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到了春秋時代，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麵，表明以“周禮”為主要內容的周
文化已失去了其應有的社會功能。因此，孔子作《春秋》，“以權輔正，以誠斷禮”，
正是以“忠道原情”為本，不拘浮名，不尚猖介，從宜救亂，因時黜涉，或貴非禮
勿動，或貴貞而不諒，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所以說孔子作《春秋》是為了“救周
之弊，革禮之薄”。
這樣，啖助把前人的種種《春秋》宗旨說統統打倒。前人多認為《春秋》之旨
在於復興周禮，而啖助卻強調《春秋》之作在於用夏政求周失。他說：。
《春秋》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
啖助認為在這一認識上，杜預所言全失，而何休所說“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
雖然話是說對了，但“用非其所”，即不從“性情”上去說，卻從“名位”上去說，
這樣，就沒有把握關鍵所在。喚氏所說的關鍵之點，不是“改革爵列，損益禮樂”，
不是從外在的虛文出發，而在於“立忠為教，原情為本”。
所謂“立忠為教”，是說孔子作《春秋》，在於樹立“忠道”進行教化，所謂
“原情為本”，是說孔子所倡的“忠道”源於人的性情。“原情”，即分析人物的
思想動機，將目的與手段分開，強調“權”、“宜”，這樣，對經文的闡釋、對人
物的評價比純粹用事實、用效果、用“禮法”去衡量，要靈活得多，主觀隨意性也
更大。闡釋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評判標準及價值觀任意發揮，寄託自己的政治
主張，以舊瓶裝新酒。這種一忠道原情”的分析方法，被啖助等人用於《春秋》學
研究。如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左氏引用孔子的話批評晉文公“以臣召
君，不可以訓”，陸淳《微旨》則說：“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義，則晉侯
請王以狩，忠亦至矣。”這樣，通過發揮歷史人物的心理動機，宣傳“尊王”的
“忠道”。所以陸淳說：“凡事不合常禮，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注]。
對於啖助所論的《春秋》宗旨，趙匡略有異議。他認為“《春秋》因史製經，
以明王道”，其方法大略有二：興常典、著權製。如凡是郊廟、喪紀、朝聘、搜狩、
婚娶違禮則譏之，這是“興常典”。至於“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
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精理者非權無以及之。”因為《春秋》之作，目的在於
救世，即“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癉惡”，也就是通過“例”、
“體”而寓褒貶。他說：“故褒貶之指在乎例，綴敘之意在乎體”“知其體，推其
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耳。”可知趙匡比啖助更強調“褒貶”[注]。
其次，啖助等人在提出了自己理解的《春秋》宗旨後，就對“三傳”進行嚴厲
的批評。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三傳並不完全否定。雖然用了比較尖刻的言詞大
肆批評，但還是有所肯定的。他們認為，古人對《春秋》的解說，本來都是口口相
傳，自漢以後才有章句，著於竹帛。關於《左傳》，他們認為它博採當時文籍，敘
事尤其詳備，能使百代之下詳知春秋歷史本末，通過它的敘事去探求《春秋》經文
的意旨。何況它“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條大義亦以原情為說，欲令後人推此以
及餘事”，因此“比餘二傳，其功最高”。在這裏啖助等人並沒有完全抹殺《左傳》
敘事詳贍的功勞，甚至認為它比公、穀二傳對《春秋》的貢獻更高。但是，他們又
批評《左傳》“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即對《春經》經旨
的闡述遠遠不夠，而且是非混雜，讓人難以把握。
關於公、穀二傳，啖助等人認為，最初也是以口相傳，後人根據先儒口授的大
義，將它散配入經文之下，因此乖謬頗多，並沒有把握其綱領。不過，他們認為，
其大指還是子夏傳授下來的，所以，二傳從“傳經”這一方麵說，比《左傳》要嚴
密，即“《穀梁》意深，《公羊》辭辨，隨文解釋，往往約深”，對聖人微言大義
的發明，往往有得。但是，他們又批評二傳“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
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強通，囗駁不倫，或至矛盾”，太拘泥穿鑿於文句，遇有
說不通的地方，就妄加比附，矛盾百出，不合“聖人夷曠之體”。啖助特別批評二
傳處處以“一字褒貶”之說釋經。他雖然不反對《春秋》寓褒貶，但認為其中也有
“文異而意不異”的，“褒貶”說並不普遍適用。所以，他批評二傳“繁碎甚於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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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已失去了其應有的社會功能。因此，孔子作《春秋》，“以權輔正，以誠斷禮”，
正是以“忠道原情”為本，不拘浮名，不尚猖介，從宜救亂，因時黜涉，或貴非禮
勿動，或貴貞而不諒，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所以說孔子作《春秋》是為了“救周
之弊，革禮之薄”。
這樣，啖助把前人的種種《春秋》宗旨說統統打倒。前人多認為《春秋》之旨
在於復興周禮，而啖助卻強調《春秋》之作在於用夏政求周失。他說：。
《春秋》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
啖助認為在這一認識上，杜預所言全失，而何休所說“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
雖然話是說對了，但“用非其所”，即不從“性情”上去說，卻從“名位”上去說，
這樣，就沒有把握關鍵所在。喚氏所說的關鍵之點，不是“改革爵列，損益禮樂”，
不是從外在的虛文出發，而在於“立忠為教，原情為本”。
所謂“立忠為教”，是說孔子作《春秋》，在於樹立“忠道”進行教化，所謂
“原情為本”，是說孔子所倡的“忠道”源於人的性情。“原情”，即分析人物的
思想動機，將目的與手段分開，強調“權”、“宜”，這樣，對經文的闡釋、對人
物的評價比純粹用事實、用效果、用“禮法”去衡量，要靈活得多，主觀隨意性也
更大。闡釋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評判標準及價值觀任意發揮，寄託自己的政治
主張，以舊瓶裝新酒。這種一忠道原情”的分析方法，被啖助等人用於《春秋》學
研究。如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左氏引用孔子的話批評晉文公“以臣召
君，不可以訓”，陸淳《微旨》則說：“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義，則晉侯
請王以狩，忠亦至矣。”這樣，通過發揮歷史人物的心理動機，宣傳“尊王”的
“忠道”。所以陸淳說：“凡事不合常禮，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注]。
對於啖助所論的《春秋》宗旨，趙匡略有異議。他認為“《春秋》因史製經，
以明王道”，其方法大略有二：興常典、著權製。如凡是郊廟、喪紀、朝聘、搜狩、
婚娶違禮則譏之，這是“興常典”。至於“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
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精理者非權無以及之。”因為《春秋》之作，目的在於
救世，即“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癉惡”，也就是通過“例”、
“體”而寓褒貶。他說：“故褒貶之指在乎例，綴敘之意在乎體”“知其體，推其
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耳。”可知趙匡比啖助更強調“褒貶”[注]。
其次，啖助等人在提出了自己理解的《春秋》宗旨後，就對“三傳”進行嚴厲
的批評。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三傳並不完全否定。雖然用了比較尖刻的言詞大
肆批評，但還是有所肯定的。他們認為，古人對《春秋》的解說，本來都是口口相
傳，自漢以後才有章句，著於竹帛。關於《左傳》，他們認為它博採當時文籍，敘
事尤其詳備，能使百代之下詳知春秋歷史本末，通過它的敘事去探求《春秋》經文
的意旨。何況它“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條大義亦以原情為說，欲令後人推此以
及餘事”，因此“比餘二傳，其功最高”。在這裏啖助等人並沒有完全抹殺《左傳》
敘事詳贍的功勞，甚至認為它比公、穀二傳對《春秋》的貢獻更高。但是，他們又
批評《左傳》“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即對《春經》經旨
的闡述遠遠不夠，而且是非混雜，讓人難以把握。
關於公、穀二傳，啖助等人認為，最初也是以口相傳，後人根據先儒口授的大
義，將它散配入經文之下，因此乖謬頗多，並沒有把握其綱領。不過，他們認為，
其大指還是子夏傳授下來的，所以，二傳從“傳經”這一方麵說，比《左傳》要嚴
密，即“《穀梁》意深，《公羊》辭辨，隨文解釋，往往約深”，對聖人微言大義
的發明，往往有得。但是，他們又批評二傳“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
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強通，囗駁不倫，或至矛盾”，太拘泥穿鑿於文句，遇有
說不通的地方，就妄加比附，矛盾百出，不合“聖人夷曠之體”。啖助特別批評二
傳處處以“一字褒貶”之說釋經。他雖然不反對《春秋》寓褒貶，但認為其中也有
“文異而意不異”的，“褒貶”說並不普遍適用。所以，他批評二傳“繁碎甚於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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