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知交權德輿也遊於他的門下。柳宗元的嶽父楊憑也信佛教。因此，柳宗元自幼生
活在佛教氣氛很濃的環境中。在長安應舉和做官期間，他曾與文暢、靈沏等出入官
場的僧侶結交，並很欣賞晉、宋以來謝安石、王羲之、習鑿齒、謝靈運、鮑照等人
與和尚支道林、釋道安、慧遠、慧休等的關係，又稱讚在同時代的那些“服勤聖人
之教，尊禮浮屠之事”[注]的亦儒亦佛的人物。以後在流貶過程中，柳宗元又與許
多和尚交結。佛教思想對他的浸染很深，與他所受的儒家教育結合，形成了他特有
的調和儒釋的思想。
柳宗元信佛，著重於佛教義理。他把作為外殼的宗教迷信與內在實質的教理區
別對待。他“自幼好佛”而“有得焉”，正是對佛教義理有深切的領會，因此，他
不同意韓愈“人其人，火其書”做法，他說：
儒者韓退之與餘善，嚐病餘嗜浮圖，訾餘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
退之又寓書罪餘，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
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
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
《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
將友惡來、盜蹠，而賤季劄、由餘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
《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斤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
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
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屠之言以此[注]。
在這篇文章中，柳宗元比較全麵地闡述了他對佛教的態度。針對韓愈的指責，
他認為，佛教義理往往與儒家的基本精神相合，不能因為它是“夷”法而加以摒斥。
在這一點上，柳宗元主張兼收並蓄，勇於吸收外來的優秀文化成果，“取其韞玉”，
表現出一種開放的文化心理。至於對佛教徒不講世俗之倫理，脫離生產勞動等消極
方麵，柳宗元與韓愈一樣不贊成。他在《送元懸師序》中批判“世之為釋者，惑不
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是沒有真正參透佛教的教理，讚揚釋元懸
在對待“孝”的問題上“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他還批評“今之言禪者，有流
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又陷乎人”[注]。
柳宗元對待佛教，是以儒學為價值標準，取其“有益於世”者，援佛以濟儒。他認
為佛理“與孔子同道”[注]，具體有這樣幾點：
1.“不愛官，不爭能”，合乎儒家的生活態度。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中說：
“且幾為其道者，不受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遂遂然唯印
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在他看來，佛教大師的恬退閑安，與當時官場
中爭肆奔競、貪戀祿位的風氣形成鮮明的對比。傳統儒家倡導“安貧樂道”，佛學
與之相通。
2.“合所謂生而靜者”，即與儒家的性善說相符合。《禮記·樂記》說：“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物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
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柳宗元認為儒家的這種“主靜”說經過異
端的篡亂，異說紛紜，失去了原旨，“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
老益雜，其術分裂。”而直到佛教學說出現，才恢復了儒家“主靜”說的本源，
“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原，合所謂生而靜者。……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
以廣大不盪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耕鋤，本其靜矣。”[注]在
這一點上，柳宗元把儒、佛之道調合在一起，認為佛學的性善論貫徹始終，正與孟
子“性”說相通。
3.“本於孝敬，積以眾德”，合乎儒家倫理。“孝道”是儒家政治倫理思想的
重要內容。佛教原本不主孝道，規定不禮國王，不拜父母。但佛教傳入中土以後，
經過改造，逐漸適應了傳統儒家政治倫理思想的要求，也提倡“孝道”，如《大報
恩》十篇，“鹹言由孝而極其業”[注]。他在《送氵睿上人歸淮南覲省序》中說：
“金仙氏（按：金仙為佛教之異名）之道，蓋本於孝敬，然後積以眾德，歸於空元。
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柳宗元認為
在提倡孝道這點上，佛教“且與儒合”。
4.佛教的戒律與儒學的禮義相通。唐德宗時，懷海禪師居於江西百丈山，創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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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佛教氣氛很濃的環境中。在長安應舉和做官期間，他曾與文暢、靈沏等出入官
場的僧侶結交，並很欣賞晉、宋以來謝安石、王羲之、習鑿齒、謝靈運、鮑照等人
與和尚支道林、釋道安、慧遠、慧休等的關係，又稱讚在同時代的那些“服勤聖人
之教，尊禮浮屠之事”[注]的亦儒亦佛的人物。以後在流貶過程中，柳宗元又與許
多和尚交結。佛教思想對他的浸染很深，與他所受的儒家教育結合，形成了他特有
的調和儒釋的思想。
柳宗元信佛，著重於佛教義理。他把作為外殼的宗教迷信與內在實質的教理區
別對待。他“自幼好佛”而“有得焉”，正是對佛教義理有深切的領會，因此，他
不同意韓愈“人其人，火其書”做法，他說：
儒者韓退之與餘善，嚐病餘嗜浮圖，訾餘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
退之又寓書罪餘，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
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
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
《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
將友惡來、盜蹠，而賤季劄、由餘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
《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斤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
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
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屠之言以此[注]。
在這篇文章中，柳宗元比較全麵地闡述了他對佛教的態度。針對韓愈的指責，
他認為，佛教義理往往與儒家的基本精神相合，不能因為它是“夷”法而加以摒斥。
在這一點上，柳宗元主張兼收並蓄，勇於吸收外來的優秀文化成果，“取其韞玉”，
表現出一種開放的文化心理。至於對佛教徒不講世俗之倫理，脫離生產勞動等消極
方麵，柳宗元與韓愈一樣不贊成。他在《送元懸師序》中批判“世之為釋者，惑不
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是沒有真正參透佛教的教理，讚揚釋元懸
在對待“孝”的問題上“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他還批評“今之言禪者，有流
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又陷乎人”[注]。
柳宗元對待佛教，是以儒學為價值標準，取其“有益於世”者，援佛以濟儒。他認
為佛理“與孔子同道”[注]，具體有這樣幾點：
1.“不愛官，不爭能”，合乎儒家的生活態度。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中說：
“且幾為其道者，不受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遂遂然唯印
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在他看來，佛教大師的恬退閑安，與當時官場
中爭肆奔競、貪戀祿位的風氣形成鮮明的對比。傳統儒家倡導“安貧樂道”，佛學
與之相通。
2.“合所謂生而靜者”，即與儒家的性善說相符合。《禮記·樂記》說：“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物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
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柳宗元認為儒家的這種“主靜”說經過異
端的篡亂，異說紛紜，失去了原旨，“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
老益雜，其術分裂。”而直到佛教學說出現，才恢復了儒家“主靜”說的本源，
“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原，合所謂生而靜者。……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
以廣大不盪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耕鋤，本其靜矣。”[注]在
這一點上，柳宗元把儒、佛之道調合在一起，認為佛學的性善論貫徹始終，正與孟
子“性”說相通。
3.“本於孝敬，積以眾德”，合乎儒家倫理。“孝道”是儒家政治倫理思想的
重要內容。佛教原本不主孝道，規定不禮國王，不拜父母。但佛教傳入中土以後，
經過改造，逐漸適應了傳統儒家政治倫理思想的要求，也提倡“孝道”，如《大報
恩》十篇，“鹹言由孝而極其業”[注]。他在《送氵睿上人歸淮南覲省序》中說：
“金仙氏（按：金仙為佛教之異名）之道，蓋本於孝敬，然後積以眾德，歸於空元。
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柳宗元認為
在提倡孝道這點上，佛教“且與儒合”。
4.佛教的戒律與儒學的禮義相通。唐德宗時，懷海禪師居於江西百丈山，創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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