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聯合3萬多大學生，一起反對宦官集團。宦官則控製了桓帝，捏造罪狀進行反
擊，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陳實、杜密等200餘人，並對逃亡者懸賞追捕。這就是發
生於延熹九年（166年）的第一次“黨錮之禍”。後來，由於外戚集團的支持，桓帝
下令開赦李膺等200人。不久，外戚與黨人聯合起來計議誅殺宦官，泄秘後反被宦官
先發製人，陰謀陷害，將李膺、杜密等200餘人一併下獄處死。之後，又在全國各地
陸續逮捕“黨人”。靈帝建寧元年（168年），下詔各州郡查究黨人，凡“黨人”及
其門生、故吏、父子、兄弟現居官位者，一概免職禁錮，這就是所謂第二次黨錮之
禍。所謂“黨錮”，也就是視為黨人而予以禁錮，絕其仕進之路，永遠不許為官。
鄭玄曾為杜密故吏，又曾受杜密的賞識與提攜，所以也被視為黨人，於建寧四年
（171年）和同郡孫嵩等40餘人俱被禁錮。這一年，鄭玄才45歲。
鄭玄被禁錮後，絕了仕進之路，使杜門不出，隱修經業，集中全部精力來進行
遍注群經的工作。鄭學的主要成就，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
漢代經學有今古文之分。秦始皇焚書後，漢代有一些老儒生憑記憶背誦出來一
些經文，用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即今文）記錄並整理出來，叫做“今文經”。
西漢成、哀之世，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發現了一部用古籀文字書寫的《春秋
左氏傳》，再加上由孔壁所得的《逸禮》、《古文尚書》，和當時尚未立於學官的
《毛詩》，便成了古文經的主要經典。研習今文經的，叫今文學派，修讀古文經的，
叫古文學派。今古文經不僅經文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解說和觀點差異甚大。兩
派各按自己的觀點注經立說和收徒講學，漸成水火不相容之勢，發展到相互指責、
論辯，相攻如仇。後來，古文經也被立於學官，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兩派的鬥爭更
加經常和激烈了。到東漢時，今古文經並行，古文學派的影響迅速擴大。鄭玄進入
經學界，正是處於今古文學派激烈鬥爭的形勢之下。
今古文經學派的相互攻擊，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麽進步意義，雖然兩派都各自有
一些長處。經學講究“師法”和“家法”：嚴守經師之說毫不走樣，叫做師法；同
一經師的不同學生又各自為家，故師法之下又講家法，在遵從師法的前提下才能成
一家之言。所以，師法是追溯淵源的，家法是對師說的引伸與發展。如此“疏不破
注”，疊床架屋，致使一經就有數家，一家又有若幹說，各講各的一套，謬誤百出，
使後學者不知所從。繁瑣、支離、教條，成了經學的突出弊病。
鄭玄起初從第五元先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屬於今文經學派的。
後來他又跟張恭祖學習《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這是屬於古文經
學派的。可見他並不專守一師之說，尊一家之言，而是博學多師，兼收並蓄。他在
馬融門下受業多年，而馬融乃是古文經學大師，總的看，他是傾向於古文經學一邊
的。但是，鄭玄並不遵守當時經學中師法、家法那一套，他以自己淵博的學識遍注
古文經，注中並不專用古文經學家的釋義，同時也採用了許多個文經學家的解釋。
即以古文為主，兼采今文，擇善而從。
在受禁錮的14年中，鄭玄遍注群經。鄭注出現以後，原來各守門戶的今文經學
與古文經學，便逐漸不再為人們所信了。他在當時不僅集古文經學之大成，而且使
古文今文融為一爐，獨創了一個新的學派——鄭學。人們轉而崇尚鄭學，使之逐漸
成為“天下所宗”的儒學。例如，鄭玄所注的古文經學費氏《易》流行，而今文經
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廢止了；鄭注《古文尚書》流傳，而今文經的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尚書》便散失了；鄭玄箋注了古文經的《毛詩》，而今文經的齊、
魯、韓三家的《詩》也就不顯了。鄭學的出現，使經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變化，
它使經學進入了一個“統一時代”（皮錫瑞語，見《經學歷史》）。
本期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當時有位著名的今文經學大師名叫何體，他用17年
的時間寫成了《公羊春秋解詁》一書，對《公羊》一書的內容多所發明。從他的
《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廢疾》三文中可見，他認為《春秋》三傳中
隻有《公羊》義理深遠，象墨子的城防一樣無懈可擊。而《左氏》與《穀梁》二傳
則存在嚴重的缺點，根本不值得研究。鄭玄乃針對他的觀點，著《發墨守》、《針
膏肓》、《起廢疾》以駁斥之。他認為三傳各有其優缺點，《公羊》並非十全十美。
何體讀了鄭玄的文章，也帶著嘆服的口氣說：“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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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陳實、杜密等200餘人，並對逃亡者懸賞追捕。這就是發
生於延熹九年（166年）的第一次“黨錮之禍”。後來，由於外戚集團的支持，桓帝
下令開赦李膺等200人。不久，外戚與黨人聯合起來計議誅殺宦官，泄秘後反被宦官
先發製人，陰謀陷害，將李膺、杜密等200餘人一併下獄處死。之後，又在全國各地
陸續逮捕“黨人”。靈帝建寧元年（168年），下詔各州郡查究黨人，凡“黨人”及
其門生、故吏、父子、兄弟現居官位者，一概免職禁錮，這就是所謂第二次黨錮之
禍。所謂“黨錮”，也就是視為黨人而予以禁錮，絕其仕進之路，永遠不許為官。
鄭玄曾為杜密故吏，又曾受杜密的賞識與提攜，所以也被視為黨人，於建寧四年
（171年）和同郡孫嵩等40餘人俱被禁錮。這一年，鄭玄才45歲。
鄭玄被禁錮後，絕了仕進之路，使杜門不出，隱修經業，集中全部精力來進行
遍注群經的工作。鄭學的主要成就，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
漢代經學有今古文之分。秦始皇焚書後，漢代有一些老儒生憑記憶背誦出來一
些經文，用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即今文）記錄並整理出來，叫做“今文經”。
西漢成、哀之世，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發現了一部用古籀文字書寫的《春秋
左氏傳》，再加上由孔壁所得的《逸禮》、《古文尚書》，和當時尚未立於學官的
《毛詩》，便成了古文經的主要經典。研習今文經的，叫今文學派，修讀古文經的，
叫古文學派。今古文經不僅經文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解說和觀點差異甚大。兩
派各按自己的觀點注經立說和收徒講學，漸成水火不相容之勢，發展到相互指責、
論辯，相攻如仇。後來，古文經也被立於學官，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兩派的鬥爭更
加經常和激烈了。到東漢時，今古文經並行，古文學派的影響迅速擴大。鄭玄進入
經學界，正是處於今古文學派激烈鬥爭的形勢之下。
今古文經學派的相互攻擊，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麽進步意義，雖然兩派都各自有
一些長處。經學講究“師法”和“家法”：嚴守經師之說毫不走樣，叫做師法；同
一經師的不同學生又各自為家，故師法之下又講家法，在遵從師法的前提下才能成
一家之言。所以，師法是追溯淵源的，家法是對師說的引伸與發展。如此“疏不破
注”，疊床架屋，致使一經就有數家，一家又有若幹說，各講各的一套，謬誤百出，
使後學者不知所從。繁瑣、支離、教條，成了經學的突出弊病。
鄭玄起初從第五元先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屬於今文經學派的。
後來他又跟張恭祖學習《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這是屬於古文經
學派的。可見他並不專守一師之說，尊一家之言，而是博學多師，兼收並蓄。他在
馬融門下受業多年，而馬融乃是古文經學大師，總的看，他是傾向於古文經學一邊
的。但是，鄭玄並不遵守當時經學中師法、家法那一套，他以自己淵博的學識遍注
古文經，注中並不專用古文經學家的釋義，同時也採用了許多個文經學家的解釋。
即以古文為主，兼采今文，擇善而從。
在受禁錮的14年中，鄭玄遍注群經。鄭注出現以後，原來各守門戶的今文經學
與古文經學，便逐漸不再為人們所信了。他在當時不僅集古文經學之大成，而且使
古文今文融為一爐，獨創了一個新的學派——鄭學。人們轉而崇尚鄭學，使之逐漸
成為“天下所宗”的儒學。例如，鄭玄所注的古文經學費氏《易》流行，而今文經
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廢止了；鄭注《古文尚書》流傳，而今文經的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尚書》便散失了；鄭玄箋注了古文經的《毛詩》，而今文經的齊、
魯、韓三家的《詩》也就不顯了。鄭學的出現，使經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變化，
它使經學進入了一個“統一時代”（皮錫瑞語，見《經學歷史》）。
本期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當時有位著名的今文經學大師名叫何體，他用17年
的時間寫成了《公羊春秋解詁》一書，對《公羊》一書的內容多所發明。從他的
《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廢疾》三文中可見，他認為《春秋》三傳中
隻有《公羊》義理深遠，象墨子的城防一樣無懈可擊。而《左氏》與《穀梁》二傳
則存在嚴重的缺點，根本不值得研究。鄭玄乃針對他的觀點，著《發墨守》、《針
膏肓》、《起廢疾》以駁斥之。他認為三傳各有其優缺點，《公羊》並非十全十美。
何體讀了鄭玄的文章，也帶著嘆服的口氣說：“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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