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寺——龍興寺中。寺中有一個和尚重巽，是天台九祖荊溪湛然的再傳弟子，柳宗
元與他結交，談禪論道，詩文唱和。此外這裏還常有一些過往的僧人，也與柳宗元
關係密切。柳宗元自幼受到佛教的薰染，早在長安時就與僧侶有交誼。這時他正值
人生失意、理想受挫、精神苦悶，加之每天麵對的是青燈梵唄，相處的是禪僧，促
使他對佛教教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王叔文集團的主要成員雖然被貶逐，但宦官集團和保守派官僚對他們的迫害並
未停止。元和元年，王叔文終於被處死，王亻丕也於貶所病死。朝廷在不到一年時
間裏先後發布四次詔命，規定“八司馬”不在寬赦之例，這就使柳宗元早日北歸的
希望化為泡影。
元和三年，柳宗元模仿屈賦寫了一篇《懲咎賦》，對自己平生做了一番反思。
雖然名為“懲咎”，但其實是對自己從事的事業進行辯護，抒發自己的不平之氣。
他歷敘自己立誌“處卑汙以閡世”，“求大中之所宜”，勇於用世，以救世濟時，
但由於“讒妒構而不戒”，“逢天地之否隔”，遭到貶逐，流放南荒，老母病逝，
身為孤囚，過著拘攣坎坷的生活。文中表現出對黑暗政治的強烈憤慨。但他最後表
示：“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自己要堅守“大中之道”，不相信天命，
即使抱道而歿，也無悔無怨，表現出一個堅持理想、關心民瘼的士大夫在困境中不
屈不撓的品格。因此，在永州期間，柳宗元很快從悲觀失望中振作起來，內心中始
終抱著“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注]的信念，孜
孜以求，希圖進用。而且能排除困難，自強不息，進行哲學思考和文學創作。
這一時期，是柳宗元的哲學思想全麵成熟與文藝創作最豐富的時期。柳宗元在
永州廣泛接觸到下層人民生活，大量詩文都反映了他們的痛苦，從中我們可以窺見
儒家思想中人民性的一麵在柳宗元身上的體現。柳宗元的詩文如《田家》三首、
《捕蛇者說》等等，正是因為深刻的人民性和精湛的藝術手段巧妙結合，才成為千
古傳誦的名篇，從而確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動搖的地位。當他對下層人民生
活了解越深，就越覺得“上慚王官，下愧農夫”。他為自己作為“官”，不能為解
除人民的疾苦而做更多的事而感到內疚。由於對下層人民深深的同情，促使他始終
自強不息，在逆境之中，“輔時及物”之誌更加堅定。在永州期間，他的“以生人
為主”的思想更加發展了。他繼承儒家“兼濟天下”的思想，提出“賢者之作，思
利乎人”[注]，“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注]，等一係列閃耀
著人本主義精神
的光輝主張。
貶官永州，是柳宗元創作道路上的一大轉折。他被迫離開了政治舞台，遠離政
爭，身處窮裔，更加集中精力於文學創作與理論著述。因而，他在古文寫作上也取
得了更大的成就，他與韓愈等人一道成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幹城。他還誘掖後學，廣
泛宣傳總結“古文”的寫作經驗，寫成《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報袁君陳秀才避
師名書》、《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等著名論文。由於他的提倡，“古文”在南方
得以迅速普及，“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繼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
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注]柳宗元對於推動“古文”的普及，拓展“古文”的領
域，提高“古文”的藝術水平，都做了巨大而獨特的貢獻。他與韓愈的文學見解非
常相似，同樣主張“文以明道”。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論》中說；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火
良)(火良)，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凡我所陳，皆自謂近道。
他把“學古道，為古辭”[注]統一起來，主張“言道講古窮文章”
[注]，把闡
揚儒家聖人之道，解決現實社會政治問題作為文章的內容和創作的目的。
柳宗元在永州的最後幾年，全國政局發生一係列變化。元和九年十二月，韋貫
之自尚書右丞拜相。韋貫之當年曾被王叔文一派所汲引，對柳宗元、劉禹錫等人較
為同情。據《資治通鑑》卷239“元和十年”載：“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
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當時的執政正是韋貫之。詔命下
於元和九年十二月，而傳到永州已經是第二年的正月了。
身在貶所十年不歸的柳宗元得到徵召的消息，悲喜交集，恍如夢中。他在一首
詩中這樣描述他的心情：
投荒重一紀，新詔下荊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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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與他結交，談禪論道，詩文唱和。此外這裏還常有一些過往的僧人，也與柳宗元
關係密切。柳宗元自幼受到佛教的薰染，早在長安時就與僧侶有交誼。這時他正值
人生失意、理想受挫、精神苦悶，加之每天麵對的是青燈梵唄，相處的是禪僧，促
使他對佛教教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王叔文集團的主要成員雖然被貶逐，但宦官集團和保守派官僚對他們的迫害並
未停止。元和元年，王叔文終於被處死，王亻丕也於貶所病死。朝廷在不到一年時
間裏先後發布四次詔命，規定“八司馬”不在寬赦之例，這就使柳宗元早日北歸的
希望化為泡影。
元和三年，柳宗元模仿屈賦寫了一篇《懲咎賦》，對自己平生做了一番反思。
雖然名為“懲咎”，但其實是對自己從事的事業進行辯護，抒發自己的不平之氣。
他歷敘自己立誌“處卑汙以閡世”，“求大中之所宜”，勇於用世，以救世濟時，
但由於“讒妒構而不戒”，“逢天地之否隔”，遭到貶逐，流放南荒，老母病逝，
身為孤囚，過著拘攣坎坷的生活。文中表現出對黑暗政治的強烈憤慨。但他最後表
示：“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自己要堅守“大中之道”，不相信天命，
即使抱道而歿，也無悔無怨，表現出一個堅持理想、關心民瘼的士大夫在困境中不
屈不撓的品格。因此，在永州期間，柳宗元很快從悲觀失望中振作起來，內心中始
終抱著“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注]的信念，孜
孜以求，希圖進用。而且能排除困難，自強不息，進行哲學思考和文學創作。
這一時期，是柳宗元的哲學思想全麵成熟與文藝創作最豐富的時期。柳宗元在
永州廣泛接觸到下層人民生活，大量詩文都反映了他們的痛苦，從中我們可以窺見
儒家思想中人民性的一麵在柳宗元身上的體現。柳宗元的詩文如《田家》三首、
《捕蛇者說》等等，正是因為深刻的人民性和精湛的藝術手段巧妙結合，才成為千
古傳誦的名篇，從而確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動搖的地位。當他對下層人民生
活了解越深，就越覺得“上慚王官，下愧農夫”。他為自己作為“官”，不能為解
除人民的疾苦而做更多的事而感到內疚。由於對下層人民深深的同情，促使他始終
自強不息，在逆境之中，“輔時及物”之誌更加堅定。在永州期間，他的“以生人
為主”的思想更加發展了。他繼承儒家“兼濟天下”的思想，提出“賢者之作，思
利乎人”[注]，“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注]，等一係列閃耀
著人本主義精神
的光輝主張。
貶官永州，是柳宗元創作道路上的一大轉折。他被迫離開了政治舞台，遠離政
爭，身處窮裔，更加集中精力於文學創作與理論著述。因而，他在古文寫作上也取
得了更大的成就，他與韓愈等人一道成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幹城。他還誘掖後學，廣
泛宣傳總結“古文”的寫作經驗，寫成《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報袁君陳秀才避
師名書》、《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等著名論文。由於他的提倡，“古文”在南方
得以迅速普及，“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繼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
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注]柳宗元對於推動“古文”的普及，拓展“古文”的領
域，提高“古文”的藝術水平，都做了巨大而獨特的貢獻。他與韓愈的文學見解非
常相似，同樣主張“文以明道”。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論》中說；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火
良)(火良)，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凡我所陳，皆自謂近道。
他把“學古道，為古辭”[注]統一起來，主張“言道講古窮文章”
[注]，把闡
揚儒家聖人之道，解決現實社會政治問題作為文章的內容和創作的目的。
柳宗元在永州的最後幾年，全國政局發生一係列變化。元和九年十二月，韋貫
之自尚書右丞拜相。韋貫之當年曾被王叔文一派所汲引，對柳宗元、劉禹錫等人較
為同情。據《資治通鑑》卷239“元和十年”載：“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
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當時的執政正是韋貫之。詔命下
於元和九年十二月，而傳到永州已經是第二年的正月了。
身在貶所十年不歸的柳宗元得到徵召的消息，悲喜交集，恍如夢中。他在一首
詩中這樣描述他的心情：
投荒重一紀，新詔下荊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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