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梅蘭芳一樣，楊小樓不僅是京劇界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是一位愛國誌士。北平、天津淪陷前，冀東24縣已經被漢奸所控製，距北平不遠的通縣就是偽冀東政府的所在地。1936春，偽冀東長官殷汝耕為慶賀生日，在通縣舉行大規模的堂會。此時，北平最大名角便是楊小樓，他也就成為他們的主要邀請對象。但是，他們無論是以通縣到北京乘汽車隻用一小時為由，還是允諾給加倍的包銀，甚至提出加倍的包銀還嫌少的話，任由楊老闆開，楊小樓始終不鬆口。
梅蘭芳迴北平後，去探望楊小樓，和他說起此事，勸說道：“您現在不上通縣給漢奸唱還可以做到，將來北平也變了色怎麽辦！您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
楊小樓似已做好了“北平變色”後的準備，他說：“很難說躲到哪去好，如果北平也怎麽樣的話，就不唱了，我這麽大歲數，裝病也能裝個十年八年，還不就混到死了。”
一年後，北平淪陷，楊小樓果然稱病再也不肯登台，不久就病逝了。因此，梅蘭芳這次和楊小樓相見，竟是他倆的最後一次。
眾所周知，四大名旦中的梅蘭芳和程硯秋關係最為特殊。程硯秋曾經拜師梅蘭芳，兩人有師徒情誼。今天重提這對師徒，許多老戲迷仍然津津樂道於他倆的兩次“打對台”，一次是在1936年，一次是10年後的1946年。對於某些不懷好意的人來說，他們也很願意看到師徒對台的情景，因為他們又有了挑撥離間、煽風點火的機會。但實際上，這樣的對台戲，是一種正常的藝術競爭。
寬泛地說，他倆的第一次打對台並不是在1936年，而是在1924年4月間。當時，程硯秋連續公演了兩部新戲，《賺文娟》和《金鎖記》，上座極盛，按照程師羅癭公的說法，為京師劇場之冠。這個時候，能與程硯秋抗衡的，隻有梅蘭芳。雖然梅蘭芳此時隻有一部新戲，那就是《西施》，但他畢竟是旦行翹楚，聲名無人能擋，無論演新戲，還是重拾舊劇，都極具號召力。因此，羅癭公在寫給朋友袁伯夔的一封信裏，這樣說：“近者，偌大京師各劇場沉寂，隻餘梅、程師徒二人對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資格分量充足，程則鋒銳不可當，故成兩大之勢。”
嚴格說來，這次對台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打對台，隻是不湊巧，在整個京城劇界頗有些蕭條的情況下，隻有他倆仍然活躍在各自的舞台上。從程硯秋的內心來說，此時，他也並沒有要與師傅打對台的故意。
程硯秋不僅沒有這方麵的想法，甚至在有機會與師傅打對台時，竟然為顧及師傅，主動放棄了一次對台的機會。那是在兩年後，他結束在香港的演出，迴京途中路過上海。在他去香港前，曾與上海“共舞台”的老闆約好，待他自港迴來後，在上海唱一個月。然而，當他迴到上海，準備履行他之前的承諾時，意外地發現，梅蘭芳受上海“丹桂第一台”之約，正準備來滬演出。考慮到此時留滬演出一個月，期間勢必要與梅蘭芳打對台。他對梅蘭芳是尊敬的，他不願意看到師徒對台的情景，他認為這樣做，是對師傅的大不敬，肯定會傷害到梅蘭芳，盡管他這個徒弟並不一定能贏得了師傅，但他還是決定避開為好。於是，他和“共舞台”商量後，提前返京。
在梨園界，師徒之間、長輩與晚輩之間打對台，是經常發生的事。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是他們故意要和對方過不去，而隻是巧合不幸遇上罷了。
梅蘭芳遷居上海後，京城戲院旦行的領袖人物也就是程硯秋了。在這幾年裏，盡管程硯秋其間出國考察了一年多，但相比梅蘭芳，京城的觀眾還是看程多於看梅的。因此，1936年，當離京數年的梅蘭芳首次北返，並且重新登台，自然吸引了大量渴求已久的梅迷們。加上他將票價隻定為1.2/張，並不昂貴，而且與他配戲的演員陣容十分強大，有老生楊盛春、小生程繼仙和薑妙香、醜角蕭長華等，演出的劇目又多是梅派名劇。所以，包括楊小樓在內的名角兒自知不是對手，也就主動減少演出場次，避開梅的鋒芒。隻有程硯秋毫不畏懼。
這個時候的程硯秋也早已不再是隻為吃飯而唱戲的普通演員了，他有了自己獨特的藝術思想，也對戲劇有了更深的認識。他出國了一次，不是演出，而是考察，他對自己長期的演出實踐進行了理論總結。同時，他對師徒關係，對打對台戲，也有了不同於以往的認識。他不再以為與師傅打對台就是對師傅的不敬，相反，他認為隻有一代超越一代，社會才能不斷進步。更重要的是，出於自身生活的考慮，也為了不影響全團演員一家老小的生活，麵對師傅的強大號召力，他也不能退縮。於是，他執意在前門外的中和戲院，在楊小樓等人每周隻敢演一場的情況下，堅持每周演出兩場。
雖然程硯秋的演員陣容也十分強大，演出劇目也都是程派拿手戲《金鎖記》、《碧玉簪》、《青霜劍》、《鴛鴦塚》等。但是，在這場師徒對決中，他還是不敵梅蘭芳。除了梅蘭芳的號召力，以及久未在京城露麵的原因外，也有其他客觀原因。比如，程硯秋所在的中和戲院離梅蘭芳所在的第一舞台相距隻有兩裏路，觀眾花同樣的價錢，不如去看梅蘭芳。另外，中和戲園隻能容納800人，比第一舞台要小許多。所以，單純就觀眾人數論，程硯秋也不可能勝得了梅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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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蘭芳迴北平後，去探望楊小樓，和他說起此事，勸說道：“您現在不上通縣給漢奸唱還可以做到，將來北平也變了色怎麽辦！您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
楊小樓似已做好了“北平變色”後的準備，他說：“很難說躲到哪去好，如果北平也怎麽樣的話，就不唱了，我這麽大歲數，裝病也能裝個十年八年，還不就混到死了。”
一年後，北平淪陷，楊小樓果然稱病再也不肯登台，不久就病逝了。因此，梅蘭芳這次和楊小樓相見，竟是他倆的最後一次。
眾所周知，四大名旦中的梅蘭芳和程硯秋關係最為特殊。程硯秋曾經拜師梅蘭芳，兩人有師徒情誼。今天重提這對師徒，許多老戲迷仍然津津樂道於他倆的兩次“打對台”，一次是在1936年，一次是10年後的1946年。對於某些不懷好意的人來說，他們也很願意看到師徒對台的情景，因為他們又有了挑撥離間、煽風點火的機會。但實際上，這樣的對台戲，是一種正常的藝術競爭。
寬泛地說，他倆的第一次打對台並不是在1936年，而是在1924年4月間。當時，程硯秋連續公演了兩部新戲，《賺文娟》和《金鎖記》，上座極盛，按照程師羅癭公的說法，為京師劇場之冠。這個時候，能與程硯秋抗衡的，隻有梅蘭芳。雖然梅蘭芳此時隻有一部新戲，那就是《西施》，但他畢竟是旦行翹楚，聲名無人能擋，無論演新戲，還是重拾舊劇，都極具號召力。因此，羅癭公在寫給朋友袁伯夔的一封信裏，這樣說：“近者，偌大京師各劇場沉寂，隻餘梅、程師徒二人對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資格分量充足，程則鋒銳不可當，故成兩大之勢。”
嚴格說來，這次對台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打對台，隻是不湊巧，在整個京城劇界頗有些蕭條的情況下，隻有他倆仍然活躍在各自的舞台上。從程硯秋的內心來說，此時，他也並沒有要與師傅打對台的故意。
程硯秋不僅沒有這方麵的想法，甚至在有機會與師傅打對台時，竟然為顧及師傅，主動放棄了一次對台的機會。那是在兩年後，他結束在香港的演出，迴京途中路過上海。在他去香港前，曾與上海“共舞台”的老闆約好，待他自港迴來後，在上海唱一個月。然而，當他迴到上海，準備履行他之前的承諾時，意外地發現，梅蘭芳受上海“丹桂第一台”之約，正準備來滬演出。考慮到此時留滬演出一個月，期間勢必要與梅蘭芳打對台。他對梅蘭芳是尊敬的，他不願意看到師徒對台的情景，他認為這樣做，是對師傅的大不敬，肯定會傷害到梅蘭芳，盡管他這個徒弟並不一定能贏得了師傅，但他還是決定避開為好。於是，他和“共舞台”商量後，提前返京。
在梨園界，師徒之間、長輩與晚輩之間打對台，是經常發生的事。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是他們故意要和對方過不去，而隻是巧合不幸遇上罷了。
梅蘭芳遷居上海後，京城戲院旦行的領袖人物也就是程硯秋了。在這幾年裏，盡管程硯秋其間出國考察了一年多，但相比梅蘭芳，京城的觀眾還是看程多於看梅的。因此，1936年，當離京數年的梅蘭芳首次北返，並且重新登台，自然吸引了大量渴求已久的梅迷們。加上他將票價隻定為1.2/張，並不昂貴，而且與他配戲的演員陣容十分強大，有老生楊盛春、小生程繼仙和薑妙香、醜角蕭長華等，演出的劇目又多是梅派名劇。所以，包括楊小樓在內的名角兒自知不是對手，也就主動減少演出場次，避開梅的鋒芒。隻有程硯秋毫不畏懼。
這個時候的程硯秋也早已不再是隻為吃飯而唱戲的普通演員了，他有了自己獨特的藝術思想，也對戲劇有了更深的認識。他出國了一次，不是演出，而是考察，他對自己長期的演出實踐進行了理論總結。同時，他對師徒關係，對打對台戲，也有了不同於以往的認識。他不再以為與師傅打對台就是對師傅的不敬，相反，他認為隻有一代超越一代，社會才能不斷進步。更重要的是，出於自身生活的考慮，也為了不影響全團演員一家老小的生活，麵對師傅的強大號召力，他也不能退縮。於是，他執意在前門外的中和戲院，在楊小樓等人每周隻敢演一場的情況下，堅持每周演出兩場。
雖然程硯秋的演員陣容也十分強大，演出劇目也都是程派拿手戲《金鎖記》、《碧玉簪》、《青霜劍》、《鴛鴦塚》等。但是，在這場師徒對決中，他還是不敵梅蘭芳。除了梅蘭芳的號召力，以及久未在京城露麵的原因外，也有其他客觀原因。比如，程硯秋所在的中和戲院離梅蘭芳所在的第一舞台相距隻有兩裏路，觀眾花同樣的價錢，不如去看梅蘭芳。另外，中和戲園隻能容納800人，比第一舞台要小許多。所以，單純就觀眾人數論，程硯秋也不可能勝得了梅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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