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張浚，字德遠，徽宗時進士，做過南宋高宗、孝宗兩期的丞相，一生以恢復中
原為職誌，在他主持政務和執行軍務時期，力主抗金，反對議和，並選拔重用韓世
忠和嶽飛等抗金名將，對穩定南宋統治作出了貢獻。張栻從小就隨父輾轉各地，後
來才定居於衡陽。出生於這樣家庭的張栻，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薰陶。
公元1163年，孝宗繼位，張栻“慨然以奮戰仇虜，克服神州為己任”（《宗文
公集》卷89，《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這時他父親再被起用（這以前受秦檜
等主和派的排斥，被謫貶20年）開府治兵，都督軍事，張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
外參庶務，其可綜畫，幕府之人皆自以為不及也。”（《宋史·道學三》）他秉承
父誌，反對和議，力主抗金。曾因軍事入奏，進言孝宗，激勵孝宗“上念宗社之仇
恥，下閔中原之塗炭”（同上），要求孝宗勵精圖治，革除因循之弊，報仇雪恥，
匡復社稷。這次入奏，得到孝宗賞識，於是“乃定君臣之契”。公元1163年，張浚
再度被主和派排斥下台，於第二年含恨去世。張栻辦完喪事，又屢次上疏言事，鼓
勵孝宗堅持抗戰決心，總結失敗之教訓，明賞罰，悅人心，充士氣，“誓不言和，
專務自強，雖折不撓。”（同上）其後，又多次上疏，要求堅持抗金，反對和議。
他說：“自虜入中國，專以‘和’之字誤我大機……謀國者不可以不知也。”（
《南軒全集》卷34）他指出，抗金之所以屢遭失敗，是因為朝廷的抗戰決心不堅定。
他要求孝宗“誓不言和”，“雖折不撓”，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張栻的主戰，
同那些不切實際空喊抗金或寄希望於僥倖取勝者不同，他認為，要取得抗金戰爭的
勝利，必須增強自己的實力，要“專務自強”，其關鍵是得民心，他說：“夫欲復
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心。求所以得吾民心
者，豈有它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
本。”（《宋史》本傳）這樣的戰略思想，是從根本上考慮問題，不單純從軍事上
考慮問題。從根本上考慮問題，就是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
必須愛護民力，減輕其勞役負擔，並且“不傷其財”，減輕其經濟負擔，讓老百姓
好好生活下去，如果不愛護民力，減輕人民負擔，使老百姓生活不下去，大後方不
穩，就談不上抗金復仇。由此可見，張栻的建議是很有卓識遠見的。據《來史》記
載；宋孝宗幹道元年（1165年）張栻受湖南安撫使劉珙之聘，主管嶽麓書院教事，
在此苦心經營三年，使書院聞名於遐邇，從學者達幾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學派之
規模。幹道五年（1169年）又由劉珙推薦，除知撫州，未及上任，又改知嚴州（今
屬江西），次年招為吏部員外侍郎，並暫時兼任起居郎侍立官，兼待講。在京一年，
得孝宗召對達六七次之多，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談。”
（同上）在這段時間，他做了幾件很出色的事。第一件是在宋孝宗幹道元年（1170
年），虞允文認為敵勢衰弱可圖，建議派遣使者前往金國，以索取徽、欽二帝陵寢
為名，要金人歸還洛陽、鞏縣等失地，“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
（同上）。獨張栻不怕打擊排斥，進見孝宗皇帝，陳述了自己不贊同虞允文貿然出
兵之理由。當時的孝宗本想支持虞的建議，他問張栻：一卿知敵國事乎，金國饑饉
連年，盜賊四起”（同上），張栻答對說：“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卻知之
矣。”孝宗曰：“何也？”張栻答曰：
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盛，而國家兵弱財匾，官吏誕漫，不足倚賴，
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今日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
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且必治其實而
不為虛處，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同上）。
他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國內連年天災嚴重，民貧日盛，國家兵弱財匾，並
且官吏荒誕很不可靠。自己沒有足夠的力量，因而沒有足以屈服敵人的實力。正確
的做法應該是修德立政，用兵養民，選將帥，練甲兵，先作好準備，使自身有了足
夠的實力，才可戰服敵人，收復失地。孝宗為他的高見所折服，便否定了虞允文不
切實際的錯誤意圖。
第二件事是虞允文重用史正誌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際是大量掠取州縣財賦，
致使遠近騷然，士大夫爭相指責其為害，張栻也向皇帝陳述其害，但孝宗因受了史
正誌的蠱惑，認為隻是取之於諸郡縣的財賦，不是取之於民。張栻說：“今日州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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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為職誌，在他主持政務和執行軍務時期，力主抗金，反對議和，並選拔重用韓世
忠和嶽飛等抗金名將，對穩定南宋統治作出了貢獻。張栻從小就隨父輾轉各地，後
來才定居於衡陽。出生於這樣家庭的張栻，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薰陶。
公元1163年，孝宗繼位，張栻“慨然以奮戰仇虜，克服神州為己任”（《宗文
公集》卷89，《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這時他父親再被起用（這以前受秦檜
等主和派的排斥，被謫貶20年）開府治兵，都督軍事，張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
外參庶務，其可綜畫，幕府之人皆自以為不及也。”（《宋史·道學三》）他秉承
父誌，反對和議，力主抗金。曾因軍事入奏，進言孝宗，激勵孝宗“上念宗社之仇
恥，下閔中原之塗炭”（同上），要求孝宗勵精圖治，革除因循之弊，報仇雪恥，
匡復社稷。這次入奏，得到孝宗賞識，於是“乃定君臣之契”。公元1163年，張浚
再度被主和派排斥下台，於第二年含恨去世。張栻辦完喪事，又屢次上疏言事，鼓
勵孝宗堅持抗戰決心，總結失敗之教訓，明賞罰，悅人心，充士氣，“誓不言和，
專務自強，雖折不撓。”（同上）其後，又多次上疏，要求堅持抗金，反對和議。
他說：“自虜入中國，專以‘和’之字誤我大機……謀國者不可以不知也。”（
《南軒全集》卷34）他指出，抗金之所以屢遭失敗，是因為朝廷的抗戰決心不堅定。
他要求孝宗“誓不言和”，“雖折不撓”，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張栻的主戰，
同那些不切實際空喊抗金或寄希望於僥倖取勝者不同，他認為，要取得抗金戰爭的
勝利，必須增強自己的實力，要“專務自強”，其關鍵是得民心，他說：“夫欲復
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心。求所以得吾民心
者，豈有它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
本。”（《宋史》本傳）這樣的戰略思想，是從根本上考慮問題，不單純從軍事上
考慮問題。從根本上考慮問題，就是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
必須愛護民力，減輕其勞役負擔，並且“不傷其財”，減輕其經濟負擔，讓老百姓
好好生活下去，如果不愛護民力，減輕人民負擔，使老百姓生活不下去，大後方不
穩，就談不上抗金復仇。由此可見，張栻的建議是很有卓識遠見的。據《來史》記
載；宋孝宗幹道元年（1165年）張栻受湖南安撫使劉珙之聘，主管嶽麓書院教事，
在此苦心經營三年，使書院聞名於遐邇，從學者達幾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學派之
規模。幹道五年（1169年）又由劉珙推薦，除知撫州，未及上任，又改知嚴州（今
屬江西），次年招為吏部員外侍郎，並暫時兼任起居郎侍立官，兼待講。在京一年，
得孝宗召對達六七次之多，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談。”
（同上）在這段時間，他做了幾件很出色的事。第一件是在宋孝宗幹道元年（1170
年），虞允文認為敵勢衰弱可圖，建議派遣使者前往金國，以索取徽、欽二帝陵寢
為名，要金人歸還洛陽、鞏縣等失地，“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
（同上）。獨張栻不怕打擊排斥，進見孝宗皇帝，陳述了自己不贊同虞允文貿然出
兵之理由。當時的孝宗本想支持虞的建議，他問張栻：一卿知敵國事乎，金國饑饉
連年，盜賊四起”（同上），張栻答對說：“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卻知之
矣。”孝宗曰：“何也？”張栻答曰：
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盛，而國家兵弱財匾，官吏誕漫，不足倚賴，
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今日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
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且必治其實而
不為虛處，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同上）。
他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國內連年天災嚴重，民貧日盛，國家兵弱財匾，並
且官吏荒誕很不可靠。自己沒有足夠的力量，因而沒有足以屈服敵人的實力。正確
的做法應該是修德立政，用兵養民，選將帥，練甲兵，先作好準備，使自身有了足
夠的實力，才可戰服敵人，收復失地。孝宗為他的高見所折服，便否定了虞允文不
切實際的錯誤意圖。
第二件事是虞允文重用史正誌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際是大量掠取州縣財賦，
致使遠近騷然，士大夫爭相指責其為害，張栻也向皇帝陳述其害，但孝宗因受了史
正誌的蠱惑，認為隻是取之於諸郡縣的財賦，不是取之於民。張栻說：“今日州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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