了學術上的豐收。劉宗周從宦海漩渦之中解脫出來，將
更多的時間投入講學與著述之中。在他的學術主張中，“誠意”、“慎獨”始終占
據了重要地位。但直到這時，他才把自己關於《大學》“誠意”、《中庸》“已發”、
“未發”的學說向學者係統地公開，劉宗周的哲學思想已臻於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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