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人的薦舉，已準備離開柳州。但由於長期的流謫毀壞了他的身體，柳宗元終於沒
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甚至沒能實現有生之年返迴故鄉的願望，滿懷無限的愁緒
死於柳州。死時年僅47歲，時間是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八日。他從青年時代就
立下了“輔時及物”、“興功濟世”的理想，並滿懷熱情地去見諸實踐。但時代沒
有提供給他更多的機會，使他的才不得施，貶斥終生，齎誌以歿，這不僅是柳宗元
一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
柳宗元臨死時，曾寫信給好友劉禹錫說：“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
[注]把自己的全部著作託付給他。劉禹錫將他的遺著編纂為《柳河東集》30卷，並
親自作序。宋代世采堂刻本則分為45卷，外集2卷。柳宗元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
而且是一位有獨到見解的哲學家。他的哲學著作主要有：《天說》、《答劉禹錫天
論書》、《天對》、《貞符》、《非國語》、《封建論》、《時令論》、《天爵論》、
《斷刑論》、《與韓愈論史官書》、《與呂道州論非國語書》等。侯外廬編的《柳
宗元哲學選集》（中華書局，1964年版）輯錄他的哲學著作較為全麵。
三、出入百家 歸於孔子
儒學發展到了唐代中後期，麵臨著一係列問題。首先是傳統儒學方法麵臨著嚴
峻的挑戰。一些儒家學者開始擺脫兩漢以來的章句訓詁解經模式，尋找對儒家經典
的新的解釋方法，並重新思考儒學中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探索儒學發展的新途徑。
早期古文運動關於文與道的關係的討論，以及啖助、趙匡、陸淳等人的《春秋》學
研究，都反映了儒學革新的時代要求。從思想史角度說，早期古文運動至少為儒學
創新做了兩方麵的貢獻：一個是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張，要求文學應以儒學為
根本，為宣傳儒學服務。一個是離開章句訓詁之學，直接理解儒學的基本精神。而
以啖、趙、陸為代表的《春秋》學派，否定《春秋》三傳的權威性，以經駁傳，按
自己的理解重新解釋儒家經典，直接從孔子對春秋時代的認識中獲得對現實的啟迪，
為現實服務。
柳宗元自幼博覽群書，不重章句，思想上堅信儒家學說，在理論與行動的基本
方麵，以實踐聖人之“道”自任，“惟以中正信義為誌，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
元為務”[注]，“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武丁）、文王、武王、周公、孔
子皆由之”[注]，實際上這也是一個“道統”，與韓愈之說相唿應。他認為，孔子
集先聖之大成，“夫子之道閡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注]他聲稱讀書作
文“其歸在不出孔子”[注]，一生努力為“延孔子之光燭於後來”[注]
。但他不贊
成墨守章句、死背教條以矜世取譽。他特別強調通經以致用。在永州時，他曾在文
章中說：“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
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注]他認為，得到了官位，就應
該把平生所學的“聖人之道”付諸實踐，這樣才不辜負孔子的教誨。單單靠講說誦
讀，難以稱之為儒。他又說：“仲尼之說豈易也？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
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
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仆幸非其人。”[注]他
鄙視僅得皮毛的學習方法，更看不起章句之徒。他提出要把握“孔氏大趣”[注]，
即要擺脫聖經賢傳表麵文字的束縛，直接理解儒學的基本精神。這種基本精神就是
所謂的“聖人之道。”
在《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中，他又指出：
近世之言道理者眾矣，率由大中而出者鹹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
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核，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
在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
他批評言儒術者迷失了儒學的精神實質，使“道不明於天下”，儒學失去了人
心。他要為恢復儒學的本來麵目而吶喊。
柳宗元早年形成的積極用世的政治態度和不重章句的學術思想，使他接受了啖
助、趙匡、陸淳的《春秋》學。在長安時，他從友人韓泰處得到了《春秋微旨》，
又從呂溫處得到《春秋集傳纂例》。他任禮部員外郎後，陸淳做太子侍讀，他們居
處近鄰，柳宗元拜陸淳為師。因此，柳宗元受到陸淳學派的基本觀點和方法的深刻
影響。柳宗元極為推崇陸淳的著作，認為它們真正體現了“孔氏大趣。”他說：
“《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注]認為陸淳的著作真正發揚了《春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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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甚至沒能實現有生之年返迴故鄉的願望，滿懷無限的愁緒
死於柳州。死時年僅47歲，時間是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八日。他從青年時代就
立下了“輔時及物”、“興功濟世”的理想，並滿懷熱情地去見諸實踐。但時代沒
有提供給他更多的機會，使他的才不得施，貶斥終生，齎誌以歿，這不僅是柳宗元
一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
柳宗元臨死時，曾寫信給好友劉禹錫說：“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
[注]把自己的全部著作託付給他。劉禹錫將他的遺著編纂為《柳河東集》30卷，並
親自作序。宋代世采堂刻本則分為45卷，外集2卷。柳宗元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
而且是一位有獨到見解的哲學家。他的哲學著作主要有：《天說》、《答劉禹錫天
論書》、《天對》、《貞符》、《非國語》、《封建論》、《時令論》、《天爵論》、
《斷刑論》、《與韓愈論史官書》、《與呂道州論非國語書》等。侯外廬編的《柳
宗元哲學選集》（中華書局，1964年版）輯錄他的哲學著作較為全麵。
三、出入百家 歸於孔子
儒學發展到了唐代中後期，麵臨著一係列問題。首先是傳統儒學方法麵臨著嚴
峻的挑戰。一些儒家學者開始擺脫兩漢以來的章句訓詁解經模式，尋找對儒家經典
的新的解釋方法，並重新思考儒學中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探索儒學發展的新途徑。
早期古文運動關於文與道的關係的討論，以及啖助、趙匡、陸淳等人的《春秋》學
研究，都反映了儒學革新的時代要求。從思想史角度說，早期古文運動至少為儒學
創新做了兩方麵的貢獻：一個是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張，要求文學應以儒學為
根本，為宣傳儒學服務。一個是離開章句訓詁之學，直接理解儒學的基本精神。而
以啖、趙、陸為代表的《春秋》學派，否定《春秋》三傳的權威性，以經駁傳，按
自己的理解重新解釋儒家經典，直接從孔子對春秋時代的認識中獲得對現實的啟迪，
為現實服務。
柳宗元自幼博覽群書，不重章句，思想上堅信儒家學說，在理論與行動的基本
方麵，以實踐聖人之“道”自任，“惟以中正信義為誌，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
元為務”[注]，“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武丁）、文王、武王、周公、孔
子皆由之”[注]，實際上這也是一個“道統”，與韓愈之說相唿應。他認為，孔子
集先聖之大成，“夫子之道閡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注]他聲稱讀書作
文“其歸在不出孔子”[注]，一生努力為“延孔子之光燭於後來”[注]
。但他不贊
成墨守章句、死背教條以矜世取譽。他特別強調通經以致用。在永州時，他曾在文
章中說：“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
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注]他認為，得到了官位，就應
該把平生所學的“聖人之道”付諸實踐，這樣才不辜負孔子的教誨。單單靠講說誦
讀，難以稱之為儒。他又說：“仲尼之說豈易也？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
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
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仆幸非其人。”[注]他
鄙視僅得皮毛的學習方法，更看不起章句之徒。他提出要把握“孔氏大趣”[注]，
即要擺脫聖經賢傳表麵文字的束縛，直接理解儒學的基本精神。這種基本精神就是
所謂的“聖人之道。”
在《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中，他又指出：
近世之言道理者眾矣，率由大中而出者鹹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
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核，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
在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
他批評言儒術者迷失了儒學的精神實質，使“道不明於天下”，儒學失去了人
心。他要為恢復儒學的本來麵目而吶喊。
柳宗元早年形成的積極用世的政治態度和不重章句的學術思想，使他接受了啖
助、趙匡、陸淳的《春秋》學。在長安時，他從友人韓泰處得到了《春秋微旨》，
又從呂溫處得到《春秋集傳纂例》。他任禮部員外郎後，陸淳做太子侍讀，他們居
處近鄰，柳宗元拜陸淳為師。因此，柳宗元受到陸淳學派的基本觀點和方法的深刻
影響。柳宗元極為推崇陸淳的著作，認為它們真正體現了“孔氏大趣。”他說：
“《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注]認為陸淳的著作真正發揚了《春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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