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歸於一，而定其適從。”（《全集》卷36《年譜》）企圖通過互相交流來調和兩
家之分歧。淳熙元年（1175年），邀請了陸九淵、陸九齡和朱熹一同到信州（今江
西上饒）鵝湖寺，進行學術討論。與會者除陸氏兄弟和朱熹、呂祖謙四人之外，還
有趙景明、劉子澄、趙景昭等人。
“鵝湖之會”所討論的主要問題是“為學之方”，即治學和修養方法問題。據
記載：
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
欲先發明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
不合（同上）。
討論一開始，陸氏兄弟便各做一詩以表白自己的觀點，他們在詩中稱自己的為
學之方是“易簡功夫”，譏諷朱熹的治學方法是“支離事業”。朱熹聽了二陸的詩，
雖然很不高興，但仍堅持討論了三天。最後，由於雙方各自堅持自己的觀點，討論
沒有達到預計的目的。鵝湖之會以後，“理學”和“心學”之分就十分明顯了。
所謂“易簡功夫”，就是教人先要樹立一個基本立場，這就是通過“切己自反”
來“發明本心”，即所謂“先立乎其大者”。陸九淵認為，如果這樣做了，即使
“不識一字，亦還我堂堂地做個人。”（《全集》卷34語錄上》）。所謂“支離事
業”，是指朱熹要求通過“格物致知”和“泛觀博覽”去認識與掌握“天理”的方
法，陸九淵稱此種方法為“支離事業”。在陸九淵看來，“易簡功夫”是經得住歷
史考驗的“久大”功夫，“支離事業”畢竟是時浮時沉而不可靠的。
盡管雙方在學術觀點上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分歧，但他們之間的討論，仍然是一
次自由討論，彼此都能各抒己見，並未出現水火不相容的現象。由於雙方都能求同
存異，互相尊重，自鵝湖之會以後，朱陸二人常有書函來往，交流意見。特別應該
提到，在鵝湖之會五年之後，陸九淵帶領了幾個學生去拜訪朱烹，當時朱在南康做
知州，主辦了馳名全國的“白鹿洞書院”。當陸九淵到南康時，朱親率同僚、諸生
迎接。在此期間，還對陸表示了愛慕之情，為其兄九齡撰寫了墓誌銘，還特請陸九
淵為書院師生講學。陸九淵以《論語》中“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為題，作了
精彩發揮，聽者無不為之所動，給白鹿洞書院的師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朱熹也非
賞讚賞陸的講演，他寫道：“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肯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
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棘然動心焉。”（《朱文公集》卷81）當時，又請陸
九淵將此次講學之講詞書寫成文，作為白鹿洞書院的一分講義。
關於朱陸之間在學術上的辯論，在前麵的《朱熹》評傳中已有所述評，這裏應
該補述的，是他們對於王安石的評價，在評價中表現了陸九淵比朱烹更有真知灼見。
當時的宋高宗趙構把北宋的衰微歸之於王安石的新法，他繼續了守舊派的成見，支
持這些人對王安石的貶責。朱贏也極力攻擊王安石，陸九淵則不以為然，他在《荊
國王文公祠堂記》中，讚揚王安石說：
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其心，潔白之操寒於
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
公之誌也。”（《全集》卷19）
在這裏，陸九淵對王安石的品德、政績和學術成就都作了很高的評價。他用
“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和“潔白之操寒於冰霜”來讚頌王安石的高尚人品，
用“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讚揚了王安石的學說和政治改革；用“勳績必
為伊周”高度稱頌了王安石的歷史功績；用“道術必為孔孟”肯定了王安石在學術
造詣上的重大成就。這個評論在當時的政治氣候和濃厚的理學氣氛中，無疑是大膽
而可貴的見解，表現了陸九淵的正直和與眾不同的見識。
陸九淵講學活動的最盛時期，是他在淳熙十三年（1186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期
間，這是一個閑差，他有機會迴到故裏，專事講學活動。《年譜》記載了當時的盛
況說：“學者輻揍，時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詣城邑，環坐率二三百人，至不
能容，徙寺觀，縣官為設講席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小，溢途巷。從遊之盛，未見有
此。”（《全集》卷36）說明陸九淵當時的學術活動在社會上影響之大。第二年
（1187年）他受門人彭興、宋世昌等人邀請，去到風景秀麗的貴溪縣應天山講學，
他們在山上修建了精含，聚集了一批學生，定居下來，進行講學活動。又次年，陸
九淵見此山狀如大象，因改應天山為“象山”。“學徒結廬，先生既居精舍，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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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分歧。淳熙元年（1175年），邀請了陸九淵、陸九齡和朱熹一同到信州（今江
西上饒）鵝湖寺，進行學術討論。與會者除陸氏兄弟和朱熹、呂祖謙四人之外，還
有趙景明、劉子澄、趙景昭等人。
“鵝湖之會”所討論的主要問題是“為學之方”，即治學和修養方法問題。據
記載：
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
欲先發明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
不合（同上）。
討論一開始，陸氏兄弟便各做一詩以表白自己的觀點，他們在詩中稱自己的為
學之方是“易簡功夫”，譏諷朱熹的治學方法是“支離事業”。朱熹聽了二陸的詩，
雖然很不高興，但仍堅持討論了三天。最後，由於雙方各自堅持自己的觀點，討論
沒有達到預計的目的。鵝湖之會以後，“理學”和“心學”之分就十分明顯了。
所謂“易簡功夫”，就是教人先要樹立一個基本立場，這就是通過“切己自反”
來“發明本心”，即所謂“先立乎其大者”。陸九淵認為，如果這樣做了，即使
“不識一字，亦還我堂堂地做個人。”（《全集》卷34語錄上》）。所謂“支離事
業”，是指朱熹要求通過“格物致知”和“泛觀博覽”去認識與掌握“天理”的方
法，陸九淵稱此種方法為“支離事業”。在陸九淵看來，“易簡功夫”是經得住歷
史考驗的“久大”功夫，“支離事業”畢竟是時浮時沉而不可靠的。
盡管雙方在學術觀點上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分歧，但他們之間的討論，仍然是一
次自由討論，彼此都能各抒己見，並未出現水火不相容的現象。由於雙方都能求同
存異，互相尊重，自鵝湖之會以後，朱陸二人常有書函來往，交流意見。特別應該
提到，在鵝湖之會五年之後，陸九淵帶領了幾個學生去拜訪朱烹，當時朱在南康做
知州，主辦了馳名全國的“白鹿洞書院”。當陸九淵到南康時，朱親率同僚、諸生
迎接。在此期間，還對陸表示了愛慕之情，為其兄九齡撰寫了墓誌銘，還特請陸九
淵為書院師生講學。陸九淵以《論語》中“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為題，作了
精彩發揮，聽者無不為之所動，給白鹿洞書院的師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朱熹也非
賞讚賞陸的講演，他寫道：“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肯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
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棘然動心焉。”（《朱文公集》卷81）當時，又請陸
九淵將此次講學之講詞書寫成文，作為白鹿洞書院的一分講義。
關於朱陸之間在學術上的辯論，在前麵的《朱熹》評傳中已有所述評，這裏應
該補述的，是他們對於王安石的評價，在評價中表現了陸九淵比朱烹更有真知灼見。
當時的宋高宗趙構把北宋的衰微歸之於王安石的新法，他繼續了守舊派的成見，支
持這些人對王安石的貶責。朱贏也極力攻擊王安石，陸九淵則不以為然，他在《荊
國王文公祠堂記》中，讚揚王安石說：
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其心，潔白之操寒於
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
公之誌也。”（《全集》卷19）
在這裏，陸九淵對王安石的品德、政績和學術成就都作了很高的評價。他用
“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和“潔白之操寒於冰霜”來讚頌王安石的高尚人品，
用“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讚揚了王安石的學說和政治改革；用“勳績必
為伊周”高度稱頌了王安石的歷史功績；用“道術必為孔孟”肯定了王安石在學術
造詣上的重大成就。這個評論在當時的政治氣候和濃厚的理學氣氛中，無疑是大膽
而可貴的見解，表現了陸九淵的正直和與眾不同的見識。
陸九淵講學活動的最盛時期，是他在淳熙十三年（1186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期
間，這是一個閑差，他有機會迴到故裏，專事講學活動。《年譜》記載了當時的盛
況說：“學者輻揍，時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詣城邑，環坐率二三百人，至不
能容，徙寺觀，縣官為設講席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小，溢途巷。從遊之盛，未見有
此。”（《全集》卷36）說明陸九淵當時的學術活動在社會上影響之大。第二年
（1187年）他受門人彭興、宋世昌等人邀請，去到風景秀麗的貴溪縣應天山講學，
他們在山上修建了精含，聚集了一批學生，定居下來，進行講學活動。又次年，陸
九淵見此山狀如大象，因改應天山為“象山”。“學徒結廬，先生既居精舍，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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