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使校勘、辨偽、考據等學問開始產生。劉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個重要工作是編
製目錄，首先是在每一本書校勘謄清後，由劉向父子集其篇目，敘其旨意，寫成敘
錄，也就是後代的提要。然後，又將各書的敘錄集合一起，按部類抄成一書，稱為
《別錄》。這主要是劉向完成的。最後是劉歆在《別錄》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工，編
成了一部綜合性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七略》計七卷，其《輯略》為全書的
敘錄，其餘六卷，“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
有《術數略》，有《方技略》。”[注]將著錄的圖書分為六個大類，38種，603家，
13219卷。《七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每種每類都加小序，說明其學術源
流、類別含義等，不僅對當時的學術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對後世的目錄學更有
著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目錄書的典範。
劉歆本來從其父學習《詩》《書》《易》和《穀梁傳》，在經學上很有造詣。
在勘校中秘藏書的過程中，他發現了用先秦古文抄寫的《春秋左氏傳》，特別喜愛。
於是，他一邊向研治《左傳》有師承的尹成和翟方進學習，請教書中的許多問題及
其義理，同時，和父親劉向一起討論、辨析《左傳》的內容。還以《左傳》“教授
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注]將《左傳》與當時已立於學官的《公羊傳》
《穀梁傳》比較，他認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
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左傳》的價值，在《公羊》、《穀梁》
之上。他提出《左傳》以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古文經都應該立
於學官。哀帝讓他與五經博士商量，但博士們根本就不理睬劉歆的意見，而採取
“不肯置對”的態度。原因很簡單，研治儒家經書早已成為“祿利之路”，[注]同
意《左傳》等立於學官，豈不是要五經博士們讓出一些祿利來哩！劉歆見無法溝通
語言，於是寫了《讓太常博士書》，敘述五經產生與流傳的歷史，古文經發現的經
過及其價值，說明皇帝同意研究將《左傳》等立於學官，是“繼統揚業，亦閔文學
錯亂”；嚴厲地批評博士們“專己守殘，黨同門，拓道真，違明詔，失聖意”的狹
窄胸襟。這封信捅了馬蜂窩，引起了博士和所有研習今文經的儒者的怨恨。名儒光
祿大夫龔勝以辭職表示抗議，以治《詩》起家的大司空師丹則上書控告劉歆“改亂
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劉歆得罪了執政大臣，又經受不住眾多儒者的攻擊，雖然
得到哀帝的迴護，也覺得無法在京師立足，於是請求到外地做官，從而先後任河內、
五原、琢郡太守。後來因病免官，再起為安定屬國都尉。
可以說，在50歲以前，劉歆主要是潛心於撰述的一個學者，雖然他在經學、目
錄學等方麵造詣日深，成就甚大，但在政治上卻屢屢受挫，最後竟然被排擠出京師，
申張古文經的願望也成為泡影。
在遠謫五原的日日夜夜，他痛苦地思索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其《選初賦》[注]
就是他這一反思的流露。在賦中，他追憶“遂初之顯祿”，把自己遠離京華為五原
太守說成是因自己“好直”“為群邪之所惡”，聯想到仲尼陳蔡之厄，屈原放沉於
湘淵，他痛感古來“方直”之士必為世俗“難容”。從而深深地悟出一個人生的真
諦——單純做學問是毫無出路的，說：“玩琴書以條囗兮，考性命之變態。運四時
而攬陰陽兮，總萬物之珍怪。雖窮天地之極變兮，曾何足乎留意？”他想從此“守
信保己比老彭”，卻又不甘心“降皮弁為履，公室由此遂卑”。他覺得自己如“韞
寶而求賈”，總希望有一天“賴祁子之一言”而使“善人之有救”。不久，這個
“祁子”終於出現了，他就是王莽。
二、助莽篡漢 位至國師
原來，當劉歆初入仕途為黃門郎不久，以孤貧恭儉而聲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鳳
臨終之託而為黃門郎。兩個出身豪貴而又博學的年輕人從此結下了較深的情誼。經
過幾十年的奮鬥，野心勃勃的王莽終於“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注]哀帝死
後，他更被舉為大司馬，獨掌政權。為了給最終篡權作準備，王莽脅持上下，設計
誅滅政敵，拔擢黨羽。失意的劉歆成為王莽拉攏的對象。王莽把劉歆召迴京師，先
任命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遷官為中壘校尉。不久，王莽為安漢公，隨即任劉歆為
羲和、京兆尹，封紅休侯，讓他“典儒林史卜之官”。這時的劉歆已成為學術文化
事業的最高領導人。他藉助王莽的權力，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注]為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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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目錄，首先是在每一本書校勘謄清後，由劉向父子集其篇目，敘其旨意，寫成敘
錄，也就是後代的提要。然後，又將各書的敘錄集合一起，按部類抄成一書，稱為
《別錄》。這主要是劉向完成的。最後是劉歆在《別錄》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工，編
成了一部綜合性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七略》計七卷，其《輯略》為全書的
敘錄，其餘六卷，“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
有《術數略》，有《方技略》。”[注]將著錄的圖書分為六個大類，38種，603家，
13219卷。《七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每種每類都加小序，說明其學術源
流、類別含義等，不僅對當時的學術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對後世的目錄學更有
著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目錄書的典範。
劉歆本來從其父學習《詩》《書》《易》和《穀梁傳》，在經學上很有造詣。
在勘校中秘藏書的過程中，他發現了用先秦古文抄寫的《春秋左氏傳》，特別喜愛。
於是，他一邊向研治《左傳》有師承的尹成和翟方進學習，請教書中的許多問題及
其義理，同時，和父親劉向一起討論、辨析《左傳》的內容。還以《左傳》“教授
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注]將《左傳》與當時已立於學官的《公羊傳》
《穀梁傳》比較，他認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
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左傳》的價值，在《公羊》、《穀梁》
之上。他提出《左傳》以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古文經都應該立
於學官。哀帝讓他與五經博士商量，但博士們根本就不理睬劉歆的意見，而採取
“不肯置對”的態度。原因很簡單，研治儒家經書早已成為“祿利之路”，[注]同
意《左傳》等立於學官，豈不是要五經博士們讓出一些祿利來哩！劉歆見無法溝通
語言，於是寫了《讓太常博士書》，敘述五經產生與流傳的歷史，古文經發現的經
過及其價值，說明皇帝同意研究將《左傳》等立於學官，是“繼統揚業，亦閔文學
錯亂”；嚴厲地批評博士們“專己守殘，黨同門，拓道真，違明詔，失聖意”的狹
窄胸襟。這封信捅了馬蜂窩，引起了博士和所有研習今文經的儒者的怨恨。名儒光
祿大夫龔勝以辭職表示抗議，以治《詩》起家的大司空師丹則上書控告劉歆“改亂
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劉歆得罪了執政大臣，又經受不住眾多儒者的攻擊，雖然
得到哀帝的迴護，也覺得無法在京師立足，於是請求到外地做官，從而先後任河內、
五原、琢郡太守。後來因病免官，再起為安定屬國都尉。
可以說，在50歲以前，劉歆主要是潛心於撰述的一個學者，雖然他在經學、目
錄學等方麵造詣日深，成就甚大，但在政治上卻屢屢受挫，最後竟然被排擠出京師，
申張古文經的願望也成為泡影。
在遠謫五原的日日夜夜，他痛苦地思索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其《選初賦》[注]
就是他這一反思的流露。在賦中，他追憶“遂初之顯祿”，把自己遠離京華為五原
太守說成是因自己“好直”“為群邪之所惡”，聯想到仲尼陳蔡之厄，屈原放沉於
湘淵，他痛感古來“方直”之士必為世俗“難容”。從而深深地悟出一個人生的真
諦——單純做學問是毫無出路的，說：“玩琴書以條囗兮，考性命之變態。運四時
而攬陰陽兮，總萬物之珍怪。雖窮天地之極變兮，曾何足乎留意？”他想從此“守
信保己比老彭”，卻又不甘心“降皮弁為履，公室由此遂卑”。他覺得自己如“韞
寶而求賈”，總希望有一天“賴祁子之一言”而使“善人之有救”。不久，這個
“祁子”終於出現了，他就是王莽。
二、助莽篡漢 位至國師
原來，當劉歆初入仕途為黃門郎不久，以孤貧恭儉而聲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鳳
臨終之託而為黃門郎。兩個出身豪貴而又博學的年輕人從此結下了較深的情誼。經
過幾十年的奮鬥，野心勃勃的王莽終於“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注]哀帝死
後，他更被舉為大司馬，獨掌政權。為了給最終篡權作準備，王莽脅持上下，設計
誅滅政敵，拔擢黨羽。失意的劉歆成為王莽拉攏的對象。王莽把劉歆召迴京師，先
任命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遷官為中壘校尉。不久，王莽為安漢公，隨即任劉歆為
羲和、京兆尹，封紅休侯，讓他“典儒林史卜之官”。這時的劉歆已成為學術文化
事業的最高領導人。他藉助王莽的權力，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注]為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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