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將自己之所愛推及所不愛。但這種“居仁”“推恩”必須“由義”，所以它說：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同上）
又說：
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
（同上）
這樣，“居仁”“由義”，仁愛盡管還是仁愛，但對不同的人，就有厚薄之別、
先後之分了。
孟子承認愛有等差，但他更強調由己及人。在他看來，親親孝悌隻是仁的擴充
過程的開端，不親親而愛人固然是不“由義”，但僅親親而不愛人則更為不義。親
親而愛人就是將親親之心推及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三上》）。
孟子所謂禮，其作用在於對仁義進行節製和文飾，既不讓仁義失之無度，也不
讓它們失之於質實粗野。孟子主張以禮待人，循禮而行，但他認為禮節儀式同仁相
比，則是次要的。禮是仁義的外化和形式化，它受製於仁義，產生於仁義。
為了正確認識仁義原則並保證仁義的實踐，孟子又提出“智”的範疇。他說：
智之實，知斯二者（仁、義）弗去是也。（《孟子·離婁上》）
所謂“知斯二者”，就是對仁、義能有正確的認識和理解；由“知”而“弗去”，
就是在正確認識理解的基礎上自覺地堅持仁與義的原則，執著地踐履仁義道德。
孟子將人們的社會關係概括為五倫，並為它們規定了具體的道德規範。他說：
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
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倫即倫次，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五倫”即五種人倫。它們是父子、君臣、
夫婦、長幼，朋友五種基本的社會關係或倫理關係。孟子認為這五種不同的社會關
係都應有不同的道德規範和原則，父子關係要以親親為原則，君臣上下關係要以義
為原則，夫婦男女關係要以有差別、有區別的和諧為原則，長幼關係要以尊老養老
為原則，朋友關係要以信實為原則。“五倫”這五種道德原則是以區別人獸為背景
提出的，它是人類社會由野蠻進入文明的標誌、就道德規範而言，它是對四德的進
一步具體化。
利與義，是道德哲學的基本問題。孟子盡管承認人們物質利益的必要性，肯定
先富後教、恆產對恆心的重要性，但在價值取向上，他還是義勝於利，認為道德原
則重於物質利益。
《孟子》開宗明義就是：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日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
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
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孟子奉勸梁惠王隻能講仁義，不能講利，認為如果講利，就會引起爭奪、招致
政權顛覆。因此，從表麵看來，孟子似乎認為利是萬惡之源，義與利是對立的。其
實，孟子這裏所說的“利”與“義”含義較為複雜。孟子所謂“義”，既是統治階
級長遠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體現，又包含有一部分社會公共利益甚至一部分人民利益。
他所謂“利”，實際指統治者的個人私利以及所代表的小集團利益，或者是眼前利
益、局部利益。這從“何以利吾國”、“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之“利”
的對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罔此，孟子在這裏崇義而抑利，實質是反對統治者為一
己之私利而置整體利益、長遠利益而不顧。他認為如果統治者帶頭追求個人或小集
團的私利，全國人人爭而仿效，那麽就會使國家和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
受到根本性的損害。因而他提倡義，要用義來規範全體社會成員的行為。這種“義”，
實質就是以道德原則為形式而出現的“公利”。孟子所謂反對“後義而先利”，就
是反對置私利於公利之先。而提倡公利，最終還是有利於統治者本身。不求利而利
自得，這正是儒家的辯證法，正是孟子講仁義的本旨。
正因為孟子重公利之義而貶私利之利，所以在對待個人利益與公利、生命與道
德價值的問題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捨生取義”說：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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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同上）
又說：
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
（同上）
這樣，“居仁”“由義”，仁愛盡管還是仁愛，但對不同的人，就有厚薄之別、
先後之分了。
孟子承認愛有等差，但他更強調由己及人。在他看來，親親孝悌隻是仁的擴充
過程的開端，不親親而愛人固然是不“由義”，但僅親親而不愛人則更為不義。親
親而愛人就是將親親之心推及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三上》）。
孟子所謂禮，其作用在於對仁義進行節製和文飾，既不讓仁義失之無度，也不
讓它們失之於質實粗野。孟子主張以禮待人，循禮而行，但他認為禮節儀式同仁相
比，則是次要的。禮是仁義的外化和形式化，它受製於仁義，產生於仁義。
為了正確認識仁義原則並保證仁義的實踐，孟子又提出“智”的範疇。他說：
智之實，知斯二者（仁、義）弗去是也。（《孟子·離婁上》）
所謂“知斯二者”，就是對仁、義能有正確的認識和理解；由“知”而“弗去”，
就是在正確認識理解的基礎上自覺地堅持仁與義的原則，執著地踐履仁義道德。
孟子將人們的社會關係概括為五倫，並為它們規定了具體的道德規範。他說：
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
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倫即倫次，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五倫”即五種人倫。它們是父子、君臣、
夫婦、長幼，朋友五種基本的社會關係或倫理關係。孟子認為這五種不同的社會關
係都應有不同的道德規範和原則，父子關係要以親親為原則，君臣上下關係要以義
為原則，夫婦男女關係要以有差別、有區別的和諧為原則，長幼關係要以尊老養老
為原則，朋友關係要以信實為原則。“五倫”這五種道德原則是以區別人獸為背景
提出的，它是人類社會由野蠻進入文明的標誌、就道德規範而言，它是對四德的進
一步具體化。
利與義，是道德哲學的基本問題。孟子盡管承認人們物質利益的必要性，肯定
先富後教、恆產對恆心的重要性，但在價值取向上，他還是義勝於利，認為道德原
則重於物質利益。
《孟子》開宗明義就是：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日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
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
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孟子奉勸梁惠王隻能講仁義，不能講利，認為如果講利，就會引起爭奪、招致
政權顛覆。因此，從表麵看來，孟子似乎認為利是萬惡之源，義與利是對立的。其
實，孟子這裏所說的“利”與“義”含義較為複雜。孟子所謂“義”，既是統治階
級長遠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體現，又包含有一部分社會公共利益甚至一部分人民利益。
他所謂“利”，實際指統治者的個人私利以及所代表的小集團利益，或者是眼前利
益、局部利益。這從“何以利吾國”、“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之“利”
的對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罔此，孟子在這裏崇義而抑利，實質是反對統治者為一
己之私利而置整體利益、長遠利益而不顧。他認為如果統治者帶頭追求個人或小集
團的私利，全國人人爭而仿效，那麽就會使國家和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
受到根本性的損害。因而他提倡義，要用義來規範全體社會成員的行為。這種“義”，
實質就是以道德原則為形式而出現的“公利”。孟子所謂反對“後義而先利”，就
是反對置私利於公利之先。而提倡公利，最終還是有利於統治者本身。不求利而利
自得，這正是儒家的辯證法，正是孟子講仁義的本旨。
正因為孟子重公利之義而貶私利之利，所以在對待個人利益與公利、生命與道
德價值的問題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捨生取義”說：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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