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小冬剛剛離開上海，梅蘭芳結束在外地的巡迴演出後，返迴了上海。上海已繼北平“七#8226;七”事變、上海“八#8226;一三”淞滬抗戰後淪為日寇天下。全國人民開始進入艱苦的八年抗戰時期。
樹大招風，就梅蘭芳的名氣，日本人、漢奸都是不會放過他的。當然，他們也不至於無怨無故將他抓去殺了，但請他唱戲以“勞軍”、作些“大東亞共容”之類的宣傳還是大有可能的。在日本人看來，他曾兩次訪日，與日本的關係非同一般。如果他不情不願，性命也是難保的，梅蘭芳深知自己的處境。
果然，在他迴到上海不久，就有人找上門來，希望他到電台播一次音，至於播什麽音，說什麽話，自然是明擺著的。梅蘭芳既然早已明白自己的處境，所以對此也早有準備，他沉著冷靜地以正準備赴香港和內地演出，實在抽不出時間為由給了來人一個軟釘子。
雖然取得了第一個交鋒的勝利，但梅蘭芳深知有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不久，又有人找上門，苦口婆心地勸他演幾場營業戲，並聲稱“營業戲與政治毫無關係”。說實話，這句話確實有些讓梅蘭芳動心。唱戲的以唱戲為生，唱戲是唱戲的職業，是飯碗，是賴以養家餬口的工具，不唱戲則意味著將一無所有。梅蘭芳有些猶豫，但始終又拿不定主意，於是去找幾位朋友商量。
大家對此眾說不一，有的說：“雖然上海陷落，為了養家餬口，做生意的照常做生意，我們唱戲的唱幾場營業戲，是給老百姓看的，又不是為敵人演出，有什麽關係呢。”對此，馮幼偉表示反對，他的理由是：“雖然演的是營業戲，可是梅蘭芳一出台，接著日本人要你去演堂會，要你去南京、東京、‘滿州國’演出，你如何迴絕呢？”
1957年，梅夫人福芝芳迴憶當時的情景時說：“我們家的大主意都是大爺自己拿，這一迴我可是插了句嘴。我悄悄地提醒他：‘這個口子可開不得！’，還真和他碰心氣了，他當時把香菸一下子掐滅，立起身來大聲說：‘我們想到一塊兒了，這個口子是開不得！’”。就這樣，他再次拒絕登台。
不能說梅蘭芳說要到香港演出完全是欺騙，他確有此考慮。那時候的人要想逃離日寇統治區隻有兩條路，不是去內地就是去香港。“播音事件”的發生促使梅蘭芳下定了盡快離開上海去香港的決心。他首先利用馮幼偉到港公幹之便請他預為布置，又委託交通銀行駐香港分行的許源來代為與香港利舞台聯繫赴港演出事宜。
一切安排就緒後，梅蘭芳於1938年春率梅劇團到達香港。在利舞台演出了一段時間後，劇團其他成員北返，梅蘭芳就此留在了香港，住在香港半山上的幹德道8號一套公寓裏達4年之久。
到了香港後的梅蘭芳這才發現楊小樓所說“很難說躲到哪去好”的確是有先見之明的。香港不是世外桃園，上海的流氓惡勢也早已蔓延到了香港。梅蘭芳在利舞台演出期間就曾發生過一起馮幼偉被流氓毒打事件。
馮幼偉因為幫助梅蘭芳赴港演出得罪了上海的一個流氓頭子芮慶榮（外號小阿榮）。當時，芮慶榮很想包辦梅蘭芳赴港演出事宜，多次找過梅蘭芳，但沒有成功，他懷疑馮幼偉從中使壞，便侍機報復。到港後，馮幼偉按慣例每晚到利舞台看梅蘭芳演出，戲散後，他還要到後台與梅蘭芳閑談幾句，然後再迴位於淺水灣的住宅。
一天夜裏，馮幼偉未等梅蘭芳卸完妝就先告辭了，可走後不久又滿臉滿身鮮血跌跌撞撞地迴來了，把正在卸妝的梅蘭芳和正陪梅蘭芳說話的許姬傳嚇得不輕，他們打了急救電話後，方問馮幼偉事情經過。原來，他走出利舞台不遠，突然感覺有人從身後衝過來，未及反應，就被一悶棍打倒在地，幸得路人相救。兇手見周圍人太多便丟下作案的兇器，一根外麵裹著舊報紙的圓鐵棍。這根鐵棍是圓的，否則，馮幼偉也就不會是流點血那麽簡單了。不過，他的傷足足養了半個多月才見好轉。
離開了上海，梅蘭芳初以為就此可以安心了，馮幼偉被打一事讓他已經放下的心復又懸了起來。流氓打的是馮幼偉，不能不說還含有威脅他梅蘭芳的意思。香港也不安全，他還得加倍警惕。演出結束後，他便深居簡出，以學習英文和世界語、畫畫、打羽毛球、集郵、與朋友談掌故、收聽廣播打發每一天，偶爾外出看看電影，有時晚上拉上窗簾悄悄唱幾段，吊吊嗓子。
梅蘭芳不曾想到，這年年中，孟小冬也悄悄來了一趟香港。
自從和杜月笙、姚玉蘭於上海分別後，孟小冬迴到北平。時局動盪，戲自然是無法演了。她一方麵安心休養，一方麵也可能是因為百無聊賴，竟收養了一個小女孩為養女。這個女孩乳名大玉子，後來人稱“玉妹”。此時，孟小冬實足30歲，仍然孤身一人，沒有自己的家庭，更沒有子女。“沒有子女”的說法並不準確。據說，她在北平時生過一個女孩，後來送了人。或許她對未來能否有一個正常的家庭生活感到失望，這才動了收養的念頭吧。
遠在香港的杜月笙無法忘卻孟小冬，也為她仍身處日寇占領下的北平而感到不安。於是，他通過留在上海的帳房先生黃國棟，給孟小冬寫了一封信，讓她也去香港。可以想見，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孟小冬收到杜月笙的信，該是如何得心暖。她或許會認為，杜月笙對她是真心的，也隻有他（當然還有姚玉蘭）能夠給予她溫情。於是，她立即收拾行裝，動身去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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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大招風，就梅蘭芳的名氣，日本人、漢奸都是不會放過他的。當然，他們也不至於無怨無故將他抓去殺了，但請他唱戲以“勞軍”、作些“大東亞共容”之類的宣傳還是大有可能的。在日本人看來，他曾兩次訪日，與日本的關係非同一般。如果他不情不願，性命也是難保的，梅蘭芳深知自己的處境。
果然，在他迴到上海不久，就有人找上門來，希望他到電台播一次音，至於播什麽音，說什麽話，自然是明擺著的。梅蘭芳既然早已明白自己的處境，所以對此也早有準備，他沉著冷靜地以正準備赴香港和內地演出，實在抽不出時間為由給了來人一個軟釘子。
雖然取得了第一個交鋒的勝利，但梅蘭芳深知有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不久，又有人找上門，苦口婆心地勸他演幾場營業戲，並聲稱“營業戲與政治毫無關係”。說實話，這句話確實有些讓梅蘭芳動心。唱戲的以唱戲為生，唱戲是唱戲的職業，是飯碗，是賴以養家餬口的工具，不唱戲則意味著將一無所有。梅蘭芳有些猶豫，但始終又拿不定主意，於是去找幾位朋友商量。
大家對此眾說不一，有的說：“雖然上海陷落，為了養家餬口，做生意的照常做生意，我們唱戲的唱幾場營業戲，是給老百姓看的，又不是為敵人演出，有什麽關係呢。”對此，馮幼偉表示反對，他的理由是：“雖然演的是營業戲，可是梅蘭芳一出台，接著日本人要你去演堂會，要你去南京、東京、‘滿州國’演出，你如何迴絕呢？”
1957年，梅夫人福芝芳迴憶當時的情景時說：“我們家的大主意都是大爺自己拿，這一迴我可是插了句嘴。我悄悄地提醒他：‘這個口子可開不得！’，還真和他碰心氣了，他當時把香菸一下子掐滅，立起身來大聲說：‘我們想到一塊兒了，這個口子是開不得！’”。就這樣，他再次拒絕登台。
不能說梅蘭芳說要到香港演出完全是欺騙，他確有此考慮。那時候的人要想逃離日寇統治區隻有兩條路，不是去內地就是去香港。“播音事件”的發生促使梅蘭芳下定了盡快離開上海去香港的決心。他首先利用馮幼偉到港公幹之便請他預為布置，又委託交通銀行駐香港分行的許源來代為與香港利舞台聯繫赴港演出事宜。
一切安排就緒後，梅蘭芳於1938年春率梅劇團到達香港。在利舞台演出了一段時間後，劇團其他成員北返，梅蘭芳就此留在了香港，住在香港半山上的幹德道8號一套公寓裏達4年之久。
到了香港後的梅蘭芳這才發現楊小樓所說“很難說躲到哪去好”的確是有先見之明的。香港不是世外桃園，上海的流氓惡勢也早已蔓延到了香港。梅蘭芳在利舞台演出期間就曾發生過一起馮幼偉被流氓毒打事件。
馮幼偉因為幫助梅蘭芳赴港演出得罪了上海的一個流氓頭子芮慶榮（外號小阿榮）。當時，芮慶榮很想包辦梅蘭芳赴港演出事宜，多次找過梅蘭芳，但沒有成功，他懷疑馮幼偉從中使壞，便侍機報復。到港後，馮幼偉按慣例每晚到利舞台看梅蘭芳演出，戲散後，他還要到後台與梅蘭芳閑談幾句，然後再迴位於淺水灣的住宅。
一天夜裏，馮幼偉未等梅蘭芳卸完妝就先告辭了，可走後不久又滿臉滿身鮮血跌跌撞撞地迴來了，把正在卸妝的梅蘭芳和正陪梅蘭芳說話的許姬傳嚇得不輕，他們打了急救電話後，方問馮幼偉事情經過。原來，他走出利舞台不遠，突然感覺有人從身後衝過來，未及反應，就被一悶棍打倒在地，幸得路人相救。兇手見周圍人太多便丟下作案的兇器，一根外麵裹著舊報紙的圓鐵棍。這根鐵棍是圓的，否則，馮幼偉也就不會是流點血那麽簡單了。不過，他的傷足足養了半個多月才見好轉。
離開了上海，梅蘭芳初以為就此可以安心了，馮幼偉被打一事讓他已經放下的心復又懸了起來。流氓打的是馮幼偉，不能不說還含有威脅他梅蘭芳的意思。香港也不安全，他還得加倍警惕。演出結束後，他便深居簡出，以學習英文和世界語、畫畫、打羽毛球、集郵、與朋友談掌故、收聽廣播打發每一天，偶爾外出看看電影，有時晚上拉上窗簾悄悄唱幾段，吊吊嗓子。
梅蘭芳不曾想到，這年年中，孟小冬也悄悄來了一趟香港。
自從和杜月笙、姚玉蘭於上海分別後，孟小冬迴到北平。時局動盪，戲自然是無法演了。她一方麵安心休養，一方麵也可能是因為百無聊賴，竟收養了一個小女孩為養女。這個女孩乳名大玉子，後來人稱“玉妹”。此時，孟小冬實足30歲，仍然孤身一人，沒有自己的家庭，更沒有子女。“沒有子女”的說法並不準確。據說，她在北平時生過一個女孩，後來送了人。或許她對未來能否有一個正常的家庭生活感到失望，這才動了收養的念頭吧。
遠在香港的杜月笙無法忘卻孟小冬，也為她仍身處日寇占領下的北平而感到不安。於是，他通過留在上海的帳房先生黃國棟，給孟小冬寫了一封信，讓她也去香港。可以想見，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孟小冬收到杜月笙的信，該是如何得心暖。她或許會認為，杜月笙對她是真心的，也隻有他（當然還有姚玉蘭）能夠給予她溫情。於是，她立即收拾行裝，動身去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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