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防範和馴化措施。孔穎達還進一步從自然界的秩序性和動物的嗜欲現象中，找到
了禮義精神的客觀依據，論證禮的產生淵源悠遠。他說：“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
若羊羔跪乳，鴻雁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尊卑秩序是生物的本性，而事物生
來就有秩序，“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可見，禮有其客觀必然性。那麽儒家
所研習的禮又產生於何時呢？他說禮的產生有一個發展過程：“播黍則大享（禮）
之濫觴，土鼓（樂）乃雲門（舞）之拳石（基礎），冠冕飾於軒（黃帝）初，玉帛
朝於虞（舜）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淚乎旦姬（周公），
負囗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製周禮而經邦國。”據《禮記》所載，燔黍、土鼓都
是神農時代的禮樂。神農與黃帝、堯舜都是上古軍事民主製時期首領，屬於氏族社
會。孔穎達把中國傳統禮樂遠溯於原始社會，這是合乎民俗學研究結果的。他考察
了五禮產生過程，說尊卑之禮起於遂皇，嫁娶嘉禮始於伏羲，祭禮吉禮起於神農，
至黃帝，吉兇軍賓嘉五禮備，然而形成製度，定為典則，則在周公輔成之時矣。雖
然一鱗半爪未免牽強，但說禮製產生是逐漸完備的，則見識過人。在談禮的功能時，
孔穎達綜合舊說，從聲訓的角度訓釋說：“禮，體也，履也，理也。”體是體用之
體，即根本法則，統之於心；履即實踐，即體用之用，指禮節儀文指導實踐；理即
治，指禮具有使天下走向大治的功能。具體地講，《周禮》屬於體，是經邦治國之
大經大法；《儀禮》屬於履，是日常生活的行為準則。也就是文獻所謂“經禮三百
（周禮），曲禮三千（儀禮）”。經之與曲，體之與履，一大一小，一簡一繁，各
有專主，相輔為用。至於三禮的作者，孔穎達明確認為：“周公所製之禮則《周官》
（周禮）、《儀和》也。”孔子的功勞，則是在禮壞樂崩的春秋時期“訂禮正樂”。
《禮記》則是孔子弟子“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其中“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
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禮記》是禮樂原理的理論闡述，無怪乎孔穎
達要取它來代表“禮經”了。
孔穎達論《春秋》說：“《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古史職之書。”
（《春秋正義序》，下同）《春秋》就其本源上講，不外乎史官記事的史書。然而
記事之中有書法存焉，那就是褒善貶惡，而褒貶的標準則是禮義，故《春秋》即是
禮樂原理的具體運用。通過敘事來寓褒貶，通過褒貶來宣傳禮法，這就是《春秋》
的主題思想。孔穎達說：春秋之時，“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
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社會治安，倫理道德，無一不尖銳對立，十分混亂。孔子生
逢亂世，心懷大聖，“想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
之以道則不用”，讀書人一無所有，隻有將滿腔熱情與憤懣訴諸筆端，著書立說以
存其正論。因魯史所記多有得失善惡之行，故依據經法來一一加以繩正，予以褒貶。
他的褒貶十分貼切準確，令人信眼，“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
蕭斧之誅！”真是威力無比，一枝禿筆勝過十萬雄兵！
自從孔子死後，對六經的論述雖然時見載籍，但都沒有孔穎達評說得這樣全麵
具體、影響深遠。鄭玄、王肅遍注群經，容或有較係統的論述（如鄭氏《六藝論》），
但現在大都失傳，不像孔氏諸說保存完整。自從唐代將《五經正義》頒行天下後，
迄至北宋數百年間，孔穎達那平實詳正的經論便成為後學諸儒奉行的正統理論，即
使後代已重訂《五經大全》，《五經正義》的觀點也常常作為傳統的說法來加以引
證。它跨宋逾明，直到清朝，仍然作為《十三經註疏》中的主體內容刊刻不絕。如
果要考察中國古籍的版本之最，《五經正義》毫無疑問將雄居榜首。其發行之廣，
影響之深，已遠遠超出了唐統治者統一經說以利科舉考試的初衷，進而對整個中國
經學的統一和規範工作作出了特殊貢獻。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書也無盡善
盡美之作。盡管《五經正義》已經經過通人指責、覆審考校，但仍然難免小疵。前
人常指責正義的失誤有三：“曰彼此互異，曰曲徇注文，曰雜引讖緯。”（皮錫瑞
《經學歷史》）曲徇注文，指正義完全以注文之是非為是非，凡注文所言，必盡量
反覆為之疏通證明，有時甚至對錯誤的註解也不加駁證，反而曲為之說。這當然不
合乎科學精神，但是疏家之義，本不破注，更不駁注，因此皇侃為《禮記》鄭玄注
作疏，時規鄭失，孔穎達反而譏他“狐死不首其丘，葉落不歸其本”（《禮記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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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禮義精神的客觀依據，論證禮的產生淵源悠遠。他說：“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
若羊羔跪乳，鴻雁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尊卑秩序是生物的本性，而事物生
來就有秩序，“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可見，禮有其客觀必然性。那麽儒家
所研習的禮又產生於何時呢？他說禮的產生有一個發展過程：“播黍則大享（禮）
之濫觴，土鼓（樂）乃雲門（舞）之拳石（基礎），冠冕飾於軒（黃帝）初，玉帛
朝於虞（舜）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淚乎旦姬（周公），
負囗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製周禮而經邦國。”據《禮記》所載，燔黍、土鼓都
是神農時代的禮樂。神農與黃帝、堯舜都是上古軍事民主製時期首領，屬於氏族社
會。孔穎達把中國傳統禮樂遠溯於原始社會，這是合乎民俗學研究結果的。他考察
了五禮產生過程，說尊卑之禮起於遂皇，嫁娶嘉禮始於伏羲，祭禮吉禮起於神農，
至黃帝，吉兇軍賓嘉五禮備，然而形成製度，定為典則，則在周公輔成之時矣。雖
然一鱗半爪未免牽強，但說禮製產生是逐漸完備的，則見識過人。在談禮的功能時，
孔穎達綜合舊說，從聲訓的角度訓釋說：“禮，體也，履也，理也。”體是體用之
體，即根本法則，統之於心；履即實踐，即體用之用，指禮節儀文指導實踐；理即
治，指禮具有使天下走向大治的功能。具體地講，《周禮》屬於體，是經邦治國之
大經大法；《儀禮》屬於履，是日常生活的行為準則。也就是文獻所謂“經禮三百
（周禮），曲禮三千（儀禮）”。經之與曲，體之與履，一大一小，一簡一繁，各
有專主，相輔為用。至於三禮的作者，孔穎達明確認為：“周公所製之禮則《周官》
（周禮）、《儀和》也。”孔子的功勞，則是在禮壞樂崩的春秋時期“訂禮正樂”。
《禮記》則是孔子弟子“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其中“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
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禮記》是禮樂原理的理論闡述，無怪乎孔穎
達要取它來代表“禮經”了。
孔穎達論《春秋》說：“《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古史職之書。”
（《春秋正義序》，下同）《春秋》就其本源上講，不外乎史官記事的史書。然而
記事之中有書法存焉，那就是褒善貶惡，而褒貶的標準則是禮義，故《春秋》即是
禮樂原理的具體運用。通過敘事來寓褒貶，通過褒貶來宣傳禮法，這就是《春秋》
的主題思想。孔穎達說：春秋之時，“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
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社會治安，倫理道德，無一不尖銳對立，十分混亂。孔子生
逢亂世，心懷大聖，“想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
之以道則不用”，讀書人一無所有，隻有將滿腔熱情與憤懣訴諸筆端，著書立說以
存其正論。因魯史所記多有得失善惡之行，故依據經法來一一加以繩正，予以褒貶。
他的褒貶十分貼切準確，令人信眼，“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
蕭斧之誅！”真是威力無比，一枝禿筆勝過十萬雄兵！
自從孔子死後，對六經的論述雖然時見載籍，但都沒有孔穎達評說得這樣全麵
具體、影響深遠。鄭玄、王肅遍注群經，容或有較係統的論述（如鄭氏《六藝論》），
但現在大都失傳，不像孔氏諸說保存完整。自從唐代將《五經正義》頒行天下後，
迄至北宋數百年間，孔穎達那平實詳正的經論便成為後學諸儒奉行的正統理論，即
使後代已重訂《五經大全》，《五經正義》的觀點也常常作為傳統的說法來加以引
證。它跨宋逾明，直到清朝，仍然作為《十三經註疏》中的主體內容刊刻不絕。如
果要考察中國古籍的版本之最，《五經正義》毫無疑問將雄居榜首。其發行之廣，
影響之深，已遠遠超出了唐統治者統一經說以利科舉考試的初衷，進而對整個中國
經學的統一和規範工作作出了特殊貢獻。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書也無盡善
盡美之作。盡管《五經正義》已經經過通人指責、覆審考校，但仍然難免小疵。前
人常指責正義的失誤有三：“曰彼此互異，曰曲徇注文，曰雜引讖緯。”（皮錫瑞
《經學歷史》）曲徇注文，指正義完全以注文之是非為是非，凡注文所言，必盡量
反覆為之疏通證明，有時甚至對錯誤的註解也不加駁證，反而曲為之說。這當然不
合乎科學精神，但是疏家之義，本不破注，更不駁注，因此皇侃為《禮記》鄭玄注
作疏，時規鄭失，孔穎達反而譏他“狐死不首其丘，葉落不歸其本”（《禮記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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