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研究] 《中國歷代大儒》作者：舒大剛+楊世文【完結】
前言
儒學是中國文化的主體，儒家文化基本上成了中國文化的代名詞。本書是中國 歷代大儒評傳，讀者於此可見歷代大儒的生平業績、生活風采和學術特色，也可略 知中國儒學發生、發展及其演變的歷史。
一、儒學的流變
中國儒學，是在孔子學說基礎上不斷發展演變形成的。儒學發展史大致可分為 六個時期，即先秦儒家、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和現代新儒學。
先秦儒家誕生於春秋末年，為孔子所創立。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又是我國第 一個職業教育家，他一生教學，有弟子三千，賢者七十有二。又刪訂《詩》、《書》， 修起《禮》、《樂》，贊《易》，修《春秋》，製定了儒家經典。他還精研罩思， 形成“仁義禮”一體論、仁政德治論和“君子”道德倫，為儒家學派奠定了理論基 礎。從此，作為有經典、有綱領、有徒眾的儒家學派正式問世了。孔子創立儒家， 其意義不僅僅在於一個學派的誕生，而且由於儒家講學之風的影響，促成了諸子爭 鳴的形成和百家的誕生，帶來了中國學術繁榮的第一個高潮。戰國是儒學壯大期。 此時儒家得到初步發展，成為勢力強大的一世“顯學”。《史記》說：“自孔子卒 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 （《儒林列傳》）在諸子百家竟相爭鳴的學術風氣下，儒家作為一個“遊文於六藝 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漢書·藝文誌》） 的顯赫學派，在列國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與風靡一時的墨學並為當時的兩個 “顯學”。但這時儒家內部也產生了分化，韓非說：“孔墨之後，儒分為八。”有 “子張氏之儒”、“漆雕氏之儒”、“子思氏之儒”、“顏氏之儒”、“仲良氏之 儒”、“樂正氏之儒”、“孟氏之儒”和“孫氏之儒”。班因說：“仲尼沒而微言 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即指此而言。儒家八派的流傳宗旨多不可詳，唯子思、 孟氏、孫氏三家略可稱說。子思即孔子之孫孔亻及，孟氏即孟軻，孟子學於子思之 門人，為“思孟學派”，傳孔子“仁義”之學。孫氏即荀子，遠紹子夏之緒，傳孔 子“禮樂”之學。孟、荀崛起於戰國時期，辟楊墨、攻異端，捍衛了儒學的顯學地 位，也擴大了儒學的影響。孟子和荀子是先秦時期儒家著名代表人物。
兩漢儒學，趨於獨尊，也是儒學蛻變，成為禦用學術的開端。秦統一中國，儒 家以不合時宜、是古非今慘遭“坑焚”之禍，由顯學墮入低穀。漢弛挾書之禁，經 出崖壁，大儒間出，伏生、因何、轅固、韓嬰、胡毋生之倫，競相設帷執講，傳經 授學。但漢初休養生息，崇尚黃老“無為”之治，儒學不絕若縷。漢武龍興，仲舒 對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興學校之官，建博士之職，儒學迎來了希望的春天， 成為指導中國政治、思想、風俗的經典學問，形成影響深遠的經學。在漢代，以儒 學造就人才，士子進身，官吏升舉，多取經明行修、儒理精深之士，於是父敦其子、 婦勸其夫，莫不以進學業儒為事，儒學史上開始了第一個輝煌燦爛的極盛時期。另 一方麵，儒學在兩漢又出現了變異和分化，漢代儒學的變異主要表現在以董仲舒為 首的經學家引陰陽五行以解儒學，西漢末盛行讖緯迷信思潮，弄出許多“非常異議 可怪之論”，使這一治學風格達到極點。由儒學的異化而有經學的分化，這種分化 主要表現在西漢今文經學和東漢古文經學的分野。今古文問題，最初隻以經本文字 的“今”（漢隸）“古”（戰國古文）而得名，但一經對立，互相立異，各繕營壘， 因而先從文字分歧，進而在治學風格、思想內容乃至經篇的有無殘全上，都形成不 可調和的矛盾。從經本上看，今文以齊、魯、韓三家《詩》、今文《尚書》、《儀 禮》、《禮記》、今《易》、《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經典；古文家以毛 《詩》、《古文尚書》、《周禮》、逸禮入古《易》、《春秋左氏傳》為經典。在 相同的經典中，古文經比今文經內容齊全，文字可靠。在思想內容上，今文家以 《王製》、《公羊傳》為依據，所講製度規模比較狹小；而古文家以《周禮》、 《左傳》為依據，製度弘大，內容豐富。從治學風格看，今文家力圖發現五經中的 “微言大義”，牽強比附，甚至與讖緯迷信相結合；古文家則重視經文本義訓詁， 名物考實，以質實純正見長。今文經學盛行於西漢時期，它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自“《公羊》學”而入五經，特別善於發揮“微言大義”。他又把儒學與陰 陽、五行、名、法、方術結合起來，改造成適合西漢大一統形勢和積極有為政治需 要的學術，因而獲得西漢統治者的特別賞識。也是他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 尊儒術”，從而確立了儒學在中國思想界的統治地位。古文經學以西漢末年的劉歆 開先河。漢成帝時期，劉歆校書中秘，發現大批古文經書，請求設立學官，廣其流 傳。今文博士深辟固拒，劉歆移書讓之，斥其“抱殘守缺”，“是末師而非往古”， 於是激起今古文之爭。從此，今古學家各執一端，互相排斥，形同水火。王莽曾立 古文博士，旋因敗滅而罷休。東漢時期，朝廷雖然隻設今文博士，但治古文經學者 實繁有徒，大師輩出。賈逵、馬融、許慎、鄭玄，各領風騷。特別是鄭玄，他遍注 群經，雜糅今古，從而以兼容並蓄的姿態息歇了今古文之爭，時稱“鄭學”。
魏晉玄學，儒學向異教蛻變。漢末的鄭學，總結兩漢經學之功有餘，而開闢新 視野不足。鄭注三《禮》，融會今古，平實雅正；所注《周易》，拾取今文象數之 緒徐，大談交辰，陷於機祥，聖人義理盡失，讀者味若嚼蠟。於是，聰明睿智之士 轉而尋求理論的思辨，魏晉玄學便應運而生了。玄學以《易》、《老》、《莊》為 談資，號稱“三玄”。他們毀棄名教，輕薄禮法，對傳統道德、經學，實為一大解 脫。但援釋道“虛”“無”以釋儒典，窈渺虛空，玄之又玄，大異儒家“修齊治平” 之旨。隨著南北朝政治對立的形成，儒學又分為“南學”、“北學”。南學宗三弼 注《易》、何晏注《論語》，崇尚玄學，簡潔而得其精華；北學守鄭玄經注，質定 名物，繁蕪以窮其枝葉。
隋唐一統，儒學也復歸統一。陳隋之際，陸德明綜合南北訓詁，著《經典釋文》； 唐貞觀年間，孔穎達、賈公彥等奉詔修纂《五經正義》，廣采博稽，南學（玄學） 北學（漢經學），熔為一爐。此後數百年間，士子為學，官府銓選，一是皆以《正 義》為準，儒學在統一的範式中，行使其塑造中國文化的職能。傳統“漢學”的種 種分歧和爭端，也在這裏作了總結。
宋明理學是儒學又一變種，統治中國意識形態的時間最長。理學開端，可追溯 於唐中葉。其時“三教並重”，儒、釋、道競相擴展勢力，逐漸形成合一趨勢。韓 愈從維護儒學道統出發，倡為“性命”、“道統”之傳。柳宗元則倡為儒釋互補之 說。宋承中晚唐革新儒學的潮流，以興儒學、衛道統相標榜，反佛、老而熔佛老， 建立了遺落訓詁、專言義理的新儒學——理學。理學由周敦頤、張載、邵雍開其端， 程穎、程頤揚其波，而以朱熹集大成。降及元明，至於滿清，皆以理學為最高的言 論行為準則，理學統治中國達三四百年之久。其中雖然有洛、閩（主“義理”）與 永嘉（主“功利”）之爭，程（頤）、朱（熹）與陸（九淵）、王（陽明）之別， 但總不出“心、性、氣、理”、“格物”、“致知”的範疇。這一時期，一些理學 家忘卻了孔子化時濟世的傳統，究心於“天理”、“人慾”之際，特別是王學末流， 陷入狂禪之弊，對經濟治理，茫若煙霧。窮理盡性，以理殺人。儒學迂闊之弊，於 此為極。
清代樸學，是對理學空談誤國的反動，也是中國儒學自身發展史上否定之否定 的結果。清初學者以“復古”求解放，家道許（慎）、鄭（玄），世薄程、朱，以 經世致用相標榜，以漢學相號召，以切實為職誌。顧（炎武）、黃（宗羲）、顏 （元）、王（夫之），並以求實、切理見稱於時。但隨著民族高壓政策的實施和文 字獄的興起，家有智慧，發而為考據辨章、音韻訓詁，形成了以名物訓詁為特色的 一樸學”風格。樸學盛於幹隆、嘉慶，故又稱“幹嘉學派”。內中又有吳派（主 “博古好古”）、皖派（主“實是求是”）競相爭雄，惠棟、戴震，各領風騷。研 經究典，斐然成章。但是清代樸學總體特徵是重名物而輕義理，為學術而忽實用， 雖整理文獻有徐，而經世先王之誌，亦已衰矣！於是莊（存與）劉（逢祿）倡言於 前，龔（自珍）魏（源）響應於後，肆言《春秋公羊》，闡明“微言大義”，積極 入世，企圖重致太平，是為“常州學派”。清代樸學乃東漢古文經學的翻版，是清 代思想學術的主流；至於以西漢今文經學為法的“常州學派”，究屬支流。
降及近代，列強侵逼，在工業文明大潮衝擊下，儒學這道帶著農業社會泥土芳 香的“萬仞宮牆”，土崩瓦解了。麵對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和文化侵略，不甘亡國、 亡教、滅種的愛國誌士，重張漢幟，再興儒學。廖平、康有為又祭起“《公羊》學” 的亡靈，唱起“興三統、張三世”的老調，企圖重振中華雄風，復庚子國恥的“九 世之仇”。廖、康二人甚至以“主教”自居，欲組建無所不包、無所不有的“孔教” 思想體係，以應付變幻莫測的時代風雲，但削足難以適履，古老的儒學自然難以容 納新式學問，雜糅而成的“孔教”哲學也無法叩開近代社會的大門。廖平屢變其學 也難自適的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傳統儒學應該壽終正寢，退出歷史舞台了。
現代新儒學，是在西學東漸形勢下，吸收現代思想資料重建的儒學新流派。 “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徹底結束了“儒學獨尊”的歷史。提倡民主，追求 科學。但是偏激士子，糠批傳統，肆言西化，民族虛無，充斥寰宇。不甘失落的中 國學者，如梁漱溟、馮友蘭、熊十力等人，以新思維、新方法、新理論，對傳統儒 學，重加梳理，再作解人，使之注入新的靈魂，煥發新的活力，形成了以弘揚儒學、 復興本土文化為職誌的現代新儒家學派。新儒家苦心經營，瀛海內外，唿號奔走， 對東亞儒家文化圈意識的形成，與有力焉。他們斷言，以儒學為特色的中國文化是 人類文化的理想模式，人類文明的出路，端在於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復甦。日本的成 功，亞洲四小龍的崛起，為他們的斷言提供了佐證。
</br>
前言
儒學是中國文化的主體，儒家文化基本上成了中國文化的代名詞。本書是中國 歷代大儒評傳，讀者於此可見歷代大儒的生平業績、生活風采和學術特色，也可略 知中國儒學發生、發展及其演變的歷史。
一、儒學的流變
中國儒學，是在孔子學說基礎上不斷發展演變形成的。儒學發展史大致可分為 六個時期，即先秦儒家、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和現代新儒學。
先秦儒家誕生於春秋末年，為孔子所創立。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又是我國第 一個職業教育家，他一生教學，有弟子三千，賢者七十有二。又刪訂《詩》、《書》， 修起《禮》、《樂》，贊《易》，修《春秋》，製定了儒家經典。他還精研罩思， 形成“仁義禮”一體論、仁政德治論和“君子”道德倫，為儒家學派奠定了理論基 礎。從此，作為有經典、有綱領、有徒眾的儒家學派正式問世了。孔子創立儒家， 其意義不僅僅在於一個學派的誕生，而且由於儒家講學之風的影響，促成了諸子爭 鳴的形成和百家的誕生，帶來了中國學術繁榮的第一個高潮。戰國是儒學壯大期。 此時儒家得到初步發展，成為勢力強大的一世“顯學”。《史記》說：“自孔子卒 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 （《儒林列傳》）在諸子百家竟相爭鳴的學術風氣下，儒家作為一個“遊文於六藝 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漢書·藝文誌》） 的顯赫學派，在列國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與風靡一時的墨學並為當時的兩個 “顯學”。但這時儒家內部也產生了分化，韓非說：“孔墨之後，儒分為八。”有 “子張氏之儒”、“漆雕氏之儒”、“子思氏之儒”、“顏氏之儒”、“仲良氏之 儒”、“樂正氏之儒”、“孟氏之儒”和“孫氏之儒”。班因說：“仲尼沒而微言 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即指此而言。儒家八派的流傳宗旨多不可詳，唯子思、 孟氏、孫氏三家略可稱說。子思即孔子之孫孔亻及，孟氏即孟軻，孟子學於子思之 門人，為“思孟學派”，傳孔子“仁義”之學。孫氏即荀子，遠紹子夏之緒，傳孔 子“禮樂”之學。孟、荀崛起於戰國時期，辟楊墨、攻異端，捍衛了儒學的顯學地 位，也擴大了儒學的影響。孟子和荀子是先秦時期儒家著名代表人物。
兩漢儒學，趨於獨尊，也是儒學蛻變，成為禦用學術的開端。秦統一中國，儒 家以不合時宜、是古非今慘遭“坑焚”之禍，由顯學墮入低穀。漢弛挾書之禁，經 出崖壁，大儒間出，伏生、因何、轅固、韓嬰、胡毋生之倫，競相設帷執講，傳經 授學。但漢初休養生息，崇尚黃老“無為”之治，儒學不絕若縷。漢武龍興，仲舒 對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興學校之官，建博士之職，儒學迎來了希望的春天， 成為指導中國政治、思想、風俗的經典學問，形成影響深遠的經學。在漢代，以儒 學造就人才，士子進身，官吏升舉，多取經明行修、儒理精深之士，於是父敦其子、 婦勸其夫，莫不以進學業儒為事，儒學史上開始了第一個輝煌燦爛的極盛時期。另 一方麵，儒學在兩漢又出現了變異和分化，漢代儒學的變異主要表現在以董仲舒為 首的經學家引陰陽五行以解儒學，西漢末盛行讖緯迷信思潮，弄出許多“非常異議 可怪之論”，使這一治學風格達到極點。由儒學的異化而有經學的分化，這種分化 主要表現在西漢今文經學和東漢古文經學的分野。今古文問題，最初隻以經本文字 的“今”（漢隸）“古”（戰國古文）而得名，但一經對立，互相立異，各繕營壘， 因而先從文字分歧，進而在治學風格、思想內容乃至經篇的有無殘全上，都形成不 可調和的矛盾。從經本上看，今文以齊、魯、韓三家《詩》、今文《尚書》、《儀 禮》、《禮記》、今《易》、《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經典；古文家以毛 《詩》、《古文尚書》、《周禮》、逸禮入古《易》、《春秋左氏傳》為經典。在 相同的經典中，古文經比今文經內容齊全，文字可靠。在思想內容上，今文家以 《王製》、《公羊傳》為依據，所講製度規模比較狹小；而古文家以《周禮》、 《左傳》為依據，製度弘大，內容豐富。從治學風格看，今文家力圖發現五經中的 “微言大義”，牽強比附，甚至與讖緯迷信相結合；古文家則重視經文本義訓詁， 名物考實，以質實純正見長。今文經學盛行於西漢時期，它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自“《公羊》學”而入五經，特別善於發揮“微言大義”。他又把儒學與陰 陽、五行、名、法、方術結合起來，改造成適合西漢大一統形勢和積極有為政治需 要的學術，因而獲得西漢統治者的特別賞識。也是他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 尊儒術”，從而確立了儒學在中國思想界的統治地位。古文經學以西漢末年的劉歆 開先河。漢成帝時期，劉歆校書中秘，發現大批古文經書，請求設立學官，廣其流 傳。今文博士深辟固拒，劉歆移書讓之，斥其“抱殘守缺”，“是末師而非往古”， 於是激起今古文之爭。從此，今古學家各執一端，互相排斥，形同水火。王莽曾立 古文博士，旋因敗滅而罷休。東漢時期，朝廷雖然隻設今文博士，但治古文經學者 實繁有徒，大師輩出。賈逵、馬融、許慎、鄭玄，各領風騷。特別是鄭玄，他遍注 群經，雜糅今古，從而以兼容並蓄的姿態息歇了今古文之爭，時稱“鄭學”。
魏晉玄學，儒學向異教蛻變。漢末的鄭學，總結兩漢經學之功有餘，而開闢新 視野不足。鄭注三《禮》，融會今古，平實雅正；所注《周易》，拾取今文象數之 緒徐，大談交辰，陷於機祥，聖人義理盡失，讀者味若嚼蠟。於是，聰明睿智之士 轉而尋求理論的思辨，魏晉玄學便應運而生了。玄學以《易》、《老》、《莊》為 談資，號稱“三玄”。他們毀棄名教，輕薄禮法，對傳統道德、經學，實為一大解 脫。但援釋道“虛”“無”以釋儒典，窈渺虛空，玄之又玄，大異儒家“修齊治平” 之旨。隨著南北朝政治對立的形成，儒學又分為“南學”、“北學”。南學宗三弼 注《易》、何晏注《論語》，崇尚玄學，簡潔而得其精華；北學守鄭玄經注，質定 名物，繁蕪以窮其枝葉。
隋唐一統，儒學也復歸統一。陳隋之際，陸德明綜合南北訓詁，著《經典釋文》； 唐貞觀年間，孔穎達、賈公彥等奉詔修纂《五經正義》，廣采博稽，南學（玄學） 北學（漢經學），熔為一爐。此後數百年間，士子為學，官府銓選，一是皆以《正 義》為準，儒學在統一的範式中，行使其塑造中國文化的職能。傳統“漢學”的種 種分歧和爭端，也在這裏作了總結。
宋明理學是儒學又一變種，統治中國意識形態的時間最長。理學開端，可追溯 於唐中葉。其時“三教並重”，儒、釋、道競相擴展勢力，逐漸形成合一趨勢。韓 愈從維護儒學道統出發，倡為“性命”、“道統”之傳。柳宗元則倡為儒釋互補之 說。宋承中晚唐革新儒學的潮流，以興儒學、衛道統相標榜，反佛、老而熔佛老， 建立了遺落訓詁、專言義理的新儒學——理學。理學由周敦頤、張載、邵雍開其端， 程穎、程頤揚其波，而以朱熹集大成。降及元明，至於滿清，皆以理學為最高的言 論行為準則，理學統治中國達三四百年之久。其中雖然有洛、閩（主“義理”）與 永嘉（主“功利”）之爭，程（頤）、朱（熹）與陸（九淵）、王（陽明）之別， 但總不出“心、性、氣、理”、“格物”、“致知”的範疇。這一時期，一些理學 家忘卻了孔子化時濟世的傳統，究心於“天理”、“人慾”之際，特別是王學末流， 陷入狂禪之弊，對經濟治理，茫若煙霧。窮理盡性，以理殺人。儒學迂闊之弊，於 此為極。
清代樸學，是對理學空談誤國的反動，也是中國儒學自身發展史上否定之否定 的結果。清初學者以“復古”求解放，家道許（慎）、鄭（玄），世薄程、朱，以 經世致用相標榜，以漢學相號召，以切實為職誌。顧（炎武）、黃（宗羲）、顏 （元）、王（夫之），並以求實、切理見稱於時。但隨著民族高壓政策的實施和文 字獄的興起，家有智慧，發而為考據辨章、音韻訓詁，形成了以名物訓詁為特色的 一樸學”風格。樸學盛於幹隆、嘉慶，故又稱“幹嘉學派”。內中又有吳派（主 “博古好古”）、皖派（主“實是求是”）競相爭雄，惠棟、戴震，各領風騷。研 經究典，斐然成章。但是清代樸學總體特徵是重名物而輕義理，為學術而忽實用， 雖整理文獻有徐，而經世先王之誌，亦已衰矣！於是莊（存與）劉（逢祿）倡言於 前，龔（自珍）魏（源）響應於後，肆言《春秋公羊》，闡明“微言大義”，積極 入世，企圖重致太平，是為“常州學派”。清代樸學乃東漢古文經學的翻版，是清 代思想學術的主流；至於以西漢今文經學為法的“常州學派”，究屬支流。
降及近代，列強侵逼，在工業文明大潮衝擊下，儒學這道帶著農業社會泥土芳 香的“萬仞宮牆”，土崩瓦解了。麵對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和文化侵略，不甘亡國、 亡教、滅種的愛國誌士，重張漢幟，再興儒學。廖平、康有為又祭起“《公羊》學” 的亡靈，唱起“興三統、張三世”的老調，企圖重振中華雄風，復庚子國恥的“九 世之仇”。廖、康二人甚至以“主教”自居，欲組建無所不包、無所不有的“孔教” 思想體係，以應付變幻莫測的時代風雲，但削足難以適履，古老的儒學自然難以容 納新式學問，雜糅而成的“孔教”哲學也無法叩開近代社會的大門。廖平屢變其學 也難自適的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傳統儒學應該壽終正寢，退出歷史舞台了。
現代新儒學，是在西學東漸形勢下，吸收現代思想資料重建的儒學新流派。 “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徹底結束了“儒學獨尊”的歷史。提倡民主，追求 科學。但是偏激士子，糠批傳統，肆言西化，民族虛無，充斥寰宇。不甘失落的中 國學者，如梁漱溟、馮友蘭、熊十力等人，以新思維、新方法、新理論，對傳統儒 學，重加梳理，再作解人，使之注入新的靈魂，煥發新的活力，形成了以弘揚儒學、 復興本土文化為職誌的現代新儒家學派。新儒家苦心經營，瀛海內外，唿號奔走， 對東亞儒家文化圈意識的形成，與有力焉。他們斷言，以儒學為特色的中國文化是 人類文化的理想模式，人類文明的出路，端在於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復甦。日本的成 功，亞洲四小龍的崛起，為他們的斷言提供了佐證。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