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孔安國所作。隻要考察一下《尚書》流傳情況，其作偽之跡就不難發現。特別是
傳文有很多作偽的蛛絲馬跡，出現很多孔安國身後的地名，有些註解甚至與孔注
《論語》相左，如此之類，隻要稍加考訂便可立知其偽。可是孔穎達根本沒懷疑過
它，反而稱讚“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尚書正義序》），
有跨鄭愈馬，獨步天下之優勢！將自己素所研習的鄭玄注《尚書》束之高閣，盡棄
前學而學焉。舍真從贗，實在難辭“朱紫不別”之責！但是，這不是孔穎達一人的
過錯，當時整個時代風氣即是如此。西晉末年以來，神州板蕩，文雅無存。永嘉之
亂，書缺簡脫，先師舊說，更是蕩然無存。今文三家《書》亡，學者唯傳鄭注《尚
書》，馬融、王肅之學，存而不傳。梅賾趁典籍極衰之時，獻《古文尚書》，其篇
章多於現行各《書》，註解又托於安國，於時最古；加之釋義亦是精心撰就，不乏
精義，且多與馬、王之說相合。比於鄭氏書注，真是別開生麵，十分喜人。而當時
南朝諸儒，多尚玄談而少實學，無異騙子遇上愚人，自然贗品得售，其貨大行了。
北朝土人素慕江南衣冠文物，南人所舉，北人斯趨，即使博學如“二劉”、深湛若
陸德明的人，也莫不歙然趨風，毫不懷疑。“二劉”是北朝最早研習偽《古文尚書》
的人，是受南學影響；陸德明自隋入隋，所撰《經典釋文》，《書經》即以偽古文
為本，本為南學。孔穎達先學鄭氏《尚書》，後從劉悼治孔氏古文，就是受這種時
代風尚的毒害。在整個社會都崇信偽古文的情況下，孔穎達受其影響就十分自然了。
不僅孔穎達相信偽古文，他的《五經正義》編撰班子也相信；不僅《正義》班子相
信，自孔穎達至北宋，也無人敢懷疑偽孔傳。直到南宋朱熹，才因古文諸篇文字反
比今文文從字順而懷疑它。至明人梅囗、清人閻若璩詳加考定，偽古文作偽之跡才
最終大白於天下。因此，孔穎達用偽古文不僅僅是他一人的固陋，而是整個時代風
氣使然，不可厚非。但是他採用偽古文作為官頒經典，今天偽孔《尚書》仍以十三
經之一的形式保存於《十三經註疏》之中，使贗品披上合法的外衣欺愚眾人，起了
很壞的作用。
其論《詩經》，曰：“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毛詩正義
序》，下同）不外乎歌功頌德、勸人從善之行吟。這些長吟短唱，作之者雖然是自
我感情流露，但卻有益於生靈教化。對於統治者來說，《詩》還可以觀為政之得失：
“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
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詩歌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是社會的風標，是政治的雨
晴表，觀乎詩即知其喜怒哀樂，治亂興衰。所以詩歌不僅僅是一種藝術，一種小技，
詩歌一樣可以用於教化，眼務於政治，故聖人於六藝之中，要設詩教。關於詩歌的
起源，孔穎達提出性情說。古語有“詩言誌”，孔穎達認為詩歌起原於性情，情有
所動，聲發乎外，其韻律合乎一定的節奏韻律，這就是詩。由於詩是有感於天地萬
物之情而生，詩出之自然，一經產生，詩就有強烈的反作用，故能“感天地、動鬼
神”，更能諷勵人倫，敦厚風俗。他認為詩理產生很古，因為性情古已有之，甚至
遠至人類之前。如燕雀啁噍，有煩碎憂苦之情；鸞鳳展翅，有翩翩起舞之容。可見
《詩》理是在開天闢地之初，動植分化之始就已具備了的。不過有形的詩歌卻有其
誕生的歷史過程。他於是又提出世運產生詩歌之說。認為上古帝王政務質實，一切
從簡，無須諷諭；中古政務繁劇，有失有成，於是有漚歌的迫切需要。唐虞之時，
有詩的萌芽，而黃帝之世，卻不見詩跡。其後時運每降，凡經三代，故詩逾三千。
詩之根本在性情，而詩之產生則在時政。今本《詩經》就是孔子從三千古詩之中，
“釐正遺文，得其精華”，選編而成的。
關於禮，他說：“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
之欲。”（《禮記正義序》，下同）認為禮的終極根源是宇宙精神（太一），其直
接依據則是人的情慾，具有宇宙法則的必然性和人情需要的必要性，既神聖又重要。
他說：人有喜怒哀樂之誌，動靜好惡之心，修養好的可以克服欲望的衝動有所不為，
而修養差的就會受貪慾的驅使而無所不為了。因此“古先聖人鑒其若此，欲保之以
正直，納之德義……故乃上法國象（天），下參方載（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可見禮的設置完全是善意的，意欲克服人性粗野的一麵，發揚其良善的一麵，是維
持社會安定、人群和諧的設施。禮之於人，猶堤防之於洪水，韁繩之於烈馬，是一
</br>
傳文有很多作偽的蛛絲馬跡，出現很多孔安國身後的地名，有些註解甚至與孔注
《論語》相左，如此之類，隻要稍加考訂便可立知其偽。可是孔穎達根本沒懷疑過
它，反而稱讚“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尚書正義序》），
有跨鄭愈馬，獨步天下之優勢！將自己素所研習的鄭玄注《尚書》束之高閣，盡棄
前學而學焉。舍真從贗，實在難辭“朱紫不別”之責！但是，這不是孔穎達一人的
過錯，當時整個時代風氣即是如此。西晉末年以來，神州板蕩，文雅無存。永嘉之
亂，書缺簡脫，先師舊說，更是蕩然無存。今文三家《書》亡，學者唯傳鄭注《尚
書》，馬融、王肅之學，存而不傳。梅賾趁典籍極衰之時，獻《古文尚書》，其篇
章多於現行各《書》，註解又托於安國，於時最古；加之釋義亦是精心撰就，不乏
精義，且多與馬、王之說相合。比於鄭氏書注，真是別開生麵，十分喜人。而當時
南朝諸儒，多尚玄談而少實學，無異騙子遇上愚人，自然贗品得售，其貨大行了。
北朝土人素慕江南衣冠文物，南人所舉，北人斯趨，即使博學如“二劉”、深湛若
陸德明的人，也莫不歙然趨風，毫不懷疑。“二劉”是北朝最早研習偽《古文尚書》
的人，是受南學影響；陸德明自隋入隋，所撰《經典釋文》，《書經》即以偽古文
為本，本為南學。孔穎達先學鄭氏《尚書》，後從劉悼治孔氏古文，就是受這種時
代風尚的毒害。在整個社會都崇信偽古文的情況下，孔穎達受其影響就十分自然了。
不僅孔穎達相信偽古文，他的《五經正義》編撰班子也相信；不僅《正義》班子相
信，自孔穎達至北宋，也無人敢懷疑偽孔傳。直到南宋朱熹，才因古文諸篇文字反
比今文文從字順而懷疑它。至明人梅囗、清人閻若璩詳加考定，偽古文作偽之跡才
最終大白於天下。因此，孔穎達用偽古文不僅僅是他一人的固陋，而是整個時代風
氣使然，不可厚非。但是他採用偽古文作為官頒經典，今天偽孔《尚書》仍以十三
經之一的形式保存於《十三經註疏》之中，使贗品披上合法的外衣欺愚眾人，起了
很壞的作用。
其論《詩經》，曰：“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毛詩正義
序》，下同）不外乎歌功頌德、勸人從善之行吟。這些長吟短唱，作之者雖然是自
我感情流露，但卻有益於生靈教化。對於統治者來說，《詩》還可以觀為政之得失：
“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
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詩歌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是社會的風標，是政治的雨
晴表，觀乎詩即知其喜怒哀樂，治亂興衰。所以詩歌不僅僅是一種藝術，一種小技，
詩歌一樣可以用於教化，眼務於政治，故聖人於六藝之中，要設詩教。關於詩歌的
起源，孔穎達提出性情說。古語有“詩言誌”，孔穎達認為詩歌起原於性情，情有
所動，聲發乎外，其韻律合乎一定的節奏韻律，這就是詩。由於詩是有感於天地萬
物之情而生，詩出之自然，一經產生，詩就有強烈的反作用，故能“感天地、動鬼
神”，更能諷勵人倫，敦厚風俗。他認為詩理產生很古，因為性情古已有之，甚至
遠至人類之前。如燕雀啁噍，有煩碎憂苦之情；鸞鳳展翅，有翩翩起舞之容。可見
《詩》理是在開天闢地之初，動植分化之始就已具備了的。不過有形的詩歌卻有其
誕生的歷史過程。他於是又提出世運產生詩歌之說。認為上古帝王政務質實，一切
從簡，無須諷諭；中古政務繁劇，有失有成，於是有漚歌的迫切需要。唐虞之時，
有詩的萌芽，而黃帝之世，卻不見詩跡。其後時運每降，凡經三代，故詩逾三千。
詩之根本在性情，而詩之產生則在時政。今本《詩經》就是孔子從三千古詩之中，
“釐正遺文，得其精華”，選編而成的。
關於禮，他說：“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
之欲。”（《禮記正義序》，下同）認為禮的終極根源是宇宙精神（太一），其直
接依據則是人的情慾，具有宇宙法則的必然性和人情需要的必要性，既神聖又重要。
他說：人有喜怒哀樂之誌，動靜好惡之心，修養好的可以克服欲望的衝動有所不為，
而修養差的就會受貪慾的驅使而無所不為了。因此“古先聖人鑒其若此，欲保之以
正直，納之德義……故乃上法國象（天），下參方載（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可見禮的設置完全是善意的，意欲克服人性粗野的一麵，發揚其良善的一麵，是維
持社會安定、人群和諧的設施。禮之於人，猶堤防之於洪水，韁繩之於烈馬，是一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