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全國第一屆“文代會”在北平召開。梅蘭芳作為上海文化界的代表應邀出席。在會上，他認真聽取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的政治報告和郭沫若題為《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鬥》的大會總報告以及茅盾、周揚分別總結國統區和解放區革命文藝運動的報告。
這些報告讓梅蘭芳眼界大開，他不禁為自己過去隻專注於塑造美女佳人的形象而略感慚愧。因而，這些報告中所表達出的“文藝工作者要學習，要改造思想，要與新社會的主人──‘工農兵’相結合”的思想以及郭沫若提出的“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創造為人民服務的文藝”的口號對梅蘭芳的觸動很大，他突然意識到自己以前的“服務對象究竟是什麽是模糊的”。
這以後，他認真學習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逐漸明確了文藝應該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他說：“明確了這個方向，我覺得自己的藝術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歸宿。”正因為如此，梅蘭芳從此的演出活動無一不緊緊圍繞著“為工農兵服務”這個宗旨。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到過京、津、滬、漢與幾個工業區如石家莊、無錫及東北八個城市，參加了鞍鋼三大工程的開工典禮，同時，還光榮地參加了赴朝慰問中國人民誌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的工作，後來，又到華南慰問中國人民解放軍。”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觀眾已由過去的達官貴人、文人雅士轉變為了工農兵。
兩個月以後，梅蘭芳又一次北上，參加了全國政協會議，而且還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議閉幕後次日，即1949年10月1日，他以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的身份參加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並觀看了閱兵式。以後，他又先後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戲曲研究院院長、中國京劇院院長，還被周恩來總理任命為中國戲曲學院院長。從此，他不再是單純的演員或藝術家，而一躍成為政府官員。
身份的巨大變化使他發自內心地感慨道：“我在舊社會是沒有地位的人，今天能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討論國家大事，又做了中央機構的領導人，這是我們戲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也是我的祖先們和我自己都夢想不到的事情。”然而，身份的改變並不意味著他就此懂得了政治、認清了政治，他其實還是原來那個藝術家梅蘭芳，還是沒有成為政治家梅蘭芳。
在北京開過全國政協會後，梅蘭芳應天津市文化局局長阿英邀請，率團赴天津作短期演出。此間，他接受了天津《進步日報》文教記者張頌甲的專訪，參加訪談的還有秘書許姬傳。當時，全國戲曲界正轟轟烈烈地致力於戲劇改革。很自然地，訪談的話題便集中在京劇藝人的思想改造和京劇劇目的改革。
當張記者問梅蘭芳“京劇如何改革，以適應新社會的需要”時，梅蘭芳直言：“京劇改革又豈是一樁輕而易舉的事！不過，讓這個古老的劇種更好地為新社會服務，為人民服務，卻是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然後，他具體分析說：“我以為，京劇藝術的思想改造和技術改革最好不要混為一談。後者在原則上應該讓它保留下來，而前者也要經過充分的準備和慎重的考慮，再行修改，這樣才不會發生錯誤。因為京劇是一種古典藝術，有幾千年的傳統，因此，我們修改起來，就更得慎重些。不然的話，就一定會生硬、勉強。這樣，它所達到的效果也就變小了。”最後，他概括道：“俗話說，‘移步換形’，今天的戲劇改革工作卻要做到‘移步’而不‘換形’。”
梅蘭芳著名的“移步不換形”的京劇改革理論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誕生的。
不幾天，張頌甲記者就此訪談，撰文《移步不換形——梅蘭芳談舊劇改革》，全文刊登在《進步日報》上。
一石激起千層浪。此文一出，立即在文藝界引來批評聲一片。由於提出批評的多是北京文藝界的知名人士，因此，影響頗大。他們反對的理由是：“事物的發展總是內容決定形式，內容變了，形式必然要隨著變化。”於是，他們提出“移步必須要換形”。
如果單純從藝術上討論這個問題，那倒也罷了。問題是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有人上綱上線，說梅蘭芳之所以主張“移步不換形”，是在宣傳改良主義，阻礙京劇的徹底改革。這樣說來，性質就嚴重了。幸好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陸定一及時製止了事態的進一步擴大。他認為“梅蘭芳是戲劇界的一麵旗幟，對他的批評一定要慎重”，然後將有關材料轉到中共天津市委，請市委書記黃敬和市委文教部長黃鬆齡妥善處理。
梅蘭芳的情緒一落千丈。他是滿懷熱情擁抱政治的，卻不曾想被政治狠狠地蜇了一下。就他和善、溫良的個性而言，他的心裏充斥著後悔、懊惱、著急，卻恰恰沒有氣憤。記者張頌甲卻很氣憤，他以為“對京劇改革各抒己見，何罪之有”，他覺得是他的文章為梅蘭芳捅了漏子，便準備自己承擔責任。秘書許姬傳也表示由他背黑鍋，試圖幫梅蘭芳解脫。梅蘭芳並不是個敢說不敢當的人，他當即拒絕，並明確表示一切後果由他自己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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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報告讓梅蘭芳眼界大開，他不禁為自己過去隻專注於塑造美女佳人的形象而略感慚愧。因而，這些報告中所表達出的“文藝工作者要學習，要改造思想，要與新社會的主人──‘工農兵’相結合”的思想以及郭沫若提出的“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創造為人民服務的文藝”的口號對梅蘭芳的觸動很大，他突然意識到自己以前的“服務對象究竟是什麽是模糊的”。
這以後，他認真學習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逐漸明確了文藝應該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他說：“明確了這個方向，我覺得自己的藝術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歸宿。”正因為如此，梅蘭芳從此的演出活動無一不緊緊圍繞著“為工農兵服務”這個宗旨。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到過京、津、滬、漢與幾個工業區如石家莊、無錫及東北八個城市，參加了鞍鋼三大工程的開工典禮，同時，還光榮地參加了赴朝慰問中國人民誌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的工作，後來，又到華南慰問中國人民解放軍。”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觀眾已由過去的達官貴人、文人雅士轉變為了工農兵。
兩個月以後，梅蘭芳又一次北上，參加了全國政協會議，而且還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議閉幕後次日，即1949年10月1日，他以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的身份參加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並觀看了閱兵式。以後，他又先後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戲曲研究院院長、中國京劇院院長，還被周恩來總理任命為中國戲曲學院院長。從此，他不再是單純的演員或藝術家，而一躍成為政府官員。
身份的巨大變化使他發自內心地感慨道：“我在舊社會是沒有地位的人，今天能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討論國家大事，又做了中央機構的領導人，這是我們戲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也是我的祖先們和我自己都夢想不到的事情。”然而，身份的改變並不意味著他就此懂得了政治、認清了政治，他其實還是原來那個藝術家梅蘭芳，還是沒有成為政治家梅蘭芳。
在北京開過全國政協會後，梅蘭芳應天津市文化局局長阿英邀請，率團赴天津作短期演出。此間，他接受了天津《進步日報》文教記者張頌甲的專訪，參加訪談的還有秘書許姬傳。當時，全國戲曲界正轟轟烈烈地致力於戲劇改革。很自然地，訪談的話題便集中在京劇藝人的思想改造和京劇劇目的改革。
當張記者問梅蘭芳“京劇如何改革，以適應新社會的需要”時，梅蘭芳直言：“京劇改革又豈是一樁輕而易舉的事！不過，讓這個古老的劇種更好地為新社會服務，為人民服務，卻是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然後，他具體分析說：“我以為，京劇藝術的思想改造和技術改革最好不要混為一談。後者在原則上應該讓它保留下來，而前者也要經過充分的準備和慎重的考慮，再行修改，這樣才不會發生錯誤。因為京劇是一種古典藝術，有幾千年的傳統，因此，我們修改起來，就更得慎重些。不然的話，就一定會生硬、勉強。這樣，它所達到的效果也就變小了。”最後，他概括道：“俗話說，‘移步換形’，今天的戲劇改革工作卻要做到‘移步’而不‘換形’。”
梅蘭芳著名的“移步不換形”的京劇改革理論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誕生的。
不幾天，張頌甲記者就此訪談，撰文《移步不換形——梅蘭芳談舊劇改革》，全文刊登在《進步日報》上。
一石激起千層浪。此文一出，立即在文藝界引來批評聲一片。由於提出批評的多是北京文藝界的知名人士，因此，影響頗大。他們反對的理由是：“事物的發展總是內容決定形式，內容變了，形式必然要隨著變化。”於是，他們提出“移步必須要換形”。
如果單純從藝術上討論這個問題，那倒也罷了。問題是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有人上綱上線，說梅蘭芳之所以主張“移步不換形”，是在宣傳改良主義，阻礙京劇的徹底改革。這樣說來，性質就嚴重了。幸好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陸定一及時製止了事態的進一步擴大。他認為“梅蘭芳是戲劇界的一麵旗幟，對他的批評一定要慎重”，然後將有關材料轉到中共天津市委，請市委書記黃敬和市委文教部長黃鬆齡妥善處理。
梅蘭芳的情緒一落千丈。他是滿懷熱情擁抱政治的，卻不曾想被政治狠狠地蜇了一下。就他和善、溫良的個性而言，他的心裏充斥著後悔、懊惱、著急，卻恰恰沒有氣憤。記者張頌甲卻很氣憤，他以為“對京劇改革各抒己見，何罪之有”，他覺得是他的文章為梅蘭芳捅了漏子，便準備自己承擔責任。秘書許姬傳也表示由他背黑鍋，試圖幫梅蘭芳解脫。梅蘭芳並不是個敢說不敢當的人，他當即拒絕，並明確表示一切後果由他自己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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