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兩年，孟小冬斷斷續續在平、津兩地演出。之所以說“斷斷續續”，是因為她的身體日漸衰弱，胃的毛病日益加重。加之時局不好，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已昭然若揭，人心慌慌，市麵不振，娛樂業更是蕭條。
在上海的梅蘭芳，演出也大為減少。他甚至有時間跟隨一個英國老太太學習英語口語和語法，每周學習兩次，分別是周一和周三下午。從1934年春天開始，他就開始為赴蘇聯訪問演出做準備了。
自訪問美國後，梅蘭芳對世界的了解大大進了一步。為使眼界更加開闊，也便於日後將京劇拓展到歐洲，他萌發了旅歐之念。從美國返迴北京後，他又去拜訪胡適，一是匯報在美演出情形，另外便談到擬去歐洲的計劃，還是希望胡適給予指點。胡適很贊同他的想法，他勸梅蘭芳請張彭春先往歐洲走一趟，作一個通盤計劃，再做決定。
就在梅蘭芳躊躇滿誌地準備歐洲之行時，“九#8226;一八”事件爆發，國內局勢急轉直下。梅蘭芳不得已，於1932年離開北京，南下上海，旅歐計劃隻得緩行。然而，他的弟子、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卻於1931年深秋拋下國內的一切，隻身去了歐洲五國。他此行的目的並不像梅蘭芳數次出國那樣以演出為主，而是專門考察歐洲戲劇。歸國後，他寫了一本《赴歐考察戲曲音樂報告》，其中包含了十九點心得，極富理論性。
程硯秋此行再度激發了梅蘭芳的赴歐決心，他一方麵在上海趕排《抗金兵》《生死恨》等應合抗戰的戲，一方麵積極與駐英、法、德的外交官聯繫，加緊籌備。就在此時，他接到了蘇聯方麵的邀請，懇請他在赴歐之前先到蘇聯演出。
當年梅蘭芳到美國演出，接受的是民間團體“華美協進社”的邀請，純粹屬於民間文化商業行為，而此番到蘇聯演出，他卻是從蘇聯駐華大使館特派漢文參贊鄂山蔭那裏接到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代理會長庫裏斯科的正式邀請函。也就是說，赴蘇演出似乎官方色彩更加濃重一些。這也恰好為蘇方是出於政治目的而邀請梅蘭芳的此種說法提供了依據。
其實對於蘇方究竟出於何種原因邀請梅蘭芳去演出，說法有幾種，除了想一睹梅蘭芳舉世聞名的藝術外，有人猜測是因為當時的蘇聯藝術界寫實派正在沒落，而開始盛行象徵主義，中國京劇一直被認為是“象徵派”藝術；另一種說法便是政治的：當時蘇聯剛剛將中東鐵路賣給了偽滿，中國國內對此行為大為不滿。蘇方為緩和和中國的關係，沖淡中國人民的反蘇情緒，遂邀請梅蘭芳和電影明星胡蝶一同去蘇聯演出。對於梅蘭芳而言，無論蘇方是出於什麽目的，他要做的隻是為演出而精心準備。
相比到美國演出前的焦慮和擔憂，梅蘭芳此次的心態平和了許多。當初他對中國京劇是否能被西方人接受是毫無把握的，麵對的又將是完全陌生的文化，心中忐忑是不可避免的。如今距訪美又過去了四五年，他對世界各國的文化，特別是讀過程硯秋的《赴歐考察戲曲音樂報告》之後對歐洲戲劇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便也就少了因為不知情所帶來的懼怕。
另一方麵，當初他去美國演出，不但旅費自籌，演出如果不賣座的話，他將麵臨破產，因而經濟壓力是相當大的。此次去蘇聯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是蘇聯政府出麵邀請的，衣食住行各方麵都由對方負擔。
再者，梅蘭芳在選擇演出劇目時，不得不考慮到蘇聯與美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文化背景也不同，演出劇目自然是要有差別的。盡管如此，當初他為訪美而準備的宣傳品和演出設備等，則是可以繼續延用的。從這一角度上看，客觀上也為他減輕了許多麻煩。
其實最重要的是，他在去過兩次日本、一次香港和一次美國之後，對於出國演出已積累了不少經驗，這些經驗也使他比訪美要輕鬆許多。
心態上的差異並沒有讓梅蘭芳輕視訪蘇。就他對蘇聯的認識，這個國家雖然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它的戲劇傳統遠優於美國，戲劇人才的文化層次也遠高於美國。他在美國麵對的是以杜威為代表的學者以及以卓別林為代表的演藝界人士，而在蘇聯，他麵對的將是一批真正的戲劇理論專家。為迎接梅蘭芳的到來，蘇方特地組織了一個“招待梅蘭芳委員會”。該會主席由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會長阿羅舍夫和中國駐蘇聯大使顏惠慶擔任，委員有：蘇聯第一藝術劇院院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欽科劇院院長丹欽科、梅耶荷德劇院院長梅耶荷德、卡美麗劇院院長泰伊羅夫、著名電影導演愛森斯坦、國家樂劇協會會長韓賴支基、藝人聯合會會長鮑雅爾斯基、名劇作家特列加科夫等等。
這份名單包含了蘇聯戲劇、電影、文學界的最高層次人士。可以說，梅蘭芳是懷揣經濟壓力赴美的，而此次赴蘇，他有的便是自感戲劇理論不足所造成的壓力。因此，沒有厚實的文化底蘊，沒有充分的思想和技術準備，他或許不能繼在美國演出後再創佳績。
此時，身居上海的梅蘭芳已經無法倚仗仍處北平的齊如山，也就是說，這對黃金組合因為分處京、滬兩地而拆夥。繼續在他身邊輔佐籌備工作的是馮幼偉和吳震修，而真正能在藝術上擔當重任的仍然是張彭春。在籌備訪蘇期間，梅蘭芳接受胡適的建議，除再次聘請張彭春為劇團總指導外，又聘請戲劇家餘上沅為副指導。餘上沅是胡適的學生，二十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英文係，後來赴美研究戲劇。據說他之所以接受梅蘭芳的邀請，一是出於對梅蘭芳藝術的欣賞，另一個原因便是胡適的極力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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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梅蘭芳，演出也大為減少。他甚至有時間跟隨一個英國老太太學習英語口語和語法，每周學習兩次，分別是周一和周三下午。從1934年春天開始，他就開始為赴蘇聯訪問演出做準備了。
自訪問美國後，梅蘭芳對世界的了解大大進了一步。為使眼界更加開闊，也便於日後將京劇拓展到歐洲，他萌發了旅歐之念。從美國返迴北京後，他又去拜訪胡適，一是匯報在美演出情形，另外便談到擬去歐洲的計劃，還是希望胡適給予指點。胡適很贊同他的想法，他勸梅蘭芳請張彭春先往歐洲走一趟，作一個通盤計劃，再做決定。
就在梅蘭芳躊躇滿誌地準備歐洲之行時，“九#8226;一八”事件爆發，國內局勢急轉直下。梅蘭芳不得已，於1932年離開北京，南下上海，旅歐計劃隻得緩行。然而，他的弟子、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卻於1931年深秋拋下國內的一切，隻身去了歐洲五國。他此行的目的並不像梅蘭芳數次出國那樣以演出為主，而是專門考察歐洲戲劇。歸國後，他寫了一本《赴歐考察戲曲音樂報告》，其中包含了十九點心得，極富理論性。
程硯秋此行再度激發了梅蘭芳的赴歐決心，他一方麵在上海趕排《抗金兵》《生死恨》等應合抗戰的戲，一方麵積極與駐英、法、德的外交官聯繫，加緊籌備。就在此時，他接到了蘇聯方麵的邀請，懇請他在赴歐之前先到蘇聯演出。
當年梅蘭芳到美國演出，接受的是民間團體“華美協進社”的邀請，純粹屬於民間文化商業行為，而此番到蘇聯演出，他卻是從蘇聯駐華大使館特派漢文參贊鄂山蔭那裏接到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代理會長庫裏斯科的正式邀請函。也就是說，赴蘇演出似乎官方色彩更加濃重一些。這也恰好為蘇方是出於政治目的而邀請梅蘭芳的此種說法提供了依據。
其實對於蘇方究竟出於何種原因邀請梅蘭芳去演出，說法有幾種，除了想一睹梅蘭芳舉世聞名的藝術外，有人猜測是因為當時的蘇聯藝術界寫實派正在沒落，而開始盛行象徵主義，中國京劇一直被認為是“象徵派”藝術；另一種說法便是政治的：當時蘇聯剛剛將中東鐵路賣給了偽滿，中國國內對此行為大為不滿。蘇方為緩和和中國的關係，沖淡中國人民的反蘇情緒，遂邀請梅蘭芳和電影明星胡蝶一同去蘇聯演出。對於梅蘭芳而言，無論蘇方是出於什麽目的，他要做的隻是為演出而精心準備。
相比到美國演出前的焦慮和擔憂，梅蘭芳此次的心態平和了許多。當初他對中國京劇是否能被西方人接受是毫無把握的，麵對的又將是完全陌生的文化，心中忐忑是不可避免的。如今距訪美又過去了四五年，他對世界各國的文化，特別是讀過程硯秋的《赴歐考察戲曲音樂報告》之後對歐洲戲劇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便也就少了因為不知情所帶來的懼怕。
另一方麵，當初他去美國演出，不但旅費自籌，演出如果不賣座的話，他將麵臨破產，因而經濟壓力是相當大的。此次去蘇聯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是蘇聯政府出麵邀請的，衣食住行各方麵都由對方負擔。
再者，梅蘭芳在選擇演出劇目時，不得不考慮到蘇聯與美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文化背景也不同，演出劇目自然是要有差別的。盡管如此，當初他為訪美而準備的宣傳品和演出設備等，則是可以繼續延用的。從這一角度上看，客觀上也為他減輕了許多麻煩。
其實最重要的是，他在去過兩次日本、一次香港和一次美國之後，對於出國演出已積累了不少經驗，這些經驗也使他比訪美要輕鬆許多。
心態上的差異並沒有讓梅蘭芳輕視訪蘇。就他對蘇聯的認識，這個國家雖然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它的戲劇傳統遠優於美國，戲劇人才的文化層次也遠高於美國。他在美國麵對的是以杜威為代表的學者以及以卓別林為代表的演藝界人士，而在蘇聯，他麵對的將是一批真正的戲劇理論專家。為迎接梅蘭芳的到來，蘇方特地組織了一個“招待梅蘭芳委員會”。該會主席由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會長阿羅舍夫和中國駐蘇聯大使顏惠慶擔任，委員有：蘇聯第一藝術劇院院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欽科劇院院長丹欽科、梅耶荷德劇院院長梅耶荷德、卡美麗劇院院長泰伊羅夫、著名電影導演愛森斯坦、國家樂劇協會會長韓賴支基、藝人聯合會會長鮑雅爾斯基、名劇作家特列加科夫等等。
這份名單包含了蘇聯戲劇、電影、文學界的最高層次人士。可以說，梅蘭芳是懷揣經濟壓力赴美的，而此次赴蘇，他有的便是自感戲劇理論不足所造成的壓力。因此，沒有厚實的文化底蘊，沒有充分的思想和技術準備，他或許不能繼在美國演出後再創佳績。
此時，身居上海的梅蘭芳已經無法倚仗仍處北平的齊如山，也就是說，這對黃金組合因為分處京、滬兩地而拆夥。繼續在他身邊輔佐籌備工作的是馮幼偉和吳震修，而真正能在藝術上擔當重任的仍然是張彭春。在籌備訪蘇期間，梅蘭芳接受胡適的建議，除再次聘請張彭春為劇團總指導外，又聘請戲劇家餘上沅為副指導。餘上沅是胡適的學生，二十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英文係，後來赴美研究戲劇。據說他之所以接受梅蘭芳的邀請，一是出於對梅蘭芳藝術的欣賞，另一個原因便是胡適的極力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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